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f偉 譯）

　　這是保守派生物倫理學最新、最危險的陰謀。

　　今年春天，總統(tǒng)生物倫理委員會發(fā)表了題目為“人類尊嚴和生物倫理學”的長達五百五十五頁的報告。二〇〇一年由喬治·布什總統(tǒng)創(chuàng)立的這個委員會是學者組成的小組，旨在為總統(tǒng)提供建議、研究與生物醫(yī)藥革新相關的倫理學政策議題，包括改善認知能力的藥物、動物和人的基因改造、延長人類壽命的治療方法、胚胎干細胞以及能夠替換壞死組織和器官的所謂“治療用克隆技術”等。諸如此類的科學進步如果能自由轉化為臨床技術可以讓千百萬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不會危害任何人，所以為什么不喜歡呢？這些進展沒有引起本來關注對于病人或者研究對象的潛在危害和抑制的生物倫理學通常的擔心。那么，呼吁成立總統(tǒng)委員會的生物倫理學到底在擔心什么呢？

　　許多人對可能用嶄新方式改變思想和身體的前景（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模糊地感到不安。浪漫主義者和環(huán)保主義者傾向于把天然理想化、把技術妖魔化。傳統(tǒng)主義者和保守派從性格上說對于激進的變化都充滿懷疑和不信任。平等主義者擔心技術進步下的軍備競賽。任何人在思考生物學前所未有的控制都可能產生“厭惡反感”的反應�？偨y(tǒng)委員會已經成為一個表達這種不安的論壇，“尊嚴”的概念成為解讀它的紅字。這本文集就是該委員會要把尊嚴放在生物倫理學中心的長期努力的高潮。普遍的感覺是即便新技術能改善生活和健康、減少痛苦和浪費，如果它冒犯了人的尊嚴的話，也需要拒絕，甚至用法律禁止它。

　　不管它是什么？問題是“尊嚴”是嘰嘰喳喳的、主觀的想法，很難達到承擔道德要求的份量。對于旨阻止研究和治療的漏洞百出的尊嚴問題討論厭惡至極的生物倫理學家魯斯·麥克林（Ruth Macklin）在二〇〇三年的社論“尊嚴是個沒有用途的概念”中提出尖銳批評。他認為生物倫理學做得很好，符合個人自主性的原則。自主性的觀點認為，既然每個人都有同樣最低限度的能力來承受痛苦、成功、理性、選擇，所以誰也沒有權利對別人的生活、身體和自由施加影響。這就是為什么獲得全面信息后的同意成為倫理學研究和實踐的基石，它顯然已經排除了導致生物倫理學產生的那種濫用，比如納粹德國時期醫(yī)生門格爾（Mengele）的虐待狂的“醫(yī)學人體試驗”和臭名昭著的以南方貧困黑人為試驗品進行的塔斯基吉（Tuskegee）梅毒實驗。麥克林說，一旦你認識到自主性原則，“尊嚴就不會再添加什么意義了�！�

　　受到麥克林文章的刺激，該委員會承認有必要把尊嚴放在更加嚴格的概念基礎上。該報告中由委員會成員和特邀撰稿人所寫的二十八篇文章和評論是他們可以發(fā)表的、直接呈交給布什總統(tǒng)的東西。編輯承認該報告沒有解決尊嚴是什么、如何指導我們的政策等問題，但它確實揭示了委員會代表的生物倫理學途徑的很多內容。它所暴露的東西應該讓任何關心美國生物醫(yī)藥以及它改善人類福利前景的人感到警惕，因為政府資助的生物倫理學不希望醫(yī)療實踐最大限度地為健康服務，它的興旺發(fā)達，認為醫(yī)療探索是壞事，不是好事。

　　為了了解這個顛倒的價值體系的根源，人們需要更深入地看待該委員會背后的思潮。雖然尊嚴報告表現(xiàn)出對普遍道德問題的學術探索，但它來自于給美國生物醫(yī)藥強加上激進政治議題的運動，并因為激烈的宗教沖動而力量大增。

　　報告的怪異之處開始于撰稿人名單。委員會兩個成員亞當·舒爾曼（Adam Schulman）和丹尼爾·戴維斯（Daniel Davis）寫了非常精彩的介紹性文章。在剩下的而二十一名撰稿人中，有四個（萊昂·卡斯（Leon R. Kass）、大衛(wèi)·格勒恩特爾（David Gelernter）、羅伯特·喬治（Robert George）、羅伯特·克雷納克（Robert Kraynak）是在道德和公共生活中鼓吹讓宗教發(fā)揮中心作用的積極分子，另外十一人為基督教協(xié)會工作（其中除兩個外都是天主教團體）當然，所屬機構不一定表明這些成員就有偏見私心，但是特邀撰稿人中四分之三都有宗教背景，人們需要認識到背后可能有人操縱。仔細觀察后證明了這個擔心。

　　特別引人注目的缺失是人們覺得應該能為尊嚴和生物醫(yī)藥的討論提供見解的某些專業(yè)領域。撰稿人中沒有一個生命科學家或者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按照其中一章介紹性章節(jié)的說法，委員會采取了“當代學術界生物倫理學的批評觀點，采用把生物倫理學問題放在公共場合辯論的方式”，批評性觀點這么多，幾乎遭到每篇文章攻擊的麥克林似乎就沒有被邀請來發(fā)表她的觀點，主流的生物倫理學家（有可能同情麥克林的觀點）也沒有得到機會為她辯護。

　　雖然有這些沒被收錄的東西，本報告還是收錄了七篇表達出和猶太教基督教傳統(tǒng)不相容觀點的文章。我們讀到有文章認為上帝是圣經的作者，接受創(chuàng)世記中敘述的奇跡的字面意思（比如圣經中有些先知可以活到九百歲）相信上帝的啟示是真理的來源，脫離大腦生理機能的非物質靈魂的存在，以及相信《舊約全書》是道德的唯一基礎（比如，卡斯的文章宣稱對于人類生命的尊重根源于創(chuàng)世記第九章第七節(jié)，其中上帝用宗族世仇的模式指導洪水的幸存者：“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非同尋常的是，在有些情況下，來自猶太教、基督教圣經的赤裸裸的言論出現(xiàn)在本報告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中。但是，除了丹尼爾·德乃特（Daniel Dennett）評論中的兩段話外，里面沒有任何反對宗教的言論。

　　作為世界科學引擎的美國怎么竟然淪落到這樣的程度，用圣經故事、天主教教義以及混亂不堪的猶太教拉比寓言來對付二十一世紀生物醫(yī)藥的倫理學挑戰(zhàn)？部分答案在于該委員會的創(chuàng)始主任卡斯的超大影響力（偶爾給《新共和》（TNR）投稿），此人在一九七〇年代因為從道德上譴責胚胎移植而出名，后來被普遍稱為“試管嬰兒”。隨著胚胎移植的實際應用，整個國家迅速把卡斯扔到一邊，因為對于當今很多人來說它已經是不用動腦子思考的倫理學問題。但是這并沒有阻礙卡斯攻擊醫(yī)療實踐的其他嘗試在倫理學上是有問題的，包括器官移植、自體移植術、避孕、抗抑郁藥物甚至尸體解剖。

　　卡斯經常使用關注“人類尊嚴”（以及相關的說法比如“人類存在的基本方面”或者“我們人性的最核心內容”等）的呼吁為他的觀點服務。在一篇題目為“人生（L"Chaim）和它的局限性”的典型文章里，卡斯表達了他的沮喪心情，因為和他談話的拉比竟然看不到能夠延長壽命、改善健康和生殖力的技術的可怕后果。他在商榷文章中寫到“竭力延長青年時期的欲望是孩子氣的自戀性表現(xiàn)，與為后代子孫奉獻的思想格格不入�！彼�認為給別人生活帶來負擔的額外壽命是不值得活的�！皩�業(yè)網(wǎng)球運動員真的希望再多參加２５％的網(wǎng)球比賽嗎？”正如經驗證據(jù)顯示的“正因為壽命有限才讓生活更有意義”，他注意到希臘眾神的生活都是“膚淺和無足輕重的”，這個例子說明他把神話當作現(xiàn)實的讓人窘迫的習慣（卡斯在“尊嚴”文章中引用《美麗新世界》就達五次之多）。

　　卡斯的問題不僅涉及長壽和健康而且還有關于自由的現(xiàn)代概念。他寫到在“人有權處置自己的身體，一種讓他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權利”的觀念存在“致命的危險”。他擔心美容手術、變性手術、女性推遲生育或者在二十多歲還單身等。他對于尊嚴的關注有時候讓他勃然大怒：

　　在他看來，最糟糕的是那些不文明的吃飯方式，比如美國人覺得像貓一樣舔冰淇淋蛋筒在私下里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對于明白大庭廣眾之下吃東西讓人討厭的人來說是非常不雅觀的。即便是在等人的時候（因為趕時間）在街上吃東西也被看作是缺乏自制力的表現(xiàn)：成為自己肚子的奴隸。而不用刀叉把食物切開送到嘴里，直接用牙齒撕咬食物簡直和動物沒有區(qū)別。這種像狗一樣吃東西的方式即便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應該避開他人的目光，哪怕我們自己不覺得羞恥，也應該回避讓他人見證丟人的行為。

　　在二〇〇一年，這個傾向死亡、反對自由、被美國主流思想拋棄的人成為總統(tǒng)生物倫理學顧問，并說服總統(tǒng)取締聯(lián)邦資金資助的新干細胞研究。布什總統(tǒng)在宣布干細胞研究政策時，邀請卡斯成立委員會。卡斯往這個委員會中塞滿了保守派學者和專家，公開鼓吹宗教原則（特別是天主教）的人，以及對于生物醫(yī)藥進展感到緊張不安的作家，當然還有少數(shù)科學家（大部分有宗教思想濃厚或者政治上保守的名聲）。當幾個成員反對卡斯在胚胎干細胞研究、治療用克隆研究（卡斯傾向于定為犯罪）以及委員會報告對科學的扭曲后，卡斯辭退了其中兩人（生物學家伊利莎白·布萊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和哲學家威廉·莫伊（William May），用兩個傾向于基督教的學者取代。

　　卡斯成功地把自己對于生物倫理學的觀點轉化為政府思想和政策，但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信仰，而是越來越多地和天主教機構密切相關的更大運動的一部分。（二〇〇五年卡斯把委員會主任的職務交給了八十五歲高齡的醫(yī)藥倫理學家和美國天主教大學前校長埃德蒙·帕里格里諾（Edmund Pellegrino）。人人都知道布什政府和福音派新教之間的盟友關系，但是該委員會彌漫的天主教氣息，尤其是在《尊嚴》報告里表現(xiàn)出來的，咋一看還是讓人困惑的。實際上，它是美國政治中強大的但是不被人們所知的新發(fā)展，戴蒙·林克（Damon Linker）在他最近的新書《神學保守主義者》（The Theocons）中描述和紀錄這個新趨勢。

　　在過去二十年里，一群知識界積極分子呼吁我們重新思考美國社會秩序中的啟蒙根源，這些人中有許多是從極端左派轉變而成的極端右派。在他們看來，承認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和政府確保實現(xiàn)這些權利的契約對于道德上高貴的社會來說顯得過分淡漠、消極。這種觀點只能導致社會道德淪喪、享樂主義、諸如私生子、色情和流產等不道德行為的泛濫。社會應該追求比赤裸裸個人主義更高尚一點的目標，推動更嚴格的道德標準，一個高于自己約束自己行為的權威。

　　因為在最近千年里神的啟示的情景已經衰落，現(xiàn)在的問題是誰將形成和解釋這些標準。當今眾多教派無法承擔這個任務：福音派新教過分反對智慧，主流新教和猶太教過分人道主義。天主教因為悠久的學術傳統(tǒng)和堅定的道德戒律自然成為該運動的天然領袖。天主教神甫理查德·約翰·紐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領導下的刊物《第一要務》（First Things）成為該運動的口舌。天主教教義成為該運動背后的思想基礎，同時擁抱傾向社會保守思想的猶太教和新教知識分子。當紐豪斯在一九九八年和打算參加總統(tǒng)競選的布什見面后，他們馬上就著手行動了。

　　委員會的三個原始成員（包括卡斯）都是《第一要務》的編輯部成員，紐豪斯本人也為《尊嚴》投了一篇稿子。其他五位成員過去一些年也經常為該雜志投稿。尊嚴的概念是蓄意阻撓生物倫理學的天然基礎。指控他人冒犯尊嚴為第三方提供了判斷受到影響的個人在知情和自愿的情況下行動的方式，因此給予政府擴大對于科學、醫(yī)藥和私人生活的監(jiān)管提供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因為生物醫(yī)藥打破了規(guī)則，使得教堂指導人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出生、死亡和繁衍）的壟斷權處于被破壞的危險中。難怪尊嚴成為天主教教義中一再出現(xiàn)的主題：尊嚴這個詞在一九九七年版的《教理問答》中出現(xiàn)一百多次，也是梵蒂岡最近關于生物醫(yī)藥的聲明中的主旨。

　　公平地說，《尊嚴》中的多個章節(jié)并沒有直接訴諸于天主教教義，觀點的可靠性當然也不能從動機或者作者的所屬單位來評判。如果純粹從他們論證的是非曲直來判斷，這些作家對于尊嚴概念到底解釋清楚了嗎？

　　他們自己都承認沒有解釋清楚。幾乎每個作者都承認這個概念仍然是不明確的，模糊不清的。實際上，它總是產生公然的矛盾和對立。我們讀到奴隸制和革除神職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因為它們剝奪了人的尊嚴。但是我們也讀到你對一個人做的任何事情包括奴役和侮辱都不能剝奪他的尊嚴。我們讀到尊嚴反映了美德、奮斗、良心，所以只有那些通過自身努力和艱苦的性格塑造才能獲得。我們也讀到任何人，不管他多么懶惰、多么可惡或者思想上有多大障礙，他的尊嚴是完整的。有些作者還打起大屠殺牌，宣稱二十世紀的恐怖災難就是我們不能維護神圣的尊嚴后造成的結果。但是人們并不需要認識“尊嚴”這個概念才能判斷在毒氣室殺害六百萬猶太人或者把俄羅斯異議者送到古拉格群島是錯誤的。

　　所以，盡管這些作者做了最大的努力，尊嚴的概念仍然是一團亂麻。我覺得原因在于尊嚴有三個特征，使得任何試圖同它作為生物倫理學的基礎的努力遭到挫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一，尊嚴是相對的。人們不需要成為科學或者道德上的相對主義者就可以注意到尊嚴的描述隨著時間、地點和持有者的不同而發(fā)生重大變化。在從前，瞥一眼襪子就被看作大逆不道。我們嘲笑維多利亞時代人穿著漿硬衣領的服裝和毛皮衣服在悶熱的樹林中旅行，或者嘲笑眾多社會中的婆羅門和部落長老認為撿起一個盤子或者和孩子玩耍是有損尊嚴的行為的想法。社會學家托爾斯坦·凡勃侖（Thorstein Veblen）寫到法國國王認為把御座從火爐邊挪回去是有損尊嚴的行為，有天晚上因為侍從沒有按時出現(xiàn)導致國王被活活烤死�？ㄋ褂X得人們在街上舔冰淇淋是丟人的、沒有尊嚴的行為，但我覺得這不算什么。

　　第二，尊嚴是可替代的。委員會和梵蒂岡把尊嚴當作決不能妥協(xié)的神圣的價值。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自愿地不斷地為了生活中的某些東西放棄尊嚴。從小型轎車里出來是沒有尊嚴的，性生活是沒有尊嚴的，解開皮帶，張開雙臂讓保安人員把掃描棒伸進襠部檢查是沒有尊嚴的。最突出的是，現(xiàn)代醫(yī)療簡直是剝奪病人尊嚴的懲罰。閱讀本文的多數(shù)讀者可能都進行過骨盆或者直腸檢查，許多人可能也體會到結腸鏡檢查的快樂。我們一再地用腳（或者其他部位）表明如果為了生命、健康或者安全的話，我們愿意拿尊嚴來換。

　　第三，尊嚴可能是有害的。在《尊嚴》的評論中，讓·伯斯克·阿爾斯坦（Jean Bethke Elshtain）反問到“否認或者限制人的尊嚴能否產生任何好東西呢？”答案是絕對肯定的。在高高的平臺上檢閱部隊的每個披著飾帶和勛章的人都企圖通過貌似真實的尊嚴的顯擺引起人們的尊重。政治和宗教壓迫常常被作為捍衛(wèi)國家或者領袖或者信仰的尊嚴而獲得合理性。只要想想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追殺令，丹麥的漫畫風波、蘇丹的英國老師因為在課堂上把一個玩具熊稱為“穆罕默德”因此面臨鞭打和暴民私自處決）就明白了。實際上，專制主義常常是領袖的尊嚴概念強加在人民頭上的結果，比如毛時代中國的統(tǒng)一服裝或者塔利班包裹全身的布卡（burqas）。

　　自由社會剝奪了國家把尊嚴概念強加到公民身上的權利。民主政府允許諷刺家嘲弄他們的領袖、機構和社會規(guī)范。他們鄭重放棄確定“美好生活的前景”或者“使用自由的尊嚴”的權利（這兩個短語都來自委員會的書）。自由的代價是容忍在我們看來損害我們尊嚴的別人的行為。如果讓歌星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和“美國偶像”消失我會很開心，但是我能容忍他們的存在，換回的好處是不用擔心在大街上吃冰淇淋就被抓起來。這個交換簡直就是美國的DNA，也是它對于文明的最大貢獻：我的國家是“我的祖國，美麗的自由之鄉(xiāng)，我為你歌唱”。

　　那么，尊嚴成為沒有任何用途的概念了嗎？幾乎是。這個詞確實有可以辨別出來的意義，給予這個詞對于我們道德考慮上的要求，雖然是有限的要求。

　　尊嚴是人類意識的現(xiàn)象。來自世界的某些信號引發(fā)接收者心理上的屬性。正如繪畫中重合的線條是對深度概念的暗示，兩個耳朵對于聲音強度的差別暗示我們聲音的位置，另外一個人的某些特征引發(fā)價值的歸屬，這些特征包括面孔特征、干凈、成熟、魅力、對身體的控制等，對于尊嚴的認識反過來引起接收者的反應。正如烤面包的香味激發(fā)人們吃掉它的欲望一樣，看到孩子可愛的臉蛋就激發(fā)人們保護它的欲望，尊嚴的外表能夠激發(fā)敬重和贊美有尊嚴的人的欲望。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尊嚴在道德上是意義重大的。我們不應該忽視造成人們尊重別人權益的現(xiàn)象。但是它也解釋了為什么尊嚴是相對的、可替代的、有害的。尊嚴只有一層皮那么厚，它是烤肉的咝咝聲，不是烤肉，是書的封皮，不是書本身。真正重要的是對于人的尊重，而不是典型地引發(fā)尊重的概念信號。實際上，認識和現(xiàn)實的差距讓我們很容易落入尊嚴幻覺的陷阱。我們可能對于尊嚴的外觀印象深刻，卻沒有認識到背后的美德，就像我們看到卑鄙的獨裁者，無法意識到被剝奪了尊嚴外表的人如乞丐和難民的美德。

　　那么我們應該尊重的應該是尊嚴的什么部分呢？一方面，人們普遍希望被看作有尊嚴的人。因此尊嚴是個人利益的一部分，是除了完整的身體和個人財產外，他人必須尊重的內容。我們不希望有人踩我們的腳指頭，我們不希望有人偷我們的汽車轂蓋，我們也不希望正坐在馬桶上的時候有人打開廁所的門。在這些具體意義上的對尊嚴的尊重確實可以應用于生物醫(yī)藥方面，也就是說在不損害醫(yī)療效果的情況下盡可能考慮到病人的尊嚴。該報告中有非常好的討論（帕里格里諾和麗貝卡·德萊塞（Rebecca Dresser）等寫的當今病人常常被迫忍受的可以避免的羞辱（比如后面開口的可怕的醫(yī)院罩衣）。沒有人反對在這個意義上對于尊嚴的尊重，這就是問題。當尊嚴的概念非常精確地具體化后，它成為反對冷酷無情和官僚主義惰性，關心體貼他人的尋常問題，并非爭吵不休的道德難題。因為它基本上不過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問題，所以根本上來看，尊嚴不過是自主性原則的另外一個運用而已。

　　給予尊嚴適當?shù)淖鹬剡�有另外一個理由。尊嚴的喪失可能讓當事人的心腸變得冷酷，放松自己對可能虐待他人的沖動的控制。當人們被羞辱和蔑視的時候，正如納粹德國時期被迫戴黃色袖章的猶太人，或者在文革期間被迫理成陰陽頭或者穿怪異服裝的被批斗者，旁觀者很容易嘲笑他們。同樣的，當難民或者囚犯以及被迫生活在骯臟邋遢狀況下的其他賤民很容易遭受連續(xù)不斷的非人化和虐待。這體現(xiàn)在著名的斯坦福監(jiān)獄實驗，其中被安排作為“囚犯”的受試者必須穿上罩衣和夾腿，提到這些人的時候不叫名字只叫號碼。被安排擔任“監(jiān)獄管教”的受試者不由自主地就粗暴對待他們。請注意所有這些案例都受到抑制和壓力，正是自主性和尊重他人避免了更過分的行動。所以，即使破壞尊嚴導致可以辨認出來的傷害，最終還是自主性和尊重他人給予了我們譴責冒犯尊嚴的行為的基礎。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一個人主動放棄尊嚴導致旁觀者的冷酷無情從而傷害到第三方呢，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在理論上說，是的�；蛟S如果人們允許讓他們的尸體被當眾褻瀆，它將鼓勵針對活著的人的身體的暴力�；蛟S拋擲矮子的比賽可能鼓勵人們虐待所有的矮子�；蛟S充斥暴力的色情作品鼓勵針對女性的暴力。但是對于這些為嚴格的法律提供合理性的假設需要實證資料的支持。在人們的想象中，任何東西都可以導致任何其他事情的出現(xiàn)。讓人們不去教堂禮拜能導致好逸惡勞，讓女人采取主動可能導致放蕩淫亂。在自由社會，人們不能給予政府權利取締任何讓某些人感到厭惡的行為，僅僅因為被冒犯者憑空編造一個未來傷害的假設。難怪毛、佛羅倫薩宗教改革家薩沃納羅拉修道士（Savonarola）和新英格蘭清教徒、神學家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能夠提供足夠多的理由說一旦讓人們做他們想做的事情就可能導致社會的崩潰。

　　新保守主義生物倫理學的毛病不僅僅在于給世俗的民主社會強加上天主教議題，使用“尊嚴”來譴責任何讓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的事情。自從十年前克隆羊多利（Dolly）出現(xiàn)后，保守派生物倫理學家引起的，被某些聳人聽聞的報刊渲染而放大的恐慌已經把關于生物倫理學的公眾討論變成了科學文盲的烏煙瘴氣�；孟胄≌f《美麗新世界》被當作絕對正確的預言�？寺”划斪髯屗廊藦突罨蛘邔τ趮雰旱拇笸罋⒁粯拥淖飷�。長壽成為“長生不老”，改善變成了“十全十美”，對于問題基因的掃描變成了“定制嬰兒”（designer babies）甚至“物種轉型”。現(xiàn)實是生物醫(yī)藥研究是無休止的苦役，從異常復雜的被墑困擾的人類身體中獲得健康方面的一點點進展。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飛奔的列車。

　　神學保守主義生物倫理學的主要過失恰恰在于它在生物醫(yī)藥研究中看到了過于自負的狂妄野心。在每個時代，預言家都會預測從來也不會實現(xiàn)的反面烏托邦，但沒有人能預測真正的革命。如果六十年代存在關于網(wǎng)絡倫理學總統(tǒng)委員會，毫無疑問它將高聲喊叫互聯(lián)網(wǎng)的威脅，因為它將不可避免地導致《1984》中的情景，或者二〇〇一年“宇宙之旅”的主角--人工智能計算機（HAL）一樣的主宰。保守派生物倫理學家認定要預測被稱為科學研究的從根本上無法預測的行為結果。他們將在自由社會暗中操縱社會變化，只能產生千百萬人自己評估新發(fā)展的利害得失，調整他們的道德觀念，處理可能出現(xiàn)的具體危害，就像他們在對于試管嬰兒和互聯(lián)網(wǎng)一樣。

　　最糟糕的是，神學保守主義生物倫理學家對于不管是出生的還是沒有出生的千百萬非老年人夸耀了冷酷無情，那些人本來可能因為生物醫(yī)藥的進步而延長壽命或者改善健康的。雖然醫(yī)藥進步因為延期暫停、官僚作風、資助禁忌（更不要說犯罪起訴的威脅）只推遲了十年，但千百萬患上慢性病和器官障礙的人本來有可能無需承受痛苦和死亡的。這可能是對人類尊嚴的最大侮辱。

　　譯自：“The Stupidity of Dignity”by Steven Pinker

　　http://www.tnr.com/story_print.html?id=d8731cf4-e87b-4d88-b7e7-f5059cd0bfbd

　　作者簡介：斯蒂夫·平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學心理學約翰斯通（Johnstone）教授。著有《思想的材料》（The Stuff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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