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的政治學意蘊探析

　摘要：

　廣場，作為“城市的客廳”，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場所，承擔著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功能，作為公共生活的空間載體，是公民之間圍繞公共利益展開對話、協(xié)商、批判和討論，形成獨立的公共輿論的場所，具備“公共領域”的特質，是公共領域的空間表現形式。通過廣場空間，公民表達政治訴求，爭取政治權利，對政治認同與政治過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廣場與政治權力密切相關，空間是一種權力的表達，不同的權力形式塑造出了不同的空間，政治權力形塑廣場，政治體制是政治權力的外在表現，廣場空間形態(tài)、結構和功能的變化折射出政治體制的轉變。

　關鍵詞：

　廣場；公共領域；政治參與；政治權力

　廣場被譽為“城市的客廳”，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場所，承擔著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通常，廣場位于城市中心，是城市的焦點和標志，其典型特征是：地面鋪砌，由建筑物圍合而成的或被街道限定，或與之產生聯(lián)系的建筑空間，它能夠吸引大量人流并為聚會提供場所。［１］１２７Ｊ•Ｂ•杰克遜更是直接將廣場定義為“吸引人們聚集的城市場所空間”。［２］１４由于廣場具有匯聚的特性，使它成為匯集信息或知識的代名詞，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間，而具有虛擬空間的意義，如網絡領域中的“微博廣場”、媒體中的廣場模塊……本文中所指的廣場是物理意義上的建筑空間，不同于其他抽象

　意義上的概念。廣場是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間載體，它不僅可以展現歷史文化的獨特魅力，也能夠折射出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圖景。“比如有‘凝固的藝術’之稱的建筑，它那多姿多彩、美輪美奐的樣式與外觀遠遠超越出了其日常居住和公共活動場所的實用范圍，其設計風格、筑造樣式、結構布局等則記載著它那個時代所獨有的審美理念、價值追求甚至權力格局等意蘊豐厚的內涵。”［３］１７８城市廣場不僅僅是一座冰冷的靜態(tài)建筑，而且是一個活躍著的“政治場域”。目前國際國內學術界對廣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學、藝術設計學領域，主要討論：廣場建筑的具體設計與規(guī)劃、“廣場熱”的反思與評論、廣場發(fā)展的歷史演進與空間形態(tài)演變以及中西方廣場的比較研究、廣場的社會學研究等，而從政治學角度解析廣場尚顯不足。本文試圖從政治學的角度，探討廣場作為公共領域所具有的特征、功能，及其空間形態(tài)變化與政治權力的關聯(lián)。

　一、廣場：公共領域的空間表達

　廣場古已有之，它自產生之初就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西方廣場起源于歐洲，出現在公元前八世紀的古希臘。最早的古希臘廣場（希臘文Ａｇｏ－ｒａ），指一個用于集會與市場的公共開放空間，是全體公民參與城邦政治與立法的公民大會，后來逐漸演變?yōu)槎喙δ艿墓�共聚集場所。［４］１９３與西方廣場相同，中國的廣場也有悠久的歷史。中國廣場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末期，根據考古發(fā)掘的結果：陜西臨潼縣姜寨村是仰韶文化初期母系氏族村落的遺址，在那里有兩條壕溝將居住區(qū)和墓葬區(qū)隔開。溝內居住區(qū)的中心是一個約４０

�。埃岸嗥椒矫椎膹V場，周圍建筑了不同朝向的房屋，廣場成為氏族集會、議事以及宗教活動的場所。［５］６７－６８古代社會中，西方廣場是城邦公民參與公民大會、參與城邦生活的場所；中國的廣場是公民參與全部社會生活，尤其是是政治生活的場地。由于受歷史條件和政治發(fā)展的限制和約束，早期社會中公民參與政治的渠道有限，廣場成為公民表達公共意見最重要的渠道和途徑，發(fā)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廣場仍然是公民政治參與的渠道之一，但各國民主政治的發(fā)展拓展了公民政治表達的途徑，其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毋庸置疑，從傳統(tǒng)社會到現代社會，廣場一直是公民參與公共生活、表達公共意見的政治空間。“公共領域”一詞最早由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提出，她指出“私人生活領域與公共生活領域的區(qū)別相應于家族領域與政治領域的區(qū)別，而至少從古代城邦興起以來，家庭領域和政治領域就一直是作為兩個不同的、分離的領域存在的。”［６］６２在這里，她從古希臘的政治生活出發(fā)，將其分為涉及公共生活、公共利益的公共領域和涉及個人私有財產和私人生活的私人領域。公共領域的概念還停留在古典的意義上，尤爾根•哈貝馬斯賦予公共領域以現代意義。他將全部社會生活劃分為私人領域（市民社會）、公共權力領域（國家）和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而公共領域“首先可以理解為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但私人隨即就要求這一受上層控制的公共領域反對國家政治權力機關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經屬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質的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域中的一般交換規(guī)則等問題同公共權力機關展開討論。”［７］３２而且“在這個領

　域中，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能夠形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公共領域的一部分由各種對話構成，在這些對話中，作為私人的人們來到一起，形成了公眾。”［６］１２５根據哈貝馬斯的論述，公共領域是一個在國家與社會之間進行協(xié)調的公共空間，在這里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公民通過公開的對話、協(xié)商等將有關公共事務的公共意見轉化為公共輿論。其基本特征是，公共領域是公共權力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緩沖地帶；公民之間通過理性批判而進行交往、對話，形成了獨立于國家之外的公眾輿論。它可以看作是“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８］７９廣場的建筑空間提供了公民進行集會、游行示威、表達意見、投票的場所。公民在廣場上圍繞公共利益展開批判和討論，促進政治共識的達成，影響政府的決策行為，是一種“公共領域”的空間表現形式。

　二、廣場：公民政治參與的平臺

　廣場作為公共領域，是公民政治參與的重要平臺和渠道。政治參與是指普通公民通過一定的方式參與政治生活，以影響政治體系的構成、運行方式、過程和政治決策等相關的政治行為，即“公民通過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展露政治意愿，表達利益訴求，從而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影響國家政治決策過程的行為。這既包括合法的參與，也包括非法的參與，既包括自愿參與，也包括動員性參與，既包括規(guī)律性的參與，也包括突發(fā)性的參與。”［９］２２所謂廣場政治參與，顧名思義，就是普通公民以廣場為媒介進行的政治參與。它是國家政治生

　活民主化的體現，反映了多元、平等、共和的政治思想。在這一概念中，主要包含以下內容：從參與主體來看，僅包括公民以及由公民組成的團體或群體等；從參與客體來看，廣場政治參與指向的是整個政治權力和政治體系的運作，而不是狹隘意義上的政府決策；從參與途徑來看，廣場政治參與的途徑既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說，它不考慮這些活動根據政治系統(tǒng)的既定準則是否合法。因而抗議、暴亂、示威游行是指那些企圖影響公共當局的叛亂行為，都屬于參與的形式；［１０］６廣場政治參與是普通公民在廣場上對政治系統(tǒng)施加影響的行為。廣場政治參與的形式和渠道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口頭語言類的政治參與，如政治批判和討論、政治交流、政治宣泄等。每個公民享有平等的發(fā)言權，他們能夠在廣場上就公共政治事務發(fā)表自己的意見，表達政治見解。二是政治參與實踐活動，有政治投票、政治選舉、政治集會和游行、政治接觸等。需要指出的是，這兩種參與形式通常是相互配合、相互影響的�？陬^語言類的廣場政治參與往往會轉化為政治實踐活動，而廣場政治實踐活動的展開通常伴隨著口頭語言的參與。公民的廣場政治參與的功能主要有：首先，表達政治訴求。政治訴求通常是國家政治權力之外的人通過某種方式表達自身在政治上的申訴和請求。這種方式既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由于廣場具有寬敞、開放、自由、平等的空間特征，它雖然不善于建立一個秩序或規(guī)則，但他們有充分的能力去破環(huán)和打碎一個秩序和規(guī)則，［１１］這也就是公民選擇在廣場上表達政治訴求的原因之一。近代以來，中國廣場空間與政治的互動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

　時期。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為阻止北洋政府在對德和約上簽字，拯救民族和國家，北京十幾所高校學生齊聚在天安門廣場游行示威、政治請愿、罷工、罷課、暴力對抗等形式的活動。此后，天安門廣場先后爆發(fā)了反對華北自治的“一二•九運動”和反饑餓、反內戰(zhàn)、反迫害的“五•二零運動”，這些都是公民通過廣場表達政治訴求的典型例子。其次，爭取政治權利。政治權利是公民在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過程中實現自身內在需要的權利，它包括對公共事務的決定權、擔任國家公職人員的權利、監(jiān)督和制約國家權力、公民的聯(lián)合行動權和知情權等。［１２］３５－３７埃及長期以來實行威權政治體制，權力缺乏制約，長期的腐敗造成經濟衰敗，公民基本的就業(yè)、生存無法保障。最終在當地時間的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５日，大批埃及公民聚集在首都開羅市中心的解放廣場，舉行游行示威，要求時任總統(tǒng)穆巴拉克辭職。約２０天之后總統(tǒng)下臺，新的民選總統(tǒng)穆爾西開始執(zhí)政。但僅僅一年之后，穆爾西重演了穆巴拉克的一幕，公民再次通過在廣場的游行示威推翻了新的政府。埃及的政治發(fā)展過程表明廣場政治的勝利，它是公民監(jiān)督、制約國家權力，爭取自身權利的成功事件。同年９月，數萬名群眾聚集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市中心的獨立廣場，要求進行選舉制度改革，促進選舉的公正、透明。另外，廣場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為了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約２５萬公民曾聚集在華盛頓的林肯紀念館前廣場，公民的影響力迫使國會通過了民權法案，促進了美國的種族平等的實現。最后，影響政治認同。廣場的政治參與對政治認同的生成具有兩面性，既可以促成政治認同的生成也可以推動政治

　認同的消解。一方面，通過廣場公民能夠參與宣傳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活動，包括廣場舉行的文藝宣傳活動，國家在特定時期舉辦的政治儀式，如紀念辛亥革命儀式、抗戰(zhàn)紀念儀式、國慶閱兵儀式等。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每隔一段時期都會舉辦規(guī)模比較大的國慶大閱兵，來自全國各地的公民齊聚在天安門廣場觀看并參與這一儀式。在這一過程中，“參與儀式的人們有利于促進他們的信仰，這些信仰又使得他們的行為合理化，以及為他們的忠誠提供了支持”［１３］１４５，公民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從心理上產生對國家的認同，也就賦予國家以一定的合法性。２０１５年５月９日，俄羅斯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紀念衛(wèi)國戰(zhàn)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亦稱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６５周年的閱兵儀式也具有同樣的政治功效。公民通過廣場上的觀看全身心的融入到政治儀式中，實現了與儀式操演者的情感共鳴，從而促進公民政治認同的建構。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同時看到廣場政治的非理性帶來的政治無序狀態(tài)，它會對政府權威構成挑戰(zhàn)，威脅政府的公信力，從而消解公民對國家的政治認同。部分公民會聚集在廣場上采取合法手段或非法手段對政府當局的政治活動提出質疑，當這些政治活動得到大批公民支持的時候，公民便會產生對國家的負面認知，對國家、民族的認同自然就會降低。泰國近年來政權的頻繁更迭集中反映了這一觀點。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反政府示威者“黃衫軍”和親政府的“紅衫軍”分別在曼谷舉行了推翻“他信體制”和聲援政府的游行示威。其中，泰國反對黨在首都曼谷民主紀念碑廣場持續(xù)發(fā)動了多次反對英拉政府的大規(guī)�？棺h示威集會活動，導致民眾對政府的

　認同下降，最終英拉做出解散國會下議院的決定。公民廣場政治參與的功能在不同的時代的作用效果是有所區(qū)別的。在傳統(tǒng)時代下，公民廣場的政治參與活動效用是一定的，其傳播的范圍也是有限的。而當前我們處于現代傳媒時代，公民的廣場政治參與的功能被前所未有的放大，對政治的影響力也有所增加。由于全球化時代互聯(lián)網的發(fā)達，公民突然獲得了無法想象的巨大的輿論和動員能力。傳統(tǒng)的政治參與活動的傳播依托職業(yè)活動家和秘密組織，一般是從點到點，最多是從點到面的政治擴散。而在當前，信息和政治的擴散很可能是從面到面的，而且是無法截斷的。［１４］５１因而，有學者曾評論“在當今的政治變革時代，誰掌握廣場就掌握政權”。［１４］５１雖然這一評論有放大廣場的政治功能的嫌疑，但也說明了在現代傳媒時代廣場對政治過程的影響。正是因為公民在廣場的政治參與對政治過程的巨大影響，許多政治活動家選擇在廣場上發(fā)表競選演說、就職演說來爭取公民的支持。以２０１２年法國總統(tǒng)大選為例，前總統(tǒng)和新總統(tǒng)分別在大選開始前和結束后于巴黎協(xié)和廣場、巴士底廣場發(fā)表競選演說和就職演說，以凝聚社會力量、爭取民眾認同。此外，烏克蘭、埃及政治局勢的變化也反映了公民廣場政治參與的重要功能。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廣場政治對政治局勢的影響也受其他因素制約，如國家政體。通常民主政體比較穩(wěn)固的國家民眾可以通過多種渠道表達公共意見，廣場政治參與的作用有限；而民主政體不穩(wěn)固的國家，民眾沒有發(fā)聲的空間，因而廣場成為他們表達公共意見、爭取權利的重要空間。這就導致很多情況下，民眾的廣場政治參與的方式和手段過分激烈，有

　時會直接指向當前的政治統(tǒng)治，造成了部分國家既有政權的更迭。例如，埃及、泰國、利比亞的顏色革命之所以在廣場發(fā)生，是因為這些國家民主政體尚不穩(wěn)定。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也從另一側面證明過這一理論，他認為許多國家發(fā)生動蕩是因為這些國家處在實現民主化、法治化的過程中，政治動亂的產生不在于缺乏現代性，而在于企圖獲取現代性的努力。［１５］３８

　三、廣場：政治權力形塑的公共空間

　政治權力與空間有著密切的互動關系，政治權力的運作對空間的建構產生影響，空間的設計服務于特定的政治權力。從空間的角度來看，其實質是權力對空間的塑形，也就是權力的空間化。［１６］１０８也就是說，空間是一種權力的表達，不同的權力形式塑造出了不同的空間。政治體制是政治權力在政治組織、制度上的外在表現形式，因而，空間的轉變是政治體制轉變的一面鏡子，空間的演變能夠反映、折射出政治體制的變化。１５世紀的建筑理論家阿爾貝蒂在其《建筑十論》中依據政權性質將城市區(qū)分為共和國的城市、君主的城市和暴君的城市，不同類型的城市擁有不同的權力空間。［１７］２０２簡而言之，不同政治體制中的權力運行方式不同，引起了空間形態(tài)、空間結構以及空間功能的不同，我們可以通過研究政治體制、政治權力的變遷來探究廣場空間的變化。從古希臘到中世紀廣場空間的變遷中，可以看出政治權力與廣場空間的互動。在古希臘，公民平等而自由地聚集在一起針對政治事務表達各自的見解，其中也包括觀點的辯論、批判以及整合等。此外，人們參與政治生活的時間也具有變動性，不

　是固定不變的。因此古希臘廣場相應的呈現出一種規(guī)模較大、缺乏整齊劃一的規(guī)劃，自由而不規(guī)則的空間。這種自由、廣闊的政治空間是城邦民主制度的體現。古羅馬廣場具有集權與民主的雙重特點，“它的政治活動色彩更為強烈，周圍的建筑沿襲了古希臘的風格，但又更加嚴格規(guī)整，廣場空間更趨于封閉”［１８］７，而且氣勢恢宏。廣場空間形態(tài)的改變反映出從羅馬共和國時期到羅馬帝國時期的政治變遷。在共和國時期，羅馬實行民主制度，國家權力屬于全體公民。公民可以通過公民大會討論公共事務，將公共意見轉化為政治決策。隨著羅馬帝國的建立，國家權力對社會的控制力增強，國家權力機構對公共領域的不斷僭越使公民討論政治事務、參與政治生活的機會減少，廣場的空間縮小。國家控制力的增強，使廣場的空間布局較為規(guī)整，其中的建筑安排整齊統(tǒng)一、錯落有致。而且廣場在整體規(guī)劃中多用簡潔的直線設計給人以權力、威望的體驗，使廣場更加具有莊嚴、肅穆感。中世紀，教權與王權的斗爭此起彼伏。教會宣揚宗教權威和世俗權威均來自上帝的授予，世俗的君主必須服從教會。在這一思想的主導下，教會廣場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同時，君主為了彰顯自身的權威也修筑了一系列廣場，這一時期的廣場數量眾多、形態(tài)各異、風格多樣，但它們都是教會和君主顯示自身權力的象征物，廣場建筑中總會有一些高聳入云，直指蒼天的雄偉宏大的建筑，與周圍其他建筑形成較鮮明的對比。廣場的設計會突出一個權力中心，抑或是教會，抑或是國家，體現為廣場一般以某個建筑物為中心，其它建筑圍繞其形成一個較為封閉的區(qū)域。中國廣場的變遷也可以說明政治權力對空

　間的塑造。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開始創(chuàng)建新的政治空間，抑或是對原有的廣場進行改造，抑或是新建新的廣場。建國初，城市廣場大都依據蘇聯(lián)的集會廣場模式修建。在空間形態(tài)上，體現出較大的內向性特征，整個廣場與街道的銜接較少，廣場總體上呈現出規(guī)整、封閉、缺乏活力的空間特征，而且廣場的空間急劇膨脹，形式規(guī)整、規(guī)模宏大，廣場建筑也宏偉壯觀。“廣場空間在此演化成為‘象征性符號媒介’，用特有的傳統(tǒng)建筑語言邏輯明確地表達政治威權的邏輯。過分宏大的空間體量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儀式性特征，容易把在場的人壓縮得非常渺小，讓人有遠離感和無助感，從而力圖凝聚成集體以壯大聲勢抵抗脆弱與孤立。”［１８］９３廣場成為鞏固國家政權，宣揚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場所。國家或者其他政治權力主體以廣場為媒介定期舉行政治儀式，向社會民眾宣傳政治價值和意圖，實現對民眾的政治教化，增強民眾對國家的認同。也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廣場的政治性功能被空前的強化。此后幾十年間，各大城市相繼出現了規(guī)模不等的群眾集會游行示威場面，廣場成為群眾政治參與的活動場所。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并推行了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改革，促進了經濟的發(fā)展，國家與社會、個體的關系也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國家向社會的部分放權，使社會的活力增強，公民的個體自主活動空間擴大，為廣場空間的發(fā)展提供了較好的條件。各級地方政府開始擴建廣場，新一輪“廣場熱”出現。此時的廣場在功能上弱化了政治集會的屬性，強調休閑娛樂性和美觀性。廣場的興建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提升城市品位、提高市民生活環(huán)境，因此，公園式的廣場大

　量出現。廣場就變成“城市道路樞紐，是城市中人們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活動或交通活動的空間，通常是大量人流、車流集散的場所。在廣場中或其周圍一般布置著重要建筑物，往往能集中表現城市的藝術面貌和特點”［１９］２１７。廣場空間布局不再講究單一的對稱規(guī)則，設計更加自由、生動。廣場建筑更加多樣化，功能涵蓋更廣泛，能滿足人的不同需求。

　四、結語

　廣場與政治密不可分。一方面，廣場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即公共性，它是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公共空間。另一方面，政治權力會利用廣場空間開展政治活動，使廣場成為政治勢力角逐的舞臺。因此，從政治學視角看，廣場是介于國家與社會之間，向所有公民平等開放，旨在形成公共輿論的公共領域。作為公共領域的廣場自然成為公民廣泛參與政治的重要平臺和渠道，它能夠為公民表達政治訴求、爭取政治權利提供場所，能夠影響公民政治認同和國家的政治過程。政治權力形塑公共空間，廣場的空間形態(tài)、空間結構及其功能在東西方也經歷了不同的演變，這些變化可以從政治體制、政治權力的變遷中找到依據。

　作者：王娜 單位：東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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