舉世聞名的中國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結束70周年之際，也是中國革命的見證者、中國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諾誕辰100周年。 　　斯諾生前同20世紀前半葉苦難深重的中國融合在一起，那么斯諾怎樣看待他身后的中國呢?
　　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國會甚囂塵上時，斯諾被迫流亡瑞士。而斯諾去世時，尼克松正要登上飛往北京的空軍一號。美國國會在記錄斯諾去世時寫道：“埃德加?斯諾看見紅星升起。”
　　他看見紅星照耀中國的西北一角，他看見紅星照耀中國大地。長眠在北京一隅的斯諾，也一定能夠看到紅星照耀一個民主、富裕、開放、和平和統(tǒng)一的中國。
　　
　　埃德加?斯諾：
　　未來的同代人
　　
　　今天，在北京大學很容易找到斯諾之墓。隨便一個學生都能指出這位前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和“一二九”運動參加組織者永眠之處。他們很可能沒有閱讀過《紅星照耀中國》，但幾乎每個人都知道這部大書及其杰出的作者。
　　斯諾長眠于此已三個時代了，在更真切的意義上，他仍然是我們的同代人，而且是屬于未來的同代人。就像這位美國人為中國紅色革命辯護時一樣，我們傾聽他從未來向我們訴說：為革命辯護就是為未來辯護，而非為現實或現狀辯護。
　　未經雕磨的長方形青色巖石墓基上，橫臥著一方漢白玉墓碑。“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葉劍英元師挺拔雋永的筆跡，準確描摹出當年那座跨越太平洋的孤獨虹橋。自從這位歷史的探險家和正義事業(yè)的尋寶者長眠于此， 30多年來中國大地上發(fā)生太多變 遷，但他地下有知，必定確信這一切變遷本質上仍是他見證的中國革命的偉大延展。
　　1972年2月15日，在尼克松總統(tǒng)即將開始“改變世界的一周”的中國之行前夕，埃德加?斯諾在日內瓦處于彌留之際。這位以《紅星照耀中國》而名滿歐美世界的人，在病榻上用最后力量對馬海德醫(yī)生為首的中國醫(yī)療小組說出的最后一句話是：“我熱愛中國�！�
　　毛澤東和尼克松都沒有忘記這位中美關系走出嚴冬的“第一燕子”。一個禮拜后，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對尼克松總統(tǒng)談起這場舉世矚目的對話時說：“我跟早幾天去世的記者斯諾說過，我們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著呢?”
　　斯諾的骨灰一半安葬到美國哈德遜河畔家鄉(xiāng)的一位朋友的花園里，另一部分次年10月19日安葬到原燕京大學一角校園里。他那些送花圈的朋友們，毛澤東主席、宋慶齡副主席、朱德委員長、周恩來總理，還有陪同周恩來參加下葬儀式的李富春、郭沫若、鄧穎超、廖承志、康克清等，都已成為古人。站在斯諾墓前時，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之奔騰馬蹄聲，仍然在每個今人的耳邊呼嘯和轟鳴。
　　當時，斯諾夫人洛伊斯牽著女兒茜安的手說：“我的丈夫在遺言中表達了對中國的熱愛，并表示他生前一部分身心常系中國，希望死后也將自己一部分遺體安放在新中國的古老土地下，安放在中國的新人中間。在這里，對人類的尊重達到了新的高度；在這里，世界的希望發(fā)射著新的光芒�！�
　　這是斯諾的遺囑，更是他面向未來的呼喚。在中國古老大地上的年輕共和國，寄托著斯諾對于“新人”、“對人類的尊重的新高度”、“世界的希望”的無限期待。這也是斯諾所代表的那一代外國人，從白求恩、柯棣華到波伏娃和索爾伯里茲對于中華民族為人類自由而復興的熱望。
　　這一方墓地附近，是斯諾1936年去西北之旅的出發(fā)點，也是1937年整理寫作《紅星照耀中國》的地方。1971年最后一次離開中國后，斯諾仍在寫作最后一部關于中國的著作《漫長的革命入他沒來得及最后審定就與世長辭。也許他已經知道，中國大地上的“漫長的革命”沒有結束，正像毛澤東對斯諾所說的那樣，革命的未來只能留給下一代人不受前人束縛地去書寫。
　　
　　美國軍隊不會有便宜，
　　地理歷史教員會受歡迎
　　
　　埃德加?斯諾同時熱愛著偉大的中國和自己的祖國。也許正是這一點，使得他從內心里理解毛澤東的一個信念，那就是歷史終將把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帶到一起來。
　　正是斯諾，在1971年的“乒乓外交”后中美關系的轉折點上，在《生活》雜志及時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透露：毛澤東主席本人曾告訴他，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訪問中國，“無論以旅游者的身份還是以總統(tǒng)的身份”都會受到歡迎。
　　這篇文章是埃德加最后一篇獨家內幕新聞。就在尼克松前往北京的同一個星期，斯諾永遠放下手中的筆。但是在他隨后發(fā)表的《漫長的革命》及一些短文中，有著毛澤東和周恩來對于跨太平洋關系的遠見卓識，這些偉大人物的真知灼見，甚至會穿透整個21世紀前半葉。
　　中美關系始終是毛澤東、周恩來最為關心的國際關系。1965年，斯諾對毛澤東說：“過去15年，歷史的各種力量把美中兩國人民分開，幾乎斷絕了一切交往，我個人自然感到遺憾。今天，這個鴻溝似乎比過去更擴大了。但是，我自己不相信會最終發(fā)展到戰(zhàn)爭，造成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
　　據斯諾回憶，毛澤東主席的回答是歷史的各種力量最后也必然會把中美兩國人民再帶到一起來的；這個日子一定會到來。也許我是對的，在那以前戰(zhàn)爭是可以避免的。
　　作為中國革命的領袖和中國現代化之路的拓荒者，毛澤東和周恩來準確判斷出中華民族核心利益的臺灣問題背后的美國因素，這是跨太平洋關系的要害。
　　毛澤東說：“只有美國軍隊入侵中國，才會發(fā)生戰(zhàn)爭。他們可能來，他們也可能不來。如果他們來，他們確實不會得到很多便宜。那簡直是不允許的。美國領導人大概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們不會入侵中國。這樣就不會有戰(zhàn)爭，因為如果他們不派軍隊到中國來，中國當然決不會派軍隊去進攻美國�！边@位軍事天才在談到當時金門、馬祖問題時說：在自己國內放空炮被稱為侵略，而那些真正進行武裝干涉，轟炸和焚燒別國人民的人，卻不算是侵略者，這是什么道理?
　　而周恩來敏銳地意識到“臺獨”在中美關系中的爆炸性，盡管當時臺獨一小撮正名副其實以叛國者和漢奸身份呆在蔣介石的監(jiān)獄里。斯諾在《漫長的革命》中記述：周恩來明確表示，如果臺灣有人墮落到唯美國之命是從和為美國政策的需要服務，竟然宣布臺灣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并且依靠在美國政府操縱和強迫下的聯合國的多數，繼續(xù)篡奪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那么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這不但不可能改善和恢復中美關系……如果發(fā)生這種情況，中美對抗就絕不是幾年的問題，而將是一個長時期的問題，我們也不知道會有多少年。這種狀況將繼續(xù)下去直到這樣的一天到來蘭―我相信這一天是會到來的――那時美國將發(fā)現自己不能再沿著這條路繼續(xù)走下去，因而放棄了這個政策。
　　周恩來以一句話準確道出中美關系的本質特征：“為了改善中美關系，我們必須從原則問題開始，而不能從枝節(jié)問題開始�！边@也正是胡錦濤主席在30年后坦誠地對布什總統(tǒng)所說的話：臺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中國沒有回旋
　　在直面原則問題時，中國才可能去理解美國對于中國現代化的意義。毛澤東稱贊尼克松的《六次危機》寫得不錯時說：“我們對美國了解太少了，對美國不懂。要請你派教員來，特別是歷史和地理教員。”
　　其實，毛澤東對美國的了解有時深刻得超越了時代。阿克頓有一個偉大的見解，那就是聯邦主義而非“三權分立”才是美國民主的真正靈魂。
　　
　　“萬里長征第一步”和
　　“漫長的革命”
　　
　　在斯諾誕辰100周年時，今人首先應當傾聽的并不是什么“歷史的回音”，而是“屬于未來的聲音”。毛澤東把中國現代化建設之路說成“萬里長征的第一步”；而斯諾把自己關于中國的最后著作命名為《漫長的革命》。在這里，今人與其說要從現在回顧過去，毋寧說要從過去眺望未來。 　　1965年，斯諾第二次來到新中國時寫道：“上一次我同毛澤東談話是在 1960年，當時中國正處在經濟困難之中，那是由天災和人禍的殘酷結合造成的。蘇聯專家突然被撤走，工業(yè)機械的供應被中斷，300多個重點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毀。農業(yè)連續(xù)兩年遭到水旱災，幾乎有一半的農作物遭到部分的或全部的毀壞。由于為大躍進制訂的目標高得無法完成，在人民公社的試驗階段正常生產遭到破壞。只是由于實施了嚴格的定量配給，才避免了大規(guī)模的饑荒。當時毛澤東曾對我說，人民還不能吃飽。他預言，在國民生產總值(GNP)方面，中國需要50年時間才能趕上美國。”
　　在《漫長的革命》中，艾德加?斯諾記起同周恩來的談話(1964年10月22日、12月16日。斯諾聲明，談話的有些部分不供發(fā)表，但他同意大部分可以意述，有的可以直接引用原話。)：這時的周恩來，看來精神極好，對于謠傳他患了“重病”的流言他只付之一笑。盡管他已66歲，白頭發(fā)卻很少。他的一些言談中的現實主義精神，帶有對冒險主義和投機行為的強烈厭惡，同時他也深深感到，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國家，還需要幾十年的努力，這遠遠超過了他自己的歲月。
　　周恩來列舉了一些事例：中國一方面擁有堪與世界上同類機器相匹敵的1．6萬噸巨型水壓機，另一方面運輸卻還靠膠輪大車；一方面有精密儀器和柴油機推動的遠洋巨輪，另一方面農民還在使用舢板船和植物油燈�！爸袊�要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未來的人不受限制：
　　毛澤東和斯諾談青年一代
　　
　　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和斯諾都做過教員，都是從消息到評論的新聞寫作高手，而且都曾經是中國青年愛國運動的積極參加者，這決定了他們對未來取決于青年這一點的高度認同。
　　“一二九”運動前夕，燕京大學是中共領導的學生運動的重要陣地。斯諾夫婦積極參加燕大新聞學會的活動，他們家成為進步學生的活動場所，燕京大學的王汝海(黃華)、陳翰伯，清華大學的姚克廣(姚依林)，北京大學的俞啟威(黃敬)等都是家中常客。學生們就在斯諾家中商定了“一二九”運動的具體步驟，并把12月 9日、16日兩次大游行路線、集合地點告知斯諾夫婦。游行前夕，斯諾夫婦把《平津10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連夜譯成英文分送駐北平各國記者，請他們搶發(fā)電訊，并聯系組織各國記者現場采訪。
　　斯諾夫婦始終跟著游行隊伍，并給紐約《太陽報》發(fā)出獨家通訊，留下“一二九”運動大量文圖資料。他建議學生自治會舉行一次各國記者招待會，向全世界展示“一二九“運動。北平淪陷后，斯諾掩護許多進步學生撤離北平參加抗日游擊隊或奔赴延安。
　　因此，斯諾不僅理解青年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而且理解毛澤東對青年的極端重視：“(1964年10月)核裝置的爆炸提供了新成就的象征，有助于恢復共產主義的和愛國主義的信心和自尊。毛澤東本來可以帶著可以理解的自豪感談到他的‘自力更生’政策。但是他沒有夸口。我發(fā)現他處于作哲理思考的情緒之中，談到他同死亡的約會，而且看上去愿意把自己的政治遺產留待后世去評價。”
　　“你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環(huán)境。很多人發(fā)生疑問，在比較安逸的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將做出些什么來。你對這個問題是怎么想的?”面對斯諾1965年的提問，毛澤東說，“將來的事情要由將來的后代去決定，而且按曰1936年斯諾在陜北采訪途中。照我們不能預見的條件去決定。從長遠來看，將來的后代應當比我們更有知識，今天的青年和未來的青年將按照他們自己的價值標準來評價革命的工作�！�
　　真正理解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需要時間。目前，“遠離革命”正在成為一種中年人的智慧，但斯諾很可能永遠不會接受這種“智慧”。他認為中國革命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是屬于未來的人類遺產。
　　也許，當未來一代真正不受束縛地評價中國革命時，他們將更加理解那經過時間檢驗的價值，那些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犧牲的先人們，并從尸堆如山的先烈們那里，一再找到中華民族歷盡滄桑而不衰的真正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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