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于1901年開始宣布實行的“新政”，是其為挽救統(tǒng)治危機而采取的自救措施�！靶抡�”期間，清政府在軍事、法律、財政、行政、教育等方面實行了一系列體制改革。其中，教育改革是“新政”各項舉措中頗引人注目的一項。正是這次改革廢除了在中國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開始建立起從小學到大學各級各類的現(xiàn)代學制系統(tǒng)，從而直接引發(fā)了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階層向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轉換。在這個新舊轉換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原有的“國學”與蓬勃發(fā)展著的西學的關系，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就清廷與士大夫階層即官方立場而言，沿用中體西用模式，即在保持傳統(tǒng)倫理綱常居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地位的情況下，引用西方富國強兵之術以應變局，顯然是他們處理中西文化關系的擅長法寶。而倫理綱常優(yōu)勢地位的保持，對于清政府及其士大夫階層來講，又往往倚重于所謂“國學保存”行動的推展。雖然由于政局變故，官方的“國學保存”行動遭到歷史無情的奚落，但在這場“國學保存”行動中凸顯的科舉與學堂、經學與西學關系的權衡把握，卻又具有某種不以時間為轉移的文化估量價值。

　　一、存學為“立國”：國學保存之用心

　　“新政”教育改革的重點是廣設學堂以培養(yǎng)人才。之所以如此，實與清廷上下為挽救統(tǒng)治危機，急圖富強之才有關，所謂：“作養(yǎng)人材，實為圖治根本。查五洲各國，其富強最著，學校必廣，人材必多。”[1] 學堂建制，本是歐美、日本等國分科設學培養(yǎng)人才的現(xiàn)代教育體制，與中國自隋唐以來圍繞科舉取士而形成的學制系統(tǒng)有很大的不同。作為教育改革的倡導者和實施者，清廷官員對于中外學制在形式上的差異并不擔心，因為如果從培養(yǎng)人才的效能上說，歐美、日本等國的學制是有效的，那么中國學而齊之即可，但他們最困惑的是，隨著國外學制的引進，西方教育指導思想中的自由平權觀念隨即就會跟進，而這些觀念既不合中國“古制”中的三綱五常理念，又不利于現(xiàn)存政治秩序的穩(wěn)定。因此，他們一般在此問題上多會沿用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念，企圖在保持意識形態(tài)領域“三綱五�！崩砟钣行�性的前提下，學習西方富強之術。而“三綱五常”理念有效性的保持，在他們看來恰恰離不開“國學”這樣一個載體。因此，清廷在1904年1月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中，十分注意通過“國學”中之精華——“國粹”的保存，來達到學習西方學制而使綱常秩序不墜的目的。

　　當時，他們所講的“國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經學，所謂：“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理由是：“外國學堂有宗教一門。中國之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若學堂不讀經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謂三綱五常者，盡行廢絕，中國必不能立國矣。學失其本則無學，政失其本則無政。其本既失，則愛國愛類之心亦隨之改易矣，安有富強之望乎？”[2] 二是中國文辭，所謂：“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以便讀古經籍”[3]。理由是：“中國各種文體，歷代相承，實為五洲文化之精華，且必能為中國各體文辭，然后能通解經史古傳述圣賢精理。文學既廢，則經藉無人能讀矣。外國學堂最保存國粹，此即保存國粹之一大端�！盵4]并禁止襲用東瀛文體的作法，因為“文體既壞，士風因之”，所以“此后官私文牘，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檢點，切勿任意效顰，有乖文體。”[5]三是理學，所謂：“理學宜講明，惟貴實踐而忌空談”。理由是：“理學為中國儒家最精之言”，“惟止可闡發(fā)切于身心日用之實理，不可流為高遠虛渺之空談，以防躐等蹈空之弊”。[6]此類“保存國粹”主張，意在使“新政”所培養(yǎng)的“有用”之才不失其“忠孝”之本。為此，他們一方面從外界打擊危及“國粹”的“廢經說”、 襲用東瀛文體的作法，另一方面注意從內部清理門戶，對于先秦諸子文章，要求學生不要“宗其學術”，僅在文學科大學中教學生學習其作文的方法，[7]而對于奉為官方正學的理學，則要求學生要學會 “闡發(fā)切于身心日用之實理”。

　　張之洞對于保存國粹問題尤為敏感。清政府剛在1903年底頒布了各級學堂的實施辦法，他就在第二年指出，由于這些新設立的學堂“重在開發(fā)國民普通知識”，故對西學新知著力為之，而對于“國文及中國舊學”所設課時則極為有限，中國傳統(tǒng)舊學對學生的影響力已明顯偏弱，因此，他率先于當年（1904年）在其轄區(qū)——湖北省議設存古學堂。在他看來，存古學堂應與普通學堂的立校原則有別，“專以保存國粹”為己任。因為，只有專門保存“國文”及“本國最為精美擅長之學術、技能、禮教、風尚”等“國粹”，方能使人“知愛其土物”，由此“乃能愛其鄉(xiāng)土，愛其本國，如此則為存心良善，方能聽受祖考之教訓，是知必愛國敬祖，其心乃為善；
若反是，則為不善也�！盵8]由此動機出發(fā)，他對于“通省學堂”中中學教師已呈“不敷應用”趨勢的狀況，非常擔心：“倘高等以下各學堂之中學既微，中師已斷，是所有國文之經史詞章，無人能解，無人能教，然則將來所謂大學專門，豈非徒托空言！既無周秦傳經之名師，安有兩漢立學之博士？竊恐不免有經籍道熄綱淪法斁之憂，言念及此，不勝大懼。”[9]為此，他“專聘博通中學經史、諸子、詞章各門學問之師儒為學員，選取中學較優(yōu)之生，收入此堂肄業(yè)，即專習此數(shù)門�！盵10]為了預防時人批評他守舊，他特引孔子“溫故而知新”一語，來說明自己此舉的“深意”：“所謂故者，非陳腐頑固之謂也。蓋西學之才智技能，日新不已，而中國之文字經史，萬古不磨，新故相資，方為萬全無弊�！盵11]到1907年時，他鑒于全國范圍內普通學堂“廢罷四書五經”、“聲明不列讀經�？啤钡取胺N種怪風惡俗”有蔓延發(fā)展之勢，遂上奏請求在全國范圍內設存古學堂。他聲明自己“保存國粹之苦心”，在于“存國粹而息亂源”，所謂：“正學既衰，人倫亦廢。為國家計，則必有亂臣賊子之禍；
為世道計，則不啻有洪水猛獸之憂。此微臣區(qū)區(qū)保存國粹之苦心，或于世教不無裨益。”[12]在當時的清廷大吏中，像張之洞這樣關心“保存國粹”問題的，還大有人在。繼張氏在湖北設立存古學堂后，河南、湖南、江蘇、安徽、廣東、福建、四川、甘肅等省也紛紛建立存古學堂或尊經學堂，復古之風一時在教育領域有蔓延之勢。

　　在官方的國粹論調中，最有特色的是時任山東學務處議員的宋恕的說法。他在1905年的《上東撫請奏創(chuàng)粹化學堂議》中，提請創(chuàng)設粹化學堂，以調和歐化和國粹，其理由是：“蓋真國粹、真歐化，其源皆出于愛眾。故一互考，而調和之境易臻�！盵13]初看其提法，似持調和論調，但細觀其立足點，實處處從國粹角度著眼。所謂：“普通之教育難振，即由于特別之教育久無，歐化之罕能調和，即由于國粹之罕能傳習，故普通（歐化）誠不可緩辦，而特別（國粹）尤必須補施�！盵14]又講：“大抵國粹愈微，則歐化之阻力愈大，而歐侮之排去愈難；
國粹愈盛，則歐化之阻力愈小，而歐侮之排去愈易�！盵15]他之所以將國粹的作用強調得這么重要，是因為他認為“外國之粹”在根本上實與“國粹”相通——“同歸仁恕”，只要抓住“國粹”這個本根，“外國之粹”自然也會得到。所謂：“大抵地球正教，宗旨全符，孔、佛、耶穌，同歸仁恕。所不同者，皆其形式。故本國之粹若微，則外國之粹自然亦格格而不相入；
本國之粹若盛，則外國之粹自然亦息息而遙相通�！盵16]宋恕與前述張之洞等清廷大吏一味從利用“保存國學”來維持傳統(tǒng)倫理綱常進而維護統(tǒng)治秩序的外在功利路線有較大不同，他已較多地具有從國學發(fā)展的內在理路上思考問題的成分，這在當時的清廷官員中無疑是算有卓識的。

　　二、學堂包科舉：吐故納新之漸徑

　　“新政”教育改革大力推動了學堂在各地的普遍設立。但這種從西方引進的分科學堂系統(tǒng)與隋唐以來形成的科舉學制，反差極大。為了抹平其間的鴻溝，統(tǒng)一教育界的認識，主張廣設學堂的官紳紛紛論證說，西人現(xiàn)在所資富強之學堂實與我國隋唐以前的古代學校暗合，所謂：“第考其（按指歐美日本）現(xiàn)行制度，亦頗與我國古昔盛時良法，大概相同�！抖Y記》載：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試比之各國，則國學即所謂大學也，家塾、黨庠、術序即所謂蒙學、小學、中學也，其等級蓋頗分明。”[17]由此認識出發(fā)，主張廣學堂的官紳認為，借鑒西方的學校制度，不過是規(guī)復三代學校舊制。此種“托古改制”的心態(tài)以以下一段話表現(xiàn)得最為淋漓盡致：“如謂學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各種學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實相符�！盵18]既要“規(guī)復”三代學校制度，則現(xiàn)行的科舉制度顯然與古制相左。所謂：“三代以上，只有學校，并無科舉�！盵19]科舉制度不僅不合古制，而且還不合時宜。所謂：“國家設科取士，原期以網羅英俊，宏濟艱難，……（今）外侮憑陵，惶惶不可以終日，而士大夫猶持閉關自守之舊學，于中外形勢瞢無所知，豈足以臨敵制變！”[20]

　　然則，科舉畢竟奉行多年，其興廢關系重大，可否與學堂兩存呢？官紳中也確實有過調和學堂與科舉的企圖，所謂：“科舉與學堂相表里，科舉能求才，學堂能育才；
科舉收急效，所以待成材，學堂以幼成，所以求實學。” [21]況且，自“新政”教育改革以來，科舉制度內部已通過改八股為策論、設經濟特科等方法來力破空疏，講求實用，這不正與學堂的培才目標漸趨接近嗎？但在實踐中，這些看似合理的邏輯恰恰行不通。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在科舉內部即使再作改革，也不能解決其體制上的根本缺陷。就改八股為策論而言，吳汝綸早在戊戌維新時期就指出：“舍時文而用策論，策論之不足得人，仍恐不如時文。以其茫無畔岸，人競抄襲，而考官皆時文出身，不能辨策論之高下。”[22]就實行經濟特科而言，其功用也很有限。所謂：“中國見聞素狹，講求無素。即有考求時務者，亦不過粗知大略。于西國政治，未能詳舉其章；
西國學術，未能身習其事�，F(xiàn)雖舉行經濟特科，不過招賢自隗始之意，只可為開辟風氣之資，而未必遽有因應不窮之具。”[23]另外一個原因來自科舉制度之外：科舉不廢，學堂生徒的晉升之路就會受到牽制，如此則不能吸引更多的人到學堂就學。所謂：“蓋學校所以培才，科舉所以掄才。使科舉與學校一貫，則學校將不勸自興；
使學校與科舉分途，則學校終有名無實。何則？利祿之途，眾所爭趨，繁重之業(yè)，人所畏阻。學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
科舉之詭弊相仍，可僥幸而其獲售�！盵24]如此，則非廢科舉，學堂不能大興。所謂：“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
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
中國永遠不能進于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于各國�！盵25]

　　但是，廢科舉、專重學堂之舉頗使一些士人擔心：“士人競談西學，中學將無人肯講�！盵26]對此，當時主管學務的大臣采取的是以學堂包舉科舉之學的辦法，即在開發(fā)國民新知的西學課程之外，兼設多門“中學”課程，“凡中國向有之經學、史學、文學、理學，無不包舉靡遺。凡科舉之所講習者，學堂無不優(yōu)為”， “如是，則中西之學既已兼賅，固不患其偏重”，“然則并非廢罷科舉，實乃將科舉學堂合并為一而已�！盵27] 此外，還有人將學堂與科舉的關系比作學和文的關系，以此論證廣學堂、廢科舉之理由。所謂：“夫學堂主學，而科舉主文。學可賅文，而文不足以盡學。與其主策論制藝而翻騰于其中，不若擯策論制藝而消息于其外。”[28]并提出具體的以學賅文的辦法：

　　取學堂文課、理課、法課之書，如史、哲、地理、倫理、社會、教育、經濟、財政、政治、數(shù)學、農、商十二學已譯成者，普令肄業(yè)。應試之日，分為兩場：第一場試以《九經》義一首，工制藝者聽作制藝一首，第二場以十二學各發(fā)問題試之。凡《九經》義、十二學占習何門，并令自報，試中者分門注籍，由考官咨送各專管之部，以憑京外個衙門辟舉任用，斷以十年為限，限滿即停，中額減半，略依嘉道間舊例，是亦移花接木之近方，吐故納新之漸徑矣。[29]

　　以上以學堂包舉科舉之學的作法，無非是想在西學新知盛行的學堂里為“中學”留一個體面的位置，如此，則可“體用兼?zhèn)�，本末兼賅”，正如宣布立�？婆e以廣學校的上諭所指出的那樣：“歷次定章，原以修身讀經為本；
各門科學，又皆切于實用�！盵30]

　　三、經學與西學：學堂功課之次第

　　“新政”期間，主張廣設學堂的官紳一般均認為，學堂中西學兼賅，故應取代無實無用的科舉制度。但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官紳們遇到了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士子以前專習經學，往往皓首窮經仍所獲無多，現(xiàn)在讓學堂的學生中西兼修，這能行得通嗎？針對這種情況，當時的一些官紳紛紛指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學堂既然是為國家富強培養(yǎng)有用人才，自然應以西學為主。如吳汝綸所云：“人無兼材，中西勢難并進，學堂自以西學為主”，“他處名為西學，仍欲以中學為重，又欲以宋賢義理為宗，皆謬見也�！盵31]嚴復也認為：“今日國家詔設之學堂，乃以求其所本無，非以急其所舊有。中國所本無者，西學也，則西學為當務之急明矣�！盵32]商部的一份奏折也提出：“學堂之設，以考求實用，能奪西人所長為主。”[33]然則，以西學為主，并不等于不講經學。官紳們即使再追求實用，也不會忘記經學的指導地位。如吳汝綸所云：“中學之當廢者，乃高頭講章、八股八韻等事，至如經史百家之業(yè)，仍是新學根本�！盵34]官方的《奏定學堂章程》更是強調：“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于純正，而后以西學淪其智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抑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盵35]

　　學堂以西學為主之意，在官紳們中普遍達成共識。但在學堂中應學什么樣的西學，又以何種方式來學等問題上，他們的意見并不一致。有人認為，以中國目前危亡之局，當以急用速成為先，故應以專門之學先于普通之學；
專門之學中，則應以法律、理財之學先于實業(yè)之學。如吳汝綸所云：“蒙養(yǎng)之學、普通之學，今皆不必立。其大學則程度絕高，非初學所能驟及，念用功最簡，收效最速者，無如專門學校。專門之業(yè)，如天文、理化、博物、制造等，皆精奧難學，不易得師，其農工商業(yè)，雖國家富強，基礎必不可緩之事，而吾國尚區(qū)而別之，以為非士人之業(yè)，今亦未便創(chuàng)興。今所延之師，長于法學、理財學，此二學尤吾國所急需。”[36] 吳汝綸曾專門考察過日本的教育情況。在他看來，以中國目前之狀況，辦教育當分救急之法和長久之策兩步走，先圖救急，再思長久。[37]但是，有不少官紳對此有不同意見。同樣考察過日本教育的張謇就認為：“中國目前興學之要，普通重于專門，實業(yè)亟于名哲�！盵38]還有人認為：“政法之與實業(yè)，雖同為當學，然其間究有先后緩急之分。蓋實業(yè)為萬事根本，學此者茍占多數(shù)，則財力自日形發(fā)達，中外古今幾見有財力雄厚而政治法律猶難整頓乎？”[39]

　　不管官紳們的意見如何相左，西學畢竟在學堂中迅速發(fā)展起來。其勢頭發(fā)展之猛，幾使經學形同虛設。如山西籍舉人劉大鵬在其日記中就憂心沖沖地寫到：“今之學堂，所教者西學為要，能外國語言文字者，即為上等人才，至五經四書并置不講，則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將有不堪設想者矣�！盵40]更讓清廷及官紳中保守人士無法容忍的是，學堂學生在西學新知的啟迪下，頻有與傳統(tǒng)倫理觀念不符的言行發(fā)生，所謂：“近世目論之士，襲泰西政教之皮毛者，甚欲舉吾國固有彝倫而棄之，此非以圖強，適以召亂耳�！盵41]

　　鑒于此種情況，清廷不得不于1906年明定教育宗旨，企圖以此“整頓”學堂學風。所謂：“中國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發(fā)明以距異說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國民質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圖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實。”又謂：“東西各國政體雖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國主，以為政治之本者�！辈⒅^：“自泰西學說流播中國，學者往往誤認，謂西人主進化而不主保守，事事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不知所謂進化者，乃擴其所未知未能，而補其所未完未備；
不主保守者，乃制度文為（物？）之代有變更，而非大經大法之概事放棄�！盵42]此種力保三綱五常秩序不墜的的教育宗旨發(fā)布后，官紳們中的保守人士仍不滿足。他們鑒于學堂學生“惑于平權、自由之說，不受教誨，馴至犯上而滋事”[43]時有發(fā)生的情況，主張重經尊孔之意還應加強。于是，如前所述，各地紛紛出現(xiàn)奏請設立尊經學堂或存古學堂的提議及舉動。清廷還專門頒布上諭，強調在學堂中要加強維護“中體”的力度，對于敢于“離經畔道”的學生一定要嚴加懲處。[44]清廷上下這種竭力維護“中體”的舉動，恰恰從反面說明“中體”在“西用”不斷擴充的形勢下正面臨著越來越削弱的嚴重危機。

　　四、人今而我古：官方“國學保存”行動的破產

　　面對日益嚴重的統(tǒng)治危機，清廷希冀在“中體西用”觀念指導下，接引西方富強之術。各級官員在教育、“治法”等方面“取外國之長”，“補中國之短”，吸收“西用”的廣度和深度都較以往有所發(fā)展。尤其是廢除奉行多年的科舉制度，逐漸建立起現(xiàn)代學制系統(tǒng)，更是以往所未有。學堂內部的西學比重也大大增加，由“新政”以前的“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變?yōu)閷W堂以西學為主，中學只起德育作用的新局面。

　　學堂中經學的比重較前大大降低了。但是，統(tǒng)治者希望通過以經學的靈魂——儒家倫理綱常來統(tǒng)率西學的方式，繼續(xù)保持“中體”的崇高地位，以期在通過西學追求“富強”的同時不失其“學本”（經學）和“政本”（三綱五常）。[45]然而，此種中體西用模式在實踐中卻窒礙難行。例如，企圖以學堂包舉科舉之舉，無疑是紙上談兵，根本無法實行。結果只能采取一種變通的辦法：延外國教習或接受過西學的中國人士教西學，而別延中國傳統(tǒng)的經師來傳德育。[46]此種體用兩張皮的作法，正應了嚴復1902年對中體西用模式的批評：“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
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盵47]又說：“一國之政教學術，其如具官之物體歟？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
有其質干根荄，而后有其支葉華實。使其取以輔者與所主者決不同物，將無異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從而責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隴之功，又以廢矣。”[48]其實際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明知體用模式窒礙難行，清廷官吏卻樂此不疲，固執(zhí)于綱常秩序的不墜、國粹的保存。其中關節(jié)點，通過比較“新政”時期存在著的兩條保存國粹的進路——官方國粹論者與民間國粹論者的立場，不難獲悉。如當時積極參加民間《國粹學報》活動的許之衡所言：“夫在上言國粹，則挾其左右學界之力，欲阻吾民圖新之先機，以是為束縛豪杰之具，辭而辟之可也。若在野而倡國粹，則一二抱殘守缺之士，為雞鳴風雨之思，其志哀，其旨絜，是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歐化者自歐化，國粹者自國粹而已。與執(zhí)政之主持，殆不可同日而語�！盵49]事實上，這兩者確有根本的不同。民間國粹論者考慮的主要是在新學不斷輸入的沖擊下國學如何從內在發(fā)展的理路上得以保存和昌明的問題。當然其中也有不少國粹論者出于對清廷專制統(tǒng)治的強烈憎恨，同時又把如何推翻清廷統(tǒng)治的因素考慮進來。[50]而官方國粹論者講保存國粹，雖有保存?zhèn)鹘y(tǒng)文化的成分在內，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其維護清廷統(tǒng)治秩序的需要。他們往往憑其居高臨下之勢力，強制推行建立存古學堂等措施，試圖遏制“新政”以來在學界出現(xiàn)的思想解放現(xiàn)象，故而他們與其說是“保存”國粹，倒不如說是“保存”清廷統(tǒng)治秩序。

　　官方的這些國粹論者本想通過設立存古學堂這樣的辦法，來“存國粹而息亂源”，但在實踐中卻進退失據(jù)，難以實行。這里面有經費難籌的因素，學部為此在《修訂存古學堂章程》中特有準許各省設立但又限制各省設立的奇怪規(guī)定：“存古學堂每省以設一所為限，如財力實有不足，暫準緩設。交通便利之處，可聯(lián)合鄰省合設一所�！盵51]但更主要的問題出在存古學堂與當時的新學制根本不能銜接，實有空中樓閣之虞，如時人所揭露：“學堂之分初小、高小、中等、高等以及大學，循序漸進，不能躐越也。獨存古學堂無適相銜接之學級�！盵52]

　　這兩項因素還是就設立存古學堂的外緣情況而言，如果深入到已設立的存古學堂的內部情況來看，其難以實行更有其深刻的內因。就師資情況來看，若為存古學堂之教師，本應“博通中學經史、諸子、詞章各門學問之師儒”方能勝任，但在實踐中卻很難找到這樣的師資，前來應聘的教師多為常年浸淫舉業(yè)的人物，其本人多沿襲舉業(yè)中割裂凌雜之弊病，對中學并沒有系統(tǒng)的知識，如何能教好學生？據(jù)當年親歷過甘肅存古學堂的韓定山后來回憶說：“劉先生（按指存古學堂監(jiān)督）所聘到存古學堂來的教師，都是些未跳出舉業(yè)圈子的人物，他所布置的義理、辭章、考據(jù)這三門古學，那些先生們所知道的實在有限，要他們講授給學生以應存的古，實在有些南轅北轍。”[53]就學生的情況來看，由于學堂課業(yè)遠離當時社會發(fā)展軌道，如《教育雜志》1911年一篇時論對保存國粹的批評：“今日何日，一武裝之和平世界也，一優(yōu)勝之競爭世界也，人今而我古，人存而我亡，有心人方戚戚憂之，乃不知并力圖維，以與人抗，而欲存人之所亡者，以求幸存于斯世，是非悖時，即為頑固，有進無退之學術，而可如是乎？”[54]因此，學生對功課多不用心。韓定山回憶說：“盡管劉先生在那樣守經衛(wèi)道，以身作則的堅決提倡古學，但學生一般對課業(yè)不感興趣，講堂上的學習，只是隨鈴聲上下，虛應故事，課外對康有為的《不忍雜志》、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飲冰室文集》、《庸言》、《國風》等刊物，則好之如饑渴�！盵55]存古學堂的危機反映出官方的國粹主張在實踐中日益瀕臨破產的窘境。

　　官方國粹保存行動的流產，正是清廷統(tǒng)治已無可救藥的反映。歷史的悖論在于，由于清廷借用保存國粹來維持其統(tǒng)治秩序，隨著清廷統(tǒng)治及其威信的喪失，“國粹”、“國學”也被當作某種讓人不快的標識而長期遭人唾棄和冷遇。這是國學的不幸，也是民族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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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袁世凱條陳變法疏》，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一冊，第94頁。

　　[2]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學務綱要》（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5頁。

　　[3] 同上，第536頁。

　　[4] 同上，第537頁。

　　[5] 同上，第538頁。

　　[6] 同上，第544頁。

　　[7]《奏定大學堂章程》（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中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96頁。

　　[8]《兩湖總督張札設存古學堂文》，《東方雜志》，第二年第一期，1905年2月28日。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張之洞：《升任兩湖總督張奏設存古學堂折》（光緒三十三年），《東方雜志》，第四年第十一期，1907年12月29日。

　　[13] 宋�。骸渡蠔|撫請奏創(chuàng)粹化學堂議》（1905年11月5日），《宋恕集》，中華書局1993年版，上冊，第372頁。

　　[14] 同上，第371頁。

　　[15] 同上，第372—373頁。

　　[16] 同上，第374頁。

　　[17] 張百熙：《進呈學堂章程折》（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527頁。當時持此說者頗成風氣。如張之洞、劉坤一所云：“今泰西各國學校之法，猶有三代遺意。禮失求野，或尚非誣”（ 《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第一次會奏變法事宜》（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光緒政要》第三冊，總1605頁）；
陶模所云：“泰西諸國無科舉之故，入官必由學校，亦猶我中國三代以上之制有小學，有中學，有大學，即古人秀士選士俊士以次遞升之說也”（《陶模奏請變通科舉折》，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一冊，第99頁）；
吳汝綸所云：“西國學制，略與吾國古時暗合”（《答王繹如》（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吳汝綸尺牘》，第312頁）等。

　　[18]《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第一次會奏變法事宜》，《光緒政要》，第三冊，總第1614頁。

　　[19]《陶模奏請變通科舉折》，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一冊，第99頁。

　　[20]《李興銳覆議新政折》，同上書，第106頁。

　　[21]《張冶秋覆陳新政書》，同上書，第108頁。

　　[22] 吳汝綸：《與李季高》（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吳汝綸尺牘》，第132頁。

　　[23] 《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第一次會奏變法事宜》，《光緒政要》，第三冊，總第1604頁。

　　[24] 袁世凱、張之洞：《奏請遞減科舉》（光緒二十九年二月），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四冊，第118頁。

　　[25] 同上，第119頁。

　　[26]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四冊，第121頁。

　　[27] 同上，第121-122頁。

　　[28]《張謇變法平議》，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一冊，第111頁。

　　[29] 同上，第112頁。

　　[30] 《諭立�？婆e以廣學�！罚ü饩w三十一年八月），《光緒政要》，第四冊，總第2158頁。

　　[31] 吳汝綸：《與余壽平》（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九日），《吳汝綸尺牘》，第195頁。

　　[32] 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原載1902年《外交報》第九、十期），《嚴復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三冊，第562頁。

　　[33] 《商部奏請緩籌實業(yè)學堂經費片》（光緒三十年二月），《光緒朝東華錄》第五冊，總第5162頁。

　　[34] 吳汝綸：《與張溯周》（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吳汝綸尺牘》，第263頁。

　　[35]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重訂學堂章程折》，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第529頁。

　　[36] 吳汝綸：《創(chuàng)立學堂說貼》，《吳汝綸尺牘》， 第316頁。

　　[37] 吳汝綸：《與張尚書》（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吳汝綸尺牘》，第297—298頁。

　　[38]《論實業(yè)之效大于法政》，《東方雜志》，第一年第十二期，1905年1月30日。

　　[39] 同上。

　　[40]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條》，《退想齋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頁。

　　[41] 《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光緒政要》，第四冊，總第2238—2239頁。

　　[42] 同上，總2238—2240頁。

　　[43]《御史徐定超奏請飭廣設蒙養(yǎng)學堂折》（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第979頁。

　　[44] 《諭各學堂敦品勵行事》（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光緒政要》，第四冊，總第2497頁。

　　[45]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學務綱要》（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第535頁。

　　[46] 吳汝倫在其《開辦學堂呈稿》中即主張延日本教習教西學，而“別延中國教習，以崇德育”。見《吳汝綸尺牘》第318頁。

　　[47] 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嚴復集》，第一冊，第558—559頁。

　　[48] 同上，第559—560頁。

　　[49] 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國粹學報》，第一年第六號，1905年7月22日。

　　[50] 詳見拙作《國學在新文化運動前的一場自救運動》，《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年第1期。

　　[51] 莊俞：《論各省可不設存古學堂》，《教育雜志》，第三年第五期，1911年6月6日。

　　[52] 同上。

　　[53] 韓定山：《我所親歷的甘肅存古學堂》，甘肅省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0—111頁。

　　[54] 莊俞：《論各省可不設存古學堂》，《教育雜志》，第三年第五期，1911年6月6日。

　　[55] 韓定山：《我所親歷的甘肅存古學堂》，《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第112—113頁。

　　[本文原載于《儒學評論》第二輯（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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