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二年前，1947年冬，一個中學生給一家報紙的文藝周刊投稿，隨后在1948年最初的三個月里，他在這個副刊上發(fā)表了四次詩文，其中三次占了大半個版面以上。

　　這就是我作為一個投稿者，金隄作為一位編者，曾經(jīng)有過的一段文字因緣。

　　在讀到幾篇金隄先生老友的懷念文章以后，我不避謬托知己之嫌，也來饒舌，實在是因為這一短短的文字因緣，在我學習寫作以至走上終身從文的道路，關系挺大，盡管這于金隄先生，大概不過是他編輯生涯中普通的日課而已。

　　這家報紙是北平的《經(jīng)世日報》，每星期日的“文藝周刊”，約八開的篇幅，可容六千字�？�名下面，注明楊振聲主編，通訊處是由北京大學圖書館轉。

　　差不多從1947年春天起，我在大量讀文學作品的同時開始照貓畫虎地學習寫作，其間，不斷把涌動的詩思嘗試用各種形式寫下來。那年讀了上海《詩創(chuàng)造》上的一些短詩，特別是讀了《大公報·星期文藝》上署名葉華的小詩，我就狂熱地摹仿起來。在小筆記本子上寫下了成百首的“長短句”——這是我投稿時借用了“詞”的別名�！督�(jīng)世日報》的文藝周刊轉過年來刊發(fā)時，題為“長短句選錄”，“選錄”兩字也是我標的，意思是說這樣的東西我還有好多呢。

　　這樣的“長短句”刊發(fā)了三次，我很高興，因為這是我在《平明日報》發(fā)表了兩次詩稿后，發(fā)表最多的，而且，有一次還跟林徽因的詩發(fā)在同一版上呢。

　　但就在發(fā)了三次詩稿后，“出事”了，不是政治問題，是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先生”給編者寫來一封信，“用‘打入地獄’的英文字眼和氣憤的語氣”指責了寫短詩的我，當然也從而咒罵了選用我的詩的編者。于是，在二三月間的某一期上，刊發(fā)了編者的一封公開信:《致不知姓名的先生》，署名“編者”。這封信心平氣和，帶點英式隨筆的從容和幽默。歷數(shù)了編輯這么個小小周刊在篇幅和稿源等方面的甘苦，然后，話頭轉到我的身上來:“您指責的那位寫短詩的先生，在本刊已是第三次發(fā)表作品，想來您不是不知道。這一次，詩確是弱了一點，我承認(并且當時我還無可奈何地覺得對不起另一位頗為愛護本刊的詩人)�？墒牵�不知道您起初看到他的短詩的時候，有沒有我第一次接到他投來稿子時的印象:并不是完善的藝術品，但是作者還能夠用短短的幾句表現(xiàn)出一個意念，一個感觸，或是一個情緒�！�

　　接著，編者表述了他對新詩創(chuàng)作現(xiàn)狀的看法:“新詩，目前正在一個最可怕的一切尚未成形(型)的混亂階段。妥貼穩(wěn)當韻味動人的像林徽因先生的詩，似乎不是毛手毛腳的后起者在這個嘈雜無比的時代里可能追上去模擬的；
結實有力氣勢吸人的像穆旦先生的詩，確實用它的巧妙教了我們‘誠實是最好的策略’，但是它本身仿佛還欠了那完工的一筆；
跳過許多步，試看風靡一時的‘馬凡陀山歌’，它實在代人出一口厭氣，讀了心里舒服，但是拿來當藝術品看，恐怕連作者原來也沒有這個意思。這是我隨意提出幾位一時想到的寫詩的人，根據(jù)我讀過的幾首詩寫一點點印象，不過要借了他們迥然相異的形式和風格，說明現(xiàn)代詩一方面沒有大家遵守的格律，另一方面還沒有大家既能尊崇又愿跟隨并且有能力學習的一個或數(shù)個詩人，一種或數(shù)種詩。拋棄了古來的傳統(tǒng)，又沒有當代的標準，我想這正是一個泥土石塊一齊傾下去的奠基的過渡時期�！�

　　編者再把話題轉回我身上的時候，他對我的有保留的肯定，就是讓我記住大半輩子的一番鼓勵:“這位寫短詩的先生，他確實還缺乏修煉，更重要的是往往不入深處，偶然還有近乎粗陋的地方，但是我認為他的短詩，枯是枯，還有生命成長，還有一點力(‘有一點力量就是好的了’，聞家駟先生說得不錯)。我認為，他如果獲得鼓勵和練習，可能有些成就。先生，我請您再看一遍以前的和這一次的，把您的尺度稍稍放寬一點再估估價�！�

　　這封信署名的“編者”是誰呢？從給我寄稿費的短箋上，我知道料理編務的是金隄，我讀過金隄的譯詩和有關外國文學的文章，我猜此信是他所寫，因為楊振聲先生的文風不是這樣的。許多年后也證實，這份周刊的日常編輯，是由金隄做的，袁可嘉也曾短期參與。

　　就在某次給我寄稿費的附言里說，其中包括了《桂林日報》的稿費。原來金先生兼編《桂林日報》的副刊，把一些北京發(fā)過的稿也轉過去了。當時戰(zhàn)火彌漫大半個中國，我自然看不到來自桂林的樣報。到了1949年，開了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我曾給北京《光明日報》的文藝副刊投稿，這年冬天，接編這個副刊的詩人彭燕郊約我見面，他說他在《桂林日報》上就讀過我的東西，那個副刊原是他編的，他被國民黨逮捕，不知道是誰接手了。我和他于是相見恨晚，我的有嫌粗陋的詩文，能一破他在獄中的寂寞，這是什么樣的緣分！

　　此后若干年間，我和彭燕郊保持著其淡如水的亦師亦友之誼，遺憾的是我與金隄之間，卻始終緣慳一面。建國后，大家各忙各的，他很快調往天津，我又很快劃成右派，等到“文革”劫后，大家又是各忙各的，而且他更忙，單是翻譯《尤利西斯》，那工作量就夠瞧的。記得有一次，好像聽《中華讀書報》負責外國文學的趙武平先生說，不久金先生要回國來京，我說到時候你通知我……結果一來二去，還是失之交臂，因為沒有把話說“死”，另外我潛意識里似還有些憷頭，我知道金先生對詩對文學的眼界甚高，他如果還記得我這個人，當然也會記得他曾有過的對我的期望，而由于有過這樣一封信，我認為我和“編者”的關系，就不是一般的投稿關系，或竟可以說是先生和學生的關系，然則我實在有負于先生的鼓勵:至今還是缺乏修煉，還是不入深處，寫出來的還是近乎粗陋，不是完善的藝術品……那末這四五十年工夫是怎么一晃而過的？難道能簡單地推到客觀原因上去嗎？

　　作為一個六十年前的投稿者，曾經(jīng)得到先生曲意辯護的少年，姑寫下這一件小小往事，以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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