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李慎之先生離開了我們，今天是他的祭日。不會有大規(guī)模紀念活動，但是在很多很多人心中，今天卻是刻骨銘心的日子，人們會用自己的方式祭奠他，追思他，這是因為，人們不會忘記曾經(jīng)給予他們精神滋養(yǎng)的人，不會忘記讓晦暗天空明亮的事物。李慎之就是這樣的事物。

　　本文對李慎之先生的祭奠完全出自我的個人經(jīng)歷，我可能要說得瑣碎一些。

　　我是一個用文學作品說話的人，用人們通常的稱謂，是所謂的“作家”。作為一個作家，長期浸淫在文學圈子里，看到很多，聽到很多，也曾經(jīng)為某些事物激動，但是從整體上來說，我無法排斥那種經(jīng)常襲擾我的悲觀窒息的感覺。

　　這種感覺不是來自李慎之先生概括過的“后極權主義”時代施與人的那種政治和思想壓抑，而是來自我所在的那個群體，那些本應當?shù)玫阶鹬氐娜藗儭?/p>

　　在我看來，這些人已經(jīng)完全放棄或者說從來沒有占據(jù)過精神和道德的制高點，把文壇弄成了蠅營狗茍之地，雞鳴狗盜之所，我們甚至看不到像模像樣站立著的人。在無數(shù)精心營造的小圈子里，一些佝僂著的人煞有介事地進行著可憐的孤芳自賞；
在獲得話語權（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借謾罵著名作家揚名者有之，賣身投靠權力者有之）和保衛(wèi)話語權（歸根結(jié)底是從權力那里得來的：諸如作家協(xié)會主席、副主席的頭銜，文學雜志主編、文學研究機構(gòu)負責人、作家評論家使出渾身解數(shù)謀求到的規(guī)格和學術位置）的戰(zhàn)斗中，這些人對于精神利益和物質(zhì)利益的算計遠比政治家狡猾乃至于道德墮落：被體制豢養(yǎng)得舒舒服服的作家清楚地知道紅線在哪里，他們絕不會逾越思想雷池，絕不會觸動不讓觸動的題材，或者在一種偽現(xiàn)實主義遮掩下大規(guī)模制造統(tǒng)一型號的文學商品（他們的確能夠得到豐厚的利潤），或者遠離思想遠離現(xiàn)實遠離人性，在杯水風波中制造翻滾著的肉欲；
在趨利避害本能和利益交換原則驅(qū)使下，評論家明確知道應當褒揚什么樣的作品，應當對什么樣的作品保持沉默——當區(qū)區(qū)千元就可以讓著名評論家對一堆文學垃圾大唱贊歌的時候，你還能夠指望這些本應當引領文學潮流的人站到時代精神的高處嗎？當意識形態(tài)管理部門一句語焉不詳?shù)脑捳Z就可以讓評論家改變對一部作品評價的時候，你還能夠指望這些人建構(gòu)人文主義的文學精神嗎？當所有這樣一些人聚在一起匯集成為文壇“風貌”的時候，這個所謂的文壇散發(fā)的就只有腐朽、沒落、骯臟、淺薄、無聊、庸俗的氣味了。浸淫在這樣一個地方，你當然會很不尊重自己的文學事業(yè)，因為文學的靈魂丟掉了——任何喪失了靈魂的事物都是行尸走肉，你會驚訝自己為什么要選擇文學？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充滿激情地創(chuàng)作小說以后，在一九九三年到二零零三年總共十年時間里，我雖然仍舊在文學圈子，雖然作為出版社負責人經(jīng)常與作家、評論家打交道，很多朋友也曾經(jīng)遺憾我終止了小說創(chuàng)作，但是，我似乎燃燒不起來當初那種熱情了。我在解釋這十年空白的時候說：“有時候，一個人怎樣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不完全是自己的事情。我從插隊之初就確立了文學理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進行過努力沖擊，但是并沒有達到我期望的高度，盡管在這期間很多人給了我巨大的幫助與鼓勵。九十年代以后，我的文學理想雖然沒有破滅，但遠離了文壇，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職業(yè)工作之中，十年時間就在忙亂當中流逝了……”（引自長篇小說《當青春成為往事》后記：《文學應當有一條哲學的通道》）

　　其實這種解釋并不確切，確切的原因，正如我上面所言，是一種對文學的深深的厭倦。這期間盡管我也在業(yè)余時間寫作小說，甚至有兩部長篇已經(jīng)全部脫稿，但是我對于出版這些作品仍舊沒有熱情，這里有三個原因：一是我不認為自己再次加入到亂哄哄的文壇中去有什么意義；
二是我對于自己的作品不滿意，甚至很不滿意；
三是依據(jù)我長期從事出版工作的經(jīng)驗，即使是這兩部讓我很不滿意的作品，由于內(nèi)容和題材的關系，我也感覺面臨出版上的困難，所以我從未向人提及。

　　正在這時，在權力作用下，我被突然拋入到了人生事業(yè)的困局之中，這種處境使我有機會重新確認插隊之初確立的文學理想。奇怪的是，我當時的強烈愿望反而不是急迫地進入到小說創(chuàng)作中去，說出對這個世界的看法，相反，我就像遇到車禍蘇醒過來的人那樣，非常想弄清楚我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為什么會遇到這樣的事情？我必須尋找能夠幫助我解答疑惑的人。我把目光轉(zhuǎn)移到了文學之外。

　　我遇到了李慎之。

　　我說過，李慎之是我在精神荒原上孤獨徘徊之時遇到的第一個救贖者——我如饑似渴地閱讀了能夠找到的他的所有文字——他就像上帝一樣指出了這個世界的秘密，他的思想把我委頓的精神生命一下子點燃了，迅猛地燃燒了起來，我?guī)缀趼牭届`魂深處嗶嗶啵啵燃燒的聲音，就像青春時代萌動了生命激情一樣。

　　我愿意把閱讀李慎之的日子形容為如詩如畫，那是一種圣潔的意境。

　　從某種既定意義上意識到一個世界，也就意味著意識到一個新的意義上的自己，你可能會不自覺地在兩者間進行轉(zhuǎn)換、對比和觀照，結(jié)果我發(fā)現(xiàn)，李慎之的某些思想竟然與我在手頭兩部完稿的長篇小說中不自覺探討的東西極為貼近，仿佛通過他我才讀懂了自己的小說，通過他我才知道我描述的那個世界從本質(zhì)上來說正是他所關注的那個世界。

　　這是一把鑰匙，猶如“芝麻開門”一樣，一扇從未推開的門打開了，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風景。

　　沿著李慎之的通道，在隨后的五、六年時間里，我了解了更多思想者（李銳、黃鼐、李普、何家棟、茅于軾、袁偉時、吳思、吳敬璉、秦暉、肖雪慧……）的思想，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原來在文學之外竟然有如此深刻的存在，這對于把文學作為神圣事業(yè)看待的人來說不啻為極大的沖擊。經(jīng)過冷靜觀察，我下了一個自認為準確的斷言：中國最深刻的思想者不在文學界，不在那些花花綠綠的小說、散文、戲劇、電影、電視劇之中。正是在這些思想者指引下，我開始進入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的神圣殿堂，開始了解霍布斯、洛克、潘恩、黑格爾、叔本華、尼采、哈耶克、波普爾、韋伯、湯因比、馬斯洛、阿倫特、羅爾斯甚至于更早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等。

　　我在前不久撰寫的《在思想者陣地上沒有中國當代文學的身影》中指出：“我從來不認為我弄懂了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雖然在一些文章中經(jīng)常會涉及有關的話題，我也只是在我所理解的文學的意義上議論它們�！比欢�也正是這種意義，深化了我對于文學本質(zhì)的理解，也正是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我開始重新進入長篇小說寫作，首先把《危險的移動》重新過了一遍手，然后頗為自信地交給了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我在這本書“后記”中說到了我上面談論的那種狀況：“這本書最初寫作于五年前，寫完以后，按照我的習慣把它封存了起來，打算讓它潛沉一段時間，再擇機進行修改。我開始寫作并最終完成了另外一部在我看來同樣重要的作品。這期間，社會思潮在與現(xiàn)實的激烈碰撞中演進和深化，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領域的學者頑強地向公眾傳達著他們的思想，這些思想成為我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找到了審視現(xiàn)實和內(nèi)心的新的視角。當我再一次把書稿拿出來的時候，發(fā)現(xiàn)有很多新東西能夠提高和豐富這本書的精神內(nèi)涵。從某種意義上說，寫作第二稿做的正是這方面的工作�！�

　　我甚至認為，沒有李慎之等“頑強地向公眾傳達著他們的思想”的思想者，就不會有我這部小說，至少，它不會像現(xiàn)在這樣成熟。

　　我同時還修改了上面說到的“另外一部在我看來同樣重要的作品”（《亞伯拉罕的救贖》），但是，這部我很珍重的長篇小說是對某個社會事件的間接反映，尚不具備在目前出版的條件，因此，我把它封存在了抽屜里。

　　就像迷路的人突然找到了路徑一樣，我懷著急切行走的心情，無可抑制地前行，又接連創(chuàng)作了幾部長篇小說，其中《沉默的河》（出版時改名為《當青春成為往事》）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文學有很多通道，我慶幸自己經(jīng)由思想這條通道進入了文學，而這個通道是李慎之先生指引的，是很多目前仍舊在頑強表達思想的思想者指引的，我感謝他們，是他們使我知道了我在自己的陣地上肩負的職責，它將從根本上決定我的作品風格，當然，也會最終決定我的作品的命運——也許是很不好的命運，就像李慎之等思想者的命運一樣。

　　謹以此文祭奠李慎之先生，我想告訴老人家：您極為看重啟蒙，您曾經(jīng)想做一個教師去啟蒙國民，您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是在最終意義上實現(xiàn)了自己的愿望——隨著時光的延續(xù)，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像我一樣接受您的啟蒙，知道自己該做什么；
當所有人都知道該做什么的時候，這個世界就會像您期望的那樣美好。

　�。�2008-4-22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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