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5日是近代反清女豪秋瑾遇難100周年的日子。6年前，一位日本游人初訪紹興時，就在關注這個日子。當他走進秋瑾故居，就深為這位留日奇女子的詩情與俠氣所感動，決意盡其努力，寫出一本全新的傳記，作為秋瑾百年忌辰的祭禮。他叫永田圭介，當時已年滿66歲，研究建筑涂料出身，兼營實業(yè)，他與歷史學專業(yè)毫無關聯(lián)，中文基礎也很不理想。他要實現(xiàn)這樣的宏愿，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筆者無法統(tǒng)計永田先生把那本厚實的中日文詞典究竟翻過多少遍才翻爛的，只知道就在3年之后，他的著述率先在日本出版，好評如潮。今年年初，他的中文版《秋瑾——競雄女俠傳》也在北京問世。該書以文學的手筆出現(xiàn)，就解決了學術著作中的可讀性問題。它又不同于尋常文藝書，而是以資料的收集與考證為基礎，甚至糾正某些為中外學者所依賴的歷史回憶，其學術含量還高出前此中日學者的同類著述。

　　7月15日下午4時，由紹興市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主辦的“《秋瑾——競雄女俠傳》發(fā)行儀式”在紹興飯店舉行。紹興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兼市對外友協(xié)會長發(fā)表講話，然后是中日雙方學者致辭，會后仍以主辦方的名義舉行晚宴，約一小時后，晚宴結束。我有幸應邀躬逢其會，感慨良多。

　　應該說，對于《秋瑾——競雄女俠傳》發(fā)行儀式，秋瑾的故鄉(xiāng)還是重視的，畢竟連該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都來了，出席并致辭的還有日本著名史家狹間直樹先生、北京大學教授王曉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副秘書長兼中國孫中山研究會秘書長王玉璞等，他們的出席可望為該會添彩。在一個60人規(guī)模的儀式里，光是從日本專程趕來的客人就占20人，大大增加了“國際”交流的分量，會議程序顯得井井有條，現(xiàn)場翻譯的效果也不錯。不過，讓我略為不解的是：既然是紹興歷史名人傳記的發(fā)行儀式，而且還是以市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主持，那么，在出席儀式的紹興代表中，為何除了兩位秋瑾后裔中的一位沒有官職外，其余都是帶“長”或“主任”、“主任助理”身份的？雖然其中有一位本地教授，據(jù)說也是有過市委機關行政級別的；
為何沒有一家書店的代表或讀者代表、街道代表，甚至連大、中、小學的學生代表都沒有？為何不把“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的人民成分來得實在些？另外，既然發(fā)行儀式是由紹興市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主辦的，為何連儀式的場地費，還有發(fā)給外埠與會者的紹興畫冊、紙扇，連同晚宴的全部費用，都要《秋瑾——競雄女俠傳》作者所在的公司來承擔呢？這里畢竟是秋瑾的故鄉(xiāng)，還是經(jīng)濟發(fā)達的東部沿海地區(qū)，而且紹興在浙江一省的經(jīng)濟排位都是靠前的。更有甚者，咱們中國還叫“禮儀之邦”，還是大國啊！如果這樣的中外文化交流故事不是發(fā)生在紹興，而是在經(jīng)濟落后的浙江西部、南部地區(qū)，或者在中國的中西部地區(qū)，當異國友人飽嘗治學之艱辛，為當?shù)氐臍v史名人撰述之后，他們都會要異國友人為場地費、禮品費和餐費買單嗎？還有，今年畢竟是一代女英秋瑾遇難百年的年份，如果紹興方面不是以市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的名義去組織一個“發(fā)行儀式”，而是以我國各地所慣用的黨政機關的名義，以紀念秋瑾百年忌辰為節(jié)日，咸集《秋瑾——競雄女俠傳》一書的作者與其他中、日學者，把介紹該書與贈書作為百年一祭的環(huán)節(jié)，凸顯秋瑾的革命精神與風采，有何不可？或者打破賓館的局限，把“《秋瑾——競雄女俠傳》發(fā)行儀式”搬到古軒亭口，讓年邁的日本作者與中國讀者一起互動，又將如何？

　　也許有人說，紹興的歷史文化名人很多，如果都要市主要官員出面組織紀念活動，肯定顧不過來，不現(xiàn)實。此話乍看起來是那么一回事，其實不然。紹興名人固然很多，但這恰恰是紹興能輕而易舉地躋身全國首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依據(jù)之一，卻不應成為冷落歷史文化名人的一個理由，此其一。其二、紹興的歷史文化名人即使再多，也不應以秋瑾這樣的人物為多，她畢竟是將詩與劍一起吟唱的第一位獻身反清事業(yè)的中華女性。正是她的挺身而出，才激勵著無數(shù)沉睡中的女子，標志著一個時代的開始，這是其他紹興先賢所沒有的。正是由于她和戰(zhàn)友們的前仆后繼，才累積成辛亥革命的成功。正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國人的頭和腳才不再是為磕頭而準備著，而是為思考、為走路而準備著。面對秋瑾這樣的先烈，我們理當懷有一份謙卑與感恩的心，不管她的亡靈是升在天上，還是飄落人間；
是魂歸故里，還是浪跡天涯。其三、今年畢竟是秋瑾的百年忌辰。對她來說，會有幾個百年？她能占用紹興的父母官多少時間和精力呢？我們不是一直在以歌頌愛國主義與犧牲精神作為主旋律嗎？

　　也許還有人說，我們今天在建設“和諧社會”，已經(jīng)不需要秋瑾式的浴血奮戰(zhàn)了，秋瑾的價值也該有所淡化了，此言差矣。構建“和諧社會”并不等于我們要做和事佬，整天和稀泥，坐等“和諧社會”的到來，它仍然需要奮斗，需要犧牲，用雅典民主派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話說：“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革命英烈秋瑾的奮斗精神并不存在過時的問題。即使有朝一日“和諧社會”能夠建成，那也不能成為淡化歷史甚至遺忘歷史的重要理由。一個城市也罷，一個民族也罷，斬斷歷史脈絡與淡化歷史記憶的必然結果，只能是這個城市或民族的文脈與魂魄的失落。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有個叫郁達夫的浙江人就說過的一句很有針對性的話：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奴性濃厚的民族。

　　或許還會有人認為，如今正是中日關系比較敏感的時候，能給一個日本作者兼實業(yè)家張羅一個“發(fā)行儀式”，已經(jīng)很不錯，夠友好了，此話也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我們不能一邊口喊中日“一衣帶水”，一邊以中日關系比較敏感為由，消極地對待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中華民族既不是一個斤斤計較的民族，也不是一個善惡不分的民族，包括《秋瑾——競雄女俠傳》作者在內的許多日本人民對日本右翼反華勢力都是厭惡的，永田先生還是一位對中國與中國文化情有獨尊的日本長者。他把女兒送到京都大學攻讀中文專業(yè)，還支持女兒選嫁中國郎君。他還將毛筆隨身帶，寫中文日記，用A4開面軟紙裝訂的豎體版日記本已達113本。正是基于永田先生對中國人民的這份情誼，在參加《秋瑾——競雄女俠傳》發(fā)行儀式的外地來賓中，還有從永田先生的中國親家之地徐州趕來的市、區(qū)黨政代表，他們還為徐州讀者訂購《秋瑾——競雄女俠傳》1000冊。相比之下，秋瑾故里的父母官們恐怕并非毫無思考的余地吧。

　　浙江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我對它深懷一份眷念與期待，才比較留意此事的臺前與幕后，也一直關注浙江的“文化大省”口號何以成為現(xiàn)實。秋瑾不僅屬于紹興，她還屬于浙江與中國；
秋瑾固然屬于浙江和全國，而她首先屬于紹興故里。今天雖說是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但并非就是“惟生產(chǎn)力論”包打天下，一切都拿人民幣說事的時候，比人民幣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精神世界與文化品位。如何珍惜“歷史文化名城”的稱號，尊重歷史名人與文化遺產(chǎn)，善待國際友人，告慰革命英魂的泉下之知，都是需要拿出貨真價實的文化品味與禮尚往來的平常形態(tài)，任何刻意的馬虎、冷漠與市儈習氣都將難以為“歷史文化名城”添色，而是相反。

　　2007年7月20日于北京

　　《北京日報》2007年12月3日“理論周刊”以《一點遺憾》為題，擇要刊載，全文收入郭世佑《史源法流》一書（郭世佑主編“法大人札記叢書”之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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