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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特區(qū)報》4月13日以整版篇幅，報道深圳市福田區(qū)街道集體企業(yè)進行體制改革的消息。

　　福田區(qū)的街道企業(yè)大部分創(chuàng)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主要是由街道辦事處或以街道辦事處的名義興辦起來的，到2002年開始改制時，已經有348家。十多年來，這些集體企業(yè)為繁榮地方經濟、推進社會發(fā)展，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經濟的發(fā)展，集體企業(yè)的產權形式和管理體制不斷暴露出很多問題。特別是由于政企不分，企業(yè)與街道辦事處之間人財物混雜無序，人員交錯任職，資金混合使用，資產共同占有，導致企業(yè)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因產權不清、經營不善而資不抵債。改制以前，全區(qū)街道集體企業(yè)凈資產為負2200萬元。為了改革現有體制，2002年4月，福田區(qū)成立了由區(qū)委書記任組長的集體經濟改制領導小組和由區(qū)長任主任的集體經濟發(fā)展指導委員會，在各街道相應成立改制領導小組和改制工作辦公室，具體承擔街道企業(yè)的改革任務。

　　福田區(qū)街道企業(yè)改革的最值得稱道之處，是以員工持股為主要的產權形式。具體辦法是：員工按照一定比例購買企業(yè)的凈資產，成為企業(yè)的股東。他們不但可以作為勞動者繼續(xù)獲得工資和其它勞動報酬，同時也享有作為股東的各種權利，參與企業(yè)的決策、經營管理和利潤分配。為了保障員工的這些權利的實現，福田區(qū)明文規(guī)定，改制后員工持股一律要占總股份的51%以上，經營管理班子的持股比例不得超過49%。對于一部分自愿選擇分流下崗的員工，街道辦事處負責做好安置工作，尋找再就業(yè)的出路；
對特別困難的員工，還給予一定的補助。

　　改革的另一個亮點是政企分開。福田區(qū)委和區(qū)政府按照“摸底、脫鉤、改制”的改革思路，在全面清產核資的基礎上，確定改革的目標：“街道辦事處與企業(yè)徹底脫鉤，企業(yè)徹底改制轉制，建立符合于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企業(yè)制度�！苯值榔髽I(yè)在“產權、財務、人員、名稱”等方面，都要同街道辦事處脫離關系。這樣改制的結果，一方面可以使企業(yè)擺脫行政權力的干擾，獨立自主地投入市場經濟，在自由競爭的浪濤里經受鍛煉，博取利潤，謀求進一步的發(fā)展；
另一方面，街道辦事處可以從企業(yè)的拖累中退出身來，一心一意地服務社區(qū)人民，管理份內的事務，為居民營造良好的居住環(huán)境和投資環(huán)境。

　　經過將近四年的努力，最近已經完成了全區(qū)348家街道集體企業(yè)的改制任務。改制后的企業(yè)扭虧為盈，實現了有序經營和可持續(xù)發(fā)展。

　　這個改革模式（《深圳特區(qū)報》稱之為“福田模式”）的最有價值的寶貴經驗，是員工持股和政企分開。它對于一切國有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的體制改革，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這些企業(yè)誕生于黨政機關的政治權力的母胎，從它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與行政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糾結，使企業(yè)在日益健全的市場經濟的大環(huán)境里，處于十分尷尬的地位：它們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市場規(guī)律的支配，又由于行政權力的庇護和干擾而逃避市場經濟的約束，承受非經濟的壓力，以致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既破壞了市場經濟，也阻礙了企業(yè)自身的發(fā)展。所以，實行徹底的政企分開，全面地擺脫行政權力的庇護和干擾，應當是一切國有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的共同出路。

　　需要指出，以員工持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模式，早在十幾年前就在山東諸城縣推行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來有些國有企業(yè)參照這一模式，在股份制改革中，拿出一部分股權，無償或低價分配給職工，卻被當時的經濟工作最高領導人斥為“國有資產流失”、“私有化”，因而被迫恢復原狀。此后，員工持股就不再被提起�！案Ｌ锬Ｊ健钡某霈F，再一次反映了以員工持股為主要特征的股份合作制的魅力，說明這種改革模式在當前的企業(yè)改革中仍然有它的積極意義，應當受到足夠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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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持股是“福田模式”的最具實質意義的變革。用庸俗的斯大林主義的眼光來看，從“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集體企業(yè)改為員工個人持股的股份合作制，是“私有化”，是“倒退”；
但事實上，這個變革卻是最符合于馬克思主義的“公有化”，是對舊有的落后的生產關系的突破，是大踏步地前進。

　　為什么這樣說呢？這要從“公有制”的科學含義說起。

　　長期以來，人們都把國有制看做是全民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高級形式；
集體所有制則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初級形式。這是斯大林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提出來的謬論。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應當是在資本創(chuàng)造的物質基礎上，實現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結合，實現“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在協作和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也就是“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梢姡�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一種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相結合的占有方式：一方面，勞動者共同占有他們用以勞動的生產資料，任何個人都無權分割；
另一方面，在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中，每個勞動者都享有一份屬于個人的所有權；
兩者缺一就不成其為公有制。國有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名義上是全民所有、集體所有，但生產資料所有權卻被管理者和有關的權力機關所操縱，勞動者無權過問。他們既不能參與決策，也不能分享企業(yè)利潤，哪里是什么公有制呢？實際上，這是一些處在三叉路口的經濟，它們的出路，或者是公有化，通過股份制改革，實現資本社會化，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結合；
或者是私有化，被管理者侵吞而成為官僚所有制企業(yè)；
或者是維持不公不私的官有模式，而維持原狀是不能持久的。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fā)展，許多國有企業(yè)的管理者在主管部門的默許或相互勾結的情況下，化公為私，實際上已經從國家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蛻化為權貴所有制或官僚所有制。這種所有制是比資本主義所有制還要落后的占有方式，它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是必然的。所以，把它改制為員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是把落后的所有制改革成為具有公有性質的占有方式，這種改革取向不是私有化，而是公有化，不是倒退，而是前進。這才是“福田模式”的重大意義之所在。

　　當然，由于我國的生產力水平不高，市場經濟建立未久，加上專制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傳統觀念的影響很深很廣，社會習慣勢力和政治權力的滲透無孔不入，因而，新建立的具有公有性質的股份合作制企業(yè)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發(fā)揮它的先進性和優(yōu)越性，還取決于勞動者和管理者的主觀條件和客觀環(huán)境。但無論如何，“福田模式”的改革是值得稱道的，希望福田區(qū)和深圳市的有關黨政機關珍惜這些企業(yè)的改革成果，為它們創(chuàng)造更有利的條件，使它們能夠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健康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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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田模式”的理論意義不僅在于占有方式的公有化，它還表現為馬克思主義自由觀的實踐，因為勞動者持有股權，實現了他們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結合，正是實現馬克思主義自由觀的重要途徑、重要方式。

　　馬克思的自由觀，或者說，馬克思的自由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馬克思接受了前代思想家的古典自由主義，又以他的歷史唯物主義充實了自由主義的內容，構成了自己的自由主義體系。

　　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的直接繼承。首先，自由主義的核心是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早在十六世紀，歐洲的人文主義者和反人文主義的托馬斯學派，就曾分別提出“上帝創(chuàng)造的萬民生來自由和平等”、“人生來就是自由的”這樣鮮明的命題；
十七世紀的英國啟蒙學者約翰*洛克則在批判為君權神授辯護的“人類不是天生自由的”這一謬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他的政府理論；
更為人們熟知的是法國大革命期間發(fā)布的《人權宣言》，它明確宣布：“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馬克思完全接受這個自由主義基本觀點，他在他的早期著作里指出：人的本質特征，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類的本質”。其次，古典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自由是在理性指導下的自由。洛克在《政府論》一書里談到：“人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為基礎的。”康德則指出：“人是一種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馬克思接受洛克、康德的看法，認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質”，它“使人們成為理性的存在物”。第三，自由主義認為人的自由權利是由法律規(guī)范的，洛克指出：自由是指人們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處置自己的行動和全部財富的自由，“法律的目的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泵系滤锅F也說：“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薄度藱嘈�言》第四條規(guī)定，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僅得由法律規(guī)定之”。馬克思也承認法律對于自由的重大意義，認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第四，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馬克思則特別重視“每個人的自由”，如“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前提條件”，“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fā)展”等等。在馬克思看來，自由不是多數人還是少數人的自由，也不是哪一個階級或哪一部分人的自由，而應當是每一個人的自由，從這里也可以看出，馬克思是認同自由理念的普適性的。

　　以上四個方面的簡單介紹說明，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接受了、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思維成果，但他不是單純地接受和繼承，而是以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豐富了自由主義的內涵，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他把自由的價值觀，升華為對人類未來社會的崇高理念。他認為未來的社會制度將是“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的制度”，這個社會的基本原則是“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fā)展”，構成這個社會的細胞是“自由人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倍鞲袼挂仓赋觯�未來的社會制度將“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在這個社會里，人將“成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自由，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理念的核心內容。（二）自由的實現程度，取決于生產力發(fā)展水平。馬克思說：“人們每次都不是在關于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規(guī)定和所容許的范圍之內取得自由。”這個判斷，既說明了自由受制于一定物質條件的局限性，我們不能對自由的實現懷著不切實際的要求和期待，同時也表明了“在現有的生產力所規(guī)定和所容許的范圍內”爭取實現最大限度自由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三）馬克思主張“以自由、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生產條件”，“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而“生產者不占有生產資料是不能獲得自由的”。在這里，他認為自由的最終實現是同聯合和占有聯系在一起的，這樣，他就把爭取自由、爭取解放的斗爭同爭取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努力結合起來了。由此我們可以明白，馬克思為什么把公有制定義為勞動者在聯合占有的生產資料中享有一份屬于自己的所有權，因為勞動者只有占有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才能獲得自由，從雇傭勞動者轉變?yōu)樽杂蓜趧诱撸?br>只有這樣，他們才具有成為企業(yè)主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物質基礎。“福田模式”之可貴，不僅在于它改變了生產關系，使之適合于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而且為勞動者提供了自由勞動的客觀條件，創(chuàng)造了使他們成為企業(yè)主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物質基礎；
同時，也為國有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的改革，樹立了一個良好的范式。

　　對于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來說，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具有十分普遍的意義，它可以涵蓋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改革的指導。長期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只注重馬克思主義中那些具有時代局限性的理論思想，如階級斗爭、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等，甚至為了適應政治的需要而加以夸大；
而對于其中一些具有普適性的理論思想，如它的歷史觀、自由觀、人道主義，等等，則有意無意地回避、抹殺，甚至肆意曲解。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雙重的扭曲，已經給中華民族帶來非常嚴重的不幸后果。就以自由主義來說，許多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至今還在排斥自由主義，拒絕承認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的來源之一，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把自由冠以“資產階級”的頭銜，將爭取自由的努力貶斥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不遺余力地口誅筆伐，加罪懲處，從而扼殺了自由民主在中國的發(fā)展。這不但同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而且直接違背了憲法關于公民自由的規(guī)定。

　　在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上，許多思想家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奮的思維成果，為我們留下了無比珍貴的精神遺產。但是，任何哲人的思想體系都不可能是盡善盡美的，馬克思主義也不例外。它既包含具有普世價值的真理，也不乏已經沒有實際意義的過時理論，還有一些帶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的幻想，更有許多被后人扭曲得面目全非的觀點。因此，我們要繼承這份寶貴的理論遺產，不僅需要正本清源，去偽存真，還需要披沙瀝金，擇善而從；
特別要探討、發(fā)掘馬克思主義的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思想，包括它的自由主義在內。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對于我國的改革開放和今后的長期建設，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希望它能夠引起理論界的關注和重視，

　　2006年4月19日初稿，5月14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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