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是1897年出生的。他投靠國民黨后，于1948年隨國民黨到臺灣時，已經51歲了。從此時起，到1979年他82歲去世時止，是張國燾的最后31年。這31年中，張國燾一直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期間，他曾有過多次選擇。最后，他憑自己的意志所作出的選擇，決定了其凄慘命運的歸宿。
　　
　　與國民黨分手
　　
　　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zhàn)役的勝利。解放軍的隆隆炮聲，已經響遍了中國北半部。解放軍兵鋒直指江南，國民黨的巢穴已經危在旦夕。誰都看清楚了：國民黨必然失敗。蔣介石開始尋找后路了。蔣介石選中臺灣作為最后的基地，并派出許多國民黨要員赴臺進行先期經營。國民黨上層很快就都知道了蔣介石的這個意圖，他們紛紛尋找門路或者借口，攜家?guī)Э�，避往臺灣。此時，在上海辦《創(chuàng)進》周刊、替蔣介石幫腔的張國燾，也摸到了蔣要退守臺灣的意圖。他想：自己與共產黨決裂了，共產黨來了，沒有自己的好果子吃，趕緊開溜吧，現在，國民黨高官們都去了臺灣，自己也只好跟著去臺灣。于是，在1948年冬季，張國燾把《創(chuàng)進》周刊關張，處理完了經濟事務，手頭尚余數千美元，便全部帶上，去了臺北。
　　張國燾到臺北時，許多國民黨高官和上海的商人，已經先一步到達，占據了臺北市所有的空房子。張國燾找不到住房，無奈，只得去找國民黨官方求助。國民黨官員對他卻十分冷淡，當然這另有其因。
　　原因之一，是張國燾投奔國民黨后，雖然搞過一些策反共產黨軍隊的工作，但一無所獲。此后，他雖然多方努力，卻也沒有做出什么“成績”來。國民黨方面認為他的利用價值已盡，不愿意再養(yǎng)他了。原因之二，是張國燾雖然身在國民黨中，卻也自有政見，為人處事，堅持自己的一套，很難融入拉拉扯扯成風的國民黨上層。原因之三，是張國燾在上海辦《創(chuàng)進》周刊時，雖然也罵共產黨，但卻也表現出了在國共兩黨之間不偏不倚的態(tài)度，好像要獨樹一幟。國民黨方面覺得，張國燾與他們并不是一條心。原因之四，是國民黨到臺灣的最初幾年里，遇到很多麻煩事：臺灣當地人不理解他們，反對國民黨入臺；國民黨剛剛入臺，需要鞏固臺灣陣地；國民黨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其上層正忙于處理各種事務，搞得焦頭爛額�？傊�，國民黨自顧不暇，根本顧不上張國燾。張國燾幾經碰壁之后，也明白國民黨不會管他了，就不得不自己想辦法。好在他在江西國民黨地方政權工作和在上海辦《創(chuàng)進》周刊時，存下一點錢，他便利用這些錢，在臺北租了一所房子，把全家安頓下來。
　　家里安頓完之后，張國燾便想接著做事，他還想在臺北復辦《創(chuàng)進》周刊。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打聽原來在他手下工作的《創(chuàng)進》周刊同事的下落。這些人是分頭跑到臺灣來的，現在也都沒事做。張國燾找到他們一商量，都說愿意到臺北繼續(xù)辦《創(chuàng)進》。他們推舉張國燾出頭，找國民黨申請辦刊物，但遇到的卻是一張張冷臉。張國燾一打聽內幕才得知：國民黨上層對他辦刊物不放心。有朋友勸他：國民黨現在顧不上辦刊物了，你辦刊物，也沒有人看了，何必呢？張國燾聽后，覺得有道理，便放棄了在臺灣復辦《創(chuàng)進》的念頭。但是，總不能閑著什么事情也不做呀？一家人還要生活呢！于是，張國燾就又去找國民黨當局，要求安排他工作。這次，國民黨高官倒是沒有表示不安排，只是一味地拖，害得張國燾跑了一年，國民黨也沒有給他這個國民黨六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安排工作，而其他委員們卻都撈到了一官半職。張國燾回去悶頭一想，終于明白了：國民黨根本就不信任他。不得已，張國燾只好閑居�？墒牵瑳]過幾天，國民黨方面派人來收張國燾租住的房屋，理由是：這一帶的房子全部辟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限于三日內搬走。張國燾自己花錢租住的房子，也不讓他住，太不像話了。實在氣不過，他就去找國民黨行政院理論。行政院一個官員冷冷地說：這事公事公辦，被征用的房子，不止你一家，你只能另外租房子了。張國燾與這位官員吵了起來。這位官員也不讓步，回敬道：你當中執(zhí)委，是過去的事情了，你現在算什么？有本事找共產黨要房子去！張國燾一聽這話，心里涼透了。他回到家中思前想后，決定與國民黨分手。
　　與國民黨分手，就不能在臺灣了，去哪里？大陸眼看就要被共產黨占領了，去不得，只好去香港，那里是英國人統(tǒng)治的地方，英國人說了算，中國人居住在那里，共產黨、國民黨都不能把他怎么樣。打定主意后，張國燾攜全家遷往香港。
　　張國燾來到臺灣整整一年。他本來還想與國民黨合作，但他又在思想上與國民黨有隔閡，看不上國民黨上層的腐敗，他只盼望國民黨方面還能容許他這個有一點不同看法的人存在，給他一碗飯吃。沒想到，國民黨方面已經決定拋棄他了。一年來，他到處碰壁，連個差事也沒有謀到，只得離開國民黨�？墒�，到香港能干什么？他心中一點數也沒有。
　　
　　與第三勢力合不來
　　
　　張國燾一踏上香港的土地，就有政客來找他了。這些政客是什么人？他一看便知：顧孟余、李微塵――第三勢力的代表人物。
　　顧孟余、李微塵原本都是國民黨中的人物，但他們在國民黨中反對蔣介石，與一些人打起了“改組派”的大旗，自然不能在國民黨中呆下去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在20世紀30年代滲透到共產黨中，也受到清洗，有的還丟了命（張國燾在鄂豫皖搞根據地時，就親自下令殺了不少“改組派”，但那是他硬給人扣上“改組派”帽子后殺掉的――筆者注）。此后，國民黨“改組派”銷聲匿跡了，一些人以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第三勢力的名義，從事政治活動。他們主張走英美道路，在美國人的幫助下搞資本主義。毛澤東批判過這種第三條道路的觀點，而蔣介石也反對這種觀點。于是，第三勢力代表人物在大陸呆不下去，在臺灣也呆不下去，便都跑到香港來茍延殘喘。顧孟余、李微塵就是第三勢力在香港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們到香港后，并未閑著，仍然宣傳他們的觀點，組織第三勢力活動。同時，也在國民黨中拉一些人進來，以壯大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們經常關注國民黨上層人物的政治動向和處境。張國燾在臺北受冷落的情況，他們早就知道。他們覺得，張國燾在上海辦《創(chuàng)進》周刊，唱的調子與他們的調子有相同之處，便決定拉張國燾入伙。于是，張國燾一到香港，顧、李二人就找到了他，提出了合作的意向。張國燾初到香港，一無親，二無故，安身無地，正走投無路，明知自己與第三勢力政見不一樣，也只好答應與他們合作。這樣，張國燾便住進了李微塵在香港的空房子里，一家人算是安頓下來。幾天后，張國燾、顧孟余、李微塵共同商議，決定成立一個組織，起名叫“民主戰(zhàn)斗同盟”，顧孟余當頭，下辦一個刊物，叫《中國之聲》，張國燾擔任社長，李微塵當主編。
　　但是，張國燾畢竟是一個政治人物，有自己的政見。他的政見，在本質上是與第三勢力不同的。因此，三個人辦組織、辦刊物，辦來辦去，差異性就顯現出來了。張國燾以社長的身份，給刊物定位，要發(fā)表宣傳他的政見的文章，而顧孟余、李微塵二人則堅持要發(fā)表宣傳第三勢力的文章。開始，三個人有矛盾也能夠調和解決，后來，矛盾尖銳起來，達到互不相讓的程度。張國燾感到，自己在那里勢單力孤，便把他原來在上海辦《創(chuàng)進》周刊的幾個同事拉了進來，把顧、李手下的幾個人排擠出去，這一下，顧、李二人不干了。他們私下商議，決定把張國燾趕走。議定后，他們找了一個機會，與張國燾攤牌了：張先生，我們這里用不起您這樣的大才，還是請您另謀高就吧，您一家也另找更好的住處吧。張國燾一聽，就明白了。他二話沒說，第二天就帶一家人搬走了。好在這一段時間里，張國燾早就料到自己與第三勢力合不來，遲早要分手的，于是預先留了后路，暗中找到了住處。因此，他與第三勢力關系破裂后，馬上就又找到了住房。
　　
　　單干戶
　　
　　與第三勢力合不來，鬧崩了。張國燾再也不想加入任何組織了。但是，總要做一點事情，才會有經濟收入，他一家總要生活下去的。做什么？張國燾想了又想，決定自己單干。好在張國燾也算風云人物，作為共產黨建黨時的發(fā)起人之一，曾跟隨在李大釗、陳獨秀左右，當過共產黨的高官，創(chuàng)建過鄂豫皖根據地，又當過紅四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曾率領過近10萬人的隊伍。后來他又離開共產黨投靠蔣介石，也曾經是蔣介石的座上客，即使后來在上海辦《創(chuàng)進》周刊，也曾名噪一時。因此，知道他大名的人很多。張國燾決定利用這個條件，寫文章，當自由撰稿人。他自認為，自己寫的稿件，香港的報刊還是愛用的。
　　說干就干。張國燾很快訂了幾份報紙，開始研究時政；形成自己的看法后，便動筆寫時政評論，投給香港的各主要報刊。張國燾沒有猜錯，他寫的文章，香港的各主要報刊果然愛用。香港是商業(yè)社會，報刊也搞商業(yè)化運作。為了吸引讀者，往往在一個報刊上，各種政治觀點都有反映，各類政治家的文章都登。張國燾名聲在外，光是他的這個名字，就夠吸引人的了，何況他寫的文章，還表達了他的一定政見。因此，張國燾投稿，每投必中，且給付的稿酬很高。這樣一來，張國燾靠寫稿子得到稿費來生活，一家人在香港倒也衣食無憂。
　　張國燾在這一時期寫的文章，較有影響的，是他對朝鮮戰(zhàn)爭的評論和對朝鮮戰(zhàn)爭前景的分析。張國燾帶過兵，打過仗，在軍事上不是外行；同時，他也了解共產黨軍隊的作戰(zhàn)作風。他寫的戰(zhàn)爭前景評論文章，往往有一點預見性。這樣一來，他寫的文章，就更有人愛讀了。那一時期，香港各大報刊紛紛登門求稿，張國燾一時還真應付不過來，只好拼命寫稿。一篇篇軍事評論，一篇篇時局前景分析文章，見之于香港各報刊，以至于中國和美國的高級軍事領導人，都開始關注起張國燾的軍事分析文章來。
　　但是，好景不長。朝鮮戰(zhàn)爭進入打持久戰(zhàn)的階段后，人們的關注點不像以前那樣集中于朝鮮戰(zhàn)場了；再加上雙方都動用空軍力量參戰(zhàn)，而張國燾是不太了解空軍參戰(zhàn)情況下的戰(zhàn)局的，他后期寫的軍事評論文章，往往流于發(fā)空議論。這樣，他的文章的讀者群就縮小了，香港各大報刊也不再向他求稿了。當時，在香港各大報刊上相互爭論的主要文章，不是站在共產黨方面，就是站在國民黨方面，或者是站在第三勢力方面。張國燾寫政論文章，既不傾向于共產黨，也不傾向于國民黨，又不同于第三種勢力，因此，別人不太注意他的文章，他的聲音顯得很微弱。而香港的報刊是喜歡刊登熱鬧的文章的，這使得張國燾的文章倍受冷落，稿費收入也大幅降低。
　　
　　連遭兩禍
　　
　　本來，稿費就是非固定收入，現在，這方面的收入也大幅度下降，張國燾一家人的生計就成了問題。他不得不又另想謀生之道。
　　那時，受朝鮮戰(zhàn)爭的影響，香港的黃金價格直線上升，張國燾便想去做黃金生意。他在上海辦《創(chuàng)進》周刊時，存下一點錢，到香港寫稿子得稿費，又存下一點錢，兩下加起來，數了數，共有5000美金。他把這些錢全部用來購買了黃金，期待著黃金價格上漲，漲到一定程度，再拋出去，兌換成美元，就發(fā)大財了。
　　張國燾用全部家當買了黃金后，黃金的價格一路上漲，他心中高興極了。他長期以來抑郁的心情好了許多。張國燾是這樣分析的：朝鮮戰(zhàn)爭雖然打打停停，但由于兩大陣營對立，這場戰(zhàn)爭不會結束，會長期打下去，成為持久戰(zhàn)，甚至還會引發(fā)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這樣，黃金的價值還會上揚，他的5000美元本錢，會變成5萬美元、50萬美元、500萬美元。他還想，既然朝鮮戰(zhàn)爭還要打下去，自己就還要寫軍事評論，自己的稿件還是有報刊發(fā)表的。
　　但是，處在得意之中的張國燾萬萬沒想到，禍事臨頭了。原來，他從未經過商，根本沒有經濟頭腦，也不知道商場上的厲害，對香港的經濟情況也一無所知，并且他也從不研究經濟問題，特別是，他更不了解香港的投機經濟情況，因此，在他一腳踏入投機生意中時，就注定了日后要跌跤。再者，張國燾對時局的分析也錯了。他萬萬沒有想到，朝鮮戰(zhàn)爭經過長期艱苦談判，竟然達成了停戰(zhàn)協議，一路上漲的香港黃金價格，也因此大受影響。可是，張國燾一向自負，不肯改變自己的初衷，當香港大批購買黃金的人紛紛拋出手中的黃金時，張國燾卻舍不得，總想著黃金的價格還會上漲，自己一下子成為大富翁。他沒有想到，一夜之間，香港的黃金價格會大幅下跌。等他急忙把自己手中的黃金拋出去的時候，黃金的價值，已經降到了最低點，他原來的5000美元，只剩下2000美元了，整整虧了3000美元。要知道，那個時候，3000美元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他一家人要靠這個生活的，他本人的后半生，也要靠這個生活。張國燾萬分懊悔，急火攻心，一下子病了，養(yǎng)了好幾天才好起來，但他心中的懊惱卻無從排遣。
　　遭到此禍不久，張國燾又遭一禍――他老婆楊子烈摔傷了。原來，在20世紀50年代，要在香港生活下去，每一家都必須有個兩三千美元的準備金，否則，如果有病或者發(fā)生其他變故，就難以應付。張國燾搞黃金投機生意賠了本，只有2000美元了。這2000美元本來是不能動的，但張國燾一家人要生活，又沒有固定收入，只好動用這筆錢。沒過多久，這筆錢也花完了，一家人吃飯都成了問題。張國燾的夫人楊子烈見此情景，只好到一家商店找了一份事做，每月能有一點收入。但這家商店離張家很遠，楊子烈為了省下車錢，便堅持每天走路上下班，回到家來又要做飯。一天下來，已經很疲憊了，但還要到菜場去買菜。她畢竟年齡大了，腿腳不那么靈便了，一腳踩在一塊西瓜皮上，摔了一跤就爬不起來了。路人將她送到醫(yī)院去，并通知了張國燾，張國燾趕到醫(yī)院后，一聽醫(yī)療費，頓時目瞪口呆。原來，楊子烈傷得很重，臀盤骨摔斷了，要花一大筆錢做手術。張國燾只好東借西借，借夠了錢來給楊子烈做手術。這一下，他一家又背上了債務，生活越發(fā)艱難。而楊子烈的手術也沒有做好，出院后成了跛子，再也無法出去做事。
　　
　　試圖回內地養(yǎng)老
　　
　　正當張國燾一籌莫展之時，他的大兒子張海威及時給了他補貼，才勉強能夠生活下去。但是，張海威也僅僅是靠教書為業(yè)，薪水并不高，總靠張海威接濟，也不是個辦法。張國燾只好拼命寫稿，期望通過稿費收入維持下去，并還上債務。但此時二戰(zhàn)已經結束，雖說張國燾寫軍事文章是長項，也仍然沒有人看他的文章；寫政論文章，張國燾又是“三不靠近”――一不靠近共產黨、二不靠近國民黨、三不靠近第三勢力，而自己的獨立旗幟又打不起來，因此，這類政論文章也無人愛看。香港幾家大報刊不像以前那樣用他的稿子了，收到退稿信已經是家常便飯。張國燾走投無路，便想到了共產黨，想到了毛澤東。他想，毛澤東也許會寬容他吧。
　　正好，1956年中國共產黨召開八大，張國燾收集了香港的許多報刊，認真閱讀了上面有關中共八大召開的情況。他很認真地研究了一番，認為中國共產黨提倡“雙百”方針，政策方面放寬了，毛澤東可能會不計前嫌，容納他，以自己的老資格，中國共產黨方面至少會養(yǎng)活他。于是，他開始尋找香港與中共有聯系的人士，以便向中共中央轉達他想回內地定居養(yǎng)老的意向。但是，張國燾仍然腳踩兩只船，他也通過一些關系，與美國人聯系，試探能否與美國人合作。一些在香港的美國人表示，美國方面愿意幫助他，并給了他一些生活補助。這樣，張國燾一方面尋找能夠聯系共產黨方面的關系，一方面又與美國人接觸。
　　經過一年多，到了1958年，張國燾終于同共產黨方面聯系上了。當年10月，他在與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人員接觸中表示，愿意為新中國做點事情，并請求中共中央提供生活補助。張國燾的這個意思，很快就傳到了內地，傳到了北京，傳到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1959年1月5日將張國燾表達的意思印成內部情況簡報，報送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早已知道張國燾與美國人有聯系，對張國燾生活困難的處境也很清楚。當時，中美關系十分緊張，毛澤東先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我們是愿意幫助他解決生活困難的，但張國燾應該斷絕同美國人的聯系，不能一面與美國聯系，拿美國人的錢，又一面拿共產黨的補助。當簡報傳到毛澤東那里時，毛澤東根據他已經想好并且在一定范圍內提出過的這一意見，提筆在簡報上批道：“應勸張國燾割斷他同美國人的關系。如能做到這點，可考慮給以個人生活方面的補助。毛注�！保ㄒ姟督▏�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30頁）
　　毛澤東的意見，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贊同，并且很快就由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員向張國燾轉達了。張國燾考慮再三，最后向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員表示：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我是一個觀眾了，我還是當個觀眾吧，希望少看到些悲劇。張國燾說這些話，已經是明確表示不再打算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事了，更談不到為新中國做點事情了。關于給張國燾生活補助的事情，也只好作罷。
　　
　　與美國人合作
　　
　　張國燾打定主意，不再回內地了，但目前靠寫稿為生，已經成了問題。在香港怎么生活呢？正當張國燾發(fā)愁之時，美國一所大學的研究員找上門來了。
　　1961年的一天，張國燾正在家中閑坐，聽見有人敲門，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一跛一拐地去開了房門。門口站著一個藍眼睛、黃頭發(fā)的洋人，張國燾覺得奇怪：自己倒是與美國人有接觸，但這個洋人卻從未見過，他來干什么呢？莫非走錯門了。正納悶間，那個洋人自己走了進來，見到張國燾，先開口說話了，講的卻是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此人自我介紹說：我是美國堪薩斯大學名人中心的研究員，特來拜訪張先生。張國燾把來人讓到客廳，二人談了起來。談話間，張國燾發(fā)現，來人對中國的歷史，對張國燾本人的歷史，了如指掌，而對張國燾本人，也多有贊美之詞。張國燾心中高興。來人向張國燾請教了許多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問題，張國燾有問必答，來人很滿意。二人整整談了半天。最后，來人對張國燾說：你在中國共產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離開你，任何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都不完整，我建議你寫回憶錄，寫出來是很有價值的。張國燾心中高興，也愿意寫�？墒牵�怎么出版呢？張國燾又犯了難。特別是目前張國燾家中生活困難，而寫回憶錄，從動筆到出版，要很長時間，這段時間里自己拿不到稿費，因此，寫回憶錄，是遠水解不了近渴的。他沒有說話，心中猶豫著。來人看出了張國燾的心事，對張國燾說：出版的事情我?guī)湍憬鉀Q，現在，算堪薩斯大學向你約稿，每月給你2000港元，作為生活費用，書出版后，稿費照樣付給你。張國燾一聽，才明白，原來，此人是有備而來，是早就計劃好了的。但一聽到要給他出版回憶錄，每月還先付給他2000港元，出版后還有一筆可觀的稿費收入，他的心動了。要知道，自己一生不得志，通過發(fā)表回憶錄，可以自己給自己的歷史加上光環(huán)，這樣的事情何樂而不為呢？再說，每月2000港元，是個不小的數目，足可以使全家在香港維持一個中等生活了。沒等張國燾答話，在一邊的楊子烈對張國燾說：“特立（張國燾的字――筆者注），寫吧，把你的一生寫出來�！睆垏鵂c望著楊子烈，又看了看來客，點了點頭。
　　第二天，張國燾就動起筆來。他從自己的童年寫起，寫自己入私塾讀書，寫“洪江會造反”，寫自己去萍鄉(xiāng)縣縣立小學讀書，寫自己在上海投考北京大學，寫自己進北大后接受民主科學思想、參與發(fā)起“五四”運動，寫自己在李大釗、陳獨秀的引導下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寫自己參與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黨。他一路寫下去。寫作中，往事一幕幕地浮現在眼前，時常心潮起伏，不能自已，經常在寫作時，不知不覺之間，眼淚就流了下來。
　　這樣，張國燾連寫了4年，到1965年基本脫稿。美國堪薩斯大學并未食言，每月給他2000港元。最后完稿時，又付給他一筆可觀的稿費，取走了張國燾的手稿。
　　張國燾也算是有心計。他在寫作過程中，讓楊子烈另外抄了一份稿子。美國人拿走原稿后，張國燾手中還存有一個備份稿子，他把這部書稿交給了香港的《明報月刊》。香港《明報月刊》總編一眼就看出這部書稿的市場價值：張國燾是風云人物；張國燾經歷曲折；張國燾在中國共產黨內擔任過要職，了解許多情況；張國燾在國民黨內也呆過，也了解許多情況……于是，他馬上拍板，以《我的回憶》為題目，用連載的方式，發(fā)表張國燾的這部書稿。從1966年起，《明報月刊》開始發(fā)表張國燾的《我的回憶》，每發(fā)一期，都給張國燾以可觀的稿費。有美國人給的稿費，又有《明報月刊》給的稿費，從此，張國燾的經濟生活問題，算是解決了。1971年，《明報月刊》又把張國燾的這部書稿分成三冊出版，在海內外大量印行。按照協議，張國燾得到很高的版稅收入。這樣，張國燾（此時已經遷居國外――筆者注）一下子有了一大筆錢。
　　有意思的是，張國燾在《我的回憶》出版前，特意讓自己的妻子楊子烈寫了一篇《張國燾先生略歷》一文，放在書前。楊子烈在文中對張國燾當然是大加贊頌了，這也算是夫唱婦隨吧。
　　張國燾寫完《我的回憶》時，楊子烈也寫了一部自我回憶的書。但楊子烈沒有什么名氣，張國燾與她商議后，決定使用《張國燾夫人回憶錄》的題目出版。這部書在香港出版后，銷量也很大。張國燾、楊子烈又得到了一筆數目不小的版稅收入。
　　自從與美國人合作開始后，張國燾的經濟收入直線上升。有此經歷后，張國燾也有了一定的經濟頭腦。
　　
　　拒絕王明之請
　　
　　正當張國燾安心在香港當“寓公”，每日優(yōu)哉游哉之時，他的家里突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來人是中國人，但自稱是從蘇聯來的。他見了張國燾，寒暄之后，立即從皮包中掏出一封信來，雙手遞給張國燾。張國燾打開信一看，面露為難之色。楊子烈接過信來一看，見信中寫道：
　　愷蔭（張國燾的別號――筆者注）吾兄大鑒：
　　一別數十年，未通音信，甚掛。大作《我的回憶》業(yè)已拜讀，甚為佩服。毛澤東諸人之陰謀詭計，已揭之天日。望吾兄見信后赴莫斯科一行，以共商大計。手肅，即叩大安。
　　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委員會主席陳韶禹
　　張國燾發(fā)了愣，看著來人，一句話也沒說。來人開口道：張先生，蘇共中央方面也有此意。如張先生愿赴莫斯科，一切事宜，即由我安排。
　　張國燾心中明白，王明一向反對毛澤東，在莫斯科寫書罵毛澤東，大約見到他寫的《我的回憶》后，想拉他到莫斯科，與蘇聯人一起，在莫斯科反對毛澤東。張國燾聽說，王明在莫斯科自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委員會主席，現在，王明親筆寫上了，證明此言不虛。張國燾雖然心中明白，但對眼前的事，卻一時不知道怎么辦才好。他只好答道：這是件大事，容我考慮后再答復。來人約定，第二天下午再來聽張國燾的意見。
　　張國燾送走了來人，心中陷入了對歷史的回憶和現實的思量之中。
　　張國燾太知道王明了。此人在米夫支持下，一度成為中國共產黨實際上的指揮者。在他的指揮下，中國共產黨一度走上了極“左”的道路，使中國革命遭受了大挫折、大失敗。張國燾還想到：自己在莫斯科時，受制于王明，自己對王明沒有什么好感，但在王明手握大權的情況下，當年自己也不得不違心地巴結、靠攏王明。張國燾十分清楚，自己在延安之時，就是得知王明要殺他，才借祭黃帝陵之機，跑到國民黨方面去的。現在，自己再去莫斯科，往好里想，是會像王明一樣，享受莫斯科給予的優(yōu)厚的生活待遇；往壞里想，是還要受制于王明，王明是不是會借蘇共之手殺掉自己，也很難說。即使這種可能性不存在，那么，自己與王明能合得來嗎？想來想去，沒有主意，便征求楊子烈的意見。楊子烈說：去莫斯科，倒是一條生路，可是，你和王明能合得來嗎？那里，王明與蘇聯人是一條心的，是他們說了算。你不聽他們的，沒有好果子吃。聽他們的，就要受制于他們。聽楊子烈這樣一說，張國燾打定主意，不去莫斯科了，不再為王明賣命了，也不給蘇聯人賣命了。第二天下午，王明的使者又來到張宅。張國燾很客氣地對他說：“請轉告韶禹先生，昔日恩怨，國燾早已無意計較，只求平穩(wěn)淡泊度此殘生了�！眮砣艘宦�，心中明白張國燾無意去莫斯科，遂起身告辭了。
　　
　　驚走加拿大
　　
　　1966年，中國內地搞起了“文化大革命”。香港的消息向來是很靈通的。香港各報刊每天都報道內地“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什么紅衛(wèi)兵造反，造反派抓人，武斗，搞“噴氣式”，一些名人被整死，有的自殺，等等�？傊�，香港各媒體當年對“文化大革命”負面的報道是最多的。
　　張國燾每天都讀報紙，對內地搞“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十分關注。他也為大陸的動亂擔心，但是一想到自己已經是局外人了，也就不多去想了。至于他個人的安危，張國燾是這樣認為的：香港歸英國人管，內地不管怎么鬧，也鬧不到英國的地盤上來，紅衛(wèi)兵是不敢跑到香港來揪斗自己的，自己可以安心在香港當“寓公”了。
　　到了1967年，內地的“文化大革命”鬧得更厲害了，什么打砸搶抄抓，幾乎每天都有發(fā)生。張國燾的心也揪緊了。一天，張國燾到街上閑逛，突然見到香港街頭也貼出了大字報。他不禁臉色大變，氣喘吁吁地跑回家中，告訴楊子烈這一情況。楊子烈的心情也緊張起來。從此，二人一直心神不寧，關了房門，不再出屋。只從報紙上了解情況。這段時間，張國燾對報紙看得更細了，對一些報道，還反復看，琢磨字里行間的意思。
　　有一天，鄰居來告訴楊子烈說，前幾天，有兩個陌生人來此打聽張國燾的住址。楊子烈趕緊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張國燾。張國燾越想越不對勁，自己在香港的住址是不對外宣傳的，只有少數親友知道，怎么會有陌生人來這一帶打聽他的住址呢？莫非是內地的紅衛(wèi)兵或者其他什么造反組織派人來香港了。如果真是這樣，說不定哪一天，他們打聽到自己的住址，闖進來，把自己綁回內地，那就活不成了。他和楊子烈越想越害怕。這一驚，可了不得，張國燾幾乎每天都睡不著覺，心驚膽戰(zhàn)地過日子。
　　這樣長期下去，總不是辦法。于是，張國燾與楊子烈商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往哪里走？只有到加拿大投奔他的兒子去。
　　原來，張國燾有三子：大兒子張海威此時已經在加拿大定居，在一個研究所里研究數學；小兒子張渝川也在加拿大的多倫多，是工程師；另有一個兒子在紐約當醫(yī)生。三個兒子，有兩個在加拿大，而加拿大當時的移民政策也很寬松，張國燾夫婦便決定去加拿大，投奔大兒子和小兒子。
　　1968年，張國燾、楊子烈處理完在香港的家產后，帶上這些年的積蓄，登上了香港去美國的飛機。
　　張國燾和楊子烈本來要去加拿大，為什么乘上了去美國的飛機？原來，二人商議后，決定先去美國看一下二兒子，然后再轉道去加拿大。當飛機起飛時，張國燾流了淚，他心里知道，此一去，再也回不了中國了。正如張國燾所預感的那樣，去了加拿大以后，雖說有妻子楊子烈和兩個兒子相伴，每日仍倍感孤獨與凄涼。1979年12月，張國燾在加拿大一所基督教會辦的養(yǎng)老院病逝，時年82歲。
　�。ㄕ�自《黨史文苑》2011年第4期上半月）
　　【本欄責任編輯 蔣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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