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概念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上是擁有知識的社會階層的統(tǒng)稱，是中性的；
而狹義的知識分子，則飽含價值和道德判斷，專指這樣的一些人：他們不僅有深厚的知識背景，更重要的是，保持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不趨炎附勢，敢于說真話，崇尚正義，與執(zhí)政者保持一定距離，始終堅持社會批判的民間立場。本文所指是狹義上的知識分子。

　　專制是人類社會肌體上的一個毒瘤，一直頑強地存在于階級社會歷史之中。或赤裸裸，或披上各種偽裝，但不管以何種面孔出現(xiàn)，它嗜血的本性一直未變，總是以自由和民主為敵，因而自由和民主到來的步履是如此艱難。自人類社會出現(xiàn)專制以來，承擔社會批判責任的知識分子，以筆為槍，與其展開了持續(xù)不斷的斗爭。斗爭的形式，可概括為“陣地戰(zhàn)”和“游擊戰(zhàn)”兩種。

　　“陣地戰(zhàn)”與“游擊戰(zhàn)”是軍事上最基本的作戰(zhàn)方式。是采取“陣地戰(zhàn)”還是“游擊戰(zhàn)”，關鍵在于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的大小�！坝螕魬�(zhàn)”是我方力量相對弱小時，既能對敵方進行有效打擊，又能保持我方有生力量的一種較好的作戰(zhàn)方式。在專制社會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往往處于社會弱勢階層。在國家暴力機器面前，他們力量顯得極其弱小。但良知和血性使他們不得不舉起手中的筆。于是，“游擊戰(zhàn)”便成了知識分子與專制進行斗爭的常用方式。（http://www.yannan.cn）

　　國家制度的核心內容是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的外圍，相應分布著文化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度、分配制度等。專制國家的荒謬，首先表現(xiàn)在政治制度的反人性上;其次表現(xiàn)在文化等各方面制度的嚴重不合理上。專制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專制統(tǒng)治者壟斷公權、擭取最大私利的根本保障和掩蓋其貪婪本性的最后一道遮羞布，歷來統(tǒng)治者都是竭盡粉飾之能事，極力將其“合法化”。直接否定專制的政治制度，觸犯了統(tǒng)治者的大忌，必然招來瘋狂、血腥的鎮(zhèn)壓。

　　前蘇聯(lián)物理學家薩哈羅夫是該國原子彈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被稱為“氫彈之父”。由于他在這方面的卓越貢獻，政府給予他極大榮譽，他兩次被授予列寧勛章，一次斯大林獎金，三次提名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但當他認清現(xiàn)行政體的專制本性時，走上了與體制離經叛道的不歸路。1970年，他和一些朋友組織了民間性質的“人權委員會”，要求國家進行保障人權的政治改革，把矛頭直接指向國家的政治體制。然而，當他作出這樣的抉擇時，厄運就接踵而至，他受到了克格勃的迫害。所有特殊待遇被取消，人身權利被剝奪，有病得不到治療，甚至長期被監(jiān)禁、流放，幾乎丟掉性命。連薩哈羅夫這樣作出重大貢獻的國家功臣，都陷入如此悲慘境地，其他一般知識分子的處境可想而知。中外歷史上，因直接對抗專制而付出自由、健康乃至生命代價的知識分子難以勝數(shù)。

　　在“游擊戰(zhàn)”中，知識分子批判的鋒芒，沒有象薩哈羅夫那樣直指專制國家反人性的政治制度，而是從文化、經濟、教育、環(huán)境等多方面具體問題入手。今天針貶教育不平等，明天批評分配不公，在這篇文章中斥責道德淪喪，在那篇文章中揭露官場腐敗，聲東擊西，進行靈活、流動作戰(zhàn)。（http://www.yannan.cn）

　　龍應臺是‘游擊戰(zhàn)“的高手。在上個世紀80年代風行一時的雜文集《野火集》里，她揭露和針貶了當時臺灣社會的種種病象。從激情的文字里，讀者可感受到龍應臺對專制與暴政的痛惡和批判，以及對自由和民主的吶喊。然而，當時龍應臺正處在國民黨的專制統(tǒng)治下，她非常清楚對手是什么，以及對方所能容忍的底線是什么，于是，她選擇了迂回的策略，繞過雷區(qū)但又執(zhí)著地表達自己的聲音。她說：“面對獨裁政府，表面上的文化問題，環(huán)境問題，真正挖掘下去，背后都是政治問題。但政治氛圍又不允許一個作者碰，那你怎么辦？你只好從表面的經濟問題、環(huán)境問題、社會問題、教育問題著手�！保〒�(jù)《南風窗》2003年9月上半月刊）

　　對專制的揭露和批判，魯迅往往毫不留情。但他在斗爭方式上，則是靈活多變的。魯迅生活的時代，統(tǒng)治者嚴密鉗制言論自由，文網遍及全國。魯迅不能不找“鉆網”的法子。事實證明，他是世界一流的“游擊專家”。首先是使用筆名。他一生共使用筆名140多個 ，僅1932年到1936年四年間就多達80多個。官方檢查機關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寫什么”上面，魯迅則避其鋒芒，更多在“怎么寫”方面用力，迂回逼近目標。就拿魯迅寫的雜感來說，他談歷史，談文化，談典故，題材似乎距離中國現(xiàn)實十萬八千里，其實無一不息息相關。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于是辦“地下出版社”自費印書。如以”三味書屋”的名義出版《毀滅》、《鐵流》等。（據(jù)《魯迅的最后1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4月版）專制的鐵掌總有漏光的縫隙，關鍵在于戰(zhàn)士的智慧和策略。（http://www.yannan.cn）

　　從客觀上說，知識分子采用“游擊戰(zhàn)”，雖可以在保障自己人身自由和安全方面提供更大的可能，但有的知識分子選擇“游擊戰(zhàn)\"，并不是因為缺少直面專制制度的膽識和勇氣，更多是策略上的明智選擇和追求批判效應長遠性的審慎考慮。

　　龍應臺說：“如何能推到言論鉗制最危險的邊緣，卻又留在影響最大的主流媒體中？-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作最大的‘顛覆’，作最紅的蘋果核心里的一條‘蛀蟲’（《我的不安--八十年代這樣走過》）龍應臺以大量切中時弊且又能為當局的最后底線所容忍的文字，依靠大眾傳媒無孔不入的特性，最大限度地實現(xiàn)了自由民主理念的社會化和普及化。

　　在短期內，也許可以打碎一個專制政權，卻很難建立一個成熟、健全的民主社會。取代舊專制政權的，則更可能是換湯不換藥的新專制政權而已。民主社會的形成，關鍵在于民眾公民意識的普遍覺醒。而民眾公民意識的覺醒，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需要一點一滴的長期沉淀，沉淀到每一個細胞里頭，沉淀到文化底層里頭。“游擊戰(zhàn)”雖不如把批判鋒芒直指專制制度的“陣地戰(zhàn)”那樣震聾發(fā)聵，但它能為知識分子贏得更多的發(fā)言空間和持續(xù)的話語陣地，盡量影響和啟蒙更多的人，這有利于民眾的全面覺醒和社會公民意識的普遍形成。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游擊戰(zhàn)”比“陣地戰(zhàn)”有更徹底和更根本的意義。但是，不管采取那種方式，只要能夠勇于挑戰(zhàn)專制，探求通往自由和民主之路，都是社會和民族的脊梁，都是值得尊敬的。（http://www.yann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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