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徐君，從北京寄來她和朋友們編的遇羅克文集，使我得以重讀《出身論》，以及與此相連的攪拌著整整一代青年的熱血的文字，在嚴寒的今夜。

　　最早知道《出身論》這名目，還是在三十年前，讀了輾轉傳來的一份皺巴巴的紅衛(wèi)兵小報；
當時，記得是起了深深的共鳴的。在六十年代的舞臺上，我曾經做過“牛鬼蛇神”，有過被圍斗和關押的經歷,“不準革命”。在洶涌而至的湍流面前，作為邊緣人物，怎么能不感奮于為所有被壓抑的心靈呼喊的聲音呢?其實，直到一九八○年，我才從官方的一份權威性報紙第一次讀到《出身論》全文。此時，作者已經同張志新等一起被追封為“英雄”了。一個人一旦英雄化以后，原來閃光的物質，往往會被掩蓋許多；
只有當他恢復為悲劇人物，人們才能從黑暗的深隱處看見生命的異質的光華。事實上，不出幾年，記憶中的烈士的鮮血就被沖淡了。正如魯迅說的，是“淡淡的血痕”。再過一些時日，恐怕連這淡淡的痕跡，也將快要消失為一片空無的罷?

　　單是為此，遺文的出版，就是一件值得稱幸的事。

　　然而，書的銷售并不見佳。這結局，本來早當料到的；
徐君偏不甘心，不惜掛了長途電話，希望我也來寫點文字代為鼓吹。無論對于死者還是生者，我能說些什么?記起魯迅在介紹德國女版畫家珂勒惠支時寫下的一段話，不禁頓增了無語的悲哀。他說：“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墻上有幾個劃出的圖畫，經過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這些里面，各各藏著一些意義，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也有幾個人懂得這意義。”我懷疑，最后一句是硬加進去的，恰如他給小說《藥》的末尾平添的花環(huán)一般。

　　他是絕望的。

　　我曾經這樣問過一位大學歷史系的青年教師：“你可否解釋一下，什么叫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想不到他像小學生碰到了微積分問題一樣，瞠然不知所答。

　　二十余年畢竟已成過去。許多流行的名詞、口號、徽章、儀式，已經不復存在于公共空間和日常生活之中。只要怯于言說，歷史就只能剩下一排空車廂。我讀過一些外國書，像《受害的一代》《生而有罪》等紀實性作品，或者像《我兒子的故事》一樣的虛構類作品，知道沙俄時代的貴族和軍官的子女、富農和“反革命”的子女、猶太人的子女、黑人奴隸的子女、甚至納粹的子女，他們帶著父母的不容置換的血統(tǒng)，如何屈辱地掙扎生活在蘇聯(lián)，在德國，在殖民國家，在充滿歧視、凌侮、殘暴、專制和黑暗的土地上。我所以知道，是因為在他們中間，畢竟有人敢于說出罪惡的秘密；
在世界上，畢竟有一些上帝的子女，懷著悲憫的心情關注著他們，探尋著他們，記錄著他們。他們如此珍惜自己的經歷，別人的經歷——廣大人類的苦難記憶。在中國，有哪一個用筆工作的人，曾經給予“黑七類”的子女——因為一道“最高指示”，便衍生出一個更漂亮其實更帶侮辱性的名詞，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同情的一瞥?誰還記得起他們?整個國家，在以每年十余萬種的繁殖速度累積的出版物中，至今沒有一種是以他們的命運為主題的社會學專著，哪怕文學專著!

　　然而，“出身”這東西，就像一塊長長的烙鐵燙在這些人的心上，劇痛和流血永無止期。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僅此計算便橫跨了三個十年，這是一個何等深重的傷口!這批先天的罪人，從識字開始，就害怕填寫各種與出身有關的表格。在一生中，他們遭遇了太多的障礙：參軍、招工、“提干”、求偶、進大學……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動物，天性馴良、柔弱，離群索居。在眾人面前，他們總是保守沉默，不愿談說自己的親人，甚至回避自己。生活，由來這樣教會他們認識自己的身份：異類，卑賤者，準專政對象。等到文化大革命起來，就又喑雋艘桓齔莆劍骸骯豐套印�。�?瞧詿?頤鞘裁茨?為什么要期待?難道真的存在著“人類之愛”?什么正義和良知，它們在哪里?有誰能說出它們在哪里?

　　一個叫遇羅克的說了!

　　這個孱弱的青年，內傾的青年，二十出頭就開始變得駝背的青年，如果不是屬于他們當中的一分子，不是過早地失去那么多，不是有著數倍于同代人的折磨一般的思考，他有勇氣說出他意識到的一切嗎?

　　他終于說了!當他伸手在《中學文革報》上點燃第一支火焰，那逆風千里的氣勢，頃刻間便驚動朝野。人們排著長隊購買它，閱讀它，讀者來信從全國各地像雪片一樣飛來，以致郵遞員不堪負載，要他的伙伴蹬著三輪車到郵局領取郵袋；
袋里的來信，每天都有幾千封�！冻錾碚摗�!多少怯弱的心靈因它而猛烈地跳動!多少陰郁而干涸的眼睛，因它而淚水滂沱!多少繃緊的嘴唇因它而撕裂般地號啕不止……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遇羅克不免要使用一種近乎狂熱的語言，表達屬于自己的思想。但是，他抨擊的目標是明確的，那就是老紅衛(wèi)兵鼓吹的“血統(tǒng)論”，中國式的“新的種姓制度”。這是抗議的聲音。他為他廣大的同類向社會吁求，從“形‘左’實右反動路線”那里要回來應有的權利：平等的權利，“革命”的權利，用當時規(guī)范的語言說，就是背叛自己的家庭、保衛(wèi)黨中央、保衛(wèi)毛主席、參加紅衛(wèi)兵的權利。

　　后來，我讀到了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聯(lián)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讀到了盧梭、洛克、潘恩，我才知道什么叫作“人”，什么叫作“人權”。不曾擁有人權的人算什么人呢?法國人勒魯在為百科全書撰寫的關于平等的詞條中說到，公民平等和人的平等是兩個彼此不同的、互不依賴的觀念，前者只是后者的一個殊相罷了。也就是說，僅僅要求公民平等是不夠的。他的結論是，要確立政治權利的基礎，必須達到人類平等；
在此之前，根本沒有權利可言。人人生而平等，這個現(xiàn)代人權觀念，大約已經寫進各個民族國家的憲法里去了。然而，我們——連這個詞也是虛構的，因為實際上只有遇羅克一個人——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還得為出身問題辯護。《出身論》說：我們是一批齒輪和螺絲釘，一模一樣的齒輪和螺絲釘，并不生銹，讓我們回到革命大機器那里去吧!

　　可憐的遇羅克!

　　他說的僅僅是這些。僅僅為了這些，當局便如此結束了一個人的生命；
而一個人，僅僅為了說出這些，便如此獻出了青春的生命，惟一的生命。

　　在紅衛(wèi)兵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我的一位“右派”老師見到我，這樣向我講說達爾文的進化論：“人第一要能生存。要生存，就必須適應環(huán)境，不然就要被淘汰掉。至于改造，那是退一步的；
因為沒有適應，也就沒有了改造�！笨墒�，已經適應了的人還會想到改造么?后來挨了批斗，才知道老師的話，原來是經驗之談。關于國民性，我們說過許多，要而言之，其實無非“適應”兩個字。原先在哪里，現(xiàn)在當然一樣在那里，——這就是傳統(tǒng)。

　　我們極力設法適應社會，從不要求社會適應我們；
我們的所有個人為社會盡義務，從不要求社會為個人盡義務。所謂人權，本來是包含了社會的義務在內的�？墒牵�在什么時候，我們曾經強迫過社會就范呢?

　　遇羅克，我們這一代的佼佼者，只要比較一下文集中的日記和文章，就會知道，這中間有著多大程度的區(qū)別。只要他跨出個人的房間，就會立刻變得拘謹起來。在日記里，他是一個懷疑論者，十足的思想者和革命者；
而在公開發(fā)表的文字中，總不免要蒙上一具庸人的面具。他那么認真地劃分“階級論”和“唯成分論”的界限，指斥工作隊抹殺了“階級路線”，認為所有的青年都不能放棄“思想改造”；
他以極其時髦的語言，鼓勵自己的同類握緊“戰(zhàn)無不勝的思想武器”，起而捍衛(wèi)“革命路線”，緊跟一個人干革命。這就是“重在表現(xiàn)”的全部。什么叫革命?它首先是千千萬萬個人的內在風暴，是合目的性的出路要求，是源自底層的巨大的歷史變動�！鞍褵o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從國家政要到草野小民，誰能確切地知道道路最終通往哪里?所謂“革命”，不過清掃一下塔樓而已。我們亂哄哄地幫忙清掃，然后有秩序地下來，回到原來的所在，一個依然滿布污泥濁水的地方。革命，或者變換了溫和的口氣叫改革，無疑是一種主體行動，然而始終外在于我們。革命成了主體。我們匍匐在它下面，以奴隸的語言乞討被接納的資格，然后從這資格出發(fā)，去恩許給我們以資格的人或神，謀取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我們是誰?我們是狗崽子或者不是狗崽子有什么區(qū)別呢?臨到最后，我們仍然遭到了拒絕。

　　人是一種烏托邦。人應當有無限發(fā)展的余地，但起點是有限的：生命，自由，追求幸�；蚍纯箟浩�。惟其是有限的、基本的，因而是最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謂人權，稱指的是個人權利，而不是集體的權利、社會的權利。現(xiàn)代人權觀念意味著個人權利永遠處于優(yōu)先的地位，無論什么時候，都不容許借用“集體”、“人民”、“社會”、“國家”的名義，將它犧牲在某一個人或集團手里。的確，權利觀念承認對權利的一定的限制，但限制必須受限制，而不能隨意地，也即無限地擴大到足以吞噬權利的地步，尤其是生命權。

　　然而，社會是強大的。權力無所不至。作為受難的一代的代表——遇羅克，隨著思想自由的喪失，竟是極其輕易地把生命權給失掉了!

　　遇羅克要做“革命者”，結果成了“反革命”。這是一個嘲諷。社會以不可違抗的意志翻云覆雨。我們的尊貴的學者總是詛咒革命，對于這樣一個滅絕理性的社會，居心叵測的社會，草菅人命的社會，除了革命，在你們所有寬容優(yōu)雅的療治方案中，有哪一個方案可以使我們免于恐怖?

　　革命總是無法預期發(fā)生。在沙漠中醞釀一場雷暴雨也許容易，要在缺乏一定濕度的人文空氣中爆發(fā)一場革命，則實在太難。世界革命是近代的事情。在中世紀以前，為史書所記載的所有的暴力行動都只能是造反、暴亂、政變，并非革命，如果沒有但丁和薄伽丘，沒有藐視教會的路德，沒有多疑的笛卡爾，沒有處心積慮引導人們把自己看作惟一合法的主人的盧梭，就沒有法國大革命。什么叫“近代”或者“現(xiàn)代”?因為在那里有人的產生。首先，這不是一個時間概念問題。如果沒有人，沒有人的生存空間，現(xiàn)代也可以退為野蠻的往古的。真正意義上的革命，都是帶有現(xiàn)代性的，為人立法的，是人的革命。革命只能給我們帶來自由和平等，帶來合乎人性的新秩序，而不是相反。遇羅克反駁“血統(tǒng)論”時，曾經辯護說社會影響超過家庭影響，這是正確的。正因為如此，人要成其為人，就必先改造社會。但是，他接著說，“我們的社會影響是好的�！焙迷谀睦锬�?“血統(tǒng)論”在一個共和的國度里居然成了問題。從四十年代開始，我們批判“人性論”；
直至八十年代，人道主義仍然大倒其霉，不是異端的理論，就是“偉大的空話”。在一個普遍缺乏人權觀念和個人道德的社會里，革命將從哪里獲取它的資源?遇羅克，一個富于革命熱忱的年輕的思想者，結果為一場號稱“史無前例”的“大革命”所扼死。應當說，這是合乎邏輯的。

　　可以肯定，一個連生命權也得不到保證的時代，無辜的死者絕對不只一人。正當遇羅克飲彈死去的同時，大批的黑七類及其子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迅速陷入死亡，有如一場鼠疫。我的熟人圈子本來十分有限，其中，便有不少人死于這場無妄之災：有槍殺的，有用棍棒打死的，有捆綁了推到河里淹死的,有活埋的，死后往往不見尸首。“革命”之前有法制，“革命”之際有權威，為什么都無法制止如此慘無人道的行為?長期以來，我們接受的惟有獸的教育，沒有人的教育。仇恨和殺戮是受到鼓勵的。我們只知道“階級敵人”，不知道他們是“人類伙伴”，不懂得愛他們，甚至根本不懂得愛。生命是同愛連在一起的。在這個世界上，既不被愛，也不能愛，遇羅克居然還會想到要一張叫作“革命權”——其實是政治參與權——的入門券，現(xiàn)在回頭看起來，未免太奢侈一點了!

　　此時臨近除夕,在這個最深最黑的夜晚，讀著遇羅克當年寫下的灼烈的文字，想著他存在或不存在的意義，心里是無邊的荒寒。

　　據說，當今社會已經消滅了階級，那么《出身論》將繼續(xù)以檄文的形式，還是以文獻的形式出現(xiàn)?其中的原則是永存的，抑或只配封存于歷史的記憶?那許多具有時代特征的話語，當變換了新的語境之后，是否仍然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說法?在人類解放的道路上，我們到底走了多遠呢?

　　“夜正長，路也正長�！蔽业哪X際不斷纏繞著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的結尾，眼前像有一個影子，漸漸向我走來。我看清了那是遇羅克。他那么孤獨。他走在同時代人的前面，卻又始終被西方世界拋在后頭。他越來越近地走向我，仿佛是一種提醒或催促，蒼茫間猛然記起他的詩句來：

　　千里雪原泛夜光，

　　詩情人意兩茫茫。

　　前村無路憑君踏，

　　路也迢迢夜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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