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魯迅抬棺者

　　2005年10月，一百零一歲的巴金先生逝世。在正式報道里，他是“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大師，杰出的社會活動家，著名的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七、八、九、十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很少有讀者注意到他的一個特別身份：“為魯迅抬棺者”。1936年10月，在魯迅先生的葬禮中，大約16位青年作家抬靈柩上車，其中就包括巴金。根據另一位抬棺人靳以的回憶，“棺材并不大，魯迅先生的遺體也很輕”。既然如此，為什么要有多達16名的青年作家抬棺呢？或許這正說明了巴金一代對魯迅的敬重，“抬棺”是一種儀式，表達著生者對逝者的追思。

　　巴金的逝世標志著“為魯迅抬棺者”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另一種抬棺者卻層出不窮，他們遠遠不止16人。1976年韋君宜去大連“學習取經”，訪問了一次市委宣傳部長，這位部長坐在將近一丈長的大辦公桌后面，口氣和他的辦公桌一樣大，說他們市里承攬了《魯迅全集》的注釋任務，動員了1萬人參加。但據韋君宜所知，他們只是負責一篇短文的注釋，是由一家學院分下來給他們的，最多不過10條。（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如此夸張的行動現在已經不再多見，但是類似的抬棺者并不少見，“抬棺”成為一種象征，生者通過高抬死者獲得資本和權力。從表面上看抬棺者“惟魯迅馬首是瞻”，實則“挾魯迅以令諸侯”。

　　抬棺者試圖為魯迅蓋棺，他們的存在恰恰說明為魯迅蓋棺為時尚早。抬棺或者蓋棺，關注的往往是“棺”，魯迅成為一個半死不活的符號，研究者借他人之名澆自己胸中之塊壘。在魯迅逝世70周年的日子里，如何激活魯迅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重回資料室

　　早在1980年代，魯迅研究就逐漸從“資料整理”轉型為“思想研究”。這無可厚非，對一個思想者的研究需要從思想入手�？墒�，一些學者把“資料整理”和“思想研究”對立起來，認為前者只是饾饤之學。在很長一段時間，由于國家的鼓勵和支持，對魯迅的資料搜集不計工本、竭澤而漁。1萬人負責10條《魯迅全集》注釋，當然是特殊情況，但至少有10名學者把自己的一生獻身于搜集魯迅的資料，如薛綏之、朱正、包子衍、馬蹄疾等等。有關魯迅的方方面面，他的故鄉(xiāng)、他的朋友、他的講演、他的住處乃至他看過的電影，都有非常詳盡的資料搜集�？上н@些資料整理者的工作并沒有受到重視，反而被后來的思想研究者不屑一顧，認為它們都與魯迅的內心無關。后者通過關懷、悲憫、絕望等詞語進入魯迅的思想世界，卻全然不顧魯迅在現實世界中是什么模樣。在用理念裁剪資料的情況下，凡是有利于魯迅形象的都被大加表彰，凡是不利于魯迅形象的都被視而不見。

　　一個將錯就錯的故事被研究者反復提起，用來說明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派”如何“圍剿”魯迅。但在我看來，它更說明了一些研究者如何通過改編資料“圍剿”魯迅的論敵。魯迅去光華大學演講，邀請者郭子雄曾在文章中提到次日徐志摩對他說：“你也真是有點開玩笑，去把魯迅請到學校里來講演，也不想到會引起什么樣的結果�！毖芯空甙丫o隨其后的一段文字略去不提：“我聽了嘴里只是笑，我怎樣回答志摩的責問至今已不能記起，只記得到后來志摩也笑了，好比天上掠過一層浮云，我們的友誼并沒有留下這些痕跡，還是像天一樣的青。我請魯迅來講演，不帶絲毫惡意，是志摩深知的，他了解我比任何人了解我深�！保ü�子雄：《憶志摩》，原載南京《文藝月刊》1936年3月1日，第八卷第三期，轉引自馬蹄疾：《魯迅講演考》，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可以看出，徐志摩并非對魯迅的講演本身有什么不滿，而是擔心講演有可能給邀請者帶來麻煩。但經過轉述，這個事情在一個叫瞿光熙的作者筆下就成為：“據說徐志摩對請魯迅到校講演表示非常不滿，在魯迅講演的第二天，他板起臉責備郭子雄說：‘你也真會開玩笑，去把魯迅請到學校里來講演，你不想會引起怎樣的結果！’”（瞿光熙：《魯迅在光華大學的一次講演》，原載《新民晚報》1960年4月6日，轉引自朱金順：《魯迅演講資料鉤沉》，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刊印，1979年）一個“據說”，就使笑著的徐志摩“板起臉”，同一件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但魯迅的講演記錄稿和講演消息都刊發(fā)在《光華周刊》上，未見光華大學的“新月派”有什么抵制行動。魯迅在這次講演的開篇即提到自己是坐汽車而來，并且表示自己沒有“還沒有被汽車般的價值”。從這個細節(jié)來看，光華大學對魯迅的講演抱支持態(tài)度。事實上，魯迅多次前去講演的暨南大學也有不少“新月派”成員執(zhí)教，目前尚未有證據表明雙方圍繞魯迅的講演產生直接沖突。

　　類似的“據說”，被反復提及又經不起考辨。資料整理者已經挖掘出歷史的蛛絲馬跡，思想研究者卻不愿花功夫拂去時間的灰塵。因此，我們需要重提一個常識：魯迅研究不能止步于資料室，但必須從資料室出發(fā)。缺乏對事實的尊重，不管那種研究宣稱自己如何深刻、崇高，都不值得信賴。魯迅研究專家孫郁曾提到：“史料研究是寂寞的，但我以為二十世紀魯迅研究中最堅實的部分，大約在這個領域。”這個說法聽起來有些傷心，卻又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狀。在一些思想研究者看來，把魯迅請回資料室有隔離魯迅之嫌，事實上這正是激活魯迅的有效方式。如今圍繞魯迅產生的爭論，很多是建立在道聽途說、流言蜚語的基礎上。雖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對魯迅了如指掌，可以將他的語錄背得滾瓜爛熟，卻對魯迅的論敵和歷史背景一無所知，最終只能以崇拜魯迅的方式埋葬魯迅。

　　尊重敵人

　　有趣的是，雖然有關魯迅的方方面面都有詳盡的資料搜集，惟獨對魯迅論敵的資料整理工作非常薄弱。以魯迅為標準的資料觀，使得研究者形成一種循環(huán)論證的邏輯：為什么魯迅批評現代評論派，因為現代評論派是“正人君子”；
為什么現代評論派是“正人君子”，因為魯迅批評過他們。如此循環(huán)，一萬年也不會動搖。至于現代評論派究竟是什么樣子？它與魯迅眼中的現代評論派有沒有區(qū)別？研究者一點也不關心。他們對魯迅論敵的了解來自魯迅，這就使得他們的觀點與魯迅完全重合。這與其說是惺惺相惜，不如說是亦步亦趨。

　　近年來，不少學者推動對魯迅論敵的研究，其中最為主要者當推胡適，魯迅和胡適之爭也變成一個焦點話題，并有上升為路線之爭的趨勢，以致出現“胡適還是魯迅”的問題。不管“揚魯抑胡”還是“揚胡抑魯”，這兩種觀點背后的預設都是魯迅和胡適無法兼容。不能否認，兩者存在差異，但是否完全對立，卻是一個疑問。胡思杜曾對羅爾綱講過，魯迅在三十年代初經常在報上用雜文罵胡適，他們多年不見，有年冬天魯迅去北京，到胡適家探訪，在將進書房時邊笑邊說：“卷土重來了！”羅爾綱從來沒有聞說胡思杜給哪個客人接大衣，這次胡思杜卻趕著幫魯迅接大衣。（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三聯書店，1995年）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找到其他能夠證明此事的證據，也沒有找到證偽此事的證據。不過，可以確認的是，魯迅和胡適之間既有沖突也有溝通�！昂�適還是魯迅”的表述，預設了這是兩選一的單選題，我更愿意把它改成“魯迅還有胡適”的多選題�，F代文化史上如此重要的兩位人物，為什么只能選擇其中之一？兩者并重并不等于否認兩者的缺點，以魯迅解胡適之毒、以胡適解魯迅之毒，難道不是更好的選擇？

　　如果無法做到兩者并重，不妨有所分歧，認同魯迅或者認同胡適屬于個人的價值判斷，也無可非議，但價值上的分歧需要以尊重事實為基礎。在魯迅和“左聯”的資料整理上下過不少功夫的王宏志先生，曾提到魯迅“還是在北京的時候，便已經跟一些支持政府的作家如陳源、胡適等有過嚴重的矛盾”。（王宏志：《魯迅與“左聯”》，新星出版社，2006年）這種說法就不太準確，因為魯迅與陳源、胡適產生矛盾主要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那時中國有相互對峙的北洋政府和廣州國民政府，支持這一個政府往往意味著反對那一個政府。王宏志語焉不詳地提到陳源、胡適“支持政府”，顯然會給讀者一種誤導。雖然在資料考辨的字里行間，王宏志時時透露著他對魯迅的贊賞之情，我卻不打算認定上述出入是王宏志的有心之舉，更愿意相信這是由于作者專攻“左聯”時期、對此前的中國現代史有知識盲點所致，只是這個盲點醒目了一點。

　　尊重敵人，是尊重資料的前提。如果缺乏這種必要的敬意，重回資料室沒有任何意義，最多只是攜帶一堆有利于自己觀點的材料出來，我們并不缺少這樣的魯迅研究專家。從職業(yè)道德的角度而言，在資料室里，只有真?zhèn)钨Y料之分，沒有敵我的概念。有人說，如果魯迅沒有抄寫十年古碑，他就不是魯迅。我們沒有這么多悠閑的時間，不可能在資料室住上十年。但是，我們完全可以做得到“少談些思想，多看點資料”。當然，思想和資料不構成矛盾。準確地說，我們需要少談些沒有資料基礎的思想，多看點激發(fā)思想的資料�；蛟S這樣，才能在魯迅逝世70年后將他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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