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1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專訪，他對中國問題的深入研究給我們的對外傳播工作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有益的參考。
　　
　　中國要用自己的話語來表達
　　
　　對外傳播：您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請問您怎么看待中國目前的對外傳播?
　　鄭永年：對外傳播就是要別人接受你的信息，需要別人理解你，這跟商業(yè)里的推銷產(chǎn)品一樣，只不過對外傳播推銷的是國家。推銷產(chǎn)品要知道是什么產(chǎn)品，推銷國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回答“我是誰”的問題，也就是要明確什么樣的自我認同，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很難推銷�，F(xiàn)在“產(chǎn)品”是什么還沒搞清楚，對外所強調的只有產(chǎn)品的功能方面，而這些是表面性的東西。為什么現(xiàn)在外界對中國模式討論多起來了，因為大家對中國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感興趣，這是學術上、政治上都應回答的問題，但是我們沒有自己的話語，基本上從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就放棄了自己的話語權，一直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來解釋中國。就好像西方是“蘋果”，中國是“橘子”，西方看著“蘋果”來認識“橘子”，“橘子”本身沒有話語。中國要有自己的話語，不能看著蘋果來認識橘子，所以要有自我認同，這就是討論中國模式的意義。但現(xiàn)在大家討論中國模式還比較膚淺，都是說中國做了什么、沒做什么，所說的只是具體做法和具體政策�？梢哉f，現(xiàn)在沒有中國人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用自己的話語來解釋中國的經(jīng)濟、政治等各方面，這是對外傳播最頭痛的事情。
　　對外傳播：那您覺得中國的自我認同應該是什么?
　　鄭永年：明確中國的自我認同需要很多人的努力，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比如怎樣解釋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新加坡是個小國，很難成為人們聚焦的模式，但中國不一樣，中國很大。大家知道中國和西方不一樣，但到底怎么不一樣，大家不知道�，F(xiàn)在中國說“中國特色”，那么特色是什么?說“中國國情”，那中國國情是什么?這些都沒有說清楚。官方、民間都用西方的話語來解釋中國，這是最糟糕的�，F(xiàn)在西方主流社會想了解中國，只能通過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來了解，但這些專家有些往往受意識形態(tài)影響比較嚴重，會看著“蘋果”來論述“橘子”，所以需要一大批人來研究中國、解釋自己，這非常重要。
　　中國有很多好的經(jīng)驗，比如經(jīng)濟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政策等。中國的外宣想把好的方面介紹給西方，但效果不好，問題主要在于沒有自己的話語，借用別人的話又說不清楚。作為技術層面的外宣，現(xiàn)在經(jīng)常忙于救火，比較被動，就是因為中國目前缺少一整套理論把自己說清楚。
　　對外傳播：您在最近寫的一篇文章里說，面對“中國軍事威脅論”，中國盡管對外作了很多解釋，但這些解釋都無濟于事。您認為解釋無濟于事就是因為中國缺少一套理論把自己說清楚?
　　鄭永年：面對“中國軍事威脅論”，我們說自己不是一個侵略別人的國家，這是口號式的東西。你說我就是愛好和平，這說不清楚。要說清楚我為什么愛好和平。西方的對外宣傳有很多理論在背后支撐，而且西方的整個體制和系統(tǒng)都在支撐外宣。中國的外宣缺少知識體系的支撐。
　　
　　中國最值得對外說明的
　　是它的開放性
　　
　　對外傳播：有學者認為中國目前缺少適合對外傳播的核心價值，您認為中國可以向西方闡明并且能夠讓西方接受的核心價值是什么?
　　鄭永年：改革開放30年，中國最有價值的是它的開放性，這是普世價值，可以貢獻給全人類的，最值得對外說明。近些年西方看待中國更加客觀，主要也是由于中國的開放。中國文明不是宗教性的，不是排他性的，而是世俗文明，是開放性的。改革開放30年實質就是開放，不僅對外開放是開放，對內(nèi)改革也是開放。經(jīng)濟改革就是向所有社會群體開放國家的經(jīng)濟過程，農(nóng)業(yè)改革就是向農(nóng)民開放，政治改革更是開放――發(fā)展非公有制經(jīng)濟、修改憲法、確定私有財產(chǎn)的合法性、允許私營企業(yè)主入黨，等等�，F(xiàn)在強調包容性發(fā)展，包容性發(fā)展就是開放。扶貧就是開放。貧困怎么產(chǎn)生的?就是窮人被排除在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之外。中國可以在改革開放上大做文章，尤其是開放，因為這是代表整個中國文明的。
　　對外傳播：現(xiàn)在一般提到美國，別人就想到“民主自由”。您希望將來有可能外界一提到中國，就想到開放?
　　鄭永年：中國文明是非常復雜的現(xiàn)象，需要大家總結。大英帝國給世界貢獻了“自由貿(mào)易”，美國貢獻所謂的“自由民主”，中國帶給世界什么?我自己體會開放是中國人貢獻給世界最大的普世價值。從外宣上來說，中國不要強調自己的特殊性，也不用否定西方的普世價值，你否定西方普世價值，同時也否定了自己的普世性，其實中國很多東西也是普世的。
　　對外傳播：您曾經(jīng)說中國的“共享價值”就是人本主義，您是否認為這種價值觀是能夠讓國際社會都認同的?
　　鄭永年：中國的開放核心就是人本主義，鄧小平說的把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就是人本主義，這就是別人能接受的。中國的人本主義比西方早了很多個世紀，從儒家開始就有人本主義。其實中國很多價值早就是普世的，比如文官制度、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都是西方學中國。民主自由是普世的，只是在中國表達方式不一樣，不能說我們不需要，你們需要。對外傳播不要太過分強調中國的不同，每一種文明都有很多普世價值，只是在不同層面和不同歷史階段表達不一樣。
　　
　　要說清楚中國共產(chǎn)黨的競爭
　　就是民主
　　
　　對外傳播：2011年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0周年，您認為從對外傳播的角度，中國共產(chǎn)黨應當重點回應和闡明哪些問題?
　　鄭永年：中國和新加坡類似，也是一黨執(zhí)政，但中國共產(chǎn)黨是開放的政治體。我們講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黨。黨的最大特點就是開放性，也是黨未來發(fā)展的方向。西方的民主是外部化的，中國的民主是內(nèi)部化的，現(xiàn)在中國提出了黨內(nèi)民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chǎn)黨最成功之處就是開放，而且中國共產(chǎn)黨本身作為一種開放的政治過程，一直在與時俱進，比如容許民營企業(yè)家入黨�，F(xiàn)在的黨是組織，是可以民主化的，是可以開放的，我自己感覺這是中國最成功的方面。只有成為一個開放性的政黨，才能超越黨派自身的利益以及避免成為既得利益集團。黨以后也要繼續(xù)開放，不能成為封閉的既得利益集團，黨要向全體公民開放。
　　對外傳播：最近境外有關中國共產(chǎn)黨的輿論和圖書都顯示，現(xiàn)在西方能夠比以前更加客觀地看待中國共產(chǎn)黨，但還是抱有“一黨執(zhí)政、沒有全民選舉就是不民主”這樣的成見，您認為應當如何對外說明以改變這種刻板印象?
　　鄭永年：政黨只是組織競爭的一個方式、一個手段，民主跟政黨的數(shù)量沒什么關系，民主的本質不是多黨制，而是競爭，把民主跟多黨制聯(lián)系起來是根本不了解民 主是什么。西方是各個黨之間競爭，而中國共產(chǎn)黨通過選拔和選舉競爭，既有上級選拔，又有老百姓選舉，比西方競爭更激烈，但我們沒把這種競爭說清楚。
　　全民選舉并不意味著能把最優(yōu)秀的人選出來，西方民主也不是誰跳出來就可以當選的，如果統(tǒng)計一下西方政治家的背景，會發(fā)現(xiàn)大部分不是富豪就是貴族，平民很少，比如美國的布什家族、克林頓家族，選舉成了幾個家族的事。而中國很多官員來自沒有背景的普通家庭。這些都要說出來，才能讓西方信服。
　　
　　把中國模式解釋好
　　才是真正的軟力量
　　
　　對外傳播：您曾經(jīng)寫過不少有關中國模式的文章，您認為中國在對外闡釋中國模式時應著重什么?
　　鄭永年：把中國模式解釋好非常重要，對西方和發(fā)展中國家都很重要，西方發(fā)展到現(xiàn)在出現(xiàn)很大的危機，發(fā)展中國家也在尋找非西方的新模式。中國模式到底是什么，還沒有人說清楚。如果把這個說清楚是非常大的貢獻，這才是中國真正的軟力量。
　　任何模式最重要的是政治、經(jīng)濟、社會，政治最為核心。中國模式的核心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中國的自我認識很重要，中國不會走與西方一樣的路�，F(xiàn)在外界都承認中國取得的成就，但是不理解成功是怎么來的，所以就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而中國自己也沒有解釋清楚�，F(xiàn)在談中國模式的人大多對之不了解，只是因為這個詞流行起來了，大家誰都想談。
　　對外傳播：那您認為應該怎么解釋中國模式?
　　鄭永年：中國怎么發(fā)展為全球第二大經(jīng)濟體，人家就想知道中國是如何實現(xiàn)的。中國有很多經(jīng)驗需要去總結。但是，中國對外宣傳成就時一般只告訴人們所成就和結果，沒有過程，這些成就怎么來的、怎么產(chǎn)生的都沒有解釋。比如，中國脫貧是個好故事，但是這個故事沒有過程，只有枯燥無味的數(shù)據(jù)。沒有過程就沒有角色，西方媒體就特別擅長講故事。比如說，我們當教授的既要為學生寫推薦信，也要看很多別人的推薦信，中國教授寫的推薦信一般只是說這個學生多么用功、成績多么好，都是結論性的話。外國教授寫的推薦信有細節(jié)、很生動，看了以后讓人了解學生。推薦信應有血有肉，讓人了解到活生生的―個人。外宣也是這樣，不能機械地解讀，要避免意見太多、結論太多。過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13億人口的中國肯定是多元的。中國的對外宣傳要側重過程，要有細節(jié)，但不見得只有―個聲音。
　　要向人家說明成功是怎么來的、中國模式的優(yōu)勢，中國幾千年歷史可以作為背后邏輯。要避免過分強調中國特色，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特色，因為中國自己還解釋不清楚什么叫中國特色、什么是中國國情。用西方那套東西來解釋中國模式，按照他們的邏輯，肯定是不行的，但我們又沒有自己的說法，只能用他們的說法�，F(xiàn)在，有些公正的外國學者知道用西方的東西無法解釋中國，因為中國的行為確實是不一樣的。拿出一套讓人能夠接受的說法是中國的責任，不是西方的責任。
　　
　　注重培養(yǎng)中國學者
　　和國際意見領袖
　　
　　對外傳播：您對未來幾年中國面臨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是如何判斷的?
　　鄭永年：中國已經(jīng)成為全球第二大經(jīng)濟體，隨著中國的發(fā)展，中國面臨的國際壓力會越來越大，會成倍地增長。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現(xiàn)在也面臨非常好的機遇，中國成為一個實驗室，以前所有的社會科學理論都可以在這里得到檢驗。此外，西方是實用主義取向，由于中國和生意聯(lián)系在一起，國外主流社會對中國非常感興趣，需要大量有關中國的知識，這是中國最大的機會。但這種知識不是現(xiàn)在套用西方話語的知識。
　　對外傳播：所以您認為中國的社會科學學者要會用自己的話語來解釋中國?
　　鄭永年：中國有很多好的東西沒有人去說。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怎么走過來的，是非常大的話題，但沒人去做。中國本身沒有社會科學傳統(tǒng)，要做研究，不得不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光有人家西方的概念理論，而方法論反而在其次，所以我說中國學者要放棄西方的概念和理論，用科學的方法重新觀察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講出中國的故事來，講出中國的概念來，這樣大家才可以溝通，否則沒法溝通�？茖W方法大家是一樣的，大家認同的，背后有一致的邏輯性，所以可以溝通。
　　對外傳播：現(xiàn)在國外智庫、高校等研究中國問題的熱度也很高，您如何評價這些研究?
　　鄭永年：西方學者客觀現(xiàn)實看待中國的增多了，意識形態(tài)的減少了，這跟中國的開放有關，以前，研究者只能去香港訪談一些中國大陸來的人，現(xiàn)在可以直接來大陸調查。越開放越真實。
　　西方學者還是會受意識形態(tài)、文化的影響，這是不可避免的，要完全去除文化、價值觀對他們的影響也不可能，就像我們看莎士比亞肯定跟英國人看莎士比亞不同。問題出在自己，自己都沒有說法，要西方人完全放棄他的意識形態(tài)偏見很難很難。當然，西方有些學者也盡量中肯。西方也比較多元了，有些人捧中國模式比中國人捧得高得多�，F(xiàn)在國際主流社會要認識中國沒有途徑，由于語言等因素，只能通過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這就很麻煩。中國學者要幫助西方了解中國，必須從自己的立場，踏踏實實研究中國。
　　對外傳播：我們應當怎樣通過與國際意見領袖的溝通影響國際輿論?
　　鄭永年：中國現(xiàn)在比較重視大眾層面的對外傳播，應該更加重視主流社會，注重培養(yǎng)國外精英、意見領袖，比如給學者、教授、博士生提供獎學金，幫助他們客觀認識中國，不一定要為我說多少好話。中國肯定有做得成功的地方，不要害怕說不好的。有人寫負面的，也有人寫正面的，都沒關系，學者、媒體聯(lián)合起來說中國好或壞都不大可能，要把心態(tài)擺平。中國不用要求別人都說你好話，只要能夠實事求是地看中國就行了。這些精英、意見領袖能夠影響輿論，學者、教授也能夠影響他們的學生，如果學生畢業(yè)后到媒體去工作，那也能影響輿論。
　　對外傳播：像您這樣既了解中國也了解西方的學者與西方交流可能效果比較好?
　　鄭永年：我2012年將出版一本有關當代中國的教科書，是應西方一家很大的教科書出版商邀請寫的。以前西方有關中國的書大都是讓西方人或者在西方出生和生活的華人寫的，但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他們需要了解中國的人來寫中國，所以需要我們這樣的人，了解中國又可以跟他們溝通。2011年我還將與西方研究中國共產(chǎn)黨的學者一起來中國共同探討西方的外部多元化和中國的內(nèi)部多元化，這樣直接與西方對話，而不是自說自話，可能效果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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