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字面意思看，流氓就是失去故土的人。文化史家朱大可對流氓的歷史有過精彩的論述。失去故土的流民百姓，其心態(tài)當(dāng)然不會太平常，他是暫時的、過渡的，得過且過的賭博式活著，撞大運式地賺出活法兒，他的言行舉止都少了生活的理性，沒有長遠的考慮，他有的只是生存的邏輯，諸如暴力、血酬一類。真正的民眾說他是混混兒。一個混字，說盡了流氓的本質(zhì)。城里多流氓，城市市民多無家園、鄉(xiāng)土的感覺，城里流氓人擠人，城里流氓成堆兒撮。

　　流氓多了，就會出現(xiàn)無序、混亂、危及大家的生活的局面。流氓們在打殺中分出了大小，這時候，流氓們不得不有所改變。就像蛹變蝴蝶一樣，流氓們把“混”字放在心底里，而開始為自己文飾�；靵y的人群一經(jīng)文飾，就像風(fēng)吹過流沙，沙聚的地方有了某種秩序。比如，流氓成群，大小成幫，聚幫成黨，有了群、幫、黨，流氓的力量就如同超人一樣，為所欲為、無所不能。歷史有惡推動，文明有流氓創(chuàng)造。流氓們說，人群需要他們才成社會，社會誰都離不開誰，社會需要秩序，秩序是管出來的，社會總要管的。故流氓雖多在城市，卻不妨礙是城市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文明。墨索里尼帶人進了羅馬，羅馬才有了一個現(xiàn)代的樣子。墨索里尼跟他的流氓軍師洛可先生想出了一個詞：統(tǒng)合主義，就是要讓流氓們和百姓們相安無事地接受彼此被捆綁或說聯(lián)盟在一起的生存格局。捆綁、聯(lián)盟、統(tǒng)合，就是法西斯一詞的字源。

　　社會要管，這種思維給予了流氓很多的方便。就像硬道理和軟道理，大流氓和小流氓，必須管著才好。大流氓管著小流氓，一個“管”字，是流氓心智里最了不起的思維認知，雖然他的生存仍是“混”，但管久了，流氓擺脫了打打殺殺一類的街頭狀態(tài)，而進入了客廳、廣場、大會堂、國家層面。我在羅馬街頭欣賞墨索里尼時代的建筑，那種重光帝國時代的建筑夢想，雖然用大理石圓柱建造成了的大會堂跟帝國時代的萬神廟不能相比，但多少有著巍峨或崇高美學(xué)的影子。流氓管理國家社會的要義在于這種正經(jīng)，管的大流氓們就從老大、斧頭幫幫主一類的角色轉(zhuǎn)換成“領(lǐng)袖”、“元首”。如果流氓的“管”不能一本正經(jīng)，那么流氓的存在就失去了喜劇效果，而跟他們的來路，跟黑社會的混混沒有任何區(qū)別了。但“管”起來的流氓跟混著的流氓，只有五十步百步之別，何況在大流氓的管治下，真實存在的則是眾多小流氓們的混，有老大罩著，小流氓們樂得“悶聲大發(fā)財”，混吃混喝混天黑了。

　　對大流氓的感恩是小流氓們常做的事。金庸感受大陸的文革時代，而在《天龍八部》里寫丁春秋，在《笑傲江湖》里寫岳不群，在《鹿鼎記》里寫神龍教，就因為感受真實而寫得很傳神。但流氓的存在既成生活的前提和條件，市民百姓們也會對大流氓感恩。比如墨索里尼上臺后說“讓火車按時開動！”此話成為名言，如同上帝說要有光一樣。因為這個大流氓確實讓意大利的火車按時開動了。流氓創(chuàng)造了文明，甚至流氓也通向了民主。流氓民主論者就認為，無論流氓是張三李四，是阿貓阿狗，只要他們按程序，在臺上斗爭、打殺，社會就會發(fā)展進步，民眾就會受益。據(jù)說這是一種弄假成真的民主，是哄騙流氓的結(jié)果。流氓管人、統(tǒng)治、盤剝民眾，有人幫他數(shù)鈔票的同時，一方面恭維流氓，你長得真帥啊，你這樣下去，明天就會得到大家的愛戴；
另一方面勸導(dǎo)民眾，他還不錯，肯聽意見，大家都哄一哄，騙一騙，他就會變成好人的。有人甚至說，這個秘密是公開的，所以大聲說，大家可以“騙來一個新體制”。例如臺灣，有人就說，它的民主過程其實是流氓打架斗毆的過程。最初是大流氓讓大家搞假民主，形式民主，但程序有了，大家都參選，就弄假成真了。另一方面，盡管臺灣的流氓極多，臺上競選的都是阿貓阿狗不三不四的混混兒，但在選民的鼓噪下，流氓越來越表現(xiàn)出正經(jīng)人的樣子。

　　流氓民主論有大批的信奉者。但是，對流氓史漫長的地帶來說，人們更信奉穩(wěn)定論。據(jù)說，法律也承認，不公正勝過無秩序。暴君勝過暴民，流氓勝過亂世。他們習(xí)慣了流氓的存在，他們往往患有極深的、甚至不為己知、不為自己承認的綁票心理，他們把流氓當(dāng)作一個文明必然的人格來接受。尤其對大流氓，他們覺得那是自古而然天經(jīng)地義的，是超出他們之上的成功人士，是他們需要的須臾不可離棄的權(quán)威，是他們生存于世的最有效的裁判。因此，他們甚至接受不了流氓民主論，他們的神經(jīng)心智聽不慣各種流氓在臺上吵嚷、揭老底、打架，一統(tǒng)天下，耳根清靜，多好。為什么呢？因為他們也是流氓。

　　一個流氓社會里的大小流氓不承認自己是流氓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了，可憐的倒是那些被他們管著的大小馴民們不承認統(tǒng)治他們的是一群流氓，官員、干部、公務(wù)員、服務(wù)生，這是他們給予流氓們的榮譽。他們已經(jīng)不考慮流氓的未來，似乎流氓是跟文明相始終的一類人。既然如此，流氓統(tǒng)治他們就是一種“必要的惡”。的確，在諸如家族、部落、種族、國家等文明單位里，流氓是最為重大的人格形式之一。但這并不意味著流氓在任何文明單位里都能永遠地混下去，永遠地管下去，用我們古代漢語的話，“唯彼作威，唯彼作福，唯彼錦衣，唯彼玉食”。對流氓的馴服是文明演進史上的重大課題。從馴服家庭的流氓開始，到馴服國家的流氓，人類已經(jīng)取得了相當(dāng)多的成果�，F(xiàn)代文明最重要的收獲就是讓每一個人自成主體，讓每一個發(fā)揮創(chuàng)造潛能。就是說，在個人無限豐富的創(chuàng)造力面前，流氓的“混”與“管”都是一種需要審判的罪惡。

　　但遺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其“明德”，都認知到人的目的性和人的創(chuàng)造力。他們在擺脫自身的流氓屬性方面總顯得三心二意，不夠有信力，有慧力。比如他們總要搞一下比較、權(quán)宜，他們說，民主是他們同意的，但他們覺得一個企業(yè)內(nèi)部必須獨裁才行；
企業(yè)怎么發(fā)展，必須聽一個人，所以他們要呼吁善待企業(yè)流氓，要鼓勵企業(yè)流氓們放心大膽地騙錢。他們還說，比起法西斯德國來，意大利的流氓政治就是一種“較輕的害”。甚至在今天，全世界的政治經(jīng)濟秩序都顯得疲軟無力的時候，各階層、種族、地域、利益集團爭權(quán)奪利的時候，他們會想起墨索里尼把大家捆綁在一起的辦法，那種辦法似乎是有用的、有效的，那種辦法今天在東方國家的部分實踐正成為大家羨慕的對象。

　　但流氓就是流氓，這里沒有任何假借。有的大家長對內(nèi)不錯，或說是仁慈的權(quán)威，或是由家庭成員民選出來的，但他們對外卻是流氓十足的。有的國家似乎上層共和了，但它的元首和共和機制卻也是流氓十足的。有的民族已由民主致富了，但一提起它的毛病，它的全體成員就會跳腳大罵。對流氓家庭、流氓民族、流氓國家的態(tài)度幾乎是文明史上最為蒙羞的一頁。直到今天，人們?nèi)詿o誠實地表達對流氓的嫌惡之意志。文化史家、政治哲學(xué)家、社會學(xué)家們甚至多把流氓當(dāng)做人類社會的常態(tài)。

　　對待流氓和流氓社會，作為旁觀者，參與者，人們有時候不得不表態(tài)。遺憾的是，大多數(shù)人的態(tài)度是不正當(dāng)?shù)摹Ｒ驗樗麄冃睦镉袡?quán)宜。墨索里尼統(tǒng)治的二三十年代，意大利確實被管得相對有序，他也得到國內(nèi)大多數(shù)人的支持。在外面，蕭伯納崇拜這個流氓，說“終于有了像似負責(zé)任的領(lǐng)袖”——我們得原諒蕭，因為他的意思是說，在這之前，各國的大流氓只混不管，蕭只是誤把墨索里尼說成社會主義同路人；
龐德公開支持意大利國家流氓，說墨索里尼延續(xù)了杰斐遜的事業(yè)——我們得原諒詩人，他不懂政治；
弗洛伊德送親筆簽名著作給墨索里尼，把這個流氓稱為“文化英雄”——我們得原諒大師，他在尋找文化的出路時饑不擇路；
美國駐意使節(jié)查德替流氓的自傳寫序，稱墨索里尼是“此空間此時間最偉大的人物”——我們得笑話美國人的幼稚，改不了見老大就拜的幼稚��；
丘吉爾則在流氓起家的時候就稱贊他，說墨索里尼是“活著的最偉大的立法者”和“列寧主義毒藥的解藥”——我們得笑話這只狐貍，就這么出來混，最終是要還的，英國為它的鄉(xiāng)愿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今天我們都知道墨索里尼是什么人，一個流氓，一個喜歡在陽臺上發(fā)表演說的丑角和小打小鬧的流氓，甚至可憐地做了希特勒的傀儡。我數(shù)次在流氓演講的陽臺下走過，那里早已成為人民閑庭信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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