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之后，《人民日報》等黨報相繼塑造出很多典型人物，具有很強的時代意義。本文以《人民日報》1949―1953年“黨的生活”中的58篇典型人物報道為例，以敘事學方法，通過對文本的敘述視角、敘述聲音和敘事模式的分析，來再現(xiàn)當時的社會背景對新聞報道的影響，探尋新聞是如何被建構的。
　　【關鍵詞】典型人物報道 全知全能視角 公開的敘述者 宣傳模式
　　
　　典型人物報道自被開創(chuàng)以來就一直肩負著向民眾傳達黨和國家聲音的重大使命。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報》刊載了穆青采寫的《模范農(nóng)村勞動英雄吳滿有》，成為我國典型人物報道的濫觴。自此，《人民日報》等黨報相繼塑造出很多典型人物，具有很強的時代特色。
　　那么，作為一種特殊的報道方式和體例，典型人物報道中的事件和人物是如何被敘述出來的？新聞話語的結(jié)構如何隱蔽而無形地影響著人的思維？敘述方式和文本結(jié)構反映出什么樣的意識形態(tài)？新聞如何被建構？本文試圖在敘事學理論的觀照下來解決這些問題。
　　一、研究對象
　　張威認為，典型人物報道是我們共產(chǎn)黨新聞事業(yè)所特有的，它以社會效益為志趣，以宣傳政策、教化民眾為主旋律，以新聞媒介為主陣地并調(diào)動各種輿論宣傳工具，經(jīng)常性地從上至下步調(diào)一致、口徑一律、有組織有目標地對某一新聞典型所進行的集中報道。①
　　《人民日報》是我國黨報中的權威。作為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宣傳陣地，建國之后《人民日報》“黨的生活”欄目塑造了很多具有政治意義的、被符號化了的優(yōu)秀人物，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又一個鮮活的典型形象。
　　據(jù)筆者統(tǒng)計，《人民日報》在1950年――1953年6月“黨的生活”欄目中的典型人物報道多達58篇，從1950年到1953年上半年，每年的量分別為22、15、20、1。
　　二、研究方法
　　1966年，法國巴黎出版的《交際》雜志第8期以《符號學研究――敘事作品結(jié)構分析》為題，標志著敘事學的誕生。經(jīng)過演變，敘事學被分為“經(jīng)典”和“后經(jīng)典”兩個流派，即結(jié)構主義敘事學和新敘事學。經(jīng)典敘事學把敘述作品的結(jié)構形式確定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旨在尋找出唯有敘事作品才能具有的獨特的語言形式，提出了像作者與敘述者、敘述視角與敘述時間等概念。
　　我國敘事學的主體是結(jié)構主義敘事學，運用敘事學對新聞文本進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新聞敘述主題、新聞敘事視角和新聞敘事結(jié)構的研究上。本文以敘事學作為方法論，通過對58篇典型人物報道的文本的敘述視角、敘述聲音和敘事模式的分析，來探尋新聞是如何被建構的。
　　三、典型人物報道的敘事學觀照
　　1、敘述視角分析――全知視角第三人稱
　　我們在報道中看到的是對事件的敘述，那么就會有一個人充當敘述者的角色，這個人就是我們認識文本中事件的窗口。敘事視角就是“一部作品，或者一個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②敘事視角包含敘述者對事件的看和情感傾向，往往受意識形態(tài)左右。在敘事時，敘述者會根據(jù)預先的目的選取敘述角度，將目光聚焦在能反映其意圖的人物或事件上并表述出來。
　　根據(jù)黎明潔在其著作《新聞寫作與新聞敘述：視角?主體?結(jié)構》中的介紹，敘述視角有四中區(qū)分：全知全能視角、人物限知視角、純客觀視角和復合視角。其中全知全能視角也即熱奈特所稱的零聚焦。這種聚焦方式最突出的表現(xiàn)是：敘事者無處不在，無所不知，它既可以了解人物內(nèi)心所想，也有對事件做居高臨下的評論，敘述者比任何人都知道的多。
　　下面通過1950年3月1日的《共產(chǎn)黨的好兒女――趙桂蘭》③一文來展示零聚焦敘事在典型人物報道中的應用。
　　《共產(chǎn)黨的好兒女――趙桂蘭》一文采用零聚焦敘事，聚焦者像一臺攝影機般敘述了不同時間段內(nèi)的趙桂蘭。事故發(fā)生前，“她進廠兩年來一直以非凡的熱情工作著”。趙桂蘭拿著雷汞突然感覺頭暈時，文本中出現(xiàn)“她一想不好”的心理活動描寫，連在扔雷汞時趙桂蘭“緊閉著眼，咬著牙”面部表情也被作者刻畫得非常細致。在趙桂蘭被截去左手時，趙桂蘭的哥哥的心理描寫也很詳細，“心里像一陣刀絞，差一點也哭出來”。敘述者像是被敘述者的影子，兩者形影不離。零聚焦的全知視角超出了所有當事人的視角，以無所不知的姿態(tài)，將信息統(tǒng)攝集中，向讀者展示了在事發(fā)前、事發(fā)中和事發(fā)后這個全過程的趙桂蘭的行為、心理、日常生活和品格，迅速還原事發(fā)時的情境，讓讀者一下子進入閱讀場，引出了讀者對主人公趙桂蘭不顧個人安危，置集體利益于首位的英雄行為產(chǎn)生強烈的敬重之情。
　　文本還采用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我們幾乎看不到敘述者的身影，敘事者隱身，這就是所謂的“他者”化策略。這一策略運用能夠產(chǎn)生與敘述對象疏離的效果，敘述者完完全全是置身事外卻全知全能的姿態(tài)，體現(xiàn)了其自上而下的權威高度。
　　2、敘述聲音分析――公開的敘述者強度介入
　　在敘事中，敘述者可以介入，可以退出敘事，而敘事聲音的強弱與敘述者介入的程度成正比。查特曼根據(jù)敘述者介入的程度，把敘述者分為三種類型：缺席的敘述者、公開的敘述者、隱藏的敘述者。其中公開的敘述者是指我們在敘述中能夠清晰地聽到敘述者的聲音，它常見的表現(xiàn)形式是描述、概述和評論。敘事聲音主要采用了強度介入和隱蔽介入兩種方式。其中強度介入是記者的聲音、評價直接地進入報道，而隱蔽介入就是記者主體性介入的痕跡非常模糊。
　　這一時期的典型報道中的敘述者主要是以公開的姿態(tài)強度介入事件。本文主要以文本中出現(xiàn)的評論來進行論證。如1950年7月5日的《二十六年如一日――記湖南老共產(chǎn)黨員孔十爹》，文本的倒數(shù)第二段“光榮啊！孔十爹�！备星樯�彩濃厚的感嘆號和褒義詞“光榮”完全是敘述者個人的聲音，這段評論性的文字所含有的感情傾向非常明顯。
　　在文本中，評論更能公開傳達出敘述者的聲音，是敘事聲音最強的一種，尤其是典型人物報道中，評論從未被舍棄。敘述者以公開的角度強度介入，主觀性極強的判斷性評論出現(xiàn)于文本中，強化了敘述者的聲音。
　　但這一時期的典型報道中并非都是強度介入。隱蔽介入也逐漸見于報端，主要表現(xiàn)為直接引語的使用。比如說，1952年5月18日的《為建設祖國邊疆而犧牲的共產(chǎn)黨員張福林》一文中，張福林在修鐵路時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臨終前還囑咐工友，“現(xiàn)在我口袋里還有四萬五千塊錢，作為我最后的一次黨費。另外請你告訴上級黨，說我再不能為人民服務啦！”實際作者隱身事外，敘述者轉(zhuǎn)為之前的被敘述者，通過敘述者所講，其高貴品質(zhì)自然展現(xiàn)。
　　3、敘述結(jié)構分析――宣傳模式
　　根據(jù)黎明潔的觀點，新時期新聞敘事相對較為明顯的敘述模式有3種：宣傳模式、新聞模式和故事模式。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黨報的典型報道中大量采用了非事件性新聞。雖然說非事件性新聞不一定就是為了宣傳，但是它卻是宣傳最常采用的方式。
　　刊登于1950年3月1日的《共產(chǎn)黨的好兒女――趙桂蘭》中事件發(fā)生時間是1949年12月19日，而1952年5月18日發(fā)表的《為建設祖國邊疆而犧牲的共產(chǎn)黨員張福林》發(fā)生在1951年12月的一個寒冷的冬天。這些故事都發(fā)生在以前卻在后來的某一個時間出現(xiàn)絕非偶然。據(jù)悉，1950年4月，黨中央公布“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決定”，作為黨的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大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樹立了很多的典型，像趙桂蘭，與報紙上批評的對象形成對比，突出宣傳效果。中共中央在1951年1月1日發(fā)布了“關于在全黨建立對人民群眾的宣傳網(wǎng)的決定”，因此，“黨的生活”在1951年2月25日向讀者報道了車間宣傳員郭淑琴（1951年2月25日）、宣傳員楊春華（1951年5月10日）怎樣解決群眾的思想問題。
　　這一時期的典型形象在塑造之前，記者已經(jīng)有了很明確的目的和意圖，他們是以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來解析事件以驗證觀念。由于《人民日報》作為黨的機關報的特殊地位，使得這一時期的報道與政治緊密相連，相應地，作為肩負傳達黨的方針使命的典型報道，就含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黨的生活”所塑造的典型形象實際上是被符號化了的，欄目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
　　結(jié)語
　　典型人物報道借助對敘事視角和敘事聲音的策略選擇，并遵循以宣傳為主調(diào)的敘述模式，展現(xiàn)了其對于現(xiàn)實世界意識形態(tài)化的強勢解釋。
　　建國初期，社會主義經(jīng)濟百廢待興。在國民經(jīng)濟恢復和發(fā)展時期，人民需要勞動模范來帶動生產(chǎn)士氣，鼓舞工人群眾們積極投入到生產(chǎn)建設中來，于是，趙桂蘭、張福林這樣的典型人物應運而生。
　　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的《人民日報》，鐵肩擔道義，通過運用全知視角和公開敘述者強度介入的敘事策略，并以非事件性新聞報道為主進行宣傳式報道，建構了為了“救油罐車而犧牲的梁國柱”（1950年7月20日）、“熱愛國家財產(chǎn)的共產(chǎn)黨員曹澤雷”（1952年2月2日）和“堅決和貪污分子作斗爭的共產(chǎn)黨員李炳”等優(yōu)秀人物，同像“唐山鐵路工廠工具廠支委拒絕批評壓制民主”（1950年7月9日）、 “放棄春耕領導玩忽政府法紀 張貴棋等強迫群眾唱戲”（1950年4月20日）、“河北省委委員金城受賄”等一批腐敗分子形成鮮明的對比，引導人民向典型學習，從而推動黨的建設。
　　從敘事學的角度看，受意識形態(tài)的左右，新聞實際上是生產(chǎn)者運用各種敘事策略建構出來的，典型報道作為一種特殊的報道方式也不例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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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均為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責編：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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