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代史以來，福建共有三次可以“領先一步”的發(fā)展機遇。但至少前兩次，福建都沒有很好地把握機會，將自己的先發(fā)優(yōu)勢轉化為勝勢。 　　福建多山，綿綿群山造成兩個直接的結果：首先是交通極為艱難，道路崎嶇，地域封閉，信息不靈。落后的交通千百年來一直是阻隔福建與中原聯(lián)系以及福建內部交往的屏障。其次，多山導致福建的河流都屬于短小山地型，不但航運價值不高，而且下游沒有大規(guī)模的沖積平原，使得閩省的經濟腹地狹小，直接制約了沿海港口城市的發(fā)展。
　　而福建海岸線全長3000多公里，有不少天然深水港灣，這個特點與中國其它沿海省份相比也是很突出的。這使得福建從北宋起就有較發(fā)達的商品經濟從而在全國沿海地區(qū)中占有較重要的地位。向臺灣移民墾殖種糧種蔗，是明末由海商出資才大規(guī)模進行的，閩臺人民的血緣關系由此形成。臺灣和東南亞由此成為當時福建過剩勞動力的出路。福建與東南亞的特殊聯(lián)系也是以華僑和華裔人士為紐帶的。這種特殊的聯(lián)系，成為改革開放后福建的一個優(yōu)勢。
　　
　　曾有兩次機遇
　　
　　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之后，中國被迫向西方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5個通商口岸。用現(xiàn)在的話說，在中國的第一批沿海開放城市中，福建居其二，這是福建在近現(xiàn)代的第一次發(fā)展機遇。但這5個城市以及其后更多開放口岸，發(fā)展軌跡卻大不相同。
　　從古代對外通商的歷史來看，福建遠勝上海，海上商業(yè)的經驗也不次于廣東。1843年上海開埠時不過是松江府下的一個小縣城，可在短短數十年間，竟后來居上，獨占鰲頭，獲得非凡的成功，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廣州雖然失去了鴉片戰(zhàn)爭前作為全國唯一外貿口岸的壟斷地位，但還保持了南中國重要口岸的地位。而福州、廈門兩港的發(fā)展卻平平淡淡，相形見絀。
　　究其原因，就在于福建眾多山脈地形阻隔，腹地局促窄小，猶如封口的喇叭吹不響。雖有長期豐富的航海通商歷史傳統(tǒng)，卻不能在沿海眾港口中脫穎而出。而上海的成功很大程度是依靠了其富庶雄厚的江南腹地經濟和密如蛛網的河道四通八達的地利優(yōu)勢。 太平天國敗亡后，左宗棠出任閩浙總督，駐于福州。作為朝廷重臣和洋務派領袖之一，左宗棠使福州成為中國近代工業(yè)的一個重要發(fā)祥地，這就是洋務運動帶給福建的第二次機遇。他和船政大臣沈葆楨創(chuàng)立的福州船政局，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軍艦生產基地和當時遠東最大的造船廠。就連洋務派大佬，左宗棠的競爭對手李鴻章也贊其為開山之祖。
　　船政局附設的船政學堂，為中國培養(yǎng)了一批重要的洋務和海軍人才，其中包括著名啟蒙思想家嚴復。從清末福建水師和北洋水師的管帶，到民國初年的海軍部長和總長，幾乎都是福建船政出身，其中大多數還是福建籍的。福州船政局最初的規(guī)模和影響力都要大于李鴻章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江南制造局，也比湖廣總督張之洞創(chuàng)辦的漢陽鐵廠早了二三十年。
　　可是當上海和武漢崛起的時候，福建工業(yè)化的嘗試卻隨著沈葆楨和左宗棠的相繼去世而人亡政息，就連福州船政局這個火種也沒能生存下去，因管理不善、業(yè)務不振，1907年被清廷下令停辦。從此造船重心移到了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
　　此次福建工業(yè)化嘗試的失敗固然有領導者和管理者的原因，但其背后更為深刻的原因是福建沒有能夠像上海、武漢一樣形成資本、物流和人流的集聚效應，而這些生產要素恰是工業(yè)化的關鍵所在。
　　自福州船政局關門之后的70年間，福建在整個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起起伏伏中一直默默無聞，乏善可陳。
　　1949年以后，福建作為對臺前線，更不是國家工業(yè)建設的重點投資地區(qū)。從1956年到1978年，福建在全國經濟中的比重從1．56％下降到1．26％。1978年，福建經濟總量在全國29個省級地區(qū)中僅名列第23位，人均工農業(yè)總產值竟然落后于西北5省區(qū)新疆、青海、寧夏、甘肅和陜西中的任何一個。
　　
　　第三次機遇：改革開放試點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轉折點，也是福建命運的轉折點。福建迎來了百多年來第三次也是最好的一次歷史機遇，是福建近代以來第三次獲得先發(fā)優(yōu)勢。
　　中央對福建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在1979年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確立下來，但這些政策在福建的貫徹實施，卻不是一帆風順。這固然有中央內部對這些政策還有爭論的因素，但也反映了省里的政治經濟的運作環(huán)境和地方領導的能力。尤其與同樣獲得特殊政策的廣東省相比，福建對中央賦予的政策的運用確有不盡人意之處。
　　當改革開放剛剛啟動的時候，福建的主要領導干部面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顯得謹慎有余，開拓不足。而最為后來者非議的一件事就是當農村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在全國形成如火如荼之勢時，福建卻還下達文件要求福建堅持人民公社制度。加上福建長期受地下黨(解放前來自地下黨城工部和地方游擊隊的干部)冤假錯案的困擾，干部們都怕被戴上資本主義的帽子，對中央在福建實行的特殊政策，大多持一種觀望的態(tài)度。
　　中央為了促進福建改革開放的事業(yè)，于1981年從北京調項南到福建主持省委工作。項南被公認是一位思想敏銳、才智過人而且平易近人的領導干部。
　　當時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開過兩年多了，但由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影響，福建改革開放的步子還沒有真正邁開。項南到任后，積極在福建推行農村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并提出福建要做好山海經的文章，以糾正過去以糧為綱的做法。他大刀闊斧，打開福建對外開放的大門。他對廈門特區(qū)的開發(fā)，設想十分大，曾主張采取香港的經驗，成為大陸第一個自由港。他是大陸第一個利用外資建成廈門機場的嘗試者。
　　早在80年代初，他就在省委會議上提出把省委大院的圍墻拆掉，開放里面的綠地給市民。這種想法在當時可謂十分超前，遭到許多人的反對。最后作為折衷，把省委大院的圍墻由磚墻改為鐵柵欄墻，以達到破墻現(xiàn)綠的效果。20多年后的今日，坐落在福州屏山的省委大院仍持續(xù)了這種格局。
　　雖然有了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領導，福建的改革開放和廣東比起來，還是顯得步履維艱。70年代后期習仲勛和楊尚昆出任過廣東的領導，以他們的權威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掃清了道路。而福建的困難則大得多，不但先天不足，而且還受到人事關系的種種困擾。項南也常常感到有心無力。在1983年的一次談話中，他坦陳雖然福建實行特殊政策已經幾年了，但過去幾年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1984年，鄧小平視察廈門。利用這個機會，項南爭取到中央支持，把廈門特區(qū)擴大到全島。中央同意給予廈門特區(qū)某些自由港的政策，這在當時是極為寶貴的政策優(yōu)惠。但由于種種制約和人事變更，福建沒能充分利用這個政策，浪費了一次稍縱即逝的機會。
　　1986年初，因為晉江假藥案，項南離開了他努力經營、引領5年的福建。這對福建的發(fā)展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損失和遺憾。
　　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初，福建的經濟發(fā)展可謂喜憂參半。一方面，福建利用改革開放的先發(fā)優(yōu)勢實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經濟起飛。1988年后大陸與臺灣的關系開始解凍，臺資的進入給福建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動力。福建的外資和外貿額都進入了全國前列。在1979年的時候，福建的工業(yè)總產值與相鄰的江西省相差無幾。但10年之后，福建已大大領先于江西。
　　然而另一方面，與廣東的崛起相比，福建的發(fā)展又相形見絀。同樣作為實行特殊政策的兩個試點省份，福建的外貿和外資額竟然只是廣東的一個零頭。在運用中央賦予的政策上，福建干部的謹小慎微與廣東干部的敢想敢干形成了強烈反差。民間有許多形象的說法，比如中央對試點省份搞的改革舉措采取松緊調節(jié)的做法。廣東看著上面閉著的那只眼睛，而福建盯著上面睜著的那只眼睛。又比如以交通燈作比喻，遇到黃燈，福建就停下來不走了，而廣東想著法子繞過去繼續(xù)前進。
　　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引發(fā)廠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新一輪高潮，改革開放由局部地區(qū)的試點迅速向全國范圍擴展。但福建對鄧小平的南巡講活再次表現(xiàn)出后知后覺。福建的“社教”運動一直搞到1993年才停止，以至出現(xiàn)如此民謠：深圳辦股票，上海點鈔票，福建搞社教。
　　雖然如此，在全國經濟狂飚突進的大環(huán)境下，福建也迎來了經濟發(fā)展的高潮。90年代中期，福建經濟增長速度一度高居全國第一。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中國經濟進入宏觀調控和相對緊縮時期。福建面臨著更為嚴峻的考驗：隨著中國的全方位開放，福建原來作為試點省份的先發(fā)優(yōu)勢已經幾乎不復存在。
　　與此同時，受廉價勞動力以及潛在市場的吸引，日、韓和臺灣地區(qū)的制造業(yè)開始大規(guī)模向中國大陸轉移。在這一波產業(yè)轉移中，外資更為重視中國的國內市場，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成為外資的首選之地。而福建受山地阻隔交通不便、腹地狹小，內部市場有限的劣勢變得越來越突出。而且隨著外商對中國的投資環(huán)境逐步熟悉，原來福建對臺對僑的血緣親緣優(yōu)勢在外商投資布局的考慮中進一步淡化。
　　從90年代中期開始，福建的吸收外資額在全國的排位從原來的第二位開始節(jié)節(jié)后退，就連過去不以吸收外資見長的浙江省都后來居上。
　　過去10年中，中國經濟布局的最大特征就是形成了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兩大增長極，而夾在兩大增長極之間的福建則感到了被邊緣化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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