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上，有兩次被稱之為具有重大歷史轉(zhuǎn)折意義的會議，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另一次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遵義會議為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是批判和糾正毛澤東的一系列錯誤。從時間上看，三中全會在毛澤東逝世2年以后召開，說明毛澤東生前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特別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只是延遲了又一次遵義會議的召開，而不能從根本上阻止全黨對他的錯誤及政治責任的清算和糾正。

　　一、毛澤東的遵義會議情結(jié)

　　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以博古、李德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軍事指揮上的錯誤；
撤銷了博古的中央總負責人職務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推選張聞天為黨中央總書記；
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協(xié)助周恩來指揮紅軍作戰(zhàn)。從此，長征以來一直只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主席閑職的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核心。

　　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在紅軍中沒有實際領導職務，由于身體有病，時常坐擔架隨隊長征。行軍途中與同樣坐擔架的張聞天、王稼祥多次交談，議論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爭取到張、王的支持。此舉被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稱為“擔架上的陰謀”。遵義會議上，在博古、周恩來作報告以后，身為政治局常委的張聞天首先發(fā)言，批評“左”傾錯誤，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fā)言，系統(tǒng)批判了“左”傾路線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王稼祥等與會大多數(shù)人的支持。后來，毛澤東多次說過，張聞天、王稼祥的支持，是遵義會議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遵義會議的成功，給毛澤東的印象應當是不可磨滅的。毛澤東從中得到的啟示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作為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對失誤、失敗需要承擔政治責任；
其二，通過正常的黨內(nèi)會議方式解決黨內(nèi)矛盾，會前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這兩個方面，構成了毛澤東的遵義會議情結(jié)。在此后的幾十年中，這個情結(jié)在潛意識中支配著毛澤東的政治決策。

　　二、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虛驚一場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批評了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張聞天等人在討論發(fā)言時，也提出了與彭德懷類似的批評。在當年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批評的是博古、李德的“左”傾錯誤，而現(xiàn)在批評的卻是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從毛澤東對這類批評所作出的激烈反應看，他是把這類批評看作是要清算他在大躍進中的錯誤，要他承擔大躍進失敗的政治責任，甚至逼他辭職下臺。在毛澤東看來，張聞天當年能夠支持自己反對博古、李德，今天就可能支持彭德懷反對我毛澤東；
當年自己有“擔架上的陰謀”，今天彭、張等人之間是否也有陰謀。正是遵義會議情結(jié)，促使毛澤東下決心將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黨集團，并在全黨、全國上下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

　　從新中國成立到1957年反右派斗爭之前，在一片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中，毛澤東對自己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充滿自信。盡管1956年黨的八大在黨章中刪除了以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規(guī)定，但卻極少有人敢于對毛澤東提出批評。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黨內(nèi)外一些批評意見比較尖銳，特別是批評肅反和反胡風運動中的問題涉及毛澤東本人，引起他的戒心，于是開展了反右派斗爭，整肅的對象主要是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黨內(nèi)雖有涉及，但沒有高層人物。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帶頭發(fā)難，彭的特殊身份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彭德懷當時的職務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是軍隊的一線領導人。廬山會議主要研究經(jīng)濟問題，與軍隊關系不大，然而彭卻寫信對大躍進中的問題加以指責，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他懷疑彭的背后是否有人操縱指使，企圖借清算大躍進的錯誤逼自己下臺。毛澤東雖然在口頭上強調(diào)黨指揮槍，但在他內(nèi)心，還是相信槍指揮黨。軍隊高級將領的批評，使他感到自己的領袖地位受到威脅，于是不惜一切代價發(fā)起反擊。一開始，他對自己能否獲勝并不是很有把握，所謂重回井崗山打游擊的話，可以看作是一種要挾，同時也反映了他的一種心境。此外，毛澤東出人意料地在廬山上會見了多年不見面的前妻賀子珍，也是他心情沉重的一個反映。事后的清查表明，毛澤東的反應是過于敏感了，并沒有人想對他的領袖地位提出挑戰(zhàn)，寫信也好，發(fā)言也好，目的只是希望毛澤東帶頭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把中國的事情辦得更好一些，根本就沒有發(fā)動宮廷政變的企圖。

　　三、1962年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對高中級干部的一次測試

　　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用壓服的手段，把以彭德懷為代表的“秋后算賬派”打壓下去，但他內(nèi)心的隱憂并沒有消除。隨著經(jīng)濟形勢的進一步惡化，毛澤東感到不作讓步已經(jīng)難以為繼。一直以來，毛澤東對大躍進中出現(xiàn)的問題不以為然，認為頂多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提出批評的人是專挑陰暗面來反對他的決策。后來，毛澤東通過身邊工作人員和湖南家鄉(xiāng)親友，了解到農(nóng)村確實餓死人，這才相信了大躍進造成的惡果。毛澤東心里清楚，大躍進是自己發(fā)動起來的，失敗了自己首先應負政治責任，如果追究起來，自己就要成為遵義會議上的博古、李德，或者辭職，或者被撤職。無權的痛苦，毛澤東在中央蘇區(qū)是嘗夠了，那種“鬼都不上門”的滋味，實在使他難以忍受。因此，他不想主動辭職，也不愿被撤職。眼前的問題是，怎樣才能擺脫困境。

　　從張素華在《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中披露的史料看，七千人大會并不是毛澤東提議召開的，而是鄧小平根據(jù)陶鑄的建議向毛澤東匯報時作出的提議，最初的想法是開到地委書記一級，主題是解決糧食征購問題。毛澤東在聽取匯報后，決定把縣委書記都找來，主題則改為總結(jié)大躍進以來的工作。毛澤東的這個決定，一方面是希望解決當前的現(xiàn)實問題，同時也想借機測試一下高中級干部對他本人的政治態(tài)度，然后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毛澤東的斗爭策略歷來是因勢利導，后發(fā)制人。之所以采用這樣的策略，首先是為了搞清楚對手的實力，以便決定是進攻還是退讓；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尋找對手的破綻，便于從薄弱環(huán)節(jié)開始發(fā)起攻擊。七千人大會從籌備到召開，毛澤東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比如，他沒有過問中央報告稿的起草工作，而是放手讓劉少奇、鄧小平去搞。這樣可以給自己留有進退的余地，同時觀察劉、鄧的動向。毛澤東在看了送審的報告稿以后，臨時決定不開政治局會議討論，而是立即印發(fā)大會閱讀討論，同時改變會議日程，要劉少奇推遲三天作報告，后又指定劉少奇不念報告稿，而是就幾個問題作出說明。毛澤東的擔心是，一旦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自己勢必要表明態(tài)度，容易被動；
如果按慣例由劉少奇先在大會上作報告，然后以報告為基調(diào)展開討論，自己有可能成為批評的靶子。把一個未經(jīng)中央討論的報告稿印發(fā)會議討論，由于大家不了解中央的態(tài)度，發(fā)言不可能形成焦點，即使有偏差也容易糾正。這些防范措施取得了成功，會議沒有出現(xiàn)如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等人針對毛澤東的尖銳批評。毛澤東在有效控制會議方向的同時，開始實行另一項措施，測試高中級干部對大躍進的態(tài)度（這也是對他本人政治態(tài)度的一種間接測試）。比如，要求中央常委每個人都在大會上發(fā)言，內(nèi)容自定。這些發(fā)言中，最使毛澤東滿意的是林彪的發(fā)言，因為林彪在發(fā)言中把大躍進中的問題歸結(jié)為沒有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所造成的。毛澤東最反感的是劉少奇的發(fā)言，特別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使他不能容忍。唯獨陳云沒有發(fā)言，耐人尋味。由此，毛澤東基本摸清了中央核心層的政治態(tài)度。對于地方負責人，他采取延長會期，“白天出氣，晚上看戲”的辦法，鼓勵大家暢所欲言，這一招也果然奏效。由于感受到會議的民主氣氛，一些平時不敢說的心里話，也在會議討論時說了出來。當然，在四年之后的文革中，這些人將為當初的天真付出代價。

　　七千人大會測試的結(jié)果，使毛澤東憂心忡忡。大躍進的失敗，已是事實具在。自己在大躍進中的言行，登了報，上了廣播，天下皆知。此時此刻，再要說自己一貫正確，別人明著不好反對，心里也會不服。明智的做法，是象征性地檢討幾句，承擔一下責任，但在失誤的原因上，強調(diào)不在主觀，而是客觀上缺少經(jīng)驗，搞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交學費。言外之意是，這個學費，由毛澤東領導要交，由另外什么人來領導同樣要交，因而是可以原諒的，不必追究。

　　四、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用非常手段確保生前不被清算

　　毛澤東內(nèi)心清楚，大躍進的失敗是一個客觀事實，自己的領導責任也難以推卸，這筆賬遲早會有人出來算的，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發(fā)言就是一個信號。為此，毛澤東決定采取行動，維護自己一貫正確的形象，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

　　第一步，強調(diào)客觀原因，推卸領導責任。通過制造輿論，把大躍進失敗的原因歸咎為自然災害、蘇修逼債和階級敵人的破壞。為此重提階級和階級斗爭，開展反對蘇聯(lián)修正主義的斗爭。第二步，提出反修防修，轉(zhuǎn)移斗爭視線。通過展開與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大論戰(zhàn)，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國內(nèi)問題引向國際斗爭，從經(jīng)濟領域引向意識形態(tài)領域，淡化人們對大躍進失敗的關注。第三步，推行個人崇拜，制造現(xiàn)代迷信。通過林彪率先在軍隊開展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群眾運動，編輯出版《毛主席語錄》，樹立雷鋒等一批學毛著標兵，然后從軍隊推向全國，以塑造毛澤東一貫正確的英明領袖形象。

　　在完成了上述準備工作以后，毛澤東開始從組織上清除政治上的反對派，劉少奇被列為第一個要清除的目標。從當時的政治格局看，要采取正常的黨內(nèi)斗爭方式，毛澤東根本不可能通過召開中央全會將劉少奇趕下臺，即使在中央政治局也不會獲得多數(shù)支持。要達到目的，需要采取非常規(guī)的手段。毛澤東通過重用林彪，確保軍隊對自己的支持。在此基礎上，先掃除外圍，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以“清君側(cè)”。接著，鼓動并支持青年學生起來造反，有意制造動亂，借機打倒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然后，支持造反派奪權，讓所謂的“走資派”統(tǒng)統(tǒng)靠邊站。毛澤東在勝券在握的情況下，于1969年4月召開中共九大，此時，他看到的是手捧紅寶書、胸佩領袖像章的黨代表，聽到的是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這才似乎又找回了在中共七大時的感覺。直到此刻，那種擔心在政治上被清算的隱憂才在毛澤東的心中徹底消除�？梢哉f，九大的召開，是毛澤東心目中文革的結(jié)束，至于后來延續(xù)了十年之久，則是節(jié)外生枝，不在他的意料之中。

　　現(xiàn)在說到文革，通常的說法是把1965年11月發(fā)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己Ｈ鹆T官＞》，作為發(fā)動文革的標志，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毛澤東本人說過，“《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彭德懷是海瑞，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卑l(fā)動文革以批判《海瑞罷官》揭幕，說明文革的實質(zhì)是要進一步解決“罷官”問題。本來，按照現(xiàn)代責任政治的理念，被罷官的應當是錯誤發(fā)動大躍進的毛澤東，而不是批評大躍進的彭德懷。廬山會議雖然用非常手段罷了彭德懷的官，但人們并不心服，彭本人也多次上書要求平反。在毛澤東看來，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diào)和的余地。毛澤東為了自己不被罷官，不惜放手一搏，把那些同情和支持彭德懷的人，以及對自己的領袖地位構成威脅的人，統(tǒng)統(tǒng)打倒，這才是毛澤東發(fā)動文革的初衷。如果說是為了反修防修，那就沒有必要捏造一個叛徒的歷史罪名把劉少奇徹底搞臭，直至摧殘致死。從毛澤東對康生揭發(fā)的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置之不理、繼續(xù)重用的行狀分析，是不是叛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與毛澤東保持一致。所謂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所謂反修防修，都只是掩人耳目的臺面上的說辭，以便用革命的名義達到個人的目的。

　　今天，當我們站在21世紀的歷史制高點上，回望曾經(jīng)走過的來路，對一些歷史問題，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毛澤東的遵義會議情結(jié)，可以說影響了他的后半生，發(fā)動文革僅僅是其中一例。在軍事上，毛澤東強調(diào)不打無準備之仗；
在政治上，他堅持不開無把握之會。可以設想，遵義會議上如果博古、李德有了充分的準備，毛澤東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甚至有可能被打成反黨集團。正是吸取了遵義會議的正面經(jīng)驗和反面教訓，毛澤東對開會歷來十分重視，在自己沒有勝算的情況下，絕不輕易開會。比如中共七大，從選出代表到正式開會，拖延了數(shù)十個月之久，而且在會前集中開展延安整風，從總結(jié)黨的歷史入手，實行人人檢討，人人過關，而且要人人表態(tài)，批判王明，擁護毛澤東。直到自己勝券在握時，才正式開會。同樣，從黨的八大到九大，相隔了13年時間，嚴重違反黨章，原因也是毛澤東擔心按期開會有可能使自己失去地位和權力。直到摧毀了劉、鄧司令部之后，再召開黨的代表大會。遵義會議給毛澤東的另一點啟示，是開會時必須密切關注會議動態(tài)，發(fā)現(xiàn)對自己不利的苗頭時，及時出擊，把反對的聲音壓下去。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1970年廬山會議對陳伯達的批判，都是例證。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自己的地位和權力是看得高于一切的，為了捍衛(wèi)自己的地位和權力，可以不講是非，即使象大躍進這樣明顯的錯誤，也絕不檢討認錯，而且不容別人批評，誰敢批評就整倒誰，以致給黨和國家都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災難。為了避免歷史悲劇的再次重演，我們應當從領袖個人專斷所造成的災難中吸取教訓，發(fā)展黨內(nèi)民主，建設法治國家，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努力奮斗。

　　2007年3月17日

　　作者工作單位：安徽省巢湖市政協(x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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