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史家克羅齊嘗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即便歷史真的不會再重演，甚或歷史真的能夠被粉飾，我們依然需要對歷史進行不時的反省并從中汲取經驗；
尤其當一段歷史不明不白的時候，這種反省本身注定十分敏感、十分艱難。不得不萬馬齊喑的時候，我不得不將視角再次對準命運多舛的中國法政人，不管是正面、側面抑或背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難，我從來不敢說那些法政界的精英們，在今天就一定能夠人盡其材，就一定能夠不在現(xiàn)實政治中迷失自己。但他們在他們的年代中的遭際，總讓我忍不住濁淚潸然。錢端升是這個群體中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毀書之痛

　　1957年錢端升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后，鮮有文字留世。畢竟有近二十年的時間，錢端升就像消失了一樣。被打成“右派”之后，錢端升除了還是政協(xié)委員之外，其他的職位都被撤銷。不久后，錢端升被派到社會主義學院學習�！昂髞砺牳赣H說起那里的情況，在那里還比較輕松，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每天都開‘神仙會’，就是幾個人沒事在那里閑聊，也基本上沒有什么勞動任務，管理上也是比較松散。但是父親很苦悶，因為他是個閑不下來的人，沒事干，對于他來說是一種莫大的痛苦。這樣的狀況基本上一直延續(xù)到1973年�！�

　　錢端升在其晚年曾寫了一篇《我的自述》，大致回顧了其一生的大致經歷。其中曾提及錢大都所指將錢端升從苦悶中拯救出來的事：

　　值得一提，卻又令人深感痛惜的是，1962年我在北京政法學院奉命主編一部高等教育部擬定的教材，書名是《當代西方政治思想選讀》。其時，按原計劃我從五十六名西方著名學者的書籍中酌擇其要旨，由其他三人譯成中文約一百五十萬字，譯后由我最后校閱，并對原著寫簡短的介紹。全書成七、八篇，二、三十章，每章每篇也由我作篇章介紹，最后加以編者的長序。此項工程頗大，到1966年“文革”開始時，已譯一百二十萬言，其中約十分之六七已經經過我最后校閱；
我還部分寫出作者個人介紹�？蓢@“文革”伊始，這一小小事業(yè)就成了“革命”的對象，譯稿至今不知去向。

　　錢大都對此做了更詳細的說明：

　　這個教材沒有編寫完，文革開始了，書稿也隨著大革命的開始被紅衛(wèi)兵抄家抄走了。等父親平反之后再找這個書稿，早已經不知所終。這讓他很惋惜，不止一次的說到這個事情。

　　我們現(xiàn)在可能想不通，不就是一部編譯的教材嘛，沒有了大不了再從頭再來，這有什么好惋惜的？讀者諸君明見，“編教材可以說說是父親在那個階段唯一可以自慰的事情，然后就又是閑下來閑得發(fā)慌�！� 從一定意義上說，對于百無聊賴的錢端升來說，這本《當代西方政治思想選讀》已經成為其驅遣漫漫長夜的精神寄托，他不可能不為此感到痛惜。

　　事實上，錢端升的惋惜遠遠不止這一部《當代西方政治思想選讀》；
在文革期間，錢端升被查抄的還有其記錄了四十多年的日記，“更可惜的是，他從青年時代起有記日記的習慣，大約記了40多年的日記，也一股腦兒被查抄走了。在這40多年里，他到過許多國家，會見過許多名流，是凡他所見所聞，國內外重大事件乃至讀書心得，都擠時間記下來，不知這一大捆日記，如今淪落何處？因為從那時起，他受到嚴重沖擊被關進牛棚接受審查，而且下放到京郊延慶縣參加勞動�！� 錢端升日記的散失使得我們缺少了一份了解錢端升本人以及中國政治學學術史的可靠的資料，就其歷史價值而言，恐怕其損失要遠遠甚于《當代西方政治思想選讀》。余英時先生在評介胡適日記時說，“他的日記所折射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個時代的一個縮影。讀完這部四百余萬字的日記，便好像重溫了一遍中國現(xiàn)代史，不過具體而微罷了�！� 對于錢端升先生的日記，誰又能保證其價值在任何領域都一定低于胡適日記的價值呢？讀史至此，竟無語凝噎。

　　最感激周恩來

　　按照錢端升的后人提供的信息，“在爸爸和國家領導人的交往中，給我們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周恩來的交往，我們覺得爸爸最尊重的領導人就是周恩來。”

　　錢端升和周恩來大約相識于1945年、1946年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此后不久，錢端升還應周恩來之邀，去上海周公館與之討論國是。1949年之后，錢端升的經歷亦與周恩來對其的信任有著莫大的關系。錢仲興寫道：

　　所以我們相信解放后讓爸爸出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一定是周恩來的主張。當時在抗美援朝的形勢下，我國和許多西方國家都沒有外交關系，與這些國家的往來都是通過民間組織——外交學會來進行的。記得那時爸爸常接待外賓，較有名的如日本前首相片山哲，英國前首相艾德禮。

　　1956年美國大資本家伊頓邀請中、美、英、蘇四國的科學家在加拿大聚會，當時外交部認為我國沒人可去，就將邀請信壓著沒有報告總理，“后來被總理知道了，他說怎么就沒人可去？錢端升就可以去嘛！當時爸爸還擔心有人不放心他獨自去，就請示總理要不要帶秘書�？偫砗芊判牡卣f，就你一個人去。” 這個細節(jié)在胡適日記中得到了證實。胡適1956年8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劉鍇大使從Ottawa打電話來說，聽說錢端升近到Canada的Nova Scotia的一個美國人Cyprus Eaton的莊子上，參加會議。Canada Gov’t 特別（準）他入境”。

　　被打為“右派”之后，錢端升終日郁郁寡歡。周總理知道李四光和錢端升私交不錯，便于1958年的某日讓李四光找錢端升談談，安慰錢一下。錢端升當時對于被劃為“右派”亦希望能夠向人訴說�！八麄兗s在頤和園見面，走在頤和園后山的小路上，但由于李的秘書緊緊跟隨，錢端升始終未能把心底話說出來�！� 但是這次會面，的確讓錢端升感到極大的安慰。

　　1960年的一天，錢端升帶了全家去政協(xié)禮堂吃飯，飯后錢氏一家正在二樓的大廳里，突見幾個警衛(wèi)在催促那里的人群快些離去，錢端升一家只好加步準備離開�！巴蝗浑娞蓍T開了，只見周恩來大步走來，口稱‘端公’，爸爸只能停下�？偫戆参苛税职忠环�，說人應該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嘛！并對我們在場的家人都一一問及�！�

　　錢端升和周恩來再次見面就在1973年了。是時繆云臺先生自美國來定居，總理宴請繆云臺時亦邀請錢端升作陪。“爸爸引以為憾的是再一次見總理時，竟會是在向總理遺體告別之時。此后他只是把總理一人的相片掛在客廳中，表示對總理永恒的懷念�！�

　　正是基于這些，度過文革大劫的錢端升，對于周恩來非常感激：

　　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我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遭受了磨難。但是1960年春節(jié)和1973年周恩來總理兩次給予我親切的關懷和坦誠的鼓勵，卻使我永志難忘�？梢哉f，在那檢討不起作用，實事不能求是，呼吁不獲同情，妻兒不能幸免的多災多難的歲月里，我之所以能饑即食、病即醫(yī)，堅定地生存下去，是與周恩來總理的開導分不開的。

　　1972年尼克松訪華后，中美建交問題出現(xiàn)端倪。而就當時而言，中美建交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雙方資產問題。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蘇聯(lián)，凍結了美國在中國大陸的一切財產，而美國亦以美國境內的中國財產屬于中華民國為由，拒絕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皟蓢�要建交，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雙方的資產怎么解凍。對于當時的外交部來說，這是個難題，他們以前沒有碰到過。周恩來對他們說可以去找錢端升，這樣父親就被‘借’到外交部的條發(fā)司，研究檔案資料，應該根據(jù)什么法約來進行談判。外交部給父親派了個車，每天接他到那里去�！�

　　“1973年是父親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 1973年錢端升借繆云臺歸國宴請之機與周恩來見面后，周恩來決定讓錢端升出任外交部顧問，并在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上班。錢端升指出，“也正是由于他的厚愛，我方能在動亂尚未結束時的1974年就被安排到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任顧問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顧問。”

　　在這里，我們應該注意到，與思想改造中錢端升宣稱“為了求自己的進步，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為了對得起人民，對得起毛主席，讓我們高等學校的教師們以最熱烈的情緒卷入用批評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的高潮吧！” 等表態(tài)聲明相比，錢端升在晚年少了周圍的壓力，對于周恩來的感激亦已是發(fā)自肺腑而且出自真心的。當然問題又出來了。按理說周恩來學問上不如錢端升，人格獨立上亦在某段時間比后者差點。那么錢端升為什么還對周恩來如此感激涕淋呢？答案其實也很簡單，黨和國家當時又壟斷了一切生存資源，按照“皮毛論”的解釋，如果知識分子公然與黨國體制為敵，那么知識分子將必然因缺乏生存空間而無法存在。周恩來在此作為黨和國家統(tǒng)治集體中一位比較照顧知識分子的形象，盡管錢端升此前已經成為人民的“敵人”了，但周恩來依然能夠忽略這種政治上“賤民”的現(xiàn)實，給錢端升以積極的開導，由此錢端升才會對周恩來表現(xiàn)出異常的感激。

　　鵲巢鳩占

　　錢端升的故交費正清先生曾指出，“在此后的22個年頭（自1957年算，引者注）中，他住在北京的舊宅，或舊宅的一部分里，拿著少量的生活津貼，他的才能被湮沒�！� 費正清所指“舊宅的一部分里”屬于事實，并不算太唐突，文革開始后，錢端升家即所謂“舊宅”，隨即被一伙人以紅衛(wèi)兵的名義擠占，而此時錢端升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所以錢端升一家只能住在“舊宅的一部分里”。

　　那么這些擠占錢端升“舊宅”的到底是什么人呢？如同上引文章所示，錢端升的后人們因為種種顧慮只是說“被一伙人以紅衛(wèi)兵的名義擠占”，而錢端升先生直到晚年亦對此守口如瓶。據(jù)筆者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講，當時擠占錢端升家的其實就是北京政法學院的一些職工。

　　錢端升的房子被擠占問題，最后在喬冠華乃至周恩來等的關注下才予以解決。在喬冠華外長赴美參加聯(lián)合國大會前，周恩來亦要求喬冠華在赴美之前，再到錢端升家商討一下。喬冠華的傳記作者羅銀勝指出，“喬冠華領命后，馬上進入緊鑼密鼓的臨戰(zhàn)狀態(tài)。他根據(jù)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專程拜訪外交部顧問、在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上班的錢端升先生，商討赴美事宜。” 錢大都對于房子問題的解決有著具體的論述：

　　我們家原來住在離政協(xié)禮堂不遠的四合院，在“文革”之中住進了很多人，變成一個大雜院。還好，我們沒有被趕出去。后來喬冠華主持這項工作，到我們家去，他到我們家一看很吃驚：“你家里怎么成了這個樣子？”父親開玩笑地說：“門戶開放了嘛�，F(xiàn)在是門戶開放政策�！眴坦谌A說：“這怎么行，請他們回家�！眴坦谌A離開我們家之后，院子里的人很快就搬走了。

　　由此我們對于錢端升在文革期間的景況有多差，不能不有所深省。

　　費正清的詫異

　　其實，最令費正清感到詫異的，并不是錢端升一直住在“舊宅的一部分里”，而是錢端升思想深處的某種變化，盡管這種變化有著某種時代的背景。費正清在其回憶錄中，對1972年訪華時見到錢端升的情形是這么說的：

　　當喬冠華設宴款待我們時，他的老師，邏輯學家金岳霖和錢端升一起參加了宴會。真正是老朋友了，他們穿著新制服，坐著轎車到來。他們兩人都曾處于被隔離的狀態(tài)。錢端升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來，一直被排斥于社會生活之外。實際上，他就被安排就座于餐桌的角落里，盡可能地遠離主人。我?guī)缀趿舷胙鐣�供給他的只是幾根狗骨頭罷了。喬冠華以大家都能聽到的聲音建議讓錢端升、金岳霖到我們下榻的賓館來看望我們。顯然，這是在授權公安人員安排這件事。當他們來到我們房間時，我們都為舊友重逢而感到興奮激動。但他們對個人的遭遇卻只字不提。我向他講述了當我被指責與錢端升交往而同麥卡錫主義者爭吵時，他卻閉口不談當他被指責與我通信時的相同經歷。他加強語氣強調說，“中國將在今后5000年內遵循馬克思主義，”這就簡潔地給了我們一個信息——決不會這樣！

　　如果我們對錢端升保持同情之理解的話，錢端升的這種“加強語氣強調”可以看作時一種針對當時公安人員的監(jiān)控而做的一種樣子，此做法乃是保護自己的一種不得不為、不能不為的策略性方法。當然此種狀況也恰恰證明了費正清先生的另外一個判斷，“正如我現(xiàn)在所知道的，在1972年，文化大革命及其對專業(yè)知識階層的迫害和折磨遠遠沒有結束。毛主義者的平均主義仍然是把專業(yè)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降至一定程度的托詞�！�

　　幸好這不是費正清最后一次見到錢端升先生。1979年8月美國副總統(tǒng)瓊?蒙代爾訪華時，費正清再次隨行并前往拜見了錢端升，“我為有幸能夠陪同瓊?蒙代爾去拜訪錢端升教授一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作為對開明人士的一種表示而深感高興。”

　　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

　　1982年的時候，錢端升不顧他的身體不好，硬是參加了一個追悼會。這是為了悼念一位解放后被他動員從美國回來為國效力的，由于受到了不公正對待而死的學生。謝泳先生亦在文章提及類似的事情。謝泳轉引《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憶錄》中的材料，提及了一個叫做田保生的人：

　　田保生當年曾和凌其翰在國民黨外交部同事。凌其翰說，田保生出身清華，是錢端升的高足，后來參加第一屆高等外交官的考試，錄取后在國民政府外交部歐美司工作，四十年代末在聯(lián)合國辦事處工作。凌其翰對田保生的評價是：“為人質樸誠實，素為我所器重。他于返美前夕特到我寓所辭行，談到國內時局，竟無言失聲�！绷杵浜矂袼�：“你千萬不要悲傷了，須知黑暗已到盡頭，光明就在眼前，到了關鍵時刻，必須果敢地行動起來，拋棄舊世界，追求新世界，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而這個田保生和錢端升的聯(lián)系即在于，他當年之所以回國正是受錢端升的勸告才回來的。謝泳寫道：

　　1948年，錢端升到美國講學，許多人勸他留下來，胡適也勸過他，但錢端升還是放棄了優(yōu)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了中國，不僅他回來了，還勸他的學生田保生也回來，學生一般都聽老師的話，田保生毅然放棄了在聯(lián)合國辦事處的工作，奔歸新中國�；貋砗笤谕饨粚W會擔任國際法的編譯工作。凌其翰回憶說，“他埋首苦干，舉凡奧本海國際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伯斯合著的海上國際法等英文原著譯成中文，都有他一份辛勞�！笨上Ш髞硖锉Ｉ�和錢端升一樣，都成了右派，十年浩劫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自殺，后來才獲昭雪。

　　謝泳所述田保生和錢仲興所述一個學生的追悼會，是否同指田保生必須得在更多資料的基礎上查實。但是事實上，無論其是否是同一個人，已經不是特別重要，——如果不是同一個人的話，錢端升也只是再多經歷一次同樣的悲痛而已——重要的是，錢端升在自己白發(fā)蒼蒼的時候，來送別自己的學生。更為關鍵的是，這個學生本身“是錢端升的高足”，而且其回國，又是和錢端升本人的勸說分不開。那么，在錢端升自身難保的情況下，田保生的死于非命對于錢端升內心的撞擊就不難想象了：后悔？歉疚？無奈？……如此種種感情。個中之味恐怕只有錢端升自己知道。

　　中國人最怕的就是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錢端升經歷了這一切。

　　這次第，怎一個嘆息了得？

　　應該說，就中國法政人乃至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在文革期間的遭際來說，錢端升的經歷固然令人觸目驚心，但錢端升依然是幸運的。他的書和日記被毀了，但錢端升自己還活著；
他的房子被占了，但錢端升一家人還能相聚；
他發(fā)自內心的對周恩來感激，宣布馬克思主義還有五千年的壽命，但并不能完全掩蓋其早年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光芒；
他的學生被迫害而死，但錢端升畢竟還能在文革結束后以老邁之軀送別一程。這恐怕正是劫后余生的錢端升生活下去的動力和理由。

　　但從錢端升前半生的經歷和作為來說，無疑從1949年開始錢端升又是及其不幸的，尤其是反右、文革這二十年時間中，錢端升作為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學術無緣，與政治無緣，與知識無緣，所求不過“饑即食、病即醫(yī)”，已經不顧知識分子的尊嚴底線，不得不向權貴認錯、懺悔、卑躬屈膝自我否定。對于后人來說，這只不過換得一聲嘆息，畢竟文革中此類悲劇包括比錢端升還要悲慘千萬倍的亦不下千萬人。只是對于中華民族來說，對于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心靈史來說，這次第，怎一個嘆息了得？

　　2006年4月29日～5月6日于昌平舒云居

　�。ㄊ装l(fā)于中國政法大學《崢嶸》報2006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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