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方文學和文化想象中的中國或東方，已經(jīng)成為西方學界一個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錢鐘書先生的論文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已經(jīng)明確勾畫出英國對中國的想象、理解和認識，同時也指出其中的誤解和偏見。他的開拓性論文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托馬斯•阿羅姆（Thomas Allom，1804-1872），是英國建筑師和畫家，他沒有到過中國，他的中國題材繪畫借用1793年訪問中國的英國馬嘎爾尼使團隨團畫師威廉•亞歷山大的畫稿。

　　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序里說，他在用中文寫就、評說中國經(jīng)典的《管錐編》之外，尚有討論西方典籍、“以西文屬草”的文稿，原來打算作為“外篇”寫定�？墒恰豆苠F編》的稿本尚未完全整理出版，計劃中錢先生這部西文著作更未能成書問世，實在深可惋惜。然而人事倥傯，錢先生雖有構(gòu)想?yún)s未及濡筆的著作，又何止這一種。猶記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剛剛認識錢鐘書先生時，他來信中自謂“宿愿中之著作，十未成一”。不過話又說回來，錢先生確曾發(fā)表過不少英文論文，文字優(yōu)雅精妙，這一點可能并非為大多數(shù)人所了解，但我們要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和著作，就不能忽略他著作中這一重要部分。

　　錢鐘書的早期英文論著

　　錢先生早在大學時代，就已經(jīng)在《清華周刊》等雜志上發(fā)表章，包用英文撰寫的作品，其中展露出來的學識和才華得到諸多師友的贊賞。他早期英文論著中比較重要的一，是為李高潔（C. D. Le Gros Clark）翻譯蘇東坡賦撰寫的序言。那篇序作于1935年，當時錢先生還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從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yè)后，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也就在那一年，錢鐘書考取庚款，與楊絳結(jié)后，一同去英國牛津大學留學深造。據(jù)楊絳先生回憶，李高潔知道錢鐘書到了牛津，還“特偕夫人從巴黎趕到牛津來相會，請我們夫婦晚飯”。

　　錢先生那篇序不長，總共不到十頁，但卻清楚勾畫出唐宋文學流變以及蘇東坡詩文的特點。錢先生首先指出，宋代相對于唐代更注重學問和道理，具有批評精神，但宋人“好尋根究底而不好玄思推理，多好奇心而少神秘感”（inquisitive rather than speculative,filled more with a sense of curiosity than with a sense of mystery）�？傮w說來，宋人的好學窮理“缺乏想象而又沉悶味”（A prosaic and stuffy thing theirs is, on the whole）。錢先生說，宋人之注重學問和道理，一方面表現(xiàn)在道學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則表現(xiàn)在文學批評的興起，所以宋代產(chǎn)生大量詩話，宋詩也有言理的風氣，有善于刻畫的特點。錢先生借用德國詩人席勒（F.Schiller）著名的說法，認為唐詩是素樸的（Naive）而宋詩則是感傷的（Sentimental）。他在序文中對宋人批評較多，說宋代詩人大多講究才學，“最可惱大概就是他們的顯示學問和好用典故，這使得欣賞宋詩即便在中國人當中，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少數(shù)人才可以享有的一種奢侈”（the luxury of the initiated）。但錢先生接下去突然筆鋒一轉(zhuǎn)，說蘇東坡完全超越宋文學一般潮流，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天才。他評論說，東坡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他的詩文從自然中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而相形之下，其他同時代詩人們字斟句酌、注重技巧，就顯得小家子氣，好比“近視者只見細節(jié)卻大體模糊”（mere fussiness of the near-sighted over details）。錢先生贊揚東坡寫詩作文似乎不假思索，不費力氣，像大自然一樣豐富多產(chǎn)，好像他隨意揮灑，便可以做出好文來，真所謂“有上帝創(chuàng)造的萬物在此（Here"s God"s plenty indeed!）”。熟悉英國文學的人一定知道，這句話出自十七世紀詩人和批評家德萊頓（John Dryden）之口，是他贊揚《坎特伯雷故事集》作者詩人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話，錢先生把它借用來評論蘇東坡，真可謂天衣無縫，再妥帖不過。接下去錢先生進一步論證說，在詩和文這兩方面，東坡還只是發(fā)展前人的成就，但是在賦這一文類中，他卻有許多前無古人的獨創(chuàng)，是“自信以來最偉大的賦家”。錢先生討論宋代文學和蘇東坡作品，在好幾處地方都拿歐洲文學里的例子來做比較或佐證，這已可以約略見出他后來《談藝錄》和《管錐編》的寫法，而他這篇序英文寫得文采飛揚，舒卷自如，常常暗用英國文學中一些名句，更給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對西方學術(shù)和文化傳統(tǒng)深刻了解

　　讀錢鐘書的學術(shù)著作，我們看見他不僅引用中國的歷代經(jīng)典和各類書籍，而且大量征引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好幾種西方語言的著述。在近代中國的大學問家中，大概很少有人像錢鐘書那樣真正掌握那么多不同的西方語言，對西方學術(shù)和文化傳統(tǒng)有那么深刻的了解，那么深厚的修養(yǎng)�，F(xiàn)在一般讀者都知道錢鐘書的小說《圍城》、短篇《人•獸•鬼》和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也有許多人知道他的《管錐編》、《談藝錄》和《七綴集》等學術(shù)著作，但是知道錢鐘書英文著作的人，大概就不是很多。然而錢先生上大學時，在清華讀的是外文系，而且當年考清華，數(shù)學只得了十五分，由于英文成績遠遠超出一般大學生水平，國文成績優(yōu)異，清華當時的校長羅家倫先生才特別破格錄取了他。清華畢業(yè)后，錢先生在光華大學教英文，后來考取庚款，到牛津留學也是研究英國文學。1938年學成歸國，錢先生在清華、藍田師院等處也是任英文教授。抗戰(zhàn)勝利后，錢先生在1945年擔任中央圖書館英文總纂，編英文《書林季刊》（Philobiblon），每一期都撰有論文和書評，有大量英文著述。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diào)整，錢鐘書和楊絳都調(diào)到文學研究所外文組，任研究員，后來錢先生因為清華同學喬冠華推薦，又被調(diào)去參加英譯毛選的工作。據(jù)楊絳先生回憶，1954年錢先生翻譯毛選的工作告一段落，回到文學研究所，當時文研所“外文組已經(jīng)人滿，鐘書擠不進了”，所長鄭振鐸就把他借調(diào)到古典文學組，要他選注宋詩。楊絳先生回憶說：“鐘書很委屈。他對于中國古典文學，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學里學的是外國文學，教的是外國文學。他由清華大學調(diào)入文研所，也屬外文組。放棄外國文學研究而選注宋詩，他并不愿意。不過他了解鄭先生的用意，也贊許他的明智�！�

　　我引這段話是想說明，錢鐘書精通數(shù)種歐洲語言，英語尤其佳絕，他本來的志向是要做西方文學研究，在中文之外，還要撰寫英文著作。錢先生后來用現(xiàn)代白話文創(chuàng)作的小說《圍城》以及用典雅的文言寫成的《談藝錄》、《管錐編》等學術(shù)著作，當然是他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學術(shù)研究做出的輝煌貢獻，是我們了解他、研究他必讀的書。但如果我們完全不知道他的英文著作，對錢先生的了解就總有所欠缺，對他的成就，也總是認識不足。現(xiàn)在國內(nèi)學習英文的人越來越多，水準也逐漸提高，應(yīng)該有不少人能直接讀英文原著，可以欣賞錢鐘書優(yōu)雅靈活的英文文筆。如果有技藝高超的翻譯家把那些著作譯成中文，使更多讀者能閱讀欣賞，那當然更是一件好事。

　　錢鐘書先生在《書林季刊》里發(fā)表的許多英文論文和書評，都寫得非常精彩，他評論西方漢學新著的書評，往往指出其中淺解、曲解和誤解中國文學和文化傳統(tǒng)的弊病，一針見血，痛快淋漓。他評論西方學者的書，經(jīng)常援引西方經(jīng)典著作中一些重要論述和看法，而那是西方大多數(shù)漢學家們自己不甚了然的。至于講中國學問，錢先生比那些漢學家們，更不知要高出數(shù)十百倍。但錢先生認為中西文化可以互通騎驛，互作鄰壁之光，所以十分注重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研究，也很留意中國引進西方文學和思想的歷史。大概在1981年秋，我找到四十年代錢先生在《書林季刊》發(fā)表的英文論著，其中有一篇討論第一首譯成中文的外國詩，即美國詩人朗費羅（H. W. Longfellow）所作《人生頌》，而文章所論遠遠不止一首詩的翻譯，卻涉及中西文化交往中許多重要而且有趣的問題。據(jù)錢先生自己說，他當年曾經(jīng)“計劃寫一本論述晚清輸入西洋文學的小書，那篇是書中片斷”。我覺得那篇論文有很多精彩的論述，有發(fā)人深省的見解和看法，值得讓更多讀者知道，卻埋沒在一本舊雜志里，實在可惜，我于是表示愿意把文章譯成中文。錢先生對自己的舊作總是不滿意，經(jīng)我一再敦促，才終于同意把那篇文章用中文發(fā)表。不過事隔三十多年，他又有許多新材料和新看法，可以增加新的內(nèi)容，所以他告訴我不要翻譯那篇文章，而決定把它用中文重新改寫。這就是現(xiàn)在收在《七綴集》里的一篇論文，題為《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guān)二三事》，最先曾發(fā)表在香港《抖擻》和北大《國外文學》上。

　　研究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之第一人

　　在錢先生的英文論著中，較長也較重要的一篇，是他1935年至1937年在英國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學士（B. Litt.）所寫的論文，題為《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這篇論文后來分為三部分，分別發(fā)表在1940年和1941年接連兩卷《中國書目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上面。1998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收集了錢鐘書、范存忠、陳受頤等幾位中國學者有關(guān)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之中國的研究，集為一本英文書出版，其中就重印了錢先生這篇論文。

在半個多世紀以前，錢先生是詳盡而全面研究這個題目的第一人。正如他在前言里所說，他選擇這樣一個研課題，先是由于讀法國學者布呂納蒂耶（Ferdinand Brunetiere）《批評論文集》第八集，由此而注意到皮埃•馬丹諾（Pierre Martino）著《十七、十八世紀法國文學中的東方》一書，覺得頗受啟發(fā)。與此同時，他寫這篇論文也還因為不滿意德國學者阿道夫•賴希魏因（Adolf Reichwein）著《中國與歐洲》一書，因為此書名曰歐洲，卻基本上忽略了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布呂納蒂耶、馬丹諾和賴希魏因這些著作可以說構(gòu)成了當時學術(shù)研究的一種環(huán)境，錢先生是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中，選擇他學位論文的研究課。大致說來，那個環(huán)境就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法兩國都逐漸興盛起來的比較文學和文化史研究，這種研究開始注意到東西方的文學關(guān)系，以及西方文學里描繪的東方形象。呂納蒂耶是法國文學史家，其《批評論文集》討論法國文學的發(fā)展，其中涉及法國文學與其他文學的關(guān)系，而皮埃•馬丹諾的則專論法國文學中所描繪的東方。錢先借鑒法國學者的研究方法，把它用來考察英國文學里描繪的中國，這是非常認真細致的研究，而且在當時是前人沒有做過的，所以具有開創(chuàng)性。錢先生遍英國十七、十八世紀文學，一一標出其中提到中國的地方，而且在這豐富材料的基礎(chǔ)上，梳理出英國文學中呈現(xiàn)的中國形象，勾畫出這一形象隨時代變化而變化的大體輪廓。

　　雖然馬可•波羅在十三世紀到過中國，對歐洲人認識中國和整個東亞地區(qū)地理位置，有很大貢獻，但那是蒙古人和色目人當政的元朝，所以他對中國的漢字和整個漢文化傳統(tǒng)可以說認識很少。在十六世紀基督教傳教士到中國之前，歐洲文字著述中即使偶爾有到中國的地方，也大多是沒有什么根據(jù)的虛構(gòu)幻想，如著名的《約翰•曼德維爾爵士航行記》提到“偉大的可汗的宮殿和珠寶”，就“差多全是神話式的幻想”。

錢先生指出，1589年出版的喬治•帕特納姆《詩歌的藝術(shù)》“是在英文書中、也許是在任何歐洲書籍中第一次提到中國文學”。在那以后的英國哲學、歷史和文學著作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就常有論及中國的地方。其中重要者有弗蘭西斯•培根、瓦爾特羅利、羅伯特•伯頓、約翰•彌爾頓、托馬斯•布朗等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著名的思想家、作家和詩人們的作品。在十七世紀英國，還有一部頗為奇特有趣的書，那就是約翰•韋布（John Webb）1669年發(fā)表的《試論中華帝國的語言可能即為原初語言之歷史論文》。這里所謂“原初語言”（primitive language）或稱亞當?shù)恼Z言（Adamic language），就是上帝造人之后，與最早的人類直接交流使用的語言。據(jù)《圣經(jīng)》記載，亞當曾經(jīng)用這種“原初語言”和上帝說話，也用這種語言來命名世間萬物。可是后來人類墮落了，又修建巴別塔（the Tower of Babel），幾乎要抵達天庭，上帝就使人類的語言混亂，使各民族講不同的話，無法順利溝通，也就不可能建成巴別塔。于是按照《經(jīng)》的觀念來理解，各民族語言不同是受上帝詛咒懲罰的結(jié)果，而人類如果能夠找回已經(jīng)喪失的“原初語言”，就有可能回到上帝造人之初那種完美理想的狀態(tài)，重新過亞當和夏娃最初在伊甸樂園里那樣天真無邪、無憂無慮的生活。自中世紀以來，歐洲的神學家和學者們就一直在尋找這種“原初語言”，有人認為古猶太人的希伯萊語就是這“原初語言”，有人認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這“原初語言”，而翰•韋布則大膽提出，中國的語言文字就是人們一直要找的“原初語言”。他舉出幾點理由，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兩點：第一，諾亞方舟在大洪水后停泊在東方，所以中國人是諾亞的后代，保存了由諾亞傳下來的大洪水之前的“原初語言”；
第二，中國人從未參與修建巴別塔，所以他們的語言并沒有受上帝的詛咒而混亂，他們可以讀數(shù)千年前傳下來的古代經(jīng)典，可見他們一直保存了創(chuàng)世之初那“原初語言”。他更進一步論證說，因為中國人保存了“原初語言”，所以他們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方面，都比歐洲更先進。韋布本人完全不懂中文，但他依據(jù)當時在歐可以見到的許多傳教士有關(guān)中國的著作，竟寫出這樣一本討論中國語言的書來，其中有關(guān)中文的看法當然荒誕不經(jīng)，但他真正關(guān)切的是英國本身的狀況，是用理想的中國來間接批評當時的英國和歐洲。近年來，韋布及其中國語言是“原初語言”的論述引起不少學者新的興趣，如意大利作家和文學批評家艾柯（Umberto Eco）在《尋找完善的語言》等著作里，就提到韋布這本書是在古埃及和以色列之外，把中國也納入“原初語言”可能存在的區(qū)域里。還有英國學者從思想史的角度，指出韋布贊揚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政治制度，目的在于批判英國，借理想的中國來樹立“英國應(yīng)該極力保持的那種社會政治一個無可指責的典范” 早在六十多年前，錢鐘書先生就已指出了這一點，他肯定韋布是“第一個去解釋中國的英國人，而不是僅僅復述‘旅行家見聞故事，他強調(diào)的是中國的文化方面，而對所謂中國風的大雜匯不感興趣”。韋布并非專業(yè)漢學家，他書中當然有不少把中國理想化的言過其實之處，但錢先生褒獎他具有“國哲學家所謂能洞察價值所在的理性，所以比斤斤于事實的陳述，能夠看得更深遠。他贊揚中國哲學、中國政府體制以及中國語言，而不是中國的船只和槍炮，就最表現(xiàn)他價值取舍的標準”。

　　錢先生認為，在韋布之后，“到了威廉•坦普爾爵士，英國人的中國熱達到了頂峰”。坦普爾和韋布一樣，“對中國以哲學為王的政治振振有詞地大為贊揚”。他不僅是“第一個論述中國園林的英國人”，由此對英國的園林藝術(shù)發(fā)生影響，而且介紹中國歷史和文化，把孔子和蘇格拉底相比，“開了當代歷史學家們比較哲學之先河”。坦普爾尤其贊揚中國的文官制度，認為它實際上“遠勝于歐洲哲人的思索推、色諾芬描述的社會組織、柏拉圖的理想國，也勝過我們現(xiàn)代作家筆下的烏托邦或者大洋國”。錢先生指出，坦普爾深受耶穌會傳教士影響，他根據(jù)傳教士譯寫成的孔子學說撮要，“是到他那時為止以英文寫成最為詳盡的一份”。錢先生討論了坦普爾有關(guān)中國園林的著作，特別對坦普爾發(fā)明的一個怪詞Sharawadgi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認為那其實是中文字不大準確的譯音，是“散亂”或“疏落”加上“位置”合成的一個詞，其含義是中國園林藝術(shù)那種不重人為規(guī)劃而重自然意趣的美，是那種“故意凌亂而顯得趣味盎然、活潑可愛的空間”（space tastefully enlivened by disorder）。接下去錢先生討論十七世紀戲劇文學里的中國，然后對整個十七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做出了重要的結(jié)論錢先生指出：“人們常說十八世紀的英國對中國盲目崇拜。但如果我們的考察不錯的話，對中國高度贊美的是十七世紀的英國。我們以后有機會闡明，在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中國實際上被剝?nèi)チ艘磺薪k麗的光環(huán)。”這也正是錢先生不滿意賴希魏因著《中國與歐洲》的地方，因為賴氏那本書以德法兩國的情形為依據(jù)，籠統(tǒng)地認十八世紀是整個歐洲對中國充滿贊美甚至崇拜的時期。錢先生則指出，“那種情形無論在德法兩國如何屬實，在英國卻早已過時，絕然不同了”。

　　歐洲流行的中國風，在十八世紀英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固然有所顯露，但在學中卻完全兩樣。錢先生說：“實際上，在文學中表露出來十八世紀英國人對中國的態(tài)度，與他們在生活中表露出來的恰好相反。說來也奇怪，正當對中的熱愛在英國人生活中日漸高漲之時，它英國文學中卻已衰退低落�！卞X先生由此談到文學與生活的不同關(guān)系，而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似乎是對其所由產(chǎn)生之社會環(huán)境的矯正，而不是這社會環(huán)境的反映”（seems to be a corrective rather than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milieu in which it is produced）。十八世紀英國文學里提到中國，往往貶責多于贊，例如在笛福《魯濱遜漂流記》第二部里，就對中國有強烈的批評，而且“幾乎為十八世紀英國對中國的批評定了調(diào)”。散文家艾迪生欣賞中國園林“藏而不露的自然美，詩人蒲柏也贊揚中國園林有“天然野趣”，這是受坦普爾影響，對中國還保持十七世紀相當肯定的態(tài)度。但后來的作者如賀拉斯•沃玻爾、威廉•沃伯頓、約翰生博士等，對中國的看法就很不相同。們對十七世紀英國人對中國的贊揚表示不解，常常反過來故意對中國要作出嚴厲的批評，以顯示自己與過去那個時代全然不同。時代的變遷也帶動文學和審美趣味的變遷，在這里可以找到很明確的例證。哲學家休謨作為一個理性的懷疑論者，質(zhì)疑天主教會的權(quán)威，也質(zhì)疑一些耶穌會傳教士對中國過分理想化的描述，所以他對中國的國民特性便提出許多批評，認為中國人保守而停滯不前，中的君主政體絕對專制。他的看法一方面代表了十八世紀英國人對中國的普遍意見，另一方面也影響了后來許多英國人對中國的理解。在十八世紀大量的文字著述中，在那興起的各種雜志刊物中，或多或少涉及中國的地方真是不計其數(shù)。錢先生梳理大量材料，揀出當中所有提到中國之處，做了極為細致的研究，而這對于后來者研究相關(guān)題目，都是分重要的奠基性工作。不僅如此，錢先生對這些材料還一一作出評論，并在此基礎(chǔ)上得出一些帶普遍性的重要結(jié)論。由于材料極為豐富，他評十八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這部分論文，就分為上下兩篇。在上篇的結(jié)尾，錢先生總結(jié)說：“如果說十八世紀的英國人不像他們的十七世紀前輩那么欣賞中國，也不像他們同時代的法國人那么了解中國，們卻比前兩者都更理解中國�！边@是指十八世紀英國學者們對中國的戲劇、文學、語言、哲學、園林和繪畫藝術(shù)等等方面，都比他們的前輩了解得更多，更細致，而且把他們了解到有關(guān)中國的知識納入到比較研究的范圍里去�！笆�八世紀英國作家對中國文明總的評判，認為那是一‘靜止不動的’文明。他們對中國人‘天賦’總的評判，認定其‘在科學上遜于歐洲人’。自安森勛爵的航行以來，他們對中國人性格總的評判，認為中國人‘狡猾而詭詐。至于說中國歷史悠久，他們總的評判認為，那是一個‘自我吹噓、自以為是的謊言’”。這與十七世紀英國人對中國的尊崇相比起來，的確是大相徑庭，不可同日而語。錢先生最后總結(jié)說：“當時中國情調(diào)在英國社會生活中十分流行，如果說這是對此的一種反動，那實在也未免矯枉過正了”。這當中還往往有英國人法國社會潮流的警戒和反動，所以對中國的肯定和贊頌，在英國是十七世紀達到高潮，十八世紀開始變化，在法國則在十八世紀達到高潮。由此可見，英國和歐洲大陸在很多方面并非一致，這一點也適用于我們討論歐洲文學中所描繪的中國。

　　錢先生在論文的下篇，討論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寫中國題材的故事以及中國文學的翻譯。從艾迪生在《旁觀者》上發(fā)表的虛構(gòu)的中國故事起，他逐一評論了許許多多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涉及中國的內(nèi)容。其中重要者有高爾斯密（Oliver Goldsmith）著《世界公民》，錢先生認為那是“英語中最好的中國故事”。這部作品從一個虛構(gòu)的中國哲人的觀點來看英國，對中英兩國的文化、社會和風俗習慣都作出評論。高爾斯密對中國既有肯定，也有不少中肯的批評，正如錢先生所說，“盡管高爾斯密對中國很感興趣，他卻從未喪失對中國的批評意識。如果確如塞爾斯（Sells）所論，是伏爾泰最先喚起了哥爾斯密對中國的興趣的話，他卻并沒有像伏爾泰那樣，變成了中國人的‘癡迷的贊頌者和官方辯護人’�！卞X先生提到一些寫中國卻不著邊際胡編亂造的作品，說明在十八世紀英國文學里，中國仍然是一個模糊而帶強烈異國情調(diào)的形象。不過在十八世紀的歐洲——而不止英國——作家們據(jù)杜赫德著《中華帝國全志》所譯述的《趙氏孤兒》，改編成不同版本的悲劇，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比較研究課題。意大利和法國的作家都改編過此劇，尤其是伏爾泰的改編本很有影響。錢先生指出，在英國，德萊頓曾打算寫此題材的劇本，塞特爾和羅切斯特兩人都已經(jīng)改編了《趙氏孤兒》劇本，“甚至高爾斯密也生拉硬扯把它寫進《世界公民》第十七封信里去”。錢先生詳細討論了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和亞瑟•墨菲（Arthur Murphy）兩種改編本，也特別提到高爾斯密對墨菲改編本的評論。高氏認為“伏爾泰用法國詩歌全部絢麗的色彩來妝點一個中國戲劇的情節(jié)；
但是他越是成功，就越偏離了東方原著那種冷靜和樸實”。墨菲受伏爾泰影響，但“偏離得更遠，情節(jié)變得越歐洲化，也就越完美”。這些話表明高爾斯密對東方文學的看法，認為和歐洲文學傳統(tǒng)相比，中國文學沒有那么多的激情和色彩，同時也說明這些歐洲的改編本把中國故事歐洲化，離原劇相去甚遠。

　　錢鐘書相信東西方不同文化之間可以相互了解，共同生存

錢鐘書先生評論十八世紀真的或偽托的翻譯，認為其中“最偉大的作品”應(yīng)該是珀西-爾金森（Percy-Wilkinson）所譯《好逑傳》。珀西本人并不懂中文，但依據(jù)當時可以得到的第二手資料，他對中國卻有相當廣博的了解。錢先生說，他“或許是自約翰•韋布以來在這個問題上知識最廣博的英國人”。他認為珀關(guān)于中文和中國詩的意見頗有新意，并引用珀西的話說：“任何民族越接近原始天性的狀態(tài)，其風俗和觀念就越少而簡單，不難設(shè)想，其詩歌對于的民族也就越淺顯易懂--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中國人生活在更多政治的限制之下，或者比他們更遠離自然態(tài)--所以中國詩的美妙與別的詩歌相比，必定最不能翻譯成其他語言，尤其不能翻譯成諸種歐洲語言，因為其語匯與之相差太遠，彼此完全格格不入”。這話很有道理，可以說講出了翻譯中國詩的根本困難所在，不過珀西所編的《中國詩文雜著》基本上正是翻譯的翻譯，是從文和德文的譯文再轉(zhuǎn)譯成英文的。十八世紀末，英國派馬嘎爾尼為特使到中國謁見乾隆皇帝，雖然那次他并未完成在北京設(shè)使館、與中國建立外交和貿(mào)易關(guān)系的使命，但在那以后，國人對中國卻迅速加深了各方面的了。不過正如錢先生所說，“自從馬嘎爾尼勛爵出使中國以來，漢學在英國就成為一種專門學科，而對專業(yè)化的懲罰就是，專業(yè)學生們對這門學科了解得越來越多，一般公眾之關(guān)切也就越來越少。這個課題也就不再是人文文化關(guān)懷的一部分了”。十九世紀殖民主義擴張的時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英國和整個歐洲都越來越鄙視貧弱的中國，歐洲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偏見一直續(xù)到二十世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才逐漸改變過來。不過這是就一個時代的大趨勢而言，其實在任何時候，西方人對中國和東方，都可能存在互相矛盾的不同看法和觀念，而在十八世紀英國對中國普遍的貶責和偏見之中，也并不是沒有公平善意的意見。錢先生認為隨馬嘎爾尼到過中國的約翰•巴婁（John Barrow），其所著書就比較公允合理。所以錢先生說：“當我們合上約翰•婁的書，結(jié)束對這個問題的探討時，我們不無欣慰地想到，十八世紀是帶著未來中英關(guān)系的好兆頭結(jié)束的”。錢鐘書先生相信東西方不同文化之間可以相互了解，共同生存，所以他最后不取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謂“東方西方永不相見”的喪氣話，而贊許地引了歌德（Goethe）的樂觀詩句來為整篇論文作結(jié)，堅信“東方和方，再不能分離（Sind nicht mehr zu trennen / Orient und Okzident）”。

　　錢鐘書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全面、最詳盡的

　　錢鐘書先生論文劃定的研究范圍是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而在這范圍之內(nèi)，他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全面、最詳盡的。近年來，西方文和文化想象中的中國或東方，已成為西方學界一個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有不少論文和專著發(fā)表。如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著《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邁克拉斯（Colin Mackerras）著《西方人的中國形象》，耶斯伯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著《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等，都頗受讀者歡迎。我自己也曾撰文討論西方人眼里的中國，并在文中引用了錢鐘書先這篇論文。錢先生的論文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已經(jīng)明確勾畫出英國對中國的想象、理解和認識，同時也指出其中的誤解和偏見。就材料的詳實可靠說來，這篇開拓性的論文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可以起指導作用，值得國內(nèi)學界和讀者們注意。記得在八十年代初，有一位英國學者到北京訪問錢鐘書先生，錢先生在給我的一封信里提到此事，說這位著名學者“乃研究中西交通史者，出其著作相，皆引我牛津論文《China in the Eng. Lit. of the 17th and the 18th Cent.》（按即《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一書），全不知我曾作小說etc.，亦見專門學者之心無二用矣。杜牧詩所謂‘山僧全不知名姓，方識空門氣味長’”。

　　由此可見，錢先生固然不否認學者的專門學問和專心致志，但他認為學術(shù)論文和文學創(chuàng)作并非毫不相干，尤其在既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又能做學術(shù)研究的作者，學術(shù)和文藝更不可截然分開。這位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學者只知道錢鐘書的英文論文，卻完全不知道錢先生小說，固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只知道錢鐘書的小說或中文著作，而全然不知道他曾研究過英國文學里的中國，豈不也同樣是偏枯不全嗎？國外的錢鐘書研究已經(jīng)取得不少成就，《圍城》已經(jīng)有主要歐洲語言的譯本和日譯本，《七綴集》里一些論文已經(jīng)有英文和法文譯本，連許多中國讀者都覺得難懂的《管錐編》，也已經(jīng)有加州大學艾朗諾（Ronald Egan）教授的英文選譯本，五年前在哈佛版。作為中國讀者，我們更應(yīng)該對錢鐘書先生的著作有全面的了解，不僅了解他的中文著作，而且也應(yīng)該知道他的英文著作。只有這樣全面的了解，才不至于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避免顯出眼光狹隘、孤陋寡聞的局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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