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xiàn)在的主流話語稱：西方一直致力于推動“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不少人也以為，當年歐洲的啟蒙運動、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這是有悖于歷史事實的。1789年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里，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確切地說是男性白種人，不包括婦女、不包括有色人種、不包括華人、不包括窮人。在這個《宣言》通過兩年之后的1791年，一位名叫德古吉的偉大法國女性，駭世驚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但她卻被送上了斷頭臺，她所希望的婦女投票權，直到她死后一個半世紀才在法國實現(xiàn)。

　　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也一樣。美國的國父們確實是一批很受尊敬的人，但他們也都是歐裔男性富人，不少還擁有黑奴�！睹绹�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間的平等，不包括婦女、黑人、華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窮人，保留奴隸制也是美國國父們經(jīng)過辯論后做出的選擇。

　　從17世紀開始的兩個世紀中，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是西方推崇的“普世價值”，他們談的自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包括了販賣奴隸的自由，包括了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國傾銷鴉片的自由。美國的南北戰(zhàn)爭廢除了奴隸制，值得肯定，但戰(zhàn)后雙方還是做了政治妥協(xié)，認為美國“統(tǒng)一”的價值高于黑人“自由”的價值。美國不久又頒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種族隔離的制度。這套踐踏人權的制度在美國又持續(xù)了近一個世紀。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歐洲各國都迷信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迷信以惡報惡，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西方的有識之士終于開始了深刻的反省，對歐洲的很多主流價值重新做了評估、做了篩選，把壞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與國際社會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那部分打造成普世價值，這才有了1948年聯(lián)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個《宣言》確認了人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見解”應該享受人權的原則。至此，我們才可以說國際社會真正開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偉大進程。

　　但歷史的發(fā)展并非一帆風順，在《世界人權宣言》誕生之后，種族主義理念還是繼續(xù)主導著西方的國內外政策。比方說，為了維護其殖民統(tǒng)治，法國又發(fā)動了極其殘酷的越南戰(zhàn)爭和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被西方奴役的各個民族也奮起反抗，為自己的自由、獨立和尊嚴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馬丁·路德·金在1963年大聲疾呼：“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yōu)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而這離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獨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遙。

　　追溯這些歷史并非要貶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獻在歷史上曾經(jīng)發(fā)揮過的關鍵作用，也無意貶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經(jīng)取得的進步，而是要準確地找出今天普世價值的來龍去脈，澄清某些認知上的盲點，確認“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過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覺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經(jīng)過長期英勇的抗爭，并和西方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漸把這些本屬于世界上少數(shù)人的特權變成了西方國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價值，其內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動過程中被大大豐富了。

　　促進普世價值的過程本應繼續(xù)是一個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取長補短的互動過程。但是西方主要國家總想壟斷這些價值的解釋權，搞“話語霸權主義”，為自己的戰(zhàn)略利益服務。例如，他們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操作精致的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還編造了一個神話：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創(chuàng)造了西方今天的財富。實際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消費的資源比發(fā)展中國家多30多倍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去掉這30多倍的差距，再看看西方的人權會是什么水平？而西方的財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義之財？光是根據(jù)那幾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當年被迫支付給英國的戰(zhàn)爭賠款就足以在當時的英格蘭建立一個完整的養(yǎng)老保險體系，而西方列強在那個時代強加給中國的可是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呀！問題是西方在推銷自己“自由、民主、人權”話語的時候，很少提及自己財富積累的真實過程：主要發(fā)達國家在其資本迅速積累的百年間，對外奉行的是野蠻的殖民主義，對內有選舉權的人幾乎從未超過本國人口的5%。當然，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世界上總有一些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別人的話語壟斷，于是就有了蘇聯(lián)的解體（也有了俄羅斯后來的頓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潰，就有了第三世界的眾多劣質民主和混亂動蕩。

　　但是，西方謀求話語霸權面臨著三個困境。一是國際政治中的困境，中國、俄羅斯等有影響力的國家都堅決拒絕西方的話語霸權，并積極發(fā)展自己的話語權。二是實際操作中的困境，美國入侵伊拉克，推銷“大中東民主計劃”，結果陷入泥沼、騎虎難下。西方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坦推動的“顏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這些國家更加動蕩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問題上束手無策。面對棘手的全球性挑戰(zhàn)，如貧困問題、戰(zhàn)爭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文明沖突問題等，西方價值觀拿不出有效的對策。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jīng)濟秩序及“民主輸出”模式使多數(shù)發(fā)展中國家繼續(xù)貧困、世界更加動蕩不安。

　　這一切困境的背后是全球化環(huán)境下西方政治話語的蒼白。西方文明有其長處，值得我們學習，但也有其短處，特別是過多的自我中心，過多的對抗哲學，過多的好為人師，缺乏一點中國文化中的“整體觀”、“辯證觀”和“天下觀”，怎么能指望這種狹隘的政治話語來解決今天這么復雜的世界性難題呢？倒是中國的崛起，特別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為解決世界性的問題帶來了一些希望。中國獨特的發(fā)展模式和消除貧困的經(jīng)驗廣受好評，中國在對外關系中奉行的“平等互利”理念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中國“和諧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為解決世界“文明沖突”這個難題提供了寶貴的思路。在這些問題上，不是中國接受西方話語的問題，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話語僵化的問題，是西方最終可能要接近、甚至接受我們話語的問題。

　　普世價值是個不斷演變和發(fā)展的過程，因為人類所面臨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需要更加豐富的價值觀來引導和處理，中國應該為豐富普世價值做出自己的貢獻。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已顯然不足以應付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zhàn)。為什么“和平”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沒有和平，還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權”？為什么“良政”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民主是手段，最后應落實到良好的政治治理。為什么“和諧”不能成為普世價值？以強調“對抗”為特點的西方文明難道不能從講究“包容”的中國文化中受到啟迪嗎？為什么“消除貧困”不能成為普世價值？現(xiàn)在世界上饑民人口超過發(fā)達國家人口總和，“消除貧困”應當成為普世價值�？傊�，普世價值的探索和發(fā)展正未有窮期，一旦超越西方話語，我們就海闊天空。

　　法國政治學家多米尼克·馬綏2007年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上撰文，稱當前世界存在著“三種情緒”：一種是歐美國家的“憂心忡忡”：他們憂心恐怖主義，擔心經(jīng)濟衰退，害怕失去競爭力，也害怕失去影響力。一種是伊斯蘭國家的“屈辱之感”，他們感覺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國家過多的欺辱，這種深深的屈辱感已轉化為對西方的仇恨。另一種是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充滿自信”。他認為中國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國內外沖突，專心致志地發(fā)展自己，綜合實力迅速崛起。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揚言要抵制奧運會。其實，中國對此不必太擔心。2006年曾在北京舉行過一次中非高峰會，來了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西方世界當時驚呼自己被中國邊緣化了。西方目前對中國在第三世界影響的擴大憂心忡忡，因為他們也意識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著資源、市場和機遇。如果西方領袖不來赴會，北京奧運會成了亞、非、拉、俄羅斯和中國領袖的盛會，這才是西方更為擔心的事情。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國家自己。

　　我們珍視與西方的關系，也愿意學習其一切長處，但我們拒絕傲慢與偏見。我們對西方話語的態(tài)度既不是俯視，把西方話語看得一無是處，全盤否定，也不是仰視，把它奉為金科玉律，全盤接受，而應該是平視，用中國人“實事求是”的核心價值觀對其逐一加以審視，一部分要學習、一部分要借鑒、一部分要反詰、一部分要揚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維系了數(shù)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其真正崛起必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這個歷史性的進程中，“失語”的不會是中國，而應該是“話語霸權主義”。（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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