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鄭永流教授的大作《學術自由及其敵人——審批學術、等級學術》，心里面益發(fā)增加了對鄭教授的敬仰。為什么說“益發(fā)”呢？因為我此前讀到過鄭教授的其他大量言論，純學術的不說，我印象中最深的，則要數(shù)鄭教授關于學術公共資源的宏論，大約是，要尊重那些手頭沒有所謂科研經費而默默無聞做著學術的學者，那些沒有花費公共資源而做出了學術成就的學者應該比那些花費了公共資源即使也做出了學術成就的學者更值得人們尊敬（更不要說那些花費了大量的公共資源而最后用所謂的成果搪塞的所謂學者了）。我由此斷定鄭教授是一位有良知的人，而我們所置身于其中的這個世界有良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就從心里面益發(fā)敬仰鄭教授了。

　　但是我想寫的這篇小文卻不是向鄭教授表達我的敬仰，而是想補充一下鄭教授上述宏文的紕漏之處。我這樣說可能言重了，不過想到身邊以及看到的種種，我還是想說，雖然鄭教授的上述宏文描繪了當今中國學界一幅真實的圖畫，但是對這幅圖畫的解讀還有待提高。的確，審批學術、等級學術是當今中國學術的大敵，但是我覺得這些還構不成當今中國學術的真正的敵人，而構成學術自由的真正敵人是學者自己。

　　審批學術也好，等級學術也好，不管它對于當代中國學術的傷害有多大，但在我看來，它畢竟是外在的，而且從社會學的角度講可能也是當下中國在學術場域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因為國家要控制學術要推動學術的發(fā)展，在我們這個國家高于社會的環(huán)境里，國家只好用計劃用行政管理的輕車熟路的辦法來做了，學者們心目中真正的自由的學術研究當然就很困難了。但是我們必須明白的是，這種國家計劃學術控制學術或者象鄧正來教授所說的規(guī)劃學術的知識生產形式盡管今天看起來如日中天，但是我覺得也快接近強弩之末，日益顯出其頹敗之象了。主要的理由就是社會一天天在成熟，國家的權力一天天在后撤，正象黑格爾所說的，社會每天都在發(fā)生緩慢的變化，終會有一天為日出所中斷，于是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我想說的是，這樣一個全新的世界的出現(xiàn)就是審批學術的完全終結之日，也是等級學術的全面退場之時。

　　可悲的是，我們的學者們并沒有做好迎接這樣一個全新的世界的準備。滿足于做各種衙門的“行走”，自得于各種各樣花里胡哨的“榮譽”，如此等等，都是在自覺地配合國家對學術的計劃與控制。還有一種情形是，當沒有得到國家的“恩寵”之時，常常自怨自艾，自感生不逢時，或者憤憤不平，這也是從負面配合了國家對學術的計劃與控制。如是說前者可恨，那么后者則可哀了。有一次我在學術批評網上讀到田畔先生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哀莫大于心不死”。田先生是對后一種現(xiàn)象的針砭。田先生反用莊子“哀莫大于心死”的話來描述我們當下一些知識分子的德行，今天想起來，心依然絞痛不已。

　　所以學術自由的真正敵人可能是學者自己，是學者們在自毀長城，不要賴別人，更不要賴國家�？纯锤鞣N各樣學術腐敗，即使是在當代中國最著名的學府里面，剽竊別人的學術成果，往自己臉上貼那些我認為連晚上睡覺都不免心虛做惡夢的頭銜，試問有多少“學場現(xiàn)形記”？！難道這些都要無原則地要推到國家的身上去而學者們仿佛倒是受害者了嗎？！的確，體制是一個原因，但是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于不是根本的原因，我們須知人是自由的，人與自然不一樣的在于人的選擇，既然是自己的選擇，那么你就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是人區(qū)別于物的一個根本標志，你不能將自己的惡行一推了事。我們都記得馬克思的話，德國的專制制度是對德國知識分子內心不自由的懲罰。我們身在一個民主國家，我們的學者知識分子們卻內心不自由，我請問諸位，你怪誰？

　　所以在我看來，當下中國學術界的關鍵在于學者們內心毫無保留的自我懺悔，而不能將自己的所作作為歸之于國家與他人，根本上都是自己造成的，榮譽如此，惡行也不例外。常常聽到人們講這樣的話，我所取得的成績要歸功于大家，這是一種相當虛偽的說法，而且這種說法的背后隱藏著一個可怕的調子，即，我所做出的種種惡行當然也是大家的了。

　　我們自謂是圣賢之國，從小讀圣賢書，我們自來就知道，為學之人應當行已有恥，而知恥者近乎勇。諸位，這些我們天天掛在嘴邊的話，難道僅僅是用來蒙蒙學生而不是用來自己身體力行的嗎？！

　　魏敦友

　　于南寧廣西大學法學院

　　200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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