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名家錢穆（字賓四）靠刻苦自修，由寒微的鄉(xiāng)村教師而講學北大、清華等校，望重士林，歷久彌堅。然其思想和學脈起初均不入學界“上層”主流，始終處于邊際狀態(tài)，卻能頑強自持，以至卓然成家，終為世人所認可。他生長于貧苦環(huán)境，早年家中累遭變故，胃疾幾乎伴其一生，且多次“歷險”，兇危屢現(xiàn)；
又遭逢變動不居的亂世，流徙動蕩，長年索居，而后半生更孤懸海外，幾乎親情阻斷，卻始終自勵自強，生生不息，先后著書75部，累計1600萬言，并得享九六高壽，誠當世學林一異人也！而這，除了外部因素，無疑還與賓四先生頑強的生存意識和對“文化生命”的奮力追求大有關聯(lián)。

　　錢穆的祖父中年多病，三十七歲即謝世，其父亦體質(zhì)羸弱，曾三赴鄉(xiāng)試，皆病倒科場，終年僅四十一歲；
其長兄不勝積年勞頓，復發(fā)胃疾而亡，年方“不惑”。家中“三世不壽”，在錢穆內(nèi)心投下深深的陰影。而他本人“自辛亥年起，幾于每秋必病”，屢受體弱困擾。因而日常讀書中對“年壽”之事尤為關切。他讀陸游晚年詩作，深為放翁“壯心不已”的豪情所觸動，羨慕詩人之長壽；
又讀《錢竹汀年譜》，知譜主中年時體質(zhì)一度極差，后來其身體轉(zhuǎn)健，高壽而治學有成。使錢穆深獲啟悟的是：“讀日人一小書，論人生不壽，乃一大罪惡，當努力講究日常衛(wèi)生�！�…念不高壽，乃余此生一大恥辱、大懲罰。即痛于日常生活上求規(guī)律化，如靜坐，如郊野散步等。”強化了生存意識，又肯“知行合一”，錢穆欲掙脫命運的“劫數(shù)”了。他二十余歲時，迷戀靜坐健身，每日午后銳意習之，“因此悟及人生最大學問在求能虛此心，心虛始能靜�！笨芍^禪機初窺。他還一度仿效伍廷芳倡行的冷水浴，雖寒冬不輟，而畢生最經(jīng)常的運動方式，便是郊外散步和山間跋涉。由于胃疾，他的飲食清淡而節(jié)制，致令同有此病的陳寅恪引其為同道。錢門弟子稱乃師為“很懂得生活之人”，可見賓四先生用心養(yǎng)生的自覺程度。

　　然而，錢穆“惜命”的另一面卻是苦學不倦。其晚年自述：“余每念畢生苦學，勤讀勤寫，始終一書生，若無變”。錢穆的自學之路漫長而艱辛，自十八歲因家貧輟學即在鄉(xiāng)間開始教書生涯，小學十年，中學八年，“雖居窮鄉(xiāng)，未嘗敢一日廢學”，惟“既無師友指點，亦不知所謂為學之門徑與方法，故其初在冥索中努力而尤見艱苦�！睂τ阱X穆早年的學無依傍，唐君毅稱之為“獨立苦學，外絕聲華，內(nèi)無假借。”錢穆認真模仿古人“剛?cè)照b經(jīng)，柔日讀史”之例，每日清晨必讀經(jīng)、子難讀之書，夜晚始讀史籍，中間則泛覽閑雜之書。如此十年，為其深厚的學養(yǎng)植下了扎實根基。后人每每感嘆賓四先生“生命的定力”何以如此強韌？實則與他讀書兼“養(yǎng)氣”的傳統(tǒng)追求有關。錢穆讀書，刻意仿效前賢，并能反躬自省，進入新境界。他自述：“讀曾文正《求闕齋記》，常念當自求己闕。如袁紹多疑少斷，自念余亦多活動，少果決。因此每晨起，必預立一意，竟日不違。日必如此，以資練習�！卞X穆幼年跟隨父兄，染上煙癮，后在梅村小學任教，課本中有勸戒煙一節(jié)，他自忖：自家嗜煙，何以教誨學生，遂決然戒之，后數(shù)十年不吸。接近錢穆的人說他無論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灑落自在，不為物累�！�

　　那么，錢穆的“延壽情結(jié)”與矢志苦學之間如何諧調(diào)？按通常理解，二者顯然捍格。在他的憶述文字中語及師友之外著墨最多的便是“出游”，即對大自然的摯愛�？磥恚�答案就在其中。他常年生活鄉(xiāng)間，“野”趣盎然，既好文史，更移情山川，追慕太史公遍歷名山大川之雅，游興甚濃。他任教集美學校，常到海灘游，觀潮漲潮落，心曠神怡；
在北大主講通史，必到近側(cè)的太廟備課，在古柏旁草坪上，“或漫步，或偃臥，發(fā)思古幽情�！痹诠哦急逼狡陂g，他先后四次遠游，登臨東西名山，游歷南北古跡，即使戰(zhàn)火紛飛的南行途中，仍不忘游覽南岳諸峰，領略桂林山水，興致分毫不減。其后在遵義講學，更喜此處風景，陽春時節(jié)，遍山紅綠，草地花茵之上，聽溪水喧鬧，觀群燕翔天，竟致“流連不忍去”；
及至無錫江南大學，午后閑暇，一人泛舟太湖之上，水天一色，幽閑無極，自感得人生至趣。當年錢穆的學生不無慨嘆：原以為先生必終日埋首書齋，不意好游更為我輩所不及，始識先生生活之另一面。錢氏嘗稱：“讀書當一意在書，游山水當一意在山水，乘興所至，心無旁及，讀書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如果以為錢穆只以書本和山水為伴，乃一落落寡和之人，那肯定是誤解。他在人際交往方面亦頗多可圈可點之處，其晚年所撰《師友雜憶》謂：生平諸位師友，獎勸誘掖，多有助益，實乃自身“生命之重要部分”。清末民初江南尚存?zhèn)鹘y(tǒng)人文環(huán)境，錢穆濡染于此，受諸位師友影響頗深：其師呂思勉，錢穆早先多有請益，視為良師益友；
錢基博最早欣賞錢穆，每有定奪行止之事，賓四常與之熟商；
同學施之勉，曾任集美學校教務長，與錢穆生平交誼“最親亦最久”。任教中、小學，錢穆感覺人際交往樸實無華，而他三十六歲后躋身北平高校講壇，情形便有所不同。進入燕京、北大任教，乃錢氏人生一大轉(zhuǎn)折，這得益于顧頡剛的大力推薦。顧、錢學術觀點本有抵觸，但顧認定錢氏學植篤實，不可多得，遂發(fā)表其《劉向歆父子年譜》于《燕京學報》，由此錢名噪學界。顧頡剛之于錢穆，可謂知遇之人。從江南一隅到古都北平，錢穆眼界大開，交往日眾，常相聚談者乃蒙文通、湯用彤、熊十力、張蔭麟等。蒙文通與錢穆，似有天然親和力，惜之蒙氏在北平時日短暫；
湯用彤堪稱錢穆的摯友，雖屬留洋的“學院派”，然對鄉(xiāng)土學人無絲毫輕慢，肯于吐露肺腹之言，深得錢氏好感。此外，錢穆與陳寅恪、馮友蘭、梁漱溟等人亦各有往還，或切磋學問，或品評時賢，雅趣盎然。

　　可是，錢穆與學界“主流派”胡適等人的交往卻不順暢。本來胡適十分賞識錢穆的治學功力，稱錢氏《劉向歆父子年譜》乃“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辈�對學生說：有關先秦諸子事，可向賓四先生請教。外界以為錢“喜治乾嘉學”，張君勱甚至勸錢穆“何必從胡適之作考據(jù)之學”。近年仍有人將錢著《先秦諸子系年》視為胡適倡導“整理國故”的成果。錢穆初到北平，胡適的大弟子傅斯年對其優(yōu)禮有加，曾邀至史語所，奉為上賓。胡適也將私藏“孤本”《求仁錄》借給錢穆研覽。然二人在老子年代、胡撰《說儒》等學術問題上觀點迥異，時有爭辯。錢穆?lián)�實力爭，咄咄逼人，胡適委蛇周旋，常居守勢。其實，具體的學術分歧尚屬表面，深層原因是錢穆對胡適的“新文化”主張不以為然。他自述：“每讀報章雜志及當時新著作，竊疑其譴責古人往事過偏過激，按之舊籍，知其不然，乃不免向時賢稍有爭諫。”他后來甚至認為，中國思想界“實病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如“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貽害深遠。秉此觀念，無怪乎錢穆“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場中�！碑斈瓯贝笾v壇上最叫座者乃胡適和錢穆二人，錢穆稱“大凡余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錢、胡對立漸呈公開。胡適時任文學院長，勢焰正熾。錢穆居北平七年有余，曾數(shù)訪胡適，而胡適只回訪一次，且為告知解聘蒙文通事而來，錢穆與之辯，終不歡而散。錢穆在古都先后購書五萬余冊，嘗笑語友人：一旦學校解聘，可擺一書攤，不愁生活。雖屬調(diào)侃，似亦隱含落聘之憂�？陀^而言，胡適對錢穆，尚宅心仁厚，有所包容，而其弟子傅斯年、毛子水后來就不免有些意氣行事了。

　　錢穆自稱：“余性頑固，不能適應新環(huán)境，此固余之所短”，“余性迂而執(zhí)，不能應付現(xiàn)代之交際場合”。透露出他對大學乃至都市生活的“不適應”。像他這樣的鄉(xiāng)土學人，留戀中國古代書院的教讀氣氛，即所謂“團體小，投其中，不覺是一客，如一大家庭”�？墒窃诖髮W里任教，專談學術，少涉人事，“幾乎絕無宋明書院精神”，僅是一職業(yè)而已，故而“一進大學則感覺迥異”。他暗自感嘆：有時覺得教大學不如教中學，教中學不如教小學。當年梁漱溟辭離北大，也有類似觀念。錢穆與胡適等“主流派”的對壘，除觀念因素外，還有著生活經(jīng)歷和教育背景的差異。顯然，既無大學學歷又不曾留洋的錢穆，盡管生性好強，還是把自己定位在“非高級知識分子”之列，因而有意無意地退處邊緣，另謀生機。這便是他所謂的“擇地之助”。

　　抗戰(zhàn)開始后，北大等校合組西南聯(lián)大，遷至昆明，儼然戰(zhàn)時文教中心。錢穆卻在近傍小縣宜良擇地而居，每周除三兩日赴昆明授課外，便在此獨居著書，近50萬字的《國史大綱》歷時一年撰著而成。陳寅恪到此游覽，見如此寂靜之境，嘆曰：“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jīng)病不可”。此后，錢穆潛返蘇州，借耦園隱居一年，撰成《（史記）地名考》一書，凡八十萬言。回首這段經(jīng)歷，他不無依戀：此乃“余生平最難獲得之兩年也”。在他看來：“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舍，力避紛擾。”其后他重返西南，任職已遷至成都的齊魯大學，而所選居所卻是城外三十里處一孤宅。他說“鄉(xiāng)居最愜吾意”。事實上，錢穆深知國內(nèi)優(yōu)秀青年皆聞風往滇，而齊魯文史系素無根底，在此并無講學之樂，“欲在此間振起文史之風，大為不易”。盡管如此，他仍然避開中心，擇取“邊緣地帶”落腳棲身。戰(zhàn)后，他決計“暫時絕不赴京滬平津四處各學校，而擇一偏遠地”，他后來客居香港十八年，蓋屬邊緣生存智慧之體現(xiàn)。

　　錢穆?lián)袢　斑吘墶弊蕴�，與其認定“學問之事，貴能孤往”有關。在他不多的幾個筆名中，“孤云”一名即寓義于此。學人寂寞，自古皆然。而錢氏堪稱耐得住大寂寞之人，確乎專心肆力于讀書著述。當然，生活情趣亦不可少：錢氏喜盆景，好戲劇，善圍棋，更善吹簫。其自述：“好吹簫，遇孤寂，輒以簫自遣，其聲烏烏然，如別有一境，離軀殼游霄壤間，實為生平一大樂事”。錢穆一生元氣淋漓，固然不乏退處邊緣的“讓”，也時有當仁不讓的“爭”。其晚年所著《孔子傳》等數(shù)部書稿，終以原貌出版，即其力爭所致。他為香港中文大學首任校長人選，與英方反復爭持，終由華人擔任。當爭則爭，陽氣升騰，莫非延壽良方？

　　對自家學術生命的傳世，錢穆滿懷自信。他治學“善模仿，念新知，勇創(chuàng)見”，刻意追求博大，他認為，“中國學問主通不主專，茍其專在一門，則其地位即若次一等。”他早先致力于考據(jù)之學，力求精進，后來轉(zhuǎn)而闡發(fā)義理，偏重通識性論著，歸趨“經(jīng)世致用”。他晚年稱：“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其治學的轉(zhuǎn)折在四十年代初，原因固多，此時他結(jié)交蔣介石，應是促其變學的一個重要因素。蔣贊許錢的宏論，主動約見，邀其至中央訓練團講課，又特囑撰著《清儒學案》，以“國士”相待。錢深感“士遇知己”，遂放言義理，甚而破例橫議時政，頗似“世外人”走出深山。不過，錢氏抱定“學術領導政治,道統(tǒng)超越政統(tǒng)”的玄想，未失書生本色。1949年新舊交替之際，錢穆“獨斷于心”，悄然赴穗，又允張其昀“懇邀”，繼走香港，一去未返。就后果而言，他此舉實有“棄家”之嫌，當年一位淑女斷定：“錢先生為師則可，為夫非宜�！笔且�非耶？賓四暮年幸得女弟子兼妻子胡美琦照拂，非但著述頻頻，且得享高壽。其生存之道頗堪玩味。

　　后人品評錢穆，見仁見智，或貶其“迂腐得自成一家”，或贊其“真有一份為往圣繼絕學的氣魄。”亦有人獨辟視角，稱賓四先生“可謂古今學者之健游、善生活者，亦善讀書者�！毙湃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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