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ThinkTank)的前身是智囊團(Brain Trust)。1964年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其80歲生日的講話中提出用智庫(Think Tank)取代智囊團。當今世界智庫最發(fā)達的國家仍是掌握軍事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傳播資本的美國。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美國共有各類智庫1700多家，其中較為活躍、影響較大的有300多家。僅在首府華盛頓特區(qū)，就盤踞著100多個綜合性和專業(yè)性智庫。
　　近年來。中外學術界對美國智庫的發(fā)展演變、運作模式、決策影響等進行了較為深入系統的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國政治運作的“迷思”。但從輿論傳播視角觀察和審視美國智庫，仍是較為新鮮的嘗試和努力。目前，智庫已然超出了決策職業(yè)化和科學化的基本訴求，承載著生產決策知識之外的輿論功能。美國智庫能否參與政策并影響決策，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其在“思想自由市場”上的“意見競爭”，及其賴以生存的輿論傳播結構和生態(tài)。研究美國智庫的輿論傳播，對于完善我國政府的決策咨詢體系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智庫的輿論訴求
　　
　　較早揭示智庫輿論訴求的美國政治學者阿拜爾森(Donald E.Abelson)認為，智庫是非贏利、非黨派(并不意味著非意識形態(tài))的研究機構，其首要目的是影響公共輿論和公共政策。政治學家杰姆對智庫的理解則頗為形象。他認為，智庫最低限度可以對正在發(fā)生的變革起到“確認”作用，最高限度可以幫助歸納出公眾實際爭論的問題的范圍，可以促進各屆行政當局之間的延續(xù)性，并溝通政府和立法部門。無論智庫的作用如何，見解精明亦或愚鈍，它們總是民主社會的支流，它們的高聲和低語都構成了漫無休止、此起彼伏的論戰(zhàn)的一個旋律。
　　美國學者多尼則運用Neix數據庫對美國主要智庫的影響力進行定量分析，從而科學地揭示了智庫研究的輿論學視角――關于同一客體的多種意見形成的“輿論場”中，某一智庫的意見處于“中心輻射”還是“多渠道互補”，將極大影響其作用的發(fā)揮。
　　
　　智庫的輿論影響
　　
　　智庫發(fā)揮輿論影響的渠道主要有：出版刊物，包括發(fā)表文章、政策報告及定期出版學術雜志；舉辦學術研討會；應邀發(fā)表演講；出席國會聽證會；提供政策咨詢；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在媒體發(fā)表意見等等。其輿論影響有：
　　1　影響公共決策。《大西洋月刊》、《哈潑斯雜志》等觀點類雜志均是影響決策的重量級砝碼。著名的蘭德公司，其研究成果素來向公眾公開，主要讀者或對象讀者均是政客或對政治感興趣的學者。企業(yè)研究所和布魯金斯學會的出版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擁有專門的出版發(fā)行人員，其推銷和贈送相結合的辦法，使其研究成果得以迅速傳播到社會領域。近年來，伴隨新媒體技術的發(fā)展，傳統基金會還設立網站和網上書店，以方便讀者獲取�？▋然鶉�際和平基金會出版的《外交》雜志，是最具影響力的國際政治經濟期刊。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出版物大多已成為各國政界和社會精英決策的思想源泉，并深刻影響著國內國際政策的形成。
　　2　塑造公眾輿論。被稱為智囊的專家學者出席研討會、新聞發(fā)布會或在公開場合闡述對內政外交的看法，既是將智庫思想轉變?yōu)楣�眾議程的過程，也是智庫思想向社會公眾傳播并塑造公眾輿論的過程。上世紀6()年代，美國國會對中國問題聽證會上，一些重量級智囊紛紛表示對華實行“遏制而不孤立”政策，這成為7()年代美國對華政策的輿論先鋒。民自≈顯示，1971年，支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民眾已過半數。
　　隨著媒體技術的發(fā)展，智庫的輿論擴散愈加倚重新媒體技術。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對傳統媒體的忽視。有數據顯示，傳統媒體對智庫觀點的引用數量仍呈上升趨勢。傳統媒體在向公眾宣講政策時，仍然青睞智庫的觀點和研究成果，以增強其報道的權威性和可信性。而公眾則通過“媒介化”了的智庫觀點，培育并增強其獨立分析和判斷能力。
　　3　營造決策環(huán)境。各類智庫的并存和牽制，為決策者建立了闡釋政策、發(fā)揮影響、進行勸服的輿論場，一些觀點也借此得以共謀和共享。智庫為決策者提供了各類觀點相互交流、相互借鑒、相互問難的渠道。美國政府不僅在決策上借助智庫，也常主動利用智庫進行輿論擴散以營造決策環(huán)境，實現輿論目標。2003年伊拉克戰(zhàn)爭前夕，小布什在美國企業(yè)研究所(AEI)的年度午餐會上發(fā)表講話，對薩達姆政權橫加指責。其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政策與AEI的政策主張形成了“共振”和“共鳴”，并為小布什政府窮兵黷武的外交政策塑造了輿論環(huán)境。
　　4　協調外交關系。有研究表明，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右翼保守主義智庫的“遏制論”所產生的輿論慣性，深刻制約著克林頓政府早在1994年就提出的“全面接觸”的對華政策。熟諳智庫輿論影響的外國政府，經常主動與美國政府開展“智庫外交”，以發(fā)揮其利已影響。1997年下半年。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保守派智庫大西洋委員會和傳統基金會演講時說：“一個中國不等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更不等于中華民國，而是一個未來兩岸致力于統一的中國�！边@向美國智庫傳達了一則重要信息，對隨后江澤民主席訪美并與美中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zhàn)略伙伴關系，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5　設置輿論緩沖。智囊與政府官員交叉任職，交流互換，是智庫影響決策的有效途徑，這被稱為“旋轉門”。政府官員在將權威信息引入智庫的同時，可將政府信息加以傳播。有研究顯示，傳統基金會、企業(yè)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外交關系委員會、蘭德公司、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都設有“外交官培訓項目”，意在讓現任外交官與智囊同研究、同演講、同著述。蘭德公司董事會成員中，聯邦政府、學術界和企業(yè)界人士各占1／3，高級研究員也在白宮、國務院、國防部、中情局等部門擔任要職。這種頗為“精巧”的設置，不僅為政府決策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也形成了信息、思想、觀點、資源自由競爭的市場，而最終的決策卻始終在框架內進行，從而避免了大規(guī)模的輿論振蕩和輿論沖突。
　　
　　政府對智庫的軟性控制
　　
　　兩黨制政體之下，美國社會的政治博弈和輿論沖突不可避免。智庫的政治傾向、輿論影響及其與政要的關系成為智庫輿論影響的重要參數。國會兩黨議員的激烈辯論，所屬不同黨派媒體的相互攻殲，時常引起輿論的小范圍逆轉和風暴。但總的看，美國媒體和輿論能夠實現較大范圍內的公正、客觀和平衡。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政府決策的輿論渠道眾多，利益集團、輿論調查等均是政府決策的重要參考。另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和智庫之間的“旋轉門”既保證了人員的流動性，又確保了政策的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
　　由此可見，美國政府對智庫的控制是軟性的。政府的經濟支持為智庫的生存和發(fā)展提供先決條件。1968 年成立的城市研究所的“第一桶金”，90％都來自約翰遜政府的“大社會項目”�？肆诸D政府時期的進步研究所，共和黨控制的第104屆國會所青睞的傳統基金會等均得到政府的經濟支持。而一貫與政府唱反調的智庫，則與政府資助無緣，其輿論影響微乎其微。兩黨政治為智庫的輿論擴散和輿論平衡提供政治土壤。布魯金斯學會與民主黨關系密切，自杜魯門總統以來的歷屆民主黨政府都從該學會遴選政府要員。保守派智庫之一的胡佛研究所深得歷屆共和黨青睞，被譽為“共和黨智囊”。企業(yè)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等也是著名的保守派智庫。
　　
　　【鏈接】　著名美國智庫簡介
　　
　　1、美國外交關系協會。成立于1921年，是美國非政府性的研究機構，致力于對國際事務和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該協會主辦的《外交事務》雜志曾刊登過喬治?凱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國知名外交家、國際政治學者的論文。
　　2、美國蘭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國著名的非盈利性的研究、咨詢機構。早期從事對航空器、火箭和衛(wèi)星等軍事設備的研究，現已發(fā)展為一個對美國國家安全、國際事務、反恐以及能源與環(huán)境、教育等多領域進行研究和分析，提供決策建議的咨詢機構。
　　3、美國企業(yè)研究所。成立于1943年，自稱為代表美國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與保守的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庫。
　　4、布魯金斯學會。1924年由政府研究學會的支持人羅伯特?S?布魯金斯創(chuàng)立，致力于對經濟、外交事務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和教育。
　　5、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成立于1910年，研究的主要范圍包括：非洲政策、民主、政治與世界安全、全球議題、國際移民政策、核武不擴散、俄羅斯及歐亞事務等。目前有35位研究專家。該基金會主張美國應有兩黨一致的對華政策，一方面與日益強大的中共有穩(wěn)定關系，另一方面降低與中共在臺灣問題>中突的機會。
　　6、美國戰(zhàn)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作為一個無黨派的研究機構，該中心成立40余年來，主要從事包括評估美國的政策風險，分析歐盟、東盟等地區(qū)性事務，研究國際安全與穩(wěn)定以及建立國家長期戰(zhàn)略等研究活動，致力于為美國內外事務提供戰(zhàn)略性政策，培養(yǎng)政治精英。
　　7、斯坦福大學胡佛中心。1919年由美國總統胡佛創(chuàng)立。早期專門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研究，現已成為一個研究國家政策的學術機構，研究領域涉及國內外的政治、經濟以及政治經濟事務。
　　8、傳統基金會。成立于1973年，是一個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團，云集了當前活躍于美國政壇的保守主義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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