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類想保持開明進步或力圖達到這一目標，那么相互保持溝通的技巧就應當隨著溝通手段的進步而進步。

　　 —— 阿立克斯•托克維爾 《美國的民主》 1835 第138頁

　　德國哲學家、政治傳播學大師哈貝馬斯關于“公共空間”的論述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并激起歷史學家、社會學者、政治學者和傳播學者的廣泛爭議，在于他成功地應用一個簡約的概念來解說一個復雜的政治傳播學課題。[1]通過這個簡單的概念，哈貝馬斯試圖濃縮和詮釋十七、十八世紀發(fā)生在歐洲并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的波瀾壯闊的一系列社會政治變革。雖然哈貝馬斯主要是參考西歐幾個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成發(fā)展史來構筑他的理論框架，他關于民主政治、民意傳播、公民社會的論述不僅在世界范圍內(nèi)，而且在多個學術領域內(nèi)，產(chǎn)生了巨大的回響和共鳴。[2]

　　根據(jù)哈貝馬斯的定義，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應該具備如下的幾個共性。第一，在“公共空間”內(nèi)所談論的話題應該是為公眾所共同關心的焦點問題。第二，這樣一個場所或空間，對于所有那些對議題感興趣或被其影響的公眾來說，有同等進入和參與的權利。第三，這種傳播交流活動本身，應該是一種以“理性和批判性”為特征的論證過程。第四，論證的結(jié)果要經(jīng)得住規(guī)范化標準的檢驗。換句話說，在所有公共空間的論爭中，觀點的說服力將通過、而且只能通過其內(nèi)在的邏輯性和闡述的理智性來達成，而不受發(fā)言者的身份和仲裁者的意志所左右。[3]

　　誕生于20世紀末的這一輪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代表的信息傳播技術革命，不僅重新點燃了人們對于哈貝馬斯“公共空間”這一理想社會模型的熱情，而且更把這種期許擴展到了一個無所不在的虛擬空間。就如同500年前印刷術在歐洲的大規(guī)模采用觸發(fā)了知識革命的原子能反應一樣，網(wǎng)絡技術使人類的信息傳播和交流能力突飛猛進到一個超越時空的新境界。從沒有如此多的人，以如此快的速度，跨越如此遙遠的距離，以如此低廉的成本，進行一對一、多對一、一對多、和多對多的交流。不可回避的是，在線傳播本身具有的交互性，虛擬空間內(nèi)控制權力的分散，和越來越普及的網(wǎng)絡技術，已經(jīng)讓很多領域的專家學者公開預言一個政治傳播新紀元的來臨。[4]

　　資本主義“公共空間”的起源和解體

　　在1450年前后，德國工匠喬安斯•古登堡第一次把成型的印刷技術推向了市場。[5]這種用活字金屬為模具，以油墨為印刷原料的木制手動印刷機，自從一面世，仿佛一下子就使每一個新的科技發(fā)明、新的政治理論和新的宗教信仰即時放大，并被注入活力。在這種大工業(yè)化印刷機推出的第一個五十年中，到底有多少本書被印制了呢？雖然我們現(xiàn)在很難統(tǒng)計出一個可靠的數(shù)字，有些學者在查閱歷史資料后給出的數(shù)字是，“超過900萬本” 。[6]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來講，這已經(jīng)屬于“超大規(guī)模的”的文化復制推廣工作。它一方面促進了新的社會科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發(fā)現(xiàn)的迅速普及，另一方面也重新“發(fā)現(xiàn)”了被中世紀的神權宗教統(tǒng)治者所刻意隱沒的古希臘哲學思想。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可以直接從書本中汲取知識，對于一個學者來說，他已經(jīng)不需要通過四處游歷來多方拜師了” ，[7]而且一個知識分子的階層團體隨之成型。印刷書籍的大量復制發(fā)行也直接導致了歐洲民眾識字人口比率的提高。比如說，“在英國的多哈姆鎮(zhèn)，在1570年左右，只有大概20%的成年人識字；
但是到了1630年，這個數(shù)字躍升到了47%”。[8]知識的傳播，知識階層的成型，加上工業(yè)化革命使社會迅速進步，這一切都為隨后蓬勃而來的“啟蒙運動”拉開了帷幕。[9]

　　新興資產(chǎn)階級革命者所掀起的關于經(jīng)濟權利和政治變革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物質(zhì)與精神層面的雙重沖擊面前，曾經(jīng)統(tǒng)治歐洲達數(shù)百年的封建君主制和貴族政治搖搖欲墜。托馬斯•霍布斯 (1588-1679) 在他的現(xiàn)實主義政治學經(jīng)典著作《利維坦>》中，描繪了一幅極端實用主義和機械主義的政治現(xiàn)實圖景。與傳統(tǒng)的宗教說教相反，霍布斯認為，人類從本質(zhì)上就如同是生活在險惡叢林中、懂得理智思索的機器。每個個體都象是一個自我引導、同時又是自私自利的單獨原子，不斷地通過理性的討價還價，來最大限度博取自己的權力，財富和影響力。相比而言，約翰•洛克(1632-1704)關于人類本性、市場社會、和政治倫理的描述就要柔和明亮得多。他更加強調(diào)每個人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生存權、政治自由權和財產(chǎn)所有權，而這些也正為資產(chǎn)階級謀求政治權利提供了理論基礎。(美國國父之一的托馬斯•杰弗遜把洛克的最后一個“財產(chǎn)所有權”換成了“追求幸福的權利，”并作為人類的三個基本權利寫進了美國的“獨立宣言”)。他的關于憲政、多數(shù)主權、個人權利、代議制政府的民主政治原則，形成了資產(chǎn)階級走上政治舞臺所不可缺少的臺詞和腳本。從此以后，少數(shù)人專權或是貴族專權的政權模式就逐漸開始被民主和法制所取代。[10]

　　正是在這樣一個社會發(fā)展和政治變革的大背景下，哈貝馬斯所概括的所謂“理想化的”、“簡約化的”資產(chǎn)階級“公共空間”開始出現(xiàn)。[11]公共空間，根據(jù)哈貝馬斯的定義，是一個：

　　由獨立個人在匯聚成大眾后所形成的空間；
他們隨后宣稱：在這個公共空間內(nèi)，所有事關那些物品交換的原則和勞工服務的協(xié)定，都是通過相關者充分討論后而達成共識。這個機制適用于所有的人和事，但又區(qū)別于公共權威本身；
尤其獨特和史無前例的是承載這種政治性碰撞的導體：那就是人們對自己理性思辯和邏輯力量的公開運用。[12]

　　哈貝馬斯的專著《公共空間的結(jié)構性轉(zhuǎn)變》，最早是以德文形式發(fā)表于1962年。哈貝馬斯提出這樣一個“對于資產(chǎn)階級公共空間從產(chǎn)生、演變到解體的歷史社會學全景記錄”，[13]更多的不是想要重溫一個完美無缺的過去，而是要抒發(fā)他對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德國自由福利社會種種理想幻滅后的不滿。作為社會政治學的一個現(xiàn)象，資產(chǎn)階級公共空間成型于一個特定的歷史和發(fā)展時期。那時候，在市場經(jīng)濟蓬勃發(fā)展的背景下，新興的資產(chǎn)階級是全新的生產(chǎn)力和政治意志的代表；
他們的先進性使他們成為一種革命的力量而不是一種守舊的力量。但是，當歷史的車輪走到十九世紀末期的時候，政治權力和公民社會開始逐漸分化，離異。隨著大眾媒介在商業(yè)化的裹挾下變得無孔不入和追名逐利，私人空間不斷被侵蝕，而公共話題也不斷被排擠淹沒。作為公共空間存在的手段和目的的政治性討論，逐漸被稀釋，被庸俗化，并逐漸消失殆盡。用哈貝馬斯的話講，

　　“那些受過嚴格理性思維訓練的知識群體，再也找不到屬于他們的公眾傳聲器；
而公眾此刻更是變得四分五裂，分隔成無數(shù)個只可能在私下里運用理性分析的少數(shù)專家團體；
而絕大多數(shù)信息的接受者雖然仍屬于公眾，但卻很少再有批判精神。長此以往，這種政治交流完全缺少一個“公眾”應該享有的溝通形式”。[14]

　　根據(jù)哈貝馬斯的論述，公共空間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蛻化的一個最顯著也是最令人失望的結(jié)果，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大眾輿論”的消失。作為一個代議制民主政體的憲法基礎，公眾輿論應該產(chǎn)生于公眾對廣泛感興趣的議題進行“批判性和理性”的公開討論。但是，在一個被操縱并已經(jīng)完全商業(yè)化的公共空間里，公眾輿論已經(jīng)不再是那個“公眾”的可以辨認的意見結(jié)果。取而代之的是，“民意調(diào)查結(jié)果”，“公開宣傳”，甚至是”公共關系運作”成為了“公眾輿論”的代名詞。同時，“印刷媒體和廣播電子傳媒不再象是公眾信息傳播或民意辯論的工具，倒象是炮制共識和推銷消費者文化的一種技術”。[15] 被剔除掉了作為“公眾”的輿論的一些主要特性，現(xiàn)在所謂的民意更象是“無民之意” ——“那種產(chǎn)生于無知無識的傳播大雜燴既不為公眾討論的原則所制約，也不會真正考慮其政治或政 策含義�！盵16]結(jié)果是，公眾空間徹底解體了。

　　理想狀態(tài)下的“公眾空間”及其特征

　　簡而言之，公共空間是一個場所，一個程序，一個機構，更是一種信條。一個真正的公共空間應該是一個對社會所有公眾開放，同時又不受任何政權或是經(jīng)濟利益所左右的民意生成場所。在這個空間里，參與者通過公開、理性和批判性的談論來形成輿論和民意。這種公共思辯的最終結(jié)果應該取決于觀點的內(nèi)在合理性和邏輯性，而不應取決于暗中操縱，裹挾強迫，或是社會壓力。一個成功完善的公共空間既體現(xiàn)在其討論問題的數(shù)量，又體現(xiàn)在其最終民意結(jié)果的質(zhì)量。

　　自從提出公共空間這一學術概念后，雖然哈貝馬斯本人曾在不同的學術生涯時期對其理論闡述有過些許微調(diào)，但其核心的概念范疇和評價標準可以總結(jié)為以下的九個主要特征。[17]它們是，

　　1．參與上兼容并包

　　所有參與到公共空間討論的人都“尊崇這樣一種社會性的交流模式：它不僅設定所有參與者身份完全平等，而且把身份這個社會附屬符號統(tǒng)統(tǒng)摒棄不顧了。這種作法，使原來那種對于名銜身份的熱衷，轉(zhuǎn)為每個人自得其樂的平等感覺�！盵18]

　　2．技術上易于接入

　　“公民社會里公共空間的成敗取決于其是否滿足全面敞開的原則。一個公共空間，如果以某種理由來排斥某個特殊的人群或團體，不僅僅是不完善的，它根本上就不是一個公共空間”。[19] “所有探討的論題之所以是‘大眾’議題，不僅僅因為它是重要的，而且因為它是大眾直接參與其中的；
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必須能夠參與和介入”。[20]

　　3．行動上自主獨立

　　在公共空間里，“對經(jīng)濟因素的依賴，從原則上講，應該沒有影響。市場的經(jīng)濟法則在這里，就如同國家政權的法律一樣，已經(jīng)被停用了”。[21]

　　4．探討時理性思辯

　　在公共空間里，“政治性沖突的載體是獨特的，也是史無前例的；
那就是人們公開地使用他們的邏輯和理智”。[22]

　　5．交流時雙向互動

　　“一個看法是否屬于公眾輿論或者屬于公眾輿論的程度，取決于下面的要件：是否這個看法產(chǎn)生于不同組織和所有組織成員之間的充分討論，是否這個看法通過大眾傳媒被廣泛地在更大范疇的相關群體之間進行過探討互動”。[23]

　　6， 懷疑與批判精神

　　公共空間的“建立是為了對公共權威進行批判”，[24]而且“公共空間的成熟發(fā)展程度往往能通過其政府與媒體之間沖突的程度來衡量”。[25]

　　7．共同利益的維護

　　在公共空間里，“生發(fā)于此的論題都是在此之前從沒有被認為是問題的問題。關于‘共同利益’的思考角度，成為公眾關注的主要著眼點……而且原則上被廣泛接受”。[26]

　　8．保護參與者隱私

　　在公共空間里，“作為個體的公民是通過構架公共與私人空間的自由關系來實現(xiàn)并體味他們新式的存在方式的。這種對于隱私的體驗完成了人類共通的心理感受：一種作為抽象獨立存在的自然人”。[27]

　　9．促進社群整合

　　公共空間提供了“特殊的機構化力量來保證社會各個次生社群之間基于公共傳播上的互連共生”。[28] “公共空間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作為社會整合模型的潛質(zhì)”。[29]

　　以上這九個關鍵特征是從哈貝馬斯關于“公共空間”的原始論述中總結(jié)出來的。它既不是一個終極性的概括，也不是一個徹底無漏的描述。但是，這九點特征卻提供了一個較實用的對照單子，以便傳播學者鑒定和比較存在于不同文化、歷史條件下的政治實體和媒介形態(tài)。

　　比較三種媒介形態(tài)下的“公眾空間”

　　哈貝馬斯對于“公共空間”的定義和描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對18世紀西歐新興資產(chǎn)階級政治發(fā)展歷史的總結(jié)和歸納上。那時候，以大規(guī)模印刷術為代表的印刷類出版物是主導性的公共談論媒體。與最初的“紙質(zhì)印刷媒體公共空間”和隨后的“廣播媒體公共空間”相比較，現(xiàn)在我們所面對的“網(wǎng)絡公共空間”，雖然還處在蓬蓬勃勃的青春期發(fā)展階段，已經(jīng)展現(xiàn)出了作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的諸多潛質(zhì)。接下來，一組根據(jù)九個特征所作的一對一比較將試圖驗證這一印象。

　　1．參與上兼容并包

　　理想的“公共空間”呼喚沒有任何歧視的兼容并包。在18世紀的歐洲，顯然這一理想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只有那些受過良好教育、有經(jīng)濟特權而無世襲頭銜的有產(chǎn)者集團成員，才有渠道和意愿參與那些關于公共事務的批判性和理性探討。說到底，這也只不過是一小群精英“有識”階層的“小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0世紀占統(tǒng)領地位的商業(yè)大眾媒體，特別是隨著廣播和電視產(chǎn)業(yè)的成熟和普及，那些曾經(jīng)隔離公民社會的很多社會和經(jīng)濟桎梏被層層沖破。在過去的這個十年中，日新月異的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更是大幅度地降低了網(wǎng)絡傳播交流的成本。為到達其第5千萬個用戶，廣播媒體用了近40年，電視媒體用了13年，而互聯(lián)網(wǎng)媒體僅僅用了4年。更重要的是，網(wǎng)絡媒體在傳播技術史上第一次使普通的個人用戶，可以在可承受的低成本或無成本范圍內(nèi)，建立自己的大眾溝通和傳輸平臺:不論是一個自我管理的網(wǎng)絡日志或博客，或是一個網(wǎng)絡論壇的開篇帖子。[30]有關研究也顯示互聯(lián)網(wǎng)具有極強的促進社會和政治平等的功效，特別是在包容那些少數(shù)族群團體或邊緣化社會群體上，更是具有其他傳統(tǒng)媒體無可比擬的技術和平臺優(yōu)勢。[31]

　　2．技術上易于接入

　　理想的公共空間需要保證無限制的介入可能。而在18世紀時候的倫敦，“只有男人才被允許進入‘咖啡社交圈’”。[32]那時的新興資產(chǎn)階級也只是對那些“上流典雅社會”敞開大門。20世紀得到迅猛發(fā)展的大眾媒體，降低了普通大眾進入并參與公共政策討論的門檻。在所有的發(fā)達國家和大部分發(fā)展中國家里，電視機和收音機成為最常用的大眾傳播媒體。目前仍在進行中的信息革命，更把觸角和接收器進一步延展到了幾乎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雖然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也是很不平衡的，但從純粹技術的角度來看，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載體的網(wǎng)絡空間和無線寬帶上網(wǎng)的全球聯(lián)接手段，確實為在真正意義上最終實現(xiàn)無限制的公共空間介入，提供了一個相對樂觀的遠景。[33]

　　3．行動上自主獨立

　　一個純粹的公共空間必須獨立自主，并不受任何政權的管控和經(jīng)濟利益的侵蝕。雖然時時面對著君主或寡頭統(tǒng)治集團的制約和審查，但是存在于200多年前西歐國家中的“公共空間”，相比于20世紀中后期極端商業(yè)化的大眾媒體而言，受特殊經(jīng)濟財團和勢力的影響相對較小。[34]與此相應的是，過度商業(yè)化的公共空間，根據(jù)哈貝馬斯的觀察，“發(fā)展成一個被各種勢力侵蝕、影響、掌控的競技場。在這里，通過議題設置和話語框選，爭奪的不僅僅是傳播影響力，而且更是通過對于傳播工具和傳播流程的全面控制，巧妙地掩藏其戰(zhàn)略考量，以期左右民眾和政府的行為”。[35]網(wǎng)絡公共空間無疑同樣面對來自政治和經(jīng)濟兩方面的壓力和挑戰(zhàn)。從目前的效果來看，全球通連的網(wǎng)絡空間雖然不可能全面排除以上的種種干涉，但起碼使得以上的勢力不再那么肆無忌憚。[36]

　　4． 探討時理性思辯

　　雖然哈貝馬斯一直強調(diào)“理性”或“理性主義”在民意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意義，關于這兩個概念在實用領域的定義，尚沒有被完全清晰地界定。對于正處在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的公共空間來說，那些經(jīng)常光顧各式沙龍、俱樂部、讀書會的新興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無論是從自身的還是階級的利益考慮，都會對一種基于理性與邏輯的公共辯論心向往之，身體力行，并從中受益無窮。在20世紀的商業(yè)媒體時期，這種曾經(jīng)被推崇的知識理性主義已經(jīng)逐漸式微，并被無處不在的商業(yè)主義和市場營銷理念所取代。用哈貝馬斯的話說，“以理性書面交流為依托的公共空間，已經(jīng)被以虛假公眾或透視無聊隱私為代表的消費文化所取代”。[37]網(wǎng)絡公共空間的出現(xiàn)重新激活了那些公共知識分子對于理性和批判性辯論的期待與熱情。是否網(wǎng)絡空間能夠重新實現(xiàn)理性批判和思辯的愿望呢？對此，現(xiàn)在的研究者還莫衷一是。[38]

　　5． 交流時雙向互動

　　需要指出的是，哈貝馬斯從沒有將公共空間內(nèi)的交流限定為一種“面對面”的形式。不僅如此，他曾多次重申私人間的信函交流也同樣屬于理性批判性辯論的一種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39]在18世紀后期，知識階層間的書信往來交流，相對于以后的其他時期，都顯得頻繁和重要。后來的電視和收音機，雖然把現(xiàn)場逼真的畫面送到了人們的客廳起居室，但也很大程度上剝奪了聽眾和觀眾直接參與論辯、回應、或反駁的權利。在這一點上，剛剛成形的網(wǎng)絡空間無疑從本質(zhì)上扭轉(zhuǎn)了這種受眾被動無為的態(tài)勢�；�動性被很多傳播學者判定為在線傳播的標志性特色。[40]方便靈活的短 信服務，即時收發(fā)的電子郵件，和絕大多數(shù)網(wǎng)絡空間提供的在線反饋功能，所有這些新的服務模式，其實已經(jīng)把網(wǎng)絡互動交流提升到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高度。

　　6． 懷疑與批判精神

　　公共空間的批判精神，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其信息和交流載體的獨立性。除此之外，所有參與者公共意識和民主意識的強弱也決定了批判氛圍能否形成。在18世紀中后期，資產(chǎn)階級是一個革命性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對他們來說，批判精神不僅僅是一種階級符號，更是一種政治上的必需。20世紀中后期所謂資本主義“福利社會”的構架，把政府與社會，執(zhí)政階級與社會大眾完全焊接融合，從而稀釋了大眾的對立情緒和角色認同。批判性思辯的目標和動力都減弱并消失殆盡。現(xiàn)在，有些學者提出，通過把傳播載體的交流權部分返還到公眾手中，網(wǎng)絡空間也許能夠重新激活個人的公共意識和社會群體作為批判者的責任。[41]

　　7．共同利益的維護

　　在一個純粹的公共空間里，談論的題目都應當是與所有大眾息息相關而又舉足輕重的事務。在18世紀時的歐洲，所謂的“大眾關注話題”，基本都來源并關注于與私有財產(chǎn)和作為新興私有財產(chǎn)所有者的資產(chǎn)階級有關的領域。當約翰•洛克莊嚴神圣地宣稱“大多數(shù)人”可以通過“公共主權”來進行自己治理，而不需任何自命的皇權或神權時，他所指的“大多數(shù)人”其實僅指“有產(chǎn)者”，而根本沒有包括數(shù)量眾多的勞工階層。[42]在20世紀生成并得到充分發(fā)展的資本主義商業(yè)文明，把這個有產(chǎn)者的“大多數(shù)”擴展到了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寬泛的層面。即便如此，根據(jù)哈貝馬斯的論述，這個普遍的大眾仍僅僅以被動消費者的面目存在，而根本不是積極的議題制訂者。[43]但是，現(xiàn)在的網(wǎng)絡空間確實使普通民眾能夠?qū)�個人的議題投放都公共領域，雖然沒有人能保證它會最終受到公眾的關注。[44] 但這一可能本身，就已經(jīng)是一個不容小覷的歷史性進步。

　　8．保護參與者隱私

　　根據(jù)哈貝馬斯的論述，公共空間的存在是以個人私人空間的被保護和不受侵犯為條件和前提的。比如說，在18世紀存在于德國的圓桌社團組織中，“公開的空間必須依賴于個體的隱秘 。它的公眾，雖然稱之為公眾，其實還是內(nèi)外有別的”。[45] 20世紀高度商業(yè)化的大眾媒體，顯然使得真正意義上的個人隱私在公共層面上再難取得。無所不在的國家權力機器，從另一個方面，滲透到每個人私人生活的各個角落。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現(xiàn)在還很難下定論，但網(wǎng)絡傳播和網(wǎng)絡技術所提供的匿名功能，倒是為作為公民的個體人，在與政府監(jiān)管權力和庸俗媒體的角力中，助了小小的一臂之力。[46]即便如此，很多研究者都指出，網(wǎng)絡技術能提供的其實只是“匿名能力”，而不是“保密能力”，更不是“隱形能力”。[47]

　　9．促進社會整合

　　哈貝馬斯認為，政治性辯論本身就是社會整合的一個過程。公共空間就是“由作為單個個體的人匯聚而成公眾，從而向國家宣明社會需求”。[48]早期資產(chǎn)階級公共空間確實起到了一個整合平臺的作用，強有力地促動了政治集團的形成與政治運動的興起。但是，隨著大眾傳媒開始將政治事務象商品一樣推銷的時候，人們開始憤世嫉俗，懷疑一切，因?qū)φ�治逐漸喪失信心而退離出公共空間。如今，高度商業(yè)化的西方媒體熱衷于對庸俗傳聞的捕風捉影，而不是對主導議題進行深度報道；
聚焦于政治人物的隱私瑣事，而不是關注他們在關鍵政策上的立場；
追逐于競選時“賭馬”一般的熱鬧喧囂，而不顧這種低俗的處理實際上背離了民主社會的實質(zhì)。[49]與此成為對比的是，網(wǎng)絡傳播與網(wǎng)絡社區(qū)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令人欣喜的潛能，重新培育和加強了社會整合。[50]比如說，研究發(fā)現(xiàn)，隨著網(wǎng)絡使用程度的增高，使用者參與公益自愿團體和政治活動的程度也相應增高。[51]還有的研究者通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溝通和傳播媒介能夠幫助那些少數(shù)族裔移民(比如象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數(shù)千萬華裔)，增強彼此之間的聯(lián)絡和社會凝聚力。[52]

　　為輔助理解上述的比較，下面的一個表格分別列出了“公共空間”的九個特征，以及三種媒介狀態(tài)下的相應比較得分。評定的得分劃為五級，包括“完美狀態(tài)”(5分)，“高度達標”(4分)，“基本達標”(3分)，“剛好達標”(2分)，和“未達標準”(1分)。應該承認，考慮到“公共空間”這一概念的復雜性和抽象性，下面這種評定和打分方法不免顯得主觀臆斷，甚至有點隨機。但是，沒有任何研究方法，在分析處理象“公共空間”這樣一個帶有全盤性的概念時，能逃脫類似“過于簡單化”這樣的批評。一個架構，再不完美，總要好過一堆支離破碎的影像。就這個研究而言，簡單卻直觀的對比，為下一步更深入的探索提供了一個起始點。

　　從表格的簡單對比中，可以發(fā)現(xiàn)幾個值得關注并帶有象征意義的結(jié)果。首先，按照哈貝馬斯自己的標準定義，生成于歐洲17和18世紀的資產(chǎn)階級公共空間，事實上還沒有達到可以稱為一個真正“公共空間”的標準。難怪不論是西方的哲學家，還是歷史學家，在哈貝馬斯提出這一概念后，都感到很難將這一范疇與當時的史實所對應。其次，20世紀興起并在西方發(fā)達國家得到高度商業(yè)化發(fā)展的“廣播電視式公共空間”，用理想的標準來衡量，并沒有顯現(xiàn)出超越前一媒體形態(tài)模式的趨勢。這樣一個結(jié)果，與哈貝馬斯關于西方“商業(yè)媒體架構下的公共空間已經(jīng)解體”的論述不謀而合。如果以“公共空間”9個主要特征為衡量標準的話，興起于20世紀最后幾年并在21世紀初得到迅猛發(fā)展的“網(wǎng)絡公共空間”，倒是為將來的民主政治傳播前景涂上了一層樂觀的亮色。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發(fā)展的縱向順序來比較，“網(wǎng)絡公共空間”的出現(xiàn)，與其說是傳統(tǒng)的公共空間的一次復生，不如更準確地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的誕生。當然，也有很多傳播學者對此判斷持懷疑態(tài)度，指出政府和利益集團對網(wǎng)絡越來越嚴密的管控措施，充斥各種網(wǎng)絡論壇的非理性的氛圍，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數(shù)碼技術鴻溝”， 都將阻礙網(wǎng)絡空間真正演變成一個成熟理智的公共空間。[53]

　　表格：比較“公共空間”在三種媒介狀態(tài)的特征

　　 “公眾空間”媒體形態(tài)比較的引申意義

　　正如帕拉阿圖學派的傳播學者宣示的那樣，“人不能不交流”。[54] 在整個的人類發(fā)展史 中，人們不斷地創(chuàng)造發(fā)明出新的傳播和交流技術，象造紙術，印刷術，無線電，電話，收音機，電視，一直到網(wǎng)絡傳播技術。在創(chuàng)造傳播技術的同時，人們同樣被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傳播方式所創(chuàng)造。成型的大規(guī)模印刷技術和印刷媒體的出現(xiàn)，孕育、催生、和促進了早期資產(chǎn)階級公共空間。同樣，20世紀末出現(xiàn)的新一輪互聯(lián)網(wǎng)通訊傳播革命，不僅重燃了人們對哈貝馬斯描述的理想狀態(tài)下公共空間的熱忱，而且還把這種期待拓展到了一個虛擬的空間之中。不斷涌現(xiàn)的新證據(jù)似乎在指向這樣一種可能：這種通過網(wǎng)絡傳播交流的虛擬空間也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

　　本文所得出的結(jié)論，雖然表面上看僅有一些虛擬的象征涵義，但其實非常有助于我們理解公共空間在我國社會發(fā)展中的借鑒意義。比如，雖然哈貝馬斯賴以歸納提煉其理想“公共空間”的社會形態(tài)，是處于萌芽狀態(tài)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
但是，在當今全球化浪潮不斷推進的大背景下，當市場經(jīng)濟的模式在全球的各個角落扎下根基，那些關于媒體形態(tài)，政治制度，和社會發(fā)展的問題，都變得現(xiàn)實，緊迫，和帶有世界性。對于象中國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處于轉(zhuǎn)型期的文明大國來說，尤其如此。而且，不斷有學者指出，哈貝馬斯在其關于“公共空間”的理論構架中，沒有給予文化歷史因素、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等等以足夠的考量。[55]實際上，哈貝馬斯自己后來也承認，不同國家的文化傳統(tǒng)和社會發(fā)展因素，都將在整個“公共空間”的形成和特性上起到不可估量的互動效應。他特別強調(diào)，“一個公共空間在政治意義上的正常運作，不僅僅需要憲政國家的體制保障，而且更需要能促其生長發(fā)育的文化傳統(tǒng)，社會交往模式，政治氛圍，和一個崇尚自由的大眾”。[56]因此，對于網(wǎng)絡媒介與公民社會相互關系感興趣的學者，不妨把將來的研究重心轉(zhuǎn)到那些互動干擾因素，或者象文化、傳統(tǒng)、民族主義等先行因素的比較分析上。我們現(xiàn)在所經(jīng)歷的信息技術革命，還遠沒有釋放出它的所有能量和潛質(zhì)。如果哈貝馬斯關于西歐早期資本主義“公共空間”的總結(ji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顯得有些理想化和夸大的話，在不遠的將來，“網(wǎng)絡公共空間”也許能將他的很多“完美臆想”變?yōu)楝F(xiàn)實。不管哈貝馬斯當初所提出的這一構想顯得多么不實際，他的關于人類傳播的基本理念，過去是，現(xiàn)在是，將來更應該是值得傳播學學者不斷追索的目標。

　　1835年，年輕的法國政治學者托克維爾在他的經(jīng)典政治學著作《美國的民主》中曾經(jīng)總結(jié)到：在所有那些支配人類社會的法則中，有一條似乎比其他更精準也更簡明。如果人們想要保持文明的延續(xù)，或者試圖變得更文明，那么其相互溝通聯(lián)系的技巧，必須與其提高民眾平等地位同樣的速率而提高和改善。[57]

　　如果這個論斷在早期印刷媒體流行的1835年是至理名言的話，那么在一個被網(wǎng)絡信息技術滲透得無孔不入的現(xiàn)代社會來說，這段話也就更有昭示意義了。

　　索引：

　　1. 相關資料，請參閱Geoff Eley, “Nations, Publics, and Political Cultures: Placing Haberma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 Calhou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289–339;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2), 1–88; Jürgen Habermas,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Public Sphere,”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 Calhou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421–461; Lloyd Kramer, “Habermas, History and Critical Theory,”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 Calhou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236–258; Andrej Pinter, “Public Sphere and History: Historians’ Response to Habermas on the ‘Worth’ of the Pas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8, no.3 (2004): 217–232.

　　2. See for examples, R. J. Bernstein, ed. Haberma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5); M. Cooke, Language and Reason: A Study of Habermas’s Pragma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C.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Alexandra Halasz, The Marketplace of Print: Pamphlet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sk Kevin, “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and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46, no. 2 (2004): 241–256.

　　3. Calhou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2–11.

　　4. Barry N. Hague, and Brian D. Loader, eds.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Nicholas Negroponte, Being Digita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5); A. G. Wilhelm,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Challenges to Political Life in Cyberspace (London: Routledge, 2000).

　　5. Though no explicit record showing that Gutenberg’s movable type printing technique was based on the Chinese similar invention developed some 400 years ago, most science historians believed that considering the increasing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in the previous times, Gutenberg could have borrowed some of the principal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model and modified it to a much advanced type. See for references, Shelton A. Gunaratne, “Paper, Printing and the Printing Press: A Horizontally Integrative Macrohistory Analysis,” Gazette 63 no. 6(2001): 459–79;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Larry Willmore, “Government Policies towar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8 no. 2(2002): 90.

　　7. E.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42.

　　8. P. N. Stearns, M. Adas, and S. B. Schwartz,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 (N.Y.: HarperCollins, 1992), 503.

　　9. Stearns et al, World Civilizations.

　　10. Kevin Reilly, The West and the World (vol.2) (N.Y.: Harper & Row, 1980).

　　11. Habermas, “Further Reflections,” 422.

　　12.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27.

　　13. Thomas McCarthy, “Introduction,” in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9), xi–xiv.

　　14.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175.

　　15. McCarthy, “Introduction,” xii.

　　16.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240.

　　17.Unless indicated otherwise, all citations below were taken from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1989).

　　18.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36.

　　19.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85.

　　20.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37.

　　21.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36.

　　22.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28.

　　23.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248.

　　24.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51.

　　25.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60.

　　26.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36.

　　27.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171.

　　28.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163.

　　29. Calhou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6.

　　30. K. D. Trammell, and A. Keshelashvili, “Examining the New Influencers: A Self-Presentation Study of A-list Blog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2 no.4 (2005), 968–982; P. Wallace, The Psychology of the Intern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1. B. Mehra, C. Merkel, and A. P. Bishop, “The Internet for Empowerment of Minority and Marginalized Users,(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 New Media & Society, 6 no. 6(2004), 781–802.

　　32.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33.

　　33. K. C. Ho, R. Kluver, and C. C. Y. Kenneth, “Asia Encounters the Internet,” In eds. K. C. Ho, R. Kluver, and K. C. C. Yang, Asia.com: Asia Encounters the Internet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1–20; N. Hachigian and L. Wu,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n Asia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3); A. G. Wilhelm,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Challenges to Political Life in Cyberspace (London: Routledge, 2000).

　　34. R. McChesney, Corporate Media and the Threat to Democracy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97).

　　35. Habermas, “Further Reflections,” 437.

　　36. Wilhelm,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Xu Wu, “Red Net over China: China’s New Online Media Order and Its Implication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 no.2 (2005), 215–227.

　　37.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160.

　　38. Z. Papacharissi, “The Virtual Sphere: 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 Society 14 no.1 (2002), 9–27; A. G. Wilhelm, “Virtual Sounding Boards: How Deliberative Is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eds. Barry Hague and Brian Loader,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Routledge, 1999), 154–178.

　　39.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40. Spiro Kiousis, “Interactivity: A Concept Explic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4 no.3 (2002), 355–383.

　　41. Barry Hague and Brian Loader, eds.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Routledge, 1999); Jim Hall, Online Journalism: A Critical Primer (London: Plato Press, 2001).

　　42. John Locke, “Second Treatise,” i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43.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44. Hall, Online Journalism.

　　45.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35.

　　46. Wallace, The Psychology of the Internet.

　　47. H. Nissenbaum, “The Meaning of Anonymity in an Information Ag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5 (1999), 141–144; M. Harris, G. V. Hoye and F. Lievens, “Privacy and Attitude towards Internet-based Selection System: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ection and Assessment 11 no. 2/3 (2003), 230–236.

　　48.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176.

　　49. T. Haas, “The Public Sphere as a Sphere of Publics: Rethinking Habermas’s Theory of the Public Sphe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 no.1 (2004), 178–184.

　　50. M. J. Dutta-Bergman, “Access to the Internet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Satisfaction,” New Media & Society 7 no.1 (2005), 89–109; R. Hurwitz, “Who Needs Politics? Who Needs People? The Ironies of Democracy in Cyberspace,”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8 no.6 (1999), 655–61; H. K. Klein, “Tocqueville in Cyberspace: Using the Internet for Citizen Association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5 (1999), 213–20; D. Tambini, “New Media and Democracy: The Civic Networking Movement,” New Media and Society 1 no. 3 (1999), 305–29.

　　51. B. Wellman, A. Q. Haase, J. Witte, and K. Hampton, “Does the Internet Increase, Decrease, or Supplement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5 no.3 (2001), 436–455.

　　52. Zhang K. and Hao X. “The Internet and the Ethnic Press: A Study of Electronic Chinese Publication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5(1999), 21–30.

　　53. L. Dahlberg, “The Internet and Democratic Discourse: Exploring the Prospects of Online Deliberative Forums Extending the Public Sphe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4 no.4 (2001), 615–633; M. S. Heng and A. Moor, “From Habermas’s Communicative Theory to Practice on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13 no.4 (2003), 331–352; Z. Papacharissi, “The virtual Sphere: 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 Society 14 no.1 (2002)., 9–27.

　　54. P. Watzlawick, H. B. Janet, and D. J. Don,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Interaction Patterns, Pathologies, and Paradoxes (New York: Norton, 1967), 48.

　　55. Geoff Eley, “Nations, Publics, and Political Cultures”.

　　56. Haberm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453.

　　57.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1835/1955), 118.

相關熱詞搜索：三種 媒介 形態(tài) 公眾 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