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至“文革”結束這一時期中國大陸的文學作品中，看不到海歸知識精英的形象。原因在于：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文學描寫的對象發(fā)生了變化，工農兵成了文學世界的主人，知識分子作為改造的對象，只能占據一個陪襯性的位置，而海歸知識分子，由于其“帝國主義買辦”的屬性，干脆被逐出文學王國。與此相關的是，當時東西方冷戰(zhàn)，決定了海歸知識分子是一個敏感的、受監(jiān)控的存在。留英學子、著名記者和作家蕭乾的一段回憶，頗能說明問題：“四九年后，留學西方的(除了個別搞原子尖端的)大都成了等外的‘洋包子’。運動一來，往往就成為‘特嫌’對象。有個外號‘假洋人’的朋友由于練打字，給隔離反省了一年。有位學法國文學的同事，一解放就趕緊把家中洋書洋字典論斤賣掉了。我呢，由于了解四五年后東歐的類似情況，四九年回北京之前就向西方朋友普遍發(fā)了封‘請勿來信’(連賀年片也勿寄)的通知，而我有位美國堂嫂，將近十年住得與我僅隔半條胡同，但我堅持老死不相往來。所以‘特嫌’始終也沒給我安上，雖然‘洋奴’的罵聲卻沒少挨�！闭�是這樣的背景，使得海歸知識精英在文學作品中銷聲匿跡。
　　然而，在科學技術領域，海歸知識分子仍然受到重視，并且發(fā)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據《中國科學家詞典》統(tǒng)計，1949年至1978年間，分布在國內各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yè)的887名教授級科學家中，有留學歐美經歷的662名，占總人數的75.5％，而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中，有留學經歷的占90％左右。這表明；新中國的國防、科技和工農業(yè)建設，根本離不開海歸知識精英。盡管如此，在文化思想上，他們同樣處在被教育被改造的地位。顯然在革命領袖毛澤東看來，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舉，首先必須在文化思想上掃清道路，若不對知識分子，尤其是那批留洋買辦知識分子進行改造，他們就勢必成為革命事業(yè)的障礙�；�于這種認識，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就發(fā)動了對“歐美派”領袖人物胡適的批判，以此為契機，在全國范圍展開大規(guī)模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這個運動隨著東西冷戰(zhàn)的不斷加劇，又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以及中共黨內的“路線斗爭”而不斷升級，直到迎來“談洋變色”的“文化大革命”。
　　這是一個顛狂的時代，假想的階級斗爭被夸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以至于有“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神話，莫須有的“走資派”成了全力打擊的對象，舉國上下籠罩在“變修”的焦慮中。當時流傳這樣的話；“一年土，兩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是對窮人子弟上了大學后忘本、成為資產階級俘虜的諷刺。那時，知識分子被貶為“臭老九”，科學家、大學教授成為人們諷刺嘲弄的對象，敢于造反、批判老師、交白卷的無知青年成了英雄。在一部名叫《決裂》的反“走資派”電影里，生物學教授在課堂上講授“馬尾巴的功能”，竟被貧下中農視為思想落后、不學無術的證據。電影上映后，在社會上產生極大影響，“馬尾巴的功能”成了民眾嘲笑知識分子的口頭禪。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部描寫中國高級知識分子事業(yè)和愛情的小說――《第二次握手》(作者張揚)，以手抄本形式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由于它全盤肯定知識分子的價值，熱情歌頌海歸派知識分子(主要是科學家)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的親密關系，無意中觸及了中共黨內的“兩條路線斗爭”，驚動了最高權力中樞。作者為此鋃鐺入獄，還差點丟掉性命。公安部門對作者的“起訴書”這樣寫著：“這本反動小說的要害是要資產階級‘歸來’，為反革命復辟制造輿論。這本黑書從頭到尾貫串著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對黨的基本路線；極力鼓吹‘叛徒哲學’、‘天才論’，為劉少奇、林彪翻案，反對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資產階級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靈，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搞和平演變，……從這本黑書描寫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歸來’的都是叛徒、特務、反動學閥、洋奴買辦、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地主資產階級的少爺小姐�！�
　　“文革”結束后，這部小說正式出版，發(fā)行量達到天文數字。其原因除了作品描寫了人們渴望而久違的愛情，還表達了這樣的認識：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一面倒的否定和丑化，有悖于事實的真相，更不符合歷史的發(fā)展軌跡。
　　一種被壓抑已久的進步能量，總要尋找釋放的出口。物極必反，歷史又到了新的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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