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立場：個人自由的優(yōu)先性

　　我們應該闡明自由主義的出發(fā)點，它的基本價值觀，以判斷一些有差異的主張能否歸到自由主義的名號之下，一些自稱的，或被攻擊的自由主義是否真是自由主義。

　　有人以當代西方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出現(xiàn)為據證明，自由主義在其西方發(fā)源地已陷人困境(言下之意是在中國更不值一提)；
有人說中國當下的自由主義言路是為富人服務，具有貴族性；
有人大談里根--撒切爾夫人政策的失敗(是否真是失敗?)，把具體政策混同于基本原理，由此得出自由主義破產的結論，有人以自由主義在歷史中的發(fā)展變化，描繪出以下圖畫：它被沖得七零八落，變得支離破碎。為回應上述種種批評，有必要弄清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是什么。

　　當“新左派”大肆批評自由主義時，其基本立場晦暗不明、游移不定，他們百般挑剔，說這種觀點是教條，那種主張過于簡單，但從不把自己的價值觀明確陳述出來。其實，說到底，雙方在基本價值立場上有分歧，讓我們把爭論直指問題的核心。

　　自由主義把個人自由放在最優(yōu)先的地位。

　　理論要說服人，就要徹底，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事物的根本不是別的，只有是人本身。說到人，首先是個人。

　　個人構成人群，構成社會，在發(fā)生學和本體論的意義上，個人是優(yōu)先。

　　人類以人為尺度看待萬物，而個人以自己為尺度看待他人和外物。每個人具有一套完整的神經和感受系統(tǒng)，快樂和痛苦首先是，最終也是個人的。因此，從認識論和價值上說，個人是基本單位。

　　雖然社會關系的影響在個人身上清晰可見，但在相同環(huán)境中人格與個性的歧異證明了個人主體性和獨特性的存在。

　　自由首先是個人的，不然，在非外族統(tǒng)治的專制下，談不自由或奴役就沒有意義。當我們說一個國家、一個階級不自由時，這一定指其中的大多數(shù)個人不自由。

　　強調個人自由在中國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在中國思想文化傳統(tǒng)中，這種因素最為匱乏，只是在本世紀初的啟蒙和新文化運動中，個人自由才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由于外患內亂，個人自由始終沒有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中心話題，更不用說得到社會或制度的保障；
90年代此話重提，展示了中國在下一世紀的希望。

　　這里所說的自由，是在政治和法律意義上而言，不是在哲學和審美層次上而言。不然，按黑格爾的名言：“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一個人若是通古今之變，即使在監(jiān)獄中也是自由的；
或者會如現(xiàn)代左派一樣，把電影、小說、音樂等一切文化形式都當成統(tǒng)治階級剝奪人民群眾自由的意識形態(tài)，把自己置于高于或對立于"庸眾"的位置。

　　個人自由的優(yōu)先性并不意味著抹殺人的社會性，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在理想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

　　以個人自由為出發(fā)點，派生出自由主義的一系列重要主張。

　　自由主義認為對個人財產的保護是保障個人自由的重要條件。歷史也證明，得到法律保護的私有財產權是個人自由的基礎。中國近年來有知識分子提出在憲法中補上保護私有財產的內容，這或是出于保障個人自由的考慮，或是想為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fā)展提供法律基礎。但是，“新左派”不斷攻擊說，那只是因為有人在私有化過程中發(fā)了財(或發(fā)了不義之財)，才要求以立法的形式保護個人財產權，這完全是蠱惑性的指控。我們應該關心憲法中應不應該有保護私有財產的內容，而不應該臆斷提出修憲者的動機。另外，保護私有財產當然是指保護正當?shù)玫降呢敭a，不然，“新左派”更可以振振有詞地指控說，只有小偷和強盜得手之后為使不義之財合法化，才求助于憲法。

　　自由主義認為，對個人自由的最大威脅往往來自政府，因此提出權力機構之間的制衡。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國有制條件下，國家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和濫用與對經濟權力的壟斷和濫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資本與權力的剝離有利于個人自由。而“新左派”始終只關心資本對于民主的威脅，他們所說的資本，指與國家權力相脫離的資本，這很容易導致放松對國家權力的警惕。事實上，他們認為威脅與侵犯的主要來源已由國家權力變成了資本。

　　自由主義最早，并且始終如一地倡導多元文化觀，主張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認同不同的道德文化價值，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自由。顯而易見，每個人有權選擇不同的文化價值，法律應保護這種個人自由，這一點必須是普遍的原則。有人引證加拿大社群主義者泰勒(Charles Talyor)的觀點，否定上述普遍原則。首先要問的是，動不動就把話語和權力與意識形態(tài)相聯(lián)系的理論家，這一次為什么不把泰勒的主張當成魁北克分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tài)呢(泰勒確曾深深卷人魁北克的政治運動)?然后可以指出，社群主義以多元文化始(只是針對個人自由和法律的普遍性)，但結果卻會自我否定。如果一個族群成文化共同體能以自己的獨特性抗拒普遍的準則和法律，那么它之內的次群也可以抗拒它，依此類推，最后選擇的自由還是只能落實到個人。

　　是否真正認同和捍衛(wèi)個人自由，是自由主義和其他理論流派的根本分歧。最近有人說：“如果一個人真正地堅持個人的權利，并承認這種權利的社會性，他就應該拋棄那種原子論的個人概念，從而具有社會主義傾向�！闭媸歉呱钅獪y的邏輯!難道只是社會主義才承認并保護個人權利?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呢?斯大林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文革時的社會主義?同一作者還奉勸人們去讀羅爾斯的書，似乎羅爾斯的經典作品證明了他的邏輯。但是，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恰恰主張自由的優(yōu)先性．并以字典排列的方式將其視為第一優(yōu)先規(guī)則。

　　國情與分析的理論框架

　　進入90年代之后，世界形勢發(fā)生了巨大的、深刻的變化，受此變化的影響，中國國內情況也發(fā)生了微妙而意義深遠的變化�，F(xiàn)實中各種現(xiàn)象的交錯，各種力量的沖擊，國外新思潮的涌入，使中國知識界立場和觀點相當歧異，總括起來可以說，分歧和對立集中于下列問題：中國目前情況如何，中國未來應當向何處去?不同的看法基于對國情有不同的認識，以及分析的理論框架大不相同。

　　相當一批人的思路和100年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路一脈相承，在現(xiàn)代化的總綱領之下，包括了對于自由、民主、富強的認同和追求。50年代以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使既定的思路豐富了內容，使某些方面更為鮮明、突出。簡單說來可以提三點：第一，“一窮二白”的社會主義和“大批資本主義”造成的貧窮落后使人們重新認識和評價市場經濟制度，看到經濟的高度計劃與集權和政治極權之間的關系，承認市場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
第二，“無法無天”、“全面專政”、家長制、一言堂造成的慘劇使人們迫切地呼喚民主與法治；
第三，長期不斷以各種名目進行的思想清洗和文化批判運動、"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真理觀造成的學術萎靡、文化凋零使人向往一種多元化局面。凡此種種，都與以前的導向一致，即反省、批判自己的傳統(tǒng)(除了幾千年的舊傳統(tǒng)、大傳統(tǒng)，還有幾十年的小傳統(tǒng)、新傳統(tǒng))；
繼續(xù)面向世界，學習先進，分享人類共同的文明和價值。顯而易見，以上諸方面和自由主義原理有不解之緣。

　　作為自由思想者，持上述立場的知識分子對當今中國的現(xiàn)實總合有批判性的態(tài)度和言論。他們批判官僚主義、批判腐敗、批判崇洋媚外，但批判的主要鋒芒，是針對晚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即在社會主義名目下搞極左的一套。因為正是這一套東西，而不是別的什么，造成了中國近幾十年的災難。他們還認為，從思想、理論上認真、徹底地對這一套東西進行清理，是尚未完成但必須完成的任務。改革開放20年來，堅持和深化這種批判，還是阻撓這種批判的對立斗爭，一直十分明顯。80年代"文化熱"中涌現(xiàn)的主要思潮和理論，歸根究底是針對中國現(xiàn)實，圍繞著這種批判進行的。熱衷于從理論到理論，從書本到書本的人，不能從歷史淵源和現(xiàn)實維度看問題，對他們而言，80年代的"文化熱"是一片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觀，他們只會挑剔各種理論預設，而把握不住基本方向。

　　90年代后期自由主義言說的冒頭，與時隱時現(xiàn)、時斷時續(xù)、時強時弱的上述清理與批判相互呼應，甚至共為一體。自由主義為這種批判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堅實的理論基礎，提供了建設性的方向，與這種清理批判的結盟或結合使自由主義言路的歷史感和現(xiàn)實性更強。當然，也使二者都成為“新左派”的攻擊對象。

　　90年代市場化的勢頭，腐敗的加劇和公正問題的尖銳對每一種社會思想立場都提出了新問題。老左派把全部問題都歸罪于改革開放、市場化，大力堅持他們的“社會主義”；
持反左立場的人中，一部分簡單地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市場經濟最終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而更具批判精神的人則沒有這種盲目樂觀，他們認為中國正處于十字路口，搞得好中國可以由此而建成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搞得不好則會有一個金權、家族統(tǒng)治的新型專制制度，就像在南美洲某些國家和印尼出現(xiàn)的情況一樣。他們看到了舊權力形式在新條件下的變化和活動，并不認為中國的危險只有舊式的、左的牌號--類似于反右斗爭和文化大革命，但堅持認為新形式的不公正根源在舊體制，批判和阻擋市場化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總之，他們在新形勢下堅持反左的大方向。當然，只有認為中國的左傾流毒既深且廣，至今仍有市場的人才會這么做。

　　看得出來，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比如沒有制約的政府權力和對人民權利可能的侵犯和危害，集中的計劃經濟與人們喪失權利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清理專制殘余和流毒的啟示和思想資源，但并未提供"中國向何處去"的答案，甚至連可直接運用的理論也沒有提供�，F(xiàn)在人們可以讀柏克、托克維爾、哈耶克、伯林等思想家的書，但他們寫書的時代條件與當前中國的現(xiàn)實相去甚遠。因此，我們只能將大師們(并不限于自由主義)的思想精華當作自己的思想養(yǎng)分，而不是指針，更不是教條。

　　“新左派”對當代中國的分析完全借重于一些外國理論家(比如阿明和華倫斯坦)的論述，這里就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他們的理論學說在其故土的地位和有效性如何；
第二，他們與中國當下現(xiàn)實的適切性如何。這里暫且不談第一個問題，只談第二個方面。

　　很容易發(fā)現(xiàn)，新左派思考的出發(fā)點不是現(xiàn)實，而是理論。為了把西方左派關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知識和概念運用到中國，他們對中國的國情進行變形和套裁，使之適合于當代西方新左和新馬的分析框架。讓我們對一個文本加以剖析。

　　汪暉在“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中力圖證明，進入90年代之后，中國的社會條件，甚至社會性質，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
政府的行為、職能、作用發(fā)生了變化；
知識分子的狀況，他們與國家的關系發(fā)生了變化；
因此，批判的對象和批判的思路也發(fā)生了變化。

　　如果中國國情變化之巨大和根本真需要我們思維更新、改弦更張，那么我們首先期待的是對于國情變化的有根據的說明。但論者并未提供這種說明，我們首先讀到，往下也一直讀到的是抽象、含混、暗示性的文字。比如此文在開頭時就說：“中國沒有如同蘇聯(lián)、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那樣瓦解，但這并沒有妨礙中國在經濟領域迅速地進入全球化的生產和貿易過程。中國政府對社會主義的堅持并未妨礙下述結論：中國社會的各種行為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行為都深刻地受制于資本和市場的活動。如果我們試圖理解20世紀最后10年的中國思想和文化狀況，就必須理解上述變遷及其伴隨的社會變化�！笔裁唇羞M入全球化的生產和貿易過程，90年代之前中國是否在過程之外?如何判斷一個社會或政府的行為深刻地受制于資本和市場的活動?談這些需要明確的標準、可靠的事實和大量的數(shù)據，但論者沒有提供一星半點，因此這么重要的國情判斷就只能流于印象、感想和任意性。

　　作者還說：“在中國的市場化過程中，國家資本、民間資本、外來資本之間的關系怎樣?新階級與社會其他階層的關系怎樣?農民與城市人口的關系怎樣?發(fā)達的沿海地區(qū)與落后的內地的關系怎樣?所有這些社會關系都需要置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特別是市場關系中來考察�！弊髡吡信e的上述種種關系，都產生于中國現(xiàn)實，我們當然只能在中國現(xiàn)實的和歷史的、政治的和經濟的關系中來分析它們，作者主張需要把它們置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來考察，這句模棱兩可的話有兩種含義，第一，要把它們從中國現(xiàn)實抽離，放到另一種認識框架中去考察，這當然是錯誤的；
第二，它們本身就存在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若如此，還需將其"置于"這種關系就令人費解，而其前提恰恰需要證明：中國社會關系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的。

　　我們和“新左派”的分歧關鍵之處就在這里，我們認為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就社會性質和政治制度而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和1949年建立，經歷50、60、70、80年代的社會和制度是一脈相承的，沒有革命、沒有斷裂、沒有質變。只有把中國的社會性質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才能把西方新左和新馬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診斷和批判搬到中國，才能開創(chuàng)一種新穎的言路。作者指責他以貶義稱呼的啟蒙派對中國問題只是“簡單地從政治角度來分析”(言下之意只是強調自由民主，不從經濟角度分析，即不去大批大反資本主義)，作者還指責他們“將自己的視野束縛在道德的層面或者現(xiàn)代化意識形態(tài)的框架內�！�(即從反封建、反專制的角度看問題)，都是譴責他們沒有把矛頭對準資本主義。

　　要證明中國社會現(xiàn)在是資本主義市場社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外國資本在中國國民經濟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決非易事。論者惟一明確一些的話是：“在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導致市場社會的基本形成和三資企業(yè)占據國民生產總值一半以上的時候，我們也已經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社會的問題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币陨险f法非常含混和隨意，而且看不到根據。關于1997年(即此文發(fā)表時)中國的情況，我們從權威的《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國國家統(tǒng)計局編)上所能得到的數(shù)據是，投資：國有經濟占總投資的52.5%，其余占47.5%(其中聯(lián)營經濟占0.5%，外商投資占7.8%，港澳臺投資3.8%)；
就業(yè)人數(shù)：國有經濟占總數(shù)的15.9%，聯(lián)營經濟占0.1%，外商占0.4%，港澳臺投資占0.4%，農民占從業(yè)總人數(shù)的71%。這就是中國的現(xiàn)實!還有一點重要的是非國有資產在法律上的地位，時至今日，憲法載明的是對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的保護，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性尚未在憲法中得到確認，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說市場社會在中國已經基本形成了呢?

　　把中國說成是市場社會，是跨國資本主義的一部分，其結果是把批判的視線從中國社會內部引開，“中國的問題已經同時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問題，因此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比如，“今天的腐敗經常表現(xiàn)在國際金融和貿易領域”。這種舍近求遠、避實就虛的"批判精神"真不知是因為糊涂，還是另有企圖。

　　當然，如果純抽象地從邏輯上推想，中國有朝一日也會發(fā)展到這一步，那時運用對全球資本主義的診斷和分析不一定正確，但至少不至于不切題。社會生活是如此復雜、發(fā)展不平衡。張春橋在1975年(那時中國多窮、多落后，多么社會主義！)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中，就可以大談資本主義的危險(張春橋為寫文章在上海郊區(qū)作過調查研究，很是下了點兒硬功夫)，何況20多年后大搞開放的今天。但不論對老左派還是“新左派”都有這樣的問題：能否根據一些現(xiàn)象和趨向，把中國面臨的問題和危機歸結成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對于資本主義的好與壞問題--準確地說應該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某個發(fā)展階段是否有進步意義，我們和新老左派有分歧，其中價值判斷部分很難說得清楚，但今日之中國是否為資本主義，卻是一個可以根據事實和大致得到公認的標準來判斷的問題。

　　認真說來，研究當代中國問題。有兩個方面應特別注意。一方面，要看到權力在適應市場化時的靈活善變，捕捉到它的新表現(xiàn)形式，但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們必須考慮這種可能性：市場與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模式結合的可能性，它以一種畸變形式支撐和延續(xù)這個模式。如果這種可能性變成現(xiàn)實，“新左派”會說，看，我們早就說過不要對市場期望過高!而自由派則會說，我們對這個模式的力量從來沒有估計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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