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維護社會的信息公平，是現代公共圖書館制度的核心目標。它決定了公共圖書館制度的效率主要體現為非經濟效率。公共圖書館制度的宏觀績效主要表現為服務的普遍均等程度，微觀績效主要表現為服務受眾的滿意程度。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普遍均等程度，可用服務范圍的覆蓋率和服務對象的包容性來衡量；服務受眾的滿意程度可用受眾的主觀感受評價來衡量。對公共圖書館制度的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認識，必須遵循制度倫理原則。
　　[關鍵詞]公共圖書館制度　公平與效率　制度績效
　　[分類號]G250
　　
　　1　公平與效率的概念及其關系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始終是經濟學爭論的主題，甚至被稱作經濟學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關于公平(equity)，《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解釋是：“如果在一種分配中，沒有任何一個人羨慕另外一個人，那么這種分配就稱之為公平分配”…。這個定義強調的并不是“收入分配”的均等，而是強調了“效用或滿足”的均等和公平的主觀性�！杜＝蛴⒄Z詞典》對“equity”的釋義是“質量上是相等的或說公平的、不偏不倚的”，它的意思是“在行使公民權利時合理適度的原則”。在經濟學理論中，效率一般被定義為：在給定投入和技術的條件下，經濟資源沒有浪費，或對經濟資源做了能帶來最大可能的滿足程度的利用，也是配置效率的一個簡化表達。從管理學角度來講，效率是指在特定時間內，組織的各種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比率關系，即效率與投入成反比，與產出成正比。由于效率與人偏好的滿足程度相關，說明人們對效率的評價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也就是說，人們對效率的評價，并不完全是事實判斷，還涉及到價值判斷的問題。
　　從概念的內涵上說，公平中含有“公正”和“平等”兩方面意義。由于“公正”概念具有明顯的主觀性，很難設計出客觀的評價標準，而平等較之公正相對容易衡量，所以，人們往往把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簡約為效率與平等的關系。美國經濟學家奧肯在論及效率與平等關系時，指出了兩者之間的悖論關系：
　　“這就是資本主義民主的雙重標準，一方面宣揚和追求一種平等主義的社會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刺激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的兩極分化。這種平等與不平等的混合，時常給人矛盾甚至是虛偽的感覺。……對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產生出各種不平等，因此在平等與效率之間，社會面臨著一種抉擇。”
　　奧肯將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理解為“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悖論關系。但是，奧肯只是指出了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普遍現象，而沒有揭示出效率與公平之間內在的動態(tài)平衡機理。現在的大部分學者認為，在制度選擇上，應該且能夠設計出兩者動態(tài)平衡的制度安排�；�于此，在公共圖書館制度安排上，也應能達到效率和公平的動態(tài)平衡。對于公共圖書館制度的效率與公平之間動態(tài)平衡的理解，必須基于對公共圖書館制度的核心目標和效率的準確定位的基礎上。
　　
　　2　公共　圖書館制度的核心目標――信息公平
　　
　　公共圖書館作為一種正式的社會建制產生于19世紀中期的英國和美國。人們也許會認為，早期公共圖書館的創(chuàng)立者對于他們要實現的目標一定有著明確的認識。事實并非如此，公共圖書館先驅們的認識常常是模糊的，有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正如英國學者斯特奇斯在談到這段彷徨、摸索的階段時所評論的：
　　“事實上，那些負責創(chuàng)建公共圖書館的立法人員、公務人員、當地政府官員和管理人員，他們對公共圖書館到底該是什么樣的所知甚少。不僅如此，那些負責管理圖書館服務的圖書館員，同樣不知道他們的目標是什么”。
　　從公共圖書館發(fā)展的歷史過程看，人們對公共圖書館制度價值的認識經歷了從“教化一控制”轉變?yōu)椤熬S護信息公平”的過程。
　　在“二戰(zhàn)”之前，人們普遍認為，公共圖書館的價值主要在于能夠幫助普通民眾通過閱讀優(yōu)秀讀物而改變無知狀態(tài)，成為有教養(yǎng)的人。公共圖書館誕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圖書館是社會教育機構，尤其是杜威把圖書館譽為“人民的大學”，其實質就是把公共圖書館的價值定位在上流社會對民眾實施道德教化的工具。與此同時，統治階級出于控制民眾思想的需要，“認為知識分子可以圍剿、控制，但廣大無組織的民眾該如何控制?在家庭與教會之外，建立新的社會機構乃是他們認為可行的辦法”，“公共圖書館可以作為道德提升的機構，使人民更趨完美；化解社會的沖突，以防制犯罪，為民主制度培養(yǎng)具有能力與智能的公民”。這就是“二戰(zhàn)”之前人們把圖書館的價值定位在“教化一控制”范疇的話語表現。
　　在我國的晚清及民國時期，人們也是在“教化一控制”的意義上初識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價值。如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提出了富國、養(yǎng)民和教民三方面的變法主張，其中“教民之法”包括：分立學堂、延師教習、開設報館、設道學科等法，并指出“故教育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廣其智。能教民則士愈美，能廣智則理愈明”，“州縣鄉(xiāng)鎮(zhèn)皆設書藏，以廣見聞”。杜定友先生也曾指出：“圖書館是國民修養(yǎng)的中心點，可以訓練國民的德行，即受古今學者的潛化，于個人德性和修養(yǎng)極有補助”。可見，“啟迪民智”是我國近現代國人對公共圖書館社會價值的基本定位。怪異的是，解放后及“文革”期間，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服務成為我國公共圖書館的首要任務，明顯具有控制民眾思想的意味。
　　“二戰(zhàn)”后，隨著西方國家從自由經濟轉向福利經濟，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成為各國重點保障的政策取向。公共圖書館制度的價值目標定位逐漸轉向以平等服務、社區(qū)信息服務、自由存取、維護民主政治、社會包容等為核心內容的維護社會信息公平的目標定位上①。英國政府和美國地方州政府出臺的公共圖書館服務政策或標準，都以信息公平作為圖書館服務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如英國文化、傳媒與體育部于2003年出臺的《未來框架：新十年的公共圖書館、學習和信息》指出，公共圖書館應為社區(qū)提供安全、溫馨、面向所有人的空間；充當社區(qū)的公共港灣；主動為非用戶提供服務；為弱勢群體提供信息保障。美國愛荷華州的《服務愛荷華：公共圖書館質量指標》第56條明確指出，“圖書館董事會采用的政策，應當滿足知識自由、隱私權利等原則”。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公共圖書館界也加快了轉向信息公平目標的步伐。其標志性表現有：近幾年，理論界掀起了對公共圖書館精神、信息公平、知識自由等話題的研究熱潮，并取得可觀的成果；2008年10月，中國圖書館學會發(fā)布《圖書館服務宣言》，為目標轉向發(fā)出了集團性宣示；政府出臺一系列文化政策，把公共圖書館建設納入到以“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為宗旨和以“實現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為目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之中，為目標轉向提供了政策依據等。
　　總之，隨著時代的變遷，公共圖書館制度的核心目標已從“教化一控制”轉向維護社會的信息公平。這就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公共圖書館制度是否完善，須以對維護社會的信息公平所做出的貢獻程度來衡 量。
　　
　　3　公共圖書館制度績效的宏觀與微觀
　　
　　公共圖書館作為一種正式的社會建制或制度安排，維護信息公平是它的核心目標。以公平為目的的制度安排，也要具有一定的效率基礎。有的學者認為“公平與效率理論不適用于信息公平”，這種觀點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任何一種制度安排都有效率問題，絕對沒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在現實社會中是不可能存在的。關鍵是要對“效率”概念的內涵作多元的認識――效率不僅有經濟效率，還有統治效率、行政效率、技術效率等非經濟效率。之所以出現“公平與效率理論不適用于信息公平”的觀點，實際上是把“效率”僅僅理解為經濟效率而未考慮非經濟效率存在所致。布羅姆利指出“一個非經濟問題被置于一個經濟真理原則之下，以考察它是否符合經濟理性，并對這個非經濟問題進行處理”，混淆了經濟效率與非經濟效率問題。對一種制度安排來說，“經濟增長不是衡量制度績效的唯一指標，自由、平等、人的健康與教育、社會發(fā)展、穩(wěn)定、和諧，都是衡量制度績效的指標”。公共圖書館制度不僅要以維護信息公平為目標，同時也要具備相應的效率――圖書館制度績效。圖書館制度績效包括經濟績效和非經濟績效，下面只討論公共圖書館制度的非經濟績效，并從兩方面討論其表現：宏觀績效――服務的普遍均等程度；微觀績效――服務受眾的滿意程度。
　　
　　3.1　宏觀績效――服務的普遍均等程度
　　提供普遍均等服務，是公共圖書館維護社會信息公平這一制度目標所要求的基本原則。公共圖書館提供普遍均等服務，是現代服務型政府提供“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發(fā)展社會事業(yè)和解決民生問題為重點，優(yōu)化公共資源配置，注重向農村、基層、欠發(fā)達地區(qū)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所謂普遍均等的公共圖書館服務，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可以保障居住其中的所有人，無論其經濟社會地位、年齡、性別等區(qū)別，都能就近獲取其需要的知識、信息、文化資源以及其他圖書館服務。著名印度圖書館學家阮岡納贊的表述是：“每位讀者有其書”。普遍均等的公共圖書館服務應該具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全覆蓋；二是包容性。
　　?全覆蓋。即任何一個公共圖書館系統在指定的治理轄區(qū)內保證所有人都能就近獲得公共圖書館服務。在“全覆蓋”的涵義中，必須突出“所有人”和“就近”這兩方面內涵，“所有人”即指凡是有意愿獲得圖書館服務的所有用戶。衡量全覆蓋的指標有兩個：服務人口和服務半徑。服務人口的計算方法一般為：服務人口(％)=(實際獲得圖書館服務的人口數量÷本轄區(qū)應獲得圖書館服務的人口數量)×100％。所算出的比率越高，說明覆蓋率越高，反之亦然。服務半徑，是指圖書館服務所能輻射的地理范圍，是用戶到達圖書館的距離。如美國《威斯康星公共圖書館標準》規(guī)定：在城市，駕車15分鐘到達；在農村，駕車30分鐘到達。我國的《公共圖書館用地指標》規(guī)定的公共圖書館服務半徑指標為：
　　大型公共圖書館≤9公里；
　　中型公共圖書館≤6，5公里；
　　小型公共圖書館≤2，5公里②。
　　?包容性。即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內的每個公共圖書館都不以經濟社會地位、年齡、性別、種族等因素排斥任何人。避免對弱勢人群的排斥，是公共圖書館服務包容性的重要內容。我國國務院發(fā)布《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06)強調指出：“采用政府購買、補貼等方式，向基層、低收入和特殊群體提供免費文化服務”，“切實維護低收入和特殊群體的基本文化權益。采取政府采購、補貼等措施，開辟服務渠道，豐富服務內容，保障和實現城市低收入居民、殘疾人、老年人和農民工等群體的基本文化生活需求�！惫�共圖書館服務的包容性，要求圖書館不能因自身服務不到位(即因用戶的經濟社會地位、年齡、性別、種族等因素原因)而排斥任何一個人。因此，包容程度的衡量指標可以表示為：公共圖書館服務包容度(％)=(因服務不到位而被排斥的人口數量÷本轄區(qū)應獲得圖書館服務的人口數量)×100％。所算出的比率越高，包容度也越低，反之亦然。
　　
　　3.2　微觀績效――服務受眾的滿意程度
　　如果說，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普遍均等程度是從宏觀角度衡量公共圖書館制度績效，維護社會的信息公平程度；那么，服務受眾的滿意程度則是從微觀角度衡量公共圖書館制度績效，從具體的服務質量來衡量公共圖書館維護社會信息公平的過程及其成效。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對公共圖書館服務質量的測評，越來越重視成效測評(outcome assessment)。簡單地說，成效測評是指以服務受眾的主觀感受為主要依據來評價圖書館服務的實際效果。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ARL)根據帕拉蘇拉曼(Parasuraman)等人設計的一種面向顧客的問卷式服務質量評估工具“sE―RVQUAL"模式，開發(fā)了用于測評圖書館服務成效的系統――LibQUAL+系統。該系統的基本原理是：服務受眾的意見是判斷圖書館服務質量的唯一可靠依據，服務受眾的評價是最終、最權威、最有說服力的評價；服務質量表現為服務受眾感知的服務水平與其期待水平之問的差距；服務成效包含若干不同方面，且每個方面均可以通過若干相互關聯的陳述項來測定。
　　以服務受眾的滿意度來衡量公共圖書館的制度績效，滲透了制度倫理的內涵，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改變了以往簡單地以“投入一產出”來評價公共圖書館制度績效的“唯經濟主義”價值取向。這種轉變符合公共圖書館制度以維護社會信息公平為核心目標的制度倫理，有利于體現和維護公共圖書館制度存在的合法性(1egitimacy)。
　　
　　4　結　論
　　
　　無論是公平還是效率，對它的理解和定位都有一定的主觀意向性，不存在絕對客觀統一的公平、效率概念；公平與效率之間不存在絕對不可調和的對立，而是存在動態(tài)平衡關系。這種關系為正確理解和定位公共圖書館制度的效率與公平問題，提供了認識的基礎。
　　從歷史的演變過程看，人們對公共圖書館制度目標的認識，經歷了從“教化一控制”轉向維護社會信息公平的過程。把維護社會信息公平作為公共圖書館制度的核心目標，體現了公共圖書館制度應有的制度倫理精神，具有合法性。
　　公共圖書館制度必須具有維護社會信息公平的倫理精神，因此公共圖書館制度的效率主要表現為非經濟效率。這種非經濟效率，在宏觀上表現為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普遍均等程度，在微觀上表現為服務受眾的滿意程度。
　　公共圖書館的制度績效，雖然主要表現為非經濟績效，但不應否認或忽視其經濟績效的存在。對公共圖書館制度經濟績效的論證和測評，將更有利于證明公共圖書館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對于公共圖書館制度而言，公平與效率之間可以達成動態(tài)平衡關系。
　　
　　[作者簡介]陳琳，女，1983年生，碩士研究生，發(fā)表論文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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