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適老性高等教育的興起是人口老齡化與高等教育大眾化共同作用的結果，也是未來老年教育發(fā)展的必然趨向。以我國適老性高等教育的現狀為基點，綜觀國際有關適老性高等教育的研究與實踐，得出其在知識延展、空間擴展和人才匯集這三個維度上的發(fā)展特征及主要措施，從不同層面驗證了明確適老性高等教育需求轉向、提升適老性高等教育政策扶持以及加強適老性高等教育社會參與的前瞻性與重要性，并以此作為預測我國適老性高等教育發(fā)展趨勢以及應對未來適老性高等教育供需鴻溝的經驗借鑒。
　　【關鍵詞】老齡化;適老性高等教育;發(fā)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G77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794（2019）02-0040-08
　　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截至2016年底，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23 086萬人，占人口總數的16.7%。[1]根據世界衛(wèi)生組織預測，伴隨平均壽命的延長和生育率的降低，至21世紀中葉，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將突破30%，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2—3]“人口老齡化持續(xù)發(fā)展下去所產生的沖擊將不亞于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偉大的經濟或政治革命”。[4]面對這一尖銳問題，眾多學科結合自身的社會職責與知識體系展開了研究，例如社會學中的空巢現象、醫(yī)學中的老年護理與康復、建筑學中的適老性空間營造、經濟學中的銀發(fā)經濟等等，均將研究視線聚焦至人類生命的晚年。
　　一、適老性高等教育的理論基礎
　　在此背景下，以“生命性”為學科立場，以關懷生命、成全生命為存在形式的教育學也主動發(fā)揮其社會服務與引領功能。[5]一些學者在梳理我國老年教育現狀與需求的基礎上，總結發(fā)展特征，提出實施策略，也有學者通過比較分析來借鑒英、法、美、日等國老年教育的先進理念與模式。這些研究的方法與視角各有不同，但都將提升老年人口的生存與發(fā)展能力、緩解社會養(yǎng)老壓力作為最主要的研究目的與意義。然而，早在19世紀30年代，瑞士分析心理學家榮格（Carl G. Jung）就提出：老年教育更應專注于提升老年個體內在的積極價值取向（Positive Orientation）和幸福感（Well-being），而不僅僅是對社會的被動適應與順從。[6]隨著我國老齡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尤其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深入發(fā)展以及高文盲率影響的消退，以往非正式、低門檻的生活休閑、娛樂保健、職業(yè)技能等培訓已無法滿足老年人對正式的、系統(tǒng)化的高層次教育的需求。[7—8]預測和順應老齡社會的發(fā)展趨勢是我國高等教育領域需要關注的新問題。
　　社交情緒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認為，人類目標的選擇依賴于對時間的感知，機體的衰老會讓不同目標的優(yōu)先性發(fā)生變化，傾向于將更多資源投入到有意義的目標和活動中去，并時刻保持積極效應（Positive Effect）。[9—10]老年人具有豐富的實踐知識和經驗，擁有足夠的自由時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發(fā)揮自身的潛力，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11]在傳統(tǒng)認知中，老年人原型（Prototype）常被冠以消極詞匯，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界逐漸意識到這一群體的活力。神經學家理查德·瑞斯塔克（Richard Restak）的研究證明，“60歲以上老年人的大腦運行活力并未呈下降趨勢，80歲甚至90歲的人類大腦依然功能齊備，運轉正常;年齡增長并不意味著腦細胞數量的驟減”。[12]此外，美國國家教育統(tǒng)計局（Nationan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數據也顯示，1990—1999年間美國55—64周歲的老年人參與適老性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for Aged Adults， HEAA）的人數比由23.0%增長至35.3%，65周歲及以上的則由10.5%增長至18.7%。[13]研究和實踐都證明了老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行性，適老性高等教育便是對此作出的適應性回應，即在老齡社會，高等教育通過為部分“有文化基礎、有精神追求、有自我要求、有空閑時間、有經濟能力或有社會資源”的“新型老年人”提供具有激勵作用的高等教育環(huán)境，并借助專業(yè)化的課程體系、情境體驗與師生交互，滿足晚年發(fā)展的內在需求與心愿，保持社會參與度，以便達成更積極、更有意義的人生。[14]
　　二、我國適老性高等教育的發(fā)展現狀
　　我國“活到老，學到老”的傳統(tǒng)思想與西方“成功老齡化”（Successful Aging）、“健康老齡化”（Healthy Aging）、“產出性老齡化”（Productive Aging）、“積極老齡化”（Active Aging）的現代理念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從空間意義上看，我國適老性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根植于老年教育實踐活動與中華文化土壤之中，具有特殊性;從時間意義上看，各國適老性高等教育的發(fā)展過程都將由救濟性、福利性的被動響應轉變?yōu)槲幕�性、多元性的積極引導，具有普適性。因此，在分析我國適老高等教育現狀的基礎上對比和參考先進發(fā)達國家（地區(qū)）的發(fā)展模式與階段進程，對預測未來走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我國的老年教育伴隨著干部退休制度改革而產生，并隨終身教育理念影響而發(fā)展。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國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規(guī)定了退休制度，這一政策規(guī)定的出臺促使一批老干部、老職工將工作熱情轉移到充實退休生活、發(fā)展老年教育事業(yè)之中，于1983年自發(fā)籌建了我國第一所老年大學——山東紅十字會老年人大學（后改名為山東老年大學），掀起了全國性的老年大學建設熱潮。1983年至今，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央各部委共制定出臺與老年教育相關的政策條例15項，其中與老年教育直接相關的有12項（表1）。通過對比文本內容發(fā)現，老年事業(yè)的建設目標由最初的“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1994年）發(fā)展到“老有所養(yǎng)、老有所醫(yī)、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1996年），最終擴充為“老有所養(yǎng)、老有所依、老有所教、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2006年），政策導向由自發(fā)性的“學”逐步轉為自發(fā)性的“學”與服務性的“教”相結合;老年教育的重心也由“為老年人提供物質文化生活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2000年）轉化為“開發(fā)老年人力資源，鼓勵老年人利用所學所長為社會提供服務”（2016年）。這兩方面的轉變體現了老年教育的辦學性質從“自下而上”的自發(fā)性活動發(fā)展為政府支持的公益性、全民性活動;教育資源供給也由社會對老年人的單向輸出發(fā)展為雙方互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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