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距離今年的高考只剩下屈指可數的數天時間，按往年慣例，又到了有關部門睜大眼睛嚴防“高考移民”的時候。對于這項政策，最近幾年爭論不斷。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高考移民現象乃政策之失，是國家教育不平等政策逼出來的。大學報考時按省市劃分不同的分數線，人為地制造不平等。不平則鳴，不平則“移”，是國家逼得老百姓走“邪路”。行政部門則持相反觀點，他們從國家按不同省市劃分不同分數線的實際出發(fā)，認定“高考移民”屬于規(guī)避國家政策的不正當行為予以封堵和嚴厲處罰。各級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近年來一直堅持了此種立場。

　　但今年有一個特殊情況無論如何值得認真考慮，并有對此立場作修正的必要。四川汶川地震受災人數高達1000多萬，其中有相當數量的正是今年高中應屆畢業(yè)生，有報道說，災區(qū)在全國各地打工人數超過500萬，可以想見，受災地區(qū)的應屆高中畢業(yè)生也許可以投靠父母打工地繼續(xù)就讀并就地參加高考，前提是，如果當地教育部門接納的話。

　　我想我們完全沒有拒絕的理由。當我們喊出“大難有大愛”、“此刻，我們都是汶川人”的時候，當我們全國上下萬眾一心盡心竭力向災區(qū)人民伸出援手的時候，拒絕災區(qū)學子投親就學并就地參加高考是如此地與國情、人情相悖，更與本次抗震救災中中國黨和政府以及全國同胞所展示的偉大愛心、親情和人道主義精神背道而馳。

　　所以，限制高考移民政策的鐵幕必須為災區(qū)學子打開一個缺口。在此基礎上，我們還要秉承本次抗震救災中所凸顯的人道精神和愛心重新思考限制高考移民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反思是否有必要考慮相關群體的實際情況予以方便，使政策更為寬松，以利“為人民服務”。起碼是，“打擊高考移民”的提法應予摒棄，這種提法完全失去人道情懷和愛心，只有濃厚的地方保護情結和專制嘴臉，換成“限制”一詞似乎好些。但即便是“限制”，也一定要注意以下兩點：

　　一是對高考移民進行限制萬不可否定公民正當權利。封堵高考移民，本是各地政府部門為了給當地考生創(chuàng)造公平競爭的環(huán)境而出臺的行政命令。但在客觀上，這種封堵政策卻有又可能對正常的合法移民的正當權利造成侵害。政府封堵高考移民的行為不僅要考慮當前政策的需要，更要契合憲政與法治的要求，保障社會各階層、各群體的利益。行政主體不得恣意而為，不可隨意犧牲部分民眾的利益來滿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例如，如果外省藉人士已經循有關規(guī)定辦理了戶藉轉移手續(xù)，子女投靠父母一同生活，則有何理由將這些學子拒之門外，以至其剝奪理應享有的平等教育權這一載諸憲法的神圣權利？其實即使父母的戶口因種種原因沒有遷移，但其常年在當地工作和生活，為當地的建設作出貢獻，子女追隨父母而來，則當地學校有何理由關緊大門拒不接納？據說有些更為離譜的做法是，一旦發(fā)現所謂“高考移民”即對相關學子嚴加處分毫不容情，甚至取消學藉，剝奪今后的高考資格，將他們對未來的美好期望和憧憬徹底砸碎，“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這不僅是踐踏公民權利，也暴露了某些高高在上的官僚缺乏基本的人權觀念和人性關懷。這類反而典型值得我們引起警戒。

　　第二個問題更容易發(fā)生，也更具普遍性，就是行政部門作出打擊或限制高考移民行政決定的程序合法性問題。首先是行政主體是否有此權力大有可疑。招生辦似乎是教育廳局屬下的行政單位，是否具有作出限制高考移民具體行政舉措的權力，未見相關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而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是，任何行政部門作出行政行為必須以法律的明文規(guī)定為依據，否則行政行為不發(fā)生法律約束力。所以在現實生活中，許多行政決定和行政行為其實經不起責疑，一經責疑即露出馬腳，既不是適格的行政主體，更缺乏行政行為或獲得授權的相關依據。

　　當然，上面所說的兩點都是后話，事涉限制高考移民政策的道德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應當對照本次抗震救災中凸顯的人道與愛心精神重新反思�，F在當務之急的問題是災區(qū)學子需要投親就地參加高考，教育行政部門如何從“限制高考移民”的缺口處將他們迎接進來，大開方便之門，甚至給予特殊服務和幫助，這也是對他們受傷心靈的一點慰藉。是否會拒之門外？是否會在災難過后將此次大災所激發(fā)的中華民族偉大愛心和人道情懷置諸腦后？此種危險客觀存在，需要高度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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