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海人，長期與上海出版界朋友交往較多。這些朋友也常問我有什么書可以在他們那里出版，但我是一個手慢的人，很長時間寫不出作品來，只是漫應之。到了一九九四年，當我將《天朝的崩潰：鴉片戰(zhàn)爭再研究》書稿，交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朋友時，他一口答應盡快出版，盡管當時市場上學術著作已經(jīng)是很不景氣。

　　沒過了多久，這位朋友很為難地告訴我，在選題會，社領導看了書名后說：“太平天國的書也就不要再出了吧！”于是力爭該書與太平天國無關，而是講鴉片戰(zhàn)爭，但社領導沒有說話。那么這個選題也就很難再出了。又過了一段時間，這位朋友也提出一個建議，是否改一個書名，叫做《千年一戰(zhàn)：鴉片戰(zhàn)爭再研究》，或《千年一×》之類，以便能再次向社領導進言，爭取列入出版計劃，我聽了之后，立即要求將稿件收回。

　　于是，我就去找了老同學潘振平，看看能不能在三聯(lián)書店出版。此時三聯(lián)書店雖然已從人民出版社分出來，作為一個老牌子的新社底，還談不上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感到書店領導心氣足，熱心于學術的心思也重，一心想從知識與學問的老路上，走出新的通道來。記得潘振平對我說，與人民分家的時間，他看了一下出版書目，五六十年出版的好書，怎么都是用三聯(lián)的牌子！恰好在此時，有哈佛燕京學社支持學術書出版的計劃，我的這本書也決定放在“三聯(lián)·哈佛學術叢書”中出版。

　　“三聯(lián)·哈佛學術叢書”的編輯是許醫(yī)農(nóng)先生，一位從貴州來的老編輯，對學術書的出版極為熱心。她對我說，由于哈佛燕京學社的補貼不多，按規(guī)定這一叢書每一冊的規(guī)模是二十五萬字左右，但《天朝的崩潰》一書太厚了，大約近五十萬字了，能否壓到三十萬字之內(nèi)。我聽了之后，也差一點“崩潰”，將一本減少五分之二，那是要重寫另一本書了。對此，我表示不同意，心里也準備不出了。許先生由此找了潘振平，將這個難題交給了他，由他來給我壓字數(shù)。這不是為了內(nèi)容精要主題突出而壓字數(shù)，純粹是為了壓字數(shù)而壓字數(shù)。也算是難為潘振平，他壓了幾萬字，留了四十多萬，也就是今天出版的規(guī)模。

　　從當時的圖書市場來說，《天朝的崩潰》應當說是賣得很好了，很可能創(chuàng)造了新高。這或許與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有關，鴉片戰(zhàn)爭的書自然會好賣一些。記得香港一家大出版機構的老總此時也來找我，讓我寫一本關于鴉片戰(zhàn)爭的學術著作，二十多萬字。我說我已寫了《天朝的崩潰》，他告訴我說，學術著作是用第三人稱寫的，要更加的客觀。由此我又知道，在一些人眼中，《天朝的崩潰》還算不上是學術著作。

　　《天朝的崩潰》的出版，也給我的人生帶來了不大不小的麻煩。十年過去了，二○○五年該書要再次印刷，按理說也到了修訂之年，然我考慮，由于過去有不同意見，修訂之后，很可能引起多種不同的猜測；
更兼手頭上事務特多，也就沒有動，用了舊版心而換了新封面。一本書能受到讀者長達十多年的歡迎，正是讓我感到欣慰的。

　　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一個想做學問的人，是很難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將學問進行到底”；
在今天的圖書市場上，一個學術出版社，也是很難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將學術進行到底”。大約只有如此，才有彼岸；
若有旁騖，易失本原。到了三聯(lián)書店的花甲之年，如果追查復辦后二十二年成功之處，可能也就是在知識和學問的道路，有著“進行到底”的飽滿精神和堅定意志。而到了這般時刻，“敏銳”成了“短視”的近義詞，“固執(zhí)”反成了“遠謀”的同義詞。一些老牌子的好出版機構此期走了彎路，而三聯(lián)書店卻一日日近于爐火純青。這是一種“純情”的歸宿：不管世道如何變化，這個國家和里面的人們，畢竟還是需要知識和學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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