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做教師的人，天長日久，日久生情，往往對書存有一種特殊的情緣，甚至于由此而成為藏書家，如友人賀衛(wèi)方教授、陳平原教授、余三定教授等，即是如此。我本人從1981年讀大學起即喜歡買書，迄今愈買愈多，加上老前輩曹德謙先生和師兄滿運龍博士的贈書、李世洞教授和業(yè)師齊文穎教授的贈刊，還有其他學界前輩師友(如任繼愈、程千帆、羅榮渠、何茲全、來新夏、汪熙、錢存訓、伍杰、劉緒貽、楊生茂、黃安年等前輩)的雅贈，如今我的書房和書庫也已經(jīng)相當成規(guī)模了。
　　最近從衛(wèi)方兄的博文中獲悉，他從石河子回京后到海淀圖書城閑逛中國書店，“看到一個桌子上擺放了周一良和王重民兩位先生的部分藏書出售……不免有些驚喜，就買下其中的兩本以為紀念�！蔽也皇侵芟壬�的學生，但我讀研究生時的老師和不少同窗好友是周先生的得意門生，因此對周先生也就格外的尊重。既然先生的書有售，我當然不能錯失良機。于是，根據(jù)衛(wèi)方的指點，我于8月3日下午專程趕往中國書店三樓，一進門就看到衛(wèi)方描述過的桌子上擺放著待售的周先生的部分藏書，約有30種，售價從50元到1800元不等。我?guī)У默F(xiàn)金有限，就選購了其中的三種――《胡適思想批判文集》(第一集)、《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世界史文集》和《求索齋書法――羅榮渠墨跡選》。
　　這里專門談《胡適思想批判文集》(第一集)。該書由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1955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從版本信息看，全書29.52萬字，印4613冊，大32開本，定價一元六角二分(中國書店售價是200元，而且是一口價，不能還價)。封面上有周先生的手跡：“一九五五年五月收到”，并有“一良”的印章。扉頁有“周一良所藏書”、“畢竟是書生”等四個印章。鑒于該書收有周先生的大作，因此可推斷本書乃是出版社給作者的樣書。
　　根據(jù)該書版權頁“內容提要”的說法：“這是一本批判胡適反動思想的書。本書是從全國近來報刊上所發(fā)表的有關討論和批判胡適反動思想的文章匯集成的。本輯重點是批判胡適反動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和歷史觀點。”該書“出版者的話”說：“胡適，這個頭等戰(zhàn)爭犯雖然早已為人民唾棄了，但他的反動思想，在我國學術界中卻依然具有不可忽視的惡毒影響。因此，從各方面來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肅清胡適和胡適派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在各個學術部門的影響，是非常必要的。這是我們思想戰(zhàn)線上一次重要的思想批判運動，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建設中一種重大事件�！比珪�22篇文章，除《學習》雜志社的評論《開展對胡適派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批判》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座談會發(fā)言摘要《批判胡適主觀唯心論的歷史觀與方法論》外，其余文章的作者大都是當時業(yè)已鼎鼎有名、后來在學界德高望重的前輩專家學者，如《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的李達、《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適的反動面貌》的侯外廬、《論胡適反動思想的流毒》的夏康農(nóng)、《胡適實用主義哲學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學性》的艾思奇、《論胡適派腐朽的資產(chǎn)階級人生觀》的胡繩、《胡適的實用主義思想方法批判》的任繼愈、《兩點批判，一點反省》的賀麟、《胡適唯心論觀點在史學中的流毒》的稽文甫、《從實用主義到改良主義》等二篇的王若水、《批判胡適哲學思想的反動實質》等二篇的孫定國。收入書中的周一良先生的作品是《批判胡適反動的歷史觀》。
　　《批判胡適反動的歷史觀》一文(第373-381頁)，原載《光明日報》1954年12月9日。在此文中，周先生斷定胡適“是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里代表買辦資產(chǎn)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他在學術思想上堅持唯心論的觀點，必然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相敵對的營壘中”。從有關中國古代史的觀點，作者指出“胡適的十足的買辦性”，“我們在胡適身上還嗅得出一點點中國人的氣息嗎?”在作者看來，“胡適不但不承認封建主義的存在，尤其喪心病狂的是否認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于中國人民的壓迫和毒害，否認帝國主義對于中國封建軍閥的操縱指使”，“從而否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就是根本歪曲了中國近代的歷史”，“胡適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事實彰彰在人耳目，無待論證”。作為畢業(yè)于哈佛的北大著名歷史學家，周先生獨出心裁地發(fā)了如下議論：“胡適自封為歷史學家……胡適在歷史方面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屬于整理國故范圍內的辨?zhèn)喂ぷ�，根本不牽涉到歷史�！焙�適對于《水經(jīng)注》的研究，按照周先生的判斷，乃是把“這部偉大著作加以肢解割裂”，“是對于《水經(jīng)注》的侮辱，也是考據(jù)學的錯誤應用的典型”。作者批評說：胡適的整理國故，是企圖“摧毀青年們的民族自豪感，死心塌地地從思想上去投靠帝國主義”，其“終極目的又是在替中國人民的敵人一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官僚資產(chǎn)階級起幫兇作用了”。在文章的最后，作者進行了自我批評：“胡適的唯心論學術思想的影響，特別是他的提倡考據(jù)學，對于我們這一輩人的惡劣影響是很大的，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解放之前不久，我曾替反動分子張其昀所主編的《現(xiàn)代學術文化概論》寫過一篇‘現(xiàn)代史學的特征’，其中第一點就舉出胡適‘大膽假設，小心考證’的八個字。今天看起來，他的‘大膽假設’是唯心論的、主觀的假設�！�小心求證’是實驗主義所承認的‘一點一滴作到的進步’。這八個字和胡適在政治上提出的八個字‘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基本上是同樣的反動主張。而我就義務地替他宣傳了反動的實驗主義的方法論。在研究工作中，我也受到‘辨?zhèn)巍�的影響……都有待于以后繼續(xù)深入地自我檢查、批判和肅清，以便能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從事歷史研究工作�！�
　　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對于胡適先生的大規(guī)模批判，已成為當代中國學術政治史的重要一頁。無論是周一良先生的《批判胡適反動的歷史觀》，還是這本《胡適思想批判文集》，抑或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八輯、近200萬字《胡適思想批判》，作為文本，其本身都已經(jīng)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據(jù)文獻記載：《文史哲》1954年第9期發(fā)表李希凡、藍翎批評俞平伯先生的專論《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后，毛澤東說：“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同年12月2日，中國科學院院部和中國作協(xié)主席團擴大聯(lián)席會議通過《關于批判胡適問題組織計劃》，并成立了一個由郭沫若、茅盾、周揚、鄧拓等組成的高規(guī)格的委員會，從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不同學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胡適批判運動。事實上，周先生的上述文章就是這一批判運動的結果之一�；�于對于歷史的同情之理解，我們應該像考察任何歷史上的文本一樣，不能脫離當時具體的歷史時空來評價包括周先生的文章在內的這200萬字的胡適批判文字，而且也不能滿足于簡單地算歷史的總賬。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遮蔽歷史的真實存在。因此，作為史界晚輩，我們固然一如既往地尊重周一良先生及其同輩人，但不能規(guī)避出自這些前輩手筆的上述批判文章，因為這是曾經(jīng)真實地存在過的歷史事實。同時，我也注意到，周先生生前編定出版的五卷本《周一良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并未收入這篇當時史學界批判胡適先生史觀的有影響的作品。
　　難能可貴的是，經(jīng)歷了大起大落的周先生，晚年曾對自己的學術人生做過深刻的反思。在談50年代中期的批判文章時，已洞徹人生真諦的周先生并不避諱：“‘批判胡適唯心史觀運動’中，我曾寫過文章，作過報告，參加了批判�，F(xiàn)在回想：第一，當時確實是誠心誠意，認為自己作為新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改造思想�！�不破不立’，應當根據(jù)自己理解進行批判，即使是過去所敬重的人。第二，確實認為，歷史長河從總的看，從大處看，從長遠看，應當是有規(guī)律可尋的，是有其必然性的。但另一方面，歷史上千百年來的人和事千變萬化，又有無數(shù)偶然性，是不能用一成不變的規(guī)律來解釋的。因此，歷史的進程是必然性與偶然性辯證地相互作用而發(fā)展的。這個看法，我今天仍然相信其能夠成立。話又說回來，胡先生說，歷史猶如十七、八歲女孩子，任人涂脂抹粉加以打扮；或如一百個大錢，任人隨意擺布。這些話，今天看來，也并非全無道理。世界上多少偽造的歷史，包括偽造的當代歷史，不就是這樣寫成的嗎?古今中外勝利者所寫歷史，都逃不脫胡先生所指出的現(xiàn)象，此秉筆直書的董狐南史之所以可貴也!”而對于他在文章中曾批判的觀點，也終于實事求是地加以撥亂反正：“關于胡適之先生所謂的‘考據(jù)癖’，我認為根源在于知識分子的求知欲……由此也想到胡先生的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兩句話后來受到種種無理非難與批判，其實本屬至理名言，是作學問必經(jīng)的步驟。猶如把對學生的教學比作應當給獵人一桿獵槍而不是給一袋干糧一樣，都是真理而被錯誤地荒謬地批判�！�(《追憶胡適之先生》)
　　其實，周一良先生的反思，不僅反映了這位“畢竟是書生”的文化老人的晚年自覺自省，而且也深刻體現(xiàn)了歷史學家的真誠以及歷史的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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