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頭毛驢上分裝著我們一家的簡單行李，我騎了一頭，沙娜摟著嘉陵騎著另一頭。時序已是初冬了，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楊樹全都赤裸著兀立在風沙中，落葉連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結(jié)冰的大泉宕河上飛旋飄舞。敦煌這時分外清冷和孤獨，在朦朧的晨霧中顯得灰暗而沉悶。

　　這一段話，引自常書鴻先生的自傳《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寫的是1945年冬天他迢迢萬里返回內(nèi)地求援的境況。他所說的“全家”只是他和13歲的女兒沙娜和只有三四歲的兒子嘉陵，而他們的母親此時已不包括在他們的家庭成員之中了。在他們離開敦煌之前，留下來堅守的只有兩位工人。前兩天，這兩位工人幫助常先生整理行裝，盡管先生囑咐他們繼續(xù)堅守，在他們心底，還是以為他們的所長肯定是不會再回來了。

　　我們今天的讀者能否想象得到常先生當時的一片心酸：19 4 3年他獨辟草萊開創(chuàng)的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幾經(jīng)風雨飄搖，卻在抗戰(zhàn)勝利前夕被國民政府撤銷了。先生兩次好不容易從內(nèi)地招來的藝術(shù)家、學者和工作人員，包括自己的妻子，十幾個人，都因為單位的撤銷生活無法維持，或內(nèi)地的家確實不能沒人照顧，或耐不住這里的艱苦與寂寞，在堅持了一段時間以后，都紛紛離他而去，甚至不辭而別了，他的幾經(jīng)辛苦才建立起來的隊伍可以說已經(jīng)全軍覆沒，他這個已經(jīng)不被政府承認也毫無經(jīng)費來源的“所長”和號稱為“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的“單位”，最后只剩下了兩名青年工人還忠誠地跟著他，真是情何以堪，處此絕境，他將何去何從？

　　這兩位工人，一位叫范華，如今仍然健在，已經(jīng)8 0多了；
一位叫竇占彪，已經(jīng)逝世了。

　　但奇跡般地，這位一生中一再遭受致命打擊的藝術(shù)家，卻再次挺下來了，在熬過了這段最艱難的日子和更加不堪回首的“文革”的屈辱歲月以后，這個研究所也堅持住了，一直發(fā)展到今天已擁有二三百人的敦煌研究院。每念至此，我想，凡是有良心的中國人，都不能不對先生的愛國情懷和為藝術(shù)獻身的精神而深深感動。盡管先生并不是完人，盡管他也有失誤甚至錯誤，我們都不能不加以寬容的體諒。

　　但先生最后十幾年的歲月卻過得十分壓抑，我要說，人們對待他老是很不公正的。盡管他住在北京木樨地高干樓里，“享受”著部級待遇，盡管他還掛著許多頭銜，盡管他1994年逝世時得到了國家最高領(lǐng)導人的挽詞，盡管在他逝世以后還有人不斷地開著他的紀念會，或是打著他老的旗號，干著自己的事情，但我相信，憑著先生用自己的一生書寫的他的真正的追求，和我對先生的一些了解，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先生看重的，甚至是他老厭惡的。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天，為了看望先生和撰寫紀念梁思成先生的文章，我再一次拜會了先生。他說梁先生曾給他寫了很長的信，推薦我到敦煌去，他把信轉(zhuǎn)給鄭振鐸部長了，以后在“文革”中失落了。我說不會是鄭振鐸吧？鄭老在1963年梁先生寫信時早已在從蘇聯(lián)回國的途中在高加索因空難去世了，先生掐著指頭計算，承認我說的是對的，說那就是轉(zhuǎn)給徐平羽副部長或國家文物局王治秋局長了。但沒過十分鐘，先生的話題又轉(zhuǎn)到這個方面，再一次說是把信轉(zhuǎn)給鄭振鐸了，我大為驚訝，說剛才我們不是核對了嗎，不會是鄭老？先生卻大聲堅持說，一定是鄭振鐸，他記得很清楚。我發(fā)現(xiàn)先生的老年失憶癥已經(jīng)不輕了，深深為之悲傷。

　　以后不久，聽朋友水天中說，在北京一次呂斯百先生的紀念會上，先生興致很濃地回憶起他們在巴黎留學時的往事，說那位法國房東老太太特別喜歡呂斯百……可剛剛說完，又說：“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訴你們了，我們在巴黎的時候，房東老太太……”然后把剛剛講過的話又重新講了一遍，惹得參加會的人不免發(fā)笑。先生認真地說你們不要笑，這都是真事呢！當先生準備第三次再講時，李承仙不得不出來打圓場了：“老鬼就是這個樣子，他又忘記了�！薄袄瞎怼笔抢畛邢稍凇拔母铩币院髮ο壬�的“愛稱”，不管什么場合，總是不改的。

　　先生的失憶雖然在逐漸嚴重，但從1978年我已長住北京，80年代以來對他老的多次拜訪中，先生永遠不會忘記、永遠不變的一個話題總是：“為什么會變成這個樣子的？”他激憤地喊著：“為什么要我住在這個屋子里，把我弄到北京？為什么不讓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還要住我那個土房子！”我當然勸他老就不必再回去了，要是回去了，在那個充滿敵意的環(huán)境中，他老將更加不得安寧。但先生不愿意聽，有一次，竟怒拍著坐位扶手，對我發(fā)起脾氣來，大聲說：“你怎么也是這個樣子？”先生大概不會以為我也和那些人一樣吧！我只好不說話，先生又質(zhì)問說：“你怎么不說話？”面對著這位深深令我敬重而感動的老人，我仍然只得無言，害怕揭開傷疤，而又不能解決問題，會使他老更加痛苦。

　　先生晚年在北京的寓所墻上，掛著一幅他老臨摹的敦煌壁畫，是一個十六國時代的飛天，畫風蒼勁有力，在飛天周圍的空地和裱邊上有上百位先生的朋友和晚輩的簽名，我也找了一個角落，寫上了自己的名字，還看到有孫儒簡、高爾泰和許多熟悉的人名。但在那上面，我發(fā)現(xiàn)有一些本應(yīng)該有的名字卻沒有出現(xiàn)。我明白其中的道理。

　　在高爾泰先生的《尋找家園》那本書里，也提到了先生的心情：“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級不許，而是那些打倒他的人不許。只能客居蘭州和北京，回不了敦煌�！备呦壬�又說：“我勸先生算了，別回敦煌去了。我說人生如逆旅，安處是吾鄉(xiāng)。已經(jīng)七十多歲，能放松休息最好……先生不這么認為，他說生命不息，奮斗不止。他把畢生的精力都貢獻給了敦煌，就這么糊里糊涂被趕了出來，怎么想都不得安心�！�

　　“被趕了出來！”我想，一定有人會反駁，怎么能這么說呢！你看，不是給了先生一個榮譽院長的頭銜嗎？不是在研究院還有一個“常書鴻故居紀念室”嗎？在舊陳列館的正廳里原來樹立的獎狀碑不是依然存在嗎？不是我們還隆重舉辦了“常書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嗎？不是在莫高窟還樹立了常書鴻先生的青銅雕像嗎？

　　是的，這些事是都做了，但這些是先生真正需要的嗎？與其說這些事是為先生做的，倒不如說更像是出于什么別的目的。

　　在名為《敦煌之戀》那本被稱為“報告文學”的書里，是以這樣輕松的筆調(diào)描述這件事的：“在小平同志的關(guān)懷和過問下，常書鴻舉家遷往北京。在首都溫馨的環(huán)境中度過了他的最后時光。他人到了北京，心還系著敦煌。每年夏天，他都要和夫人來到莫高窟生活一段時間……感覺著心靈上極大的快慰�！�

　　多么美妙，多么溫馨，但這種大團圓式的結(jié)局，就真的符合歷史的真實和先生的追求嗎？

　　為了能重返敦煌，先生做了許多努力，新華社記者為此寫了長篇內(nèi)參，我在先生寓所里讀過，認為基本符合事實。胡耀邦對此做了批示，調(diào)查組做了累月的調(diào)查，調(diào)查材料一厚本，但人們自有自己的說法，最后只得不了了之。這些，在《敦煌之戀》中卻沒有一個字提及。

　　人啊，要知道，你們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得以顯出自己的身影的，并因此獲得了甚至高過先生的頭銜和榮譽，可你們卻要將巨人踩到地獄里去了。感恩、忠誠、善良、寬恕，這一切人類最美好的情愫，在有些人那里，已經(jīng)留存得不多了。

　　二

　　常書鴻，滿族，1904年生于杭州，1927年赴法國學習油畫。1935年，他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第一次看到了法國人伯希和拍攝的“敦煌石窟圖錄”，在博物館里看到了敦煌卷子畫，對敦煌藝術(shù)的高度成就感到“十分驚異，令人不敢相信”。先生在他的回憶文章《鐵馬叮咚》中寫道，他當時“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畫家自居……現(xiàn)在面對祖國的如此悠久的文化歷史，真是慚愧之極，不知如何懺悔才是�！边@也是促使他結(jié)束法國的9年學習早日回國的原因之一。

　　次年，常書鴻回到北平，在一次學人經(jīng)常聚會的場合，1932年就根據(jù)《敦煌石窟圖錄》撰成了平生第一篇論文《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的梁思成先生和常先生第一次見了面，此后就成了終生好友。常先生對我回憶說，他們都談到了敦煌，兩個人都興奮不已。抗日戰(zhàn)爭中，他們在重慶和昆明又見了幾次面。常書鴻在《鐵馬叮咚》中繼續(xù)寫道：“第一次向我提起敦煌之行的是已故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教授。1942年秋季的一天，梁思成找到我，問我愿不愿意擔任擬議中的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多年夢寐以求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之后毅然承擔了這一工作。他笑了笑對我說：‘我知道你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如果我身體好，我也會去的’�！痹瓉磉@個時候國民政府的監(jiān)察院長、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從西北考察回到陪都，向最高國防會議提出了建立這個研究所的提案，獲得通過，梁先生得知了這個消息，才來探聽常先生的口風，并向于右任推薦常先生擔任所長的。先生還告訴我，梁先生當時還想過建筑歷史學前輩劉敦楨先生也能到敦煌去，說只有把建筑史的研究也納入進去，才能算是全面的敦煌藝術(shù)研究。事情很快定了下來，于右任找他談話，把這個重任交給他了，常先生自此就開始了他終生的敦煌事業(yè)。研究所隸屬國民政府教育部。

　　常先生離開重慶時，梁思成送了他四個字：破釜沉舟！徐悲鴻在常先生為籌集研究所經(jīng)費舉辦的個人畫展上送他一句話：“要學習玄奘苦行的精神，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

　　關(guān)于先生創(chuàng)建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的艱辛，在我所寫的《〈祁連山下〉與“文革”中的常書鴻》一文中已經(jīng)提到了一點，有些書籍包括《九十春秋》也有更具體的記述，這里只是再做一點補充。

　　常書鴻初到敦煌時，石窟的慘象令他倍感辛酸：許多洞窟已被曾住在里面燒火做飯的白俄軍隊熏成漆黑一片，一些珍貴壁畫被華爾納用膠布粘走；
大多數(shù)洞窟的側(cè)壁被王道士隨意打穿，以便在窟間穿行；
許多洞窟的前室都已坍塌，有的并殃及后室；
幾乎全部棧道都已毀損，大多數(shù)洞窟無法登臨；
雖賴氣候的干燥壁畫幸而仍存，但冬天的崖頂積雪，春天融化后沿著崖頂裂隙滲下，使壁畫底層受潮，發(fā)生起鼓、酥堿現(xiàn)象；
窟前綠洲上放牧著牛羊，林木岌岌可危；
從鳴沙山吹來的流沙就像細細的水柱甚至瀑布一樣，從崖頂流下，堆積到洞窟中，幾十年來無人清掃�？傊�，莫高窟無人管理，處在大自然和人為的雙重破壞之中。

　　面對這種情況，作為一個在法國學了9年油畫的畫家，作為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的所長，常書鴻深感自己肩上的任務(wù)沉重而艱巨，義無反顧，暫時放棄了畫畫，干起了既非藝術(shù)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員的工作。

　　首先要做的事是修建一道圍墻，把綠洲圍起來，禁止人們隨便進入窟區(qū)，破壞林木。2004年中央電視臺第12頻道人物欄目要做一期《敦煌保護神常書鴻》的節(jié)目，我作為嘉賓參加了工作。主持人問我，要做這個事，當?shù)氐娜罕娡�意嗎？我說，這沒有辦法，因為政府已經(jīng)決定莫高窟收歸國有了，應(yīng)該說當?shù)氐陌傩者�是能夠接受的，那個圍墻就是當?shù)孛窆ば藿ǖ摹Ｖ饕�的問題在于經(jīng)費，常書鴻不斷地給國民政府打報告，卻總是沒有回答，常先生就先向縣政府借錢，甚至引起了縣長的懷疑，你們這幫人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具有合法的身份？但縣政府還是把錢借給了他們，才修起了這堵圍墻。原來要修近3公里，后來縮減為不到2公里，只把擁有保存著壁畫和彩塑的南區(qū)洞窟前的綠洲包圍了起來。應(yīng)該說，這段圍墻本身現(xiàn)在也成了文物了，30年前我離開莫高窟的時候還留存著一些，不知道現(xiàn)在的敦煌研究院是否把它保護起來了。

　　半年過去，經(jīng)費仍毫無音信。常先生只好給梁思成先生發(fā)去電報，請他代為交涉。第三天就接到了梁先生的回電，告知“接電后，即去教育部查詢，他們把責任推給財政部，經(jīng)財政部查明，并無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的預(yù)算，只有一個國立東方藝術(shù)研究所，因不知所在，無從匯款�！憋@然，是財政部的官員們不知道“敦煌”為何物，把它誤寫成“東方”了。經(jīng)過梁先生的奔走，經(jīng)費終于匯出。除了還了借款，還有一些剩余。梁先生的電報還鼓勵常先生繼續(xù)奮斗，堅守敦煌。這對于敦煌機構(gòu)的維持和工作人員情緒的穩(wěn)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洞窟里面的沙子大約有10萬立方米，如要清掃，按照當時的工價，需要300萬元，但所里剩下的經(jīng)費只有5萬元了，幸而得有當?shù)伛v軍的幫助，發(fā)動義務(wù)勞動，再加上民工，才把這么多的沙子清除了，用驢車拉到遠處。

　　常先生在崖頂上有裂隙的地方抹上了泥皮和石灰，防止雪水繼續(xù)滲入。他們還盡可能地修補那些已頹圮不堪的殘余棧道，以便研究人員可以進入洞窟，開始了洞窟的編號和普查，逐漸開展了重點壁畫的臨摹。但多數(shù)洞窟當時還是上不去，他們就使用一種相當危險的名為“蜈蚣梯”的獨木梯。當調(diào)查南部位在高處的一座晚唐洞窟第196窟時，常書鴻與潘茲、董希文和工人竇占彪幾個人上去工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蜈蚣梯卻不知什么時候翻倒了，他們上不著天，下不著地，被困在距地近30米高的洞窟中。他們試圖沿著七八十度的陡崖往上爬上崖頂，卻險些摔下山崖。后來還是竇占彪一個人先爬了上去，再用繩子把他們一個個吊上去，才脫離了險境。

　　這時，除了1943年2月常先生在四川和蘭州招來的五六位人員外，他在北平藝專和杭州藝專授業(yè)時的學生潘茲、董希文、張琳英、張民權(quán)、李浴、周紹淼、烏密風等人都響應(yīng)他的召喚來到敦煌，成了第二批莫高窟人。以后，常書鴻的妻子陳芝秀帶著女兒沙娜和兒子嘉陵也千里迢迢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張民權(quán)兼任總務(wù)主任，承擔起安排全所日常生活的責任。

　　他們的生活是非常艱辛的，文化生活的缺乏自不待言，但這批文化人自有自己的排遣方式，主要是基本的物質(zhì)生活都時常發(fā)生困難。

　　久居法國的生活，使常先生特別喜歡咖啡，甚至從法國帶回國的咖啡壺，也帶到敦煌去了，可是他只能喝又苦又咸的咖啡，因為沒有糖，而水卻是咸的。不用放鹽，熬的粥也是咸的。尤其是下午打來的水，經(jīng)過一上午陽光的曝曬，鹽分更大。那時敦煌的老百姓先要解決主糧的生產(chǎn)，所以很少種植蔬菜，成年都是咸韭菜。常先生一行初到敦煌的時候，剛好鬧過一場馬步芳部隊四鄉(xiāng)抓壯丁的動亂，街上的鋪面都關(guān)門了，他們在敦煌城的第一頓飯是面條拌鹽和醋，加上一些咸菜。水質(zhì)不但含鹽，含堿量也很大，醋往往是不能少的。

　　肉食要從城里買來，來回五十幾公里，牛車要走十二個小時，加上牛的休息，就是一天一夜了，戈壁灘上太陽一曬，肉往往也就臭了。豆腐也是這樣，酸了。所以只能在冬天把肉腌起來。

　　常先生剛到敦煌的時候，張大千和謝稚柳還在，謝先走了，張臨走時送給先生一幅《蘑菇圖》，卻是一幅手繪地圖，標示出在窟前區(qū)哪兒長著蘑菇，這就是美食了。張大千對他說：“這是一個長期的——無期的徒刑�。∫欢ㄒ獔猿衷诙鼗土粝聛�。”

　　上世紀60年代我到敦煌的時候，情況已經(jīng)好得多了，但蔬菜的品種還是有限。從秋末到初春，大半也還是咸韭菜，加上一些窖藏的大白菜和土豆，喝的還是咸水，只有冬天破冰得到的水是淡的。但冬天的肉食較多，活不過冬季的乏羊都是這個時候宰殺的。不止羊肉和豬肉，我在敦煌還吃過黃羊、駱駝和野駱駝、馬和野馬、驢和野驢。有一回，食品公司從南方運來一批藕，敦煌人沒見過，管它叫“空心蘿卜”，把西紅柿叫做“洋茄子”。有一次我從蘭州帶回兩條小金魚，還引起好多人圍觀。

　　不過，西北的羊肉的確很好，因為土質(zhì)水質(zhì)不同，這里的羊比起內(nèi)地來真是又肥又嫩。敦煌的胡麻油也非常香，特有風味，在別處沒有。還有，敦煌人主要種植小麥和棉花，很少種包谷，所以我們整年吃的都是細糧，而且面磨得特別白。用這種面做的饅頭，在敦煌終年干燥的氣候下很容易保存，農(nóng)民們因為缺乏燃料，要從好幾十里以外的戈壁灘上挖取一種叫做“梭梭”的枯死灌木樹根來燒，所以舉火一次就要蒸夠吃半個月的饅頭。新鮮的饅頭一出籠，就立刻鋪在笸籮里放到房頂上讓大太陽曝曬，干透了又酥又脆，可以保存兩三個月。大米是從內(nèi)地運來的，很少。連“洋火”也是內(nèi)地運來的，據(jù)說當時一盒“洋火”可以換到一斗麥子。總的來說，敦煌雖然號稱為河西糧倉，口糧還是不充裕的，除了農(nóng)忙以外，一般的日子，也和整個河西一樣，一天只吃兩餐。一直到我在的時候，食堂、飯館和招待所也只開兩頓飯，使我練就了至今可以不吃早飯的本事，雖然據(jù)說這不符合衛(wèi)生原則。

　　先生剛到時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牛車，后來有了兩頭驢，可供人騎。那年，敦煌縣政府破了一起販毒案，把犯人的一匹馬沒收了，送給了常書鴻，才有了一匹馬，直到1950年才有了一部敞篷卡車，所里人可以在大冬天裹著皮大衣進城看電影了。1965年又有了一部由卡車改裝成的“轎車”。

　　宿舍和辦公室是小廟的土屋和由馬棚改造的房子，土沙發(fā)、土桌子、土書架和土炕，是最常見的家具。

　　忍受著生活上所有的不便，常書鴻就這樣和最早的兩批有志于敦煌藝術(shù)事業(yè)的人員一起，開始了艱苦的拓荒工作。當然，正像在我所寫的《〈祁連山下〉與“文革”中的常書鴻》中所說，背叛從一開始就是存在的，那位從重慶跟來的攝影師拍攝了許多壁畫照片，還有一位“教授”抄錄了一些供養(yǎng)人題識，都席卷而走了，一點也沒有給研究所留下。奇貨可居，他們就是靠著這些在外面招搖的，那批照片現(xiàn)在藏在美國某個博物館。先生每談至此，無不痛之入骨。

　　但是，一心投入工作而忽視了家庭的常先生卻怎么也沒有想到，變亂在自己的家庭居然也發(fā)生了，他的妻子陳芝秀竟然也以去蘭州治病為名出走了，給先生丟下了兩個子女。陳芝秀是一位留法雕塑家，1934年常先生在巴黎發(fā)起成立“中國藝術(shù)家學會”時，參加者有呂斯百、劉開渠、王子云、王臨乙等20多人，也包括陳芝秀。陳走前，常先生還寫了好多信，托朋友沿路照顧她，但出發(fā)以后常先生從董希文那里得知了一些情況，才知道她再也耐不住敦煌的有如修道士般的生活，已打算不再回來了。常先生遭到了人生旅途中第一次最重大的打擊，悲痛欲絕的心情可以想見。先生策馬狂追，跑了二百多公里，昏倒在戈壁灘上，被在玉門找礦的地質(zhì)工程師孫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常先生被搶救了三天，蘇醒以后，理智又占了上風，在孫建初先生的勸喻下，還是毅然選擇了事業(yè)，又回到了敦煌。這些情節(jié)，在《九十春秋》中，先生已有記述，這里就不再談了。

　　寫到這里，我的電腦響起了歌手紫薇唱的我少時早已熟悉的《秋水伊人》的歌聲，這是上世紀30年代的一首電影插曲，我忽然覺得，賀綠汀寫的歌詞恰可作為先生和他的子女此時心情的寫照：

　　望穿秋水/不見伊人的倩影/更殘漏盡/孤雁兩三聲/往日的溫情/只換得眼前的凄清/夢魂無所寄/空有淚滿襟/幾時歸來呀伊人喲/幾時你會走過那邊的叢林/那亭亭的塔影/點點的鴉陣/依舊是當年的情景/只有你的女兒喲/已長得活潑天真/只有你留下的女兒喲/來安慰我這破碎的心

　　望斷云山/不見媽媽的慈顏/漏盡更殘/難耐錦衾寒/往日的歡樂/已凝成眼前的孤單/夢魂無所依/空有淚滿缸/幾時歸來喲媽媽喲/幾時你會回到故鄉(xiāng)的家園/這籬邊的雛菊/桐邊的落葉/依舊是當年的庭園/只有你的女兒喲/已墮入絕望的深淵/只有你背棄了的女兒喲/在忍受無盡的摧殘

　　我把這首歌聽了好幾遍，體會著常先生和沙娜的悲哀。

　　常先生的女兒沙娜出生在巴黎，這時已經(jīng)14歲了，母親出走以后，她停止了在酒泉中學的學習，一方面帶養(yǎng)弟弟，一方面跟著父親學畫，參加了敦煌壁畫的臨摹工作。她與父親的臨摹作品和畫作在蘭州展出過，獲得極大成功，沙娜的畫被一位來自美國的加拿大人葉麗華女士看中。葉麗華當時正在山丹與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新西蘭的路易·艾黎一起工作，支援大西北的教育事業(yè)，她熱情地邀請沙娜到美國學習美術(shù)，但常先生不放心。又過了幾年，女兒更大了幾歲，葉麗華專程來到敦煌，沙娜才赴美學習。常沙娜先生在建國后歸國，以后長期出任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院院長，成了很有聲望的藝術(shù)家。但常先生的兒子嘉陵可以說是隨著父親，把自己的前途也獻給敦煌了。由于敦煌的教育水平很差，莫高窟離城又遠，嘉陵從小就沒有上過什么學，以后，只當了一名汽車司機。

　　我在敦煌時，見到過先生畫的前妻的油畫像，很美。聽老人們說陳芝秀女士的性格其實挺好，平易近人，待人和氣，樂于助人，她只是顯得有些幼稚，實在不能忍受敦煌的生活條件和枯寂才一時失策而出走的。她丟下兩個子女，作為一位母親，心中想來也非常不忍。但她此生過得并不好，并沒有再婚，以后在浙江老家當了一名中學美術(shù)教師，建國后因為曾到法國留過學，被認為歷史復(fù)雜而清理出教師隊伍，以至窮愁終生。陳女士曾勸過常先生放棄敦煌事業(yè)，兩個人經(jīng)常發(fā)生爭論，以至產(chǎn)生分歧，但陳女士并非有意傷害常先生，畢竟，在那個時代，包括現(xiàn)在，像常先生那樣超越世俗者能有幾人？有些報告文學在好就是一切都好壞就是一切都壞的思維定勢下，卻一味地加給陳女士許多惡評，也是不公正的。

　　1945年春，常先生委托已經(jīng)離開研究所的原總務(wù)主任張民權(quán)在重慶舉辦了一次臨摹品展覽，希望擴大影響，得到社會更多的幫助和支持。當常先生正夢想著如何繼續(xù)并擴大敦煌事業(yè)時，卻禍不單行，1945年7月的一天，正當抗日戰(zhàn)爭即將勝利的前夕，常先生接到教育部的命令，撤銷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將石窟交給縣政府管轄，經(jīng)費停止撥給。這無疑是又一次驚天霹靂的打擊。在這種孤立無助的情況下，抗日戰(zhàn)爭勝利以后，研究所卻面臨著生存的威脅，無法再繼續(xù)下去了。1946年的春節(jié)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度過的，一位工作人員在屋子正中貼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枯坐無語，淚流滿面。成員們只得懷著巨大的遺憾和對先生的無盡愧疚紛紛離去了，最后，全“所”只剩下了兩名工人仍跟在常先生身邊。

　　董希文先生后來成了建國以后第一批最著名的油畫家之一，他的《開國大典》和《春到西藏》早已膾炙人口。潘茲先生以后成了中國畫院院長，李浴先生回到白山黑水，以后在沈陽魯迅美院工作，著作了《中國美術(shù)史》，在著作中大量介紹了敦煌石窟的作品，成了著名的美術(shù)史學者。1983年我到魯迅美院講課時，還特地去拜訪過李老。

　　但常先生仍然沒有離開敦煌，雖然他已獻出了兩年多的時光，犧牲了家庭，幾乎全部的財產(chǎn)，享有優(yōu)厚待遇的大學教職，付出了全部的感情和心力，這一切頃刻間都將化為泡影，他實在無法甘心。尤其是，把如此的曠世之寶交給既沒有學問又沒有責任心的當?shù)卣�府，他更是無法放心。他想起了兩年多前離開重慶時朋友們和張大千臨行前的囑咐，決定自動延長他的“無期徒刑”，于是，就發(fā)生了本文開頭的場景，常先生踏上了東去求援的旅程。

　　在此之前，張民權(quán)傳來了好消息，說敦煌臨品在重慶的展覽獲得了意外的成功，在文化界、藝術(shù)界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還說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也參觀了展覽。不久，常先生收到了許多支持的信，在教育部下令撤銷研究所幾個月以后，中央研究院宣布接管，并寄來了一些經(jīng)費。（待續(xù)）

　　蕭默，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發(fā)表于《領(lǐng)導者》（雙月刊）2008/2期，總第20 期，天益網(wǎng)受權(quán)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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