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被朋友所托，為某一銀行的紀念畫冊寫一點文字。不想幾日后朋友告我說，出畫冊的事暫時延期，因為這家銀行的前負責人“進去了”。這“進去了”的意思，自然是被“雙規(guī)”了。而被“雙規(guī)”的原因，想也不要想，無疑是經(jīng)濟問題。這位“進去了”的前銀行負責人曾經(jīng)是我一個部隊的戰(zhàn)友，復員后從銀行的基層職員做起，兢兢業(yè)業(yè)步步向上，終于做到了相當高的位置，卻也終于因經(jīng)濟問題栽了跟頭，不禁讓人唏噓：又一個貪官倒霉了！心中說不清是快意還是遺憾。

　　如今貪官如此之多，真是叫人感慨。早有人說過這樣的話：叫當官的站成一排，全部當成貪官，肯定有冤枉的；
隔一個定一個是貪官，又肯定有漏網(wǎng)的。更激烈的言辭是：如今貪官多得已如一個池塘里擠滿了魚，你想一條條去抓出來已不可能，只能閉著眼睛用漁叉去叉，叉到誰誰倒霉；
叉不到的依然逍遙自在。排排隊吧，改革開放以前，在全國擁有知名度的大貪官也只有張子善和劉青山。而當今時代，成克杰、胡長清、王寶森、慕綏新、馬向東、劉方仁……真是貪雄輩出，不勝枚數(shù)。不要多少時間，新聞媒體上便會曝出一批，如雨后春筍，并且前赴后繼，雖然前車傾復之鑒歷歷在目，后面的車還是不顧危險地一輛又一輛往這條道上開，其中原因到底何在呢？更有甚者，我一朋友數(shù)年前曾為某省交通部門寫過一篇“群英譜”性質(zhì)的報告文學，因為他們?yōu)檫@個省的高速公路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數(shù)年之后，我問這位朋友他當年歌頌過的那些英模人物現(xiàn)在如何了？他嘆口氣道：全出事了，無一幸免。當然也全都是栽在經(jīng)濟問題上。我想，當年他寫過的那一批建設英模，總不至于個個是貪婪嗜財之徒吧，為何都一古腦地成了貪官了呢？這其中一定有個人人品之外的原因。

　　有感于貪官層出不窮，不少人開始懷念起毛澤東時代，認為那個時代政治清明，官員廉潔，而把貪官的產(chǎn)生歸咎于改革開放和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社會活動的中心是階級斗爭；
在那之后，全社會的注意力才逐步轉到了發(fā)展經(jīng)濟上來。大量貪官的產(chǎn)生，確實與改革開放后社會經(jīng)濟活力的增強有關。如果僅以貪官的數(shù)量為衡量的尺度，似乎真能得出那個時代的政治比現(xiàn)在清明的結論。

　　但是切切不可忘了，那是一個經(jīng)濟萎靡政治恐怖的時代，雖然貪官不多，但是酷吏當?shù)�。以改革開放劃線，可以說：前多酷吏，后多貪官。如果能把前后兩個時代稱為酷吏時代與貪官時代的話，我寧要貪官時代。因為貪官只是私下里攫取了本應屬于公眾的財產(chǎn)；
而酷吏卻能明火執(zhí)仗地奪走你的尊嚴乃至生命。貪官雖然壞，畢竟是在一個有了經(jīng)濟活力的社會里才能大量產(chǎn)生，就像田地肥沃了，因為管理不善而生出了大批雜草。下一步的事情，是要通過科學的田間管理，使雜草不能肆意生長。而且，起碼我們現(xiàn)在可以堂而皇之地譴責貪官，揭發(fā)貪官，并要求社會逐步形成抑制貪官產(chǎn)生的機制。但在酷吏時代，我們只能三緘其口，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

　　我這樣說，有一點可能會遭人指摘：你可以舉出現(xiàn)在許多貪官的姓名來為所謂的貪官時代立論，但你能舉出多少酷吏來證明你說的酷吏時代呢？說實話，我舉不出幾個能稱為酷吏者的姓名，因為那個時代沒有絲毫新聞自由，我們不可能從報上知道某個酷吏干下了某種酷行。而且在社會變革、時過境遷之后，也極少有人能站出來為當年的酷行表示負責和懺悔。但是十年文革中所發(fā)生的種種令人發(fā)指的迫害人殘害人的惡行，除了大的社會政治背景，每一樁每一件難道不都是在某一級某一個干部或官員的具體負責之下實行的嗎？就說對張志新吧，如果說政治迫害、甚至在法律上判她死刑是由大的社會背景決定的；
那么在臨刑前殘忍地割斷她的喉管這樣具體的人身迫害，難道不是由某個具體的酷吏來完成的嗎？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可以在政治上將他定案為“叛徒、內(nèi)奸和工賊”，但是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毛澤東直接下令整死劉少奇的證據(jù)，那么把一個國家主席非人地折磨致死，難道不是某一個或幾個具體的酷吏所為嗎？只是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還有那些打砸燒殺起來毫不眨眼的紅衛(wèi)兵小將們，如果當了官，豈不都可成為酷吏？

　　近日讀李慎之文集，其中《被革命吞吃的兒子》一文是懷念他的老友李炳泉的，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照錄如下：“炳泉的專案組長是一個中年的女同志，據(jù)說審問炳泉時很兇，手段也很毒，比如像使他們夫妻互相揭發(fā)的招兒就是她想出來的，因此有人說炳泉其實是她逼死的。這個同志……可以算是炳泉和我的老部下了。人長得富態(tài)，也很端正，平常也是一個挺和氣的人，怎么會這樣手辣心狠呢？不過，只要熟悉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人，就不難理解，在偉大領袖的感召下，在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的生死斗爭中，在這塊革命熱情洶涌澎湃的土地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發(fā)生的，包括把人變成狼�！�

　　酷吏和貪官，其實是同一棵樹在不同氣候條件下長出的果實。產(chǎn)生它的根源同是不受制約的權力。酷吏可以很清廉，貪官也可以很和善，但他們是用不同的方式對公眾的利益進行侵害。

　　酷吏對應的是大行政治斗爭的社會；

　　貪官對應的是講求經(jīng)濟效益的社會。

　　酷吏以對異端的殘酷迫害來顯示對統(tǒng)治者的忠誠，并以此換取更大的政治權利力。

　　而貪官則利用現(xiàn)有的政治權力為自己謀取最大的經(jīng)濟利益。

　　所幸的是酷吏時代已經(jīng)過去。

　　而貪官時代，也應該是開始結束的時候了吧。

　　我想在那許多“進去了”的貪官們中間，許多人應該是有能力的、做出過貢獻的、本質(zhì)也不能算是多么壞的人。他們肯定不是圣人，圣人是不會為了貪財而損壞自己高潔人格的。在這個世界上圣人是極少數(shù)，大多數(shù)人都是凡人。凡人們雖然入了黨，當了官，也還是些有著七情六欲的凡人。不可能為著偉大的理想便六根清凈。凡是凡人，心中都有著世俗的欲望，貪財好色的本性，這種本性不是靠著入黨時莊嚴宣誓：“為了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奮斗終生”就能消除的；
也不是靠著嚴肅認真的“三講”教育就能升華的。社會和政府對貪官的制約，不但要在法律上使他們不敢，還要在制度上使他們不能！

　　曾經(jīng)看到過這樣的文章：中國的一個市長和某些外國的市長，所擁有權力上的差異可謂天壤之別。一個中國的市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所管轄的城市政治和經(jīng)濟的方方面面；
而一個民主國家的市長，不過是一個為社會服務的大干事而已，既不能用公款隨意請客，顯得羞澀的私囊也不允許他自掏腰包請人大吃大喝，更不用說干涉別人的經(jīng)濟、法律事務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了。像這樣真正的“公仆”，既不會有人到府上送錢去買官，又不能因為大筆一揮批準某項工程或某個承包項目而大拿回扣，就是想貪，又從何貪起？

　　官不貪，吏不酷，社會才是真正的經(jīng)濟有序，政治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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