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5年5月發(fā)生的胡風（1902—1985）事件迄今已整整五十年。在歷史塵埃早已落定的今天，這個事件的主要制造者、參與者和許多受難者大多已遠離我們而去，而遭殃及的健在者也都是耄耋老翁了。但是，這個事件留下哪些特別內(nèi)涵值得我們長久記憶呢？對這個悲劇本身災難性的規(guī)模、影響、意義與走向及其前因后果，我們能作出今天所能認識到的回答嗎？我以為，我們?nèi)绻�把胡風事件放到涉及毛澤東（1893—1976）施政方略這個高度，去尋覓至今尚存的謎團，似乎才能夠破譯這個事件的密碼。

　　胡風事件所起的歷史作用，較之前所發(fā)生的電影《武訓傳》批判運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乃至對“高饒反黨集團”的批判，從歷史鏈條的環(huán)節(jié)上看，都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在以后歷次實際政治較量的操作中，唯有胡風事件一直被作為開展政治斗爭的“驚堂木”的警告符號，而貫穿于中國政治風暴的全過程，直至這場風暴完全平息為止。20世紀80年代為胡風冤案的平反，竟歷經(jīng)三次（1980年、1986年、1988年）才最終徹底平反，這也是全國所有冤、假、錯案的平反中的唯一。綜觀全局，胡風事件的獨特意義，由此也得到了突出的顯現(xiàn)。

　　毛澤東晚年曾高度概括自己的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推倒蔣介石，二是發(fā)動“文革”打倒自己身邊的第二把手劉少奇。（毛的原話大意是 ：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把蔣介石攆到幾個海島上，一是發(fā)動了“文化大革命”。）對于劉的不滿，毛在1950年3月意欲批判電影《清宮秘史》受劉的擱置時就初現(xiàn)端倪了。雖然毛與劉這次政治較量聲色未露，其內(nèi)心郁積的憤懣，遲至1967年4月1日，才通過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的發(fā)表大白于天下，但事情的發(fā)生，則早于胡風事件五年之久。

　　1956年4月25日，胡風事件剛過，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報告，談到“頂級反革命分子”時說：“什么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zhàn)犯宣統(tǒng)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保ā睹珴蓶|選集》第5卷第282頁）毛在這里把無職無權的、當時連工作崗位都尚未確定的一介文人胡風，列于一連串曾經(jīng)顯赫過的人物之首，絕非偶然。原因何在？在于毛潛意識的未來的棋盤上胡風事件還要派上更大的用處。胡風事件搞定后，無論對于開展意識形態(tài)斗爭，還是開展所謂“對敵斗爭”，其實際的功利主義價值，都不是這些顯赫者的效應可以比擬的。

　　二

　　中共在全國范圍內(nèi)建政之初，不斷開展斗爭，繼續(xù)革命鞏固政權，幾乎是一切工作的全部目的；
而斗爭鋒芒在掃除了正面之敵對勢力蔣介石及其殘余勢力之后，則越來越轉向內(nèi)部“敵對勢力”的尋找與搜索。毛親自發(fā)動的運動有：先是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繼而是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
再是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繼而又是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在這兩個由“點”到“面”的回合中，基本上止于思想斗爭，沒有涉及到對具體當事人如編劇孫瑜、主演趙丹、紅學家俞平伯等的人身斗爭，更不必說對鞭長莫及、遠在美國的胡適了。但這些都只是大規(guī)模“階級斗爭”的前導，都還不具有強烈的政治警示作用；
而這一具備特殊政治指向的斗爭工具，還有待于在不斷展開的動的動向中去尋覓、挖掘或隨機捕捉。1951年10月23日，毛在全國政協(xié)一屆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向全國知識分子發(fā)出思想改造的號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xiàn)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yè)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币焕滋煜马懀�各個領域知識分子的頭面人物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報刊上，紛紛作出思想改造的示范，各基層單位的蕓蕓小人物則一一仿效。這個在各個層面上展開的、大規(guī)模的以知識分子自貶、自損、自賤、自謗為主要內(nèi)容的思想改造運動，為了達到讓斯文掃地，幾乎到了要人人表態(tài)過關的地步。被動的與主動的、真誠的與敷衍的、公開的與未公開的書面檢討資料，真是堆積如山。

　　但是一直到1954年，在這堆積如山的檢討書中，有一份期待已久的、胡風的合格檢討書始終未到。胡風生性倔強，恃才傲物，自認為早在20世紀“三十年代第一年起，就是以共產(chǎn)主義者的為人道德約束自己”（《胡風致熊子民》，《胡風全集》第9卷第599頁），自以為是黨外布爾什維克者，感覺沒有什么好檢討好改造并拒絕檢討。即使1952年9月，特別安排過四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實質(zhì)是要胡低頭認錯做檢討的專題會議；
1953年又繼而公開發(fā)表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風并向其施壓的文章，意欲徹底打掉胡的“氣焰”，以迫使胡完全就范，按照口徑，全面檢討。但胡軟硬不買賬，執(zhí)意堅持，拒絕檢討。這樣抵制“思想改造”的例子，當時實屬罕見。連當年對獨夫蔣介石都絕不買賬的馬寅初，也帶頭在北京大學率先開展“思想改造”；
更不必說許多從蔣政權之下走過來的硬漢子了。（見笑蜀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說微》，2002年第8期《文史精華》）而胡風，在重慶時期確實有些牴牾《講話》的言論，并被他的“宿敵”周揚歷歷記錄在案，甚至連毛澤東也芥蒂于心呢。

　　1945年8月28日，毛抵重慶，參加國共兩黨和平談判。這期間，胡風曾三次見到毛：一次是9月4日，由馮雪峰陪同在曾家?guī)r50號歡迎毛的舞會上，僅握手略略交談幾句走了過場；
一次是10月8日，在張治中歡送毛的有500余人參加的大型雞尾酒會上，似未直接接觸；
一次是10月11日，在歡送毛回延安的九龍坡機場，“雖然被徐冰從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沒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風自傳》）

　　早在1938年3月，胡風在武漢主編的《七月》第10期上發(fā)表過《毛澤東論魯迅》。這是毛于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陜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演記錄稿的首次發(fā)表（同天，胡在武漢各界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被推為大會主席）。這是兩人在兩地之間的唯一的一次文字之交，又是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本可引為談資的；
但在晤見時，經(jīng)過抗戰(zhàn)八年的烽火，似乎都淡忘了，連一句寒暄的客套話都沒有留下。這三次不冷不熱的見面相識，雖然從胡的方面說，顯示其在高層社交場合多少有點靦腆、矜持的書生本色，但從毛的方面，與其說是疏忽、不在意，不如說是有意的冷淡。因為這次會晤之前，毛對胡產(chǎn)生的芥蒂早已深藏心底了。

　　但，毛這次與胡的會面，對其印象無疑是深刻的。他終于把久聞其名的胡風，在“兩個口號”論爭中展露鋒芒的、在魯迅著名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中作為焦點人物出現(xiàn)的、與自己一同列名于魯迅治喪委員會的、在延安與周揚以及徐懋庸等從上海來的文化人的交談時屢屢提及的、只是見于書面文字或耳聞的胡風，和眼前這位零距離接觸的、與自己身軀一般高大的、顯得矜持而書生氣十足的胡風聯(lián)系在一起。在表面冷淡的背后，毛在內(nèi)心對胡卻是“十分重視”的。

　　1945年10月11日，毛與蔣簽訂《雙十協(xié)定》后從重慶抵達延安，即指派與他同機往返的政治秘書胡喬木，第二天再飛回重慶，專程調(diào)查重慶左翼文化界幾個重要問題，尤其是“胡風問題”；
或者可以說，正是由于在機場看見了胡，觸動了毛的政治“靈感”也未可知。這個安排，自非尋常。胡喬木飛回重慶后，約見胡風兩次，在文藝理論上硬是談不攏。后胡喬木又通過胡風約見舒蕪，就舒在年初由胡風主編的《希望》雜志上發(fā)表的《論主觀》、《論中庸》兩文的哲學問題，在11月8日、9日，激烈地辯論了兩個半天。胡喬木概括道：“毛澤東同志說過：唯物論就是客觀，辯證法就是全面。而你的《論主觀》恰好是反對客觀；
你的《論中庸》恰好又是反對全面�！保▍⒁姟栋倌瓿薄�2004年第11期第41頁）胡風始終在場，未置一詞。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剛剛召開過的中共七大，在黨章中已經(jīng)確立“毛澤東思想”為一切工作的指針，在延安所及的范圍內(nèi)，包括重慶的左翼文化界，對此已是一片稱頌贊揚之聲，胡風的態(tài)度只能被認為是冥頑不化了。

　　胡在文藝理論上，與毛的文藝思想的分歧與沖突，在1945年后，越來越趨于明朗與尖銳。源于40年代初，由于胡對自己文藝理論的堅守，并因逐步形成由自己為核心的“七月派”，及其同仁在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上的積極呼應，胡愈發(fā)不屈不撓。用魯迅生前曾經(jīng)批評胡“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答徐懋庸》）的話說，是不是越來越“嚴重”了？

　　1940年10月，胡風在重慶發(fā)表長達5萬余言的論文《論民族形式問題》，對許多著名作家參加的“民族形式”的論爭，作了像別林斯基似的“鳥瞰”：對延安與重慶兩地的論爭參與者，如郭沫若、潘梓年、葛一虹、光未然（張光年）、葉以群、胡繩、羅蓀、巴人、周揚、何其芳、黃芝岡、田仲濟、陳伯達、艾思奇、張庚、向林冰等，一一點名批評。用周揚后來的話說，胡把左翼作家批評盡了，是反對民族形式的。（胡風同仁在40年代辦的好幾個刊物，都承傳了胡這個毫無忌諱的、狠勁十足的文藝批評的作風，被得罪的作家不在少數(shù)，這里不一一列舉。但這卻也為后來的胡風事件的一哄而起，上下互動，在客觀上預設了“干燥的柴火”。）胡的基本觀點，認為民族形式不是民間形式，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的新文藝形式才是民族形式，因為它是適應新的社會現(xiàn)實而產(chǎn)生的，是不能也不該倒退到復古主義的民族即民間形式的老路上去。這個理論雖然可從列寧的每個民族有兩種文化的思想找到根據(jù)，但中共高層的觀點是“民族形式就是人民的形式，與革命內(nèi)容不可分”（中共宣傳部致電董必武）。當時的中共，要宣傳、組織以農(nóng)民為主體的千百萬群眾投身革命與戰(zhàn)爭，亟待確立以民間形式為主的民族形式以教育之，這就不能不是個嚴肅的政治問題了。

　　40年代初毛關于整風運動的三篇文章：《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作為政治學習文件傳到重慶左翼文化界，其反對教條主義的實質(zhì)是批倒在延安的王明，而胡風與周恩來身邊“才子集團”的喬冠華、陳家康等則發(fā)表文章，反對“用教條主義反教條主義”，并發(fā)表對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解放區(qū)與國統(tǒng)區(qū)的施行應區(qū)別對待的、頗有點“離經(jīng)叛道”的觀點。胡風又著文引申為反對國統(tǒng)區(qū)左翼文學界的教條主義，與延安反對王明蘇聯(lián)模式的教條主義，成了南轅北轍的兩個概念。這自然引起了延安的嚴重關切，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宣部關于《新華日報》、《群眾》雜志的工作問題《致董必武電》對此指出嚴厲批評：“現(xiàn)在

　　《新華》、《群眾》未認真研究宣傳毛澤東同志思想，而發(fā)表許多自作聰明錯誤百出的東西，如××論民族形式、×××論生命力、×××論深刻等，是應該糾正的�！倍�必武當即按照組織原則從事，迅速作出糾正，喬、陳當然也只得接受黨內(nèi)批評。喬、陳雖與胡交往不疏，或許礙于紀律似并未將內(nèi)情告之，而胡仍渾然不覺；
或許胡以黨外布爾什維克自居，繼續(xù)我行我素。1944年7月黨員作家何其芳、劉白羽由延安抵達重慶宣傳毛的《講話》，并與胡細談幾次，其實是打招呼，胡仍有抵觸情緒，“拘泥”地認為這只是理論問題、學術問題、文學問題，自以為本于馬列經(jīng)典，是沒有什么錯誤可言的。

　　1945年1月，如上所述，胡在《希望》雜志第一期上，發(fā)表了遭到左翼文化界非議的舒蕪的《論主觀》，還有后來的舒蕪的《論中庸》，引起了毛對胡的嚴重關注，是順理成章的。

　　胡雖然在30年代初已投身左翼文學運動，并以此為安身立命之本，但卻只心甘情愿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本體，還不適應時至40年代該以毛澤東思想即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公式為本體的事實，并認為在政治上與中共為“同路人”，在文藝上自己可以有獨立見解，這也是胡風所服膺的魯迅的觀點；
而在毛看來，一節(jié)問題都從屬于政治問題，并不存在什么理論、學術、文學等可以游離于政治問題之外的問題可以自由討論的，胡只是“自作聰明錯誤百出”的、尚不甘心服膺于自己理論的、時不時還要中共（通過周恩來）提供辦刊物經(jīng)費或道義支持的一介文人而已。不屑還來不及，熱情更談不上了。

　　這次毛澤東與胡風見面后，毛很快從軍事上、政治上，繼續(xù)全身心地投入了與國民黨的最后決戰(zhàn)。處于日理萬機狀態(tài)的毛，不可能對胡的文學活動多所關注，但反映到中樞的幾件事，則很可能進入了毛的視野之中：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ㄒ唬�1948年中共在香港主辦的《大眾文藝叢刊》連續(xù)發(fā)表了黨員作家邵荃麟、喬冠華、胡繩、林默涵等人的文章，點名批評胡風的文藝觀點與毛澤東《講話》的對立。這顯然是一次中共組織的、清算國統(tǒng)區(qū)抗戰(zhàn)期間的文藝工作以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舉措，當然也是借以進行政策調(diào)整的舉措之一。胡風則以長達十萬字的《論現(xiàn)實主義的路》提出反批評。

　�。ǘ�）1949年7月在北京召開全國第一次文代會，胡風出席了大會。7月3日，郭沫若的總報告《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中，有句“只準自己批批任何人，不準任何人批評自己的歪風是一種專制主義的表現(xiàn)，應該為我們有思想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所不取”。7月4日，茅盾的《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fā)展的革命文藝》報告，其中有“關于文藝中的‘主觀’問題，實際上就是關于作家的立場、觀點與態(tài)度的問題”這一部分，是對胡不點名的批評。胡是茅盾報告起草人之一，因有異議而未參加，這符合胡的性格。茅在報告后的《附言》中注明“胡風先生堅辭”，而不是通常使用的“因故”或“因事”之類的托詞，其不合作的態(tài)度顯得很觸目。7月6日，毛“突然”親臨大會，發(fā)表簡短的“歡迎你們”的講話即退場而去。郭、茅的報告，恐非毛過目不可，而胡的“表現(xiàn)”毛當了然。

　　（三）1951年1月胡喬木約見胡，12月周恩來約見胡，1952年4月周揚在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的彭柏山（胡30年代的左聯(lián)盟友，后被胡案株連）陪同下訪見胡，這三位毛身邊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對胡的不合作、“抽象地看黨”提出批評，而胡則沒有認錯檢討的表示。

　　（四）據(jù)學者藍棣之說：“中央檔案館里面有這樣一篇文獻，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藝界一個會議時說，新中國文藝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文藝思想。胡風當場表示，在文藝上的指導思想應當是魯迅的文藝思想。江青回家給毛澤東說了之后，毛澤東很不高興�！保ㄒ姾螇粲X編《魯迅檔案：人與神》第216頁）

　　三

　　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對于胡而言，是不愉快的。但是接踵而至的不愉快，則使胡一步步陷入層層疊疊的痛苦郁悶之中。但胡也是堅強的、豪邁的、歡快的。在1949年開國大典后，他即天才地寫下了“時間開始了”，氣勢澎湃地呼喚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這首長詩在剛剛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上發(fā)表，激動了那個時期的許多激進青年知識分子。胡風說：“發(fā)表后，驚住了一切人。”當然，不包括大量仍存在著的、處于中間狀態(tài)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實際上是什么“時間開始了”呢？歷史的實際走向，與胡缺乏深厚歷史感的預期是大相徑庭的。不是歷經(jīng)無數(shù)苦難后的中國，走向科學、民主、繁榮、昌盛的“時間”開始了，而是十月革命后在蘇俄曾經(jīng)經(jīng)歷的、為了進一步鞏固政權的“繼續(xù)革命”將在中國展開的“時間”開始了。

　　此刻的胡存在著好幾個誤區(qū)。

　　誤區(qū)之一：1949年開國大典后，11月20日，詩人胡風在8月1日剛定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上發(fā)表政治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歡樂頌》，對毛的禮贊應該說是真誠的，邵燕祥對此解釋“詩難作偽”。長詩近五百行，占據(jù)整版整版的篇幅，毛不大可能看不到或不知道，但毛對此并不領情。因為有個顯著的事實，似為許多研究者所忽略，緊接著的長詩第二樂章《光榮贊》就不能繼續(xù)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而被擠到《天津日報》上去了。接下來合計長達四千五百行長詩的五個樂章《歡樂頌》、《光榮贊》、《青春曲》、《安魂曲》、《勝利頌》的出版就遇到了麻煩，只得先后由上海的海燕書店、天下圖書出版公司兩家私營出版社出版，幾乎都是胡自己操辦，“組織”并不沾邊；
而批評長詩的文字卻接踵而至，搞得書店積壓賣不出去。照說歌頌中共及其領袖、革命及其歷史、人民及其英烈的作品，在這舉國歡騰之際，按照常理是沒有人敢從中作梗的，也不應該發(fā)生這樣的事，但畢竟還是發(fā)生了。解開這個誤區(qū)之謎，還是魯迅這句話說得透徹：“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
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保ā陡裟ぁ罚�據(jù)1949年12月14日《胡風日記》：“和胡喬木通電話。他不贊成《光榮贊》里面的‘理論’見解，當然不能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

　　誤區(qū)之二：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周揚的一手遮天。1953年1月、2月，《文藝報》連續(xù)發(fā)表林默涵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何其芳的《現(xiàn)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xiàn)實主義的路？》（前者由《人民日報》轉載），但胡不僅沒有任何檢討，也毫無妥協(xié)之意。胡始終認為，是周為了30年代文藝理論論爭與“兩個口號”論爭的恩恩怨怨，而對自己泄私憤圖報復，甚至相當主觀地認為，機械論統(tǒng)治中國文壇20年的局面都是由周揚造成的。

　　誤區(qū)之三：1954年2月，真是無巧不成書。此刻萬般無奈而又郁悶的胡風，讀了報紙上公布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其實這是中共解決了“高饒集團”并未點名批判高饒的決議，其中有劉少奇在全會上不點名嚴厲指責高饒的內(nèi)容：“夸大個人作用，強調(diào)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贊揚，不能受人批評監(jiān)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qū)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這里所指“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qū)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的措詞，原指高饒，當然也帶有普遍性，而胡聯(lián)系到自己總是受周揚擠壓的實際，把周揚拿來對號入座，越看越像是指周揚；
以為是解決自己與周揚矛盾的最好時機來了。胡風遂于1954年3月至7月，在北京與外地的十多位同仁的配合協(xié)助下，三個月足不出戶，全力以赴地寫成《關于解放以來文藝實踐狀況的報告》即著名的《三十萬言書》。7月22日，通過習仲勛向中央政治局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呈遞。在這份《三十萬言書》中，以天下為己任的胡風，對林文、何文進行了酣暢淋漓的反駁，并把矛頭直指文藝界領導人周揚，還對文藝工作如何運作，躊躇滿志地發(fā)表了意見。當次年1月14日胡向周揚提出，不要公開發(fā)表《三十萬言書》，他還要修改時，已經(jīng)由不得他了。這正應了“一字入宮門，九牛拖不出”的古訓，何況三十萬言呢！

　　誤區(qū)之四：1954年10月16日，毛就《紅樓夢研究》問題給中央政治局寫信，嚴厲批評“大人物”壓制“小人物”，發(fā)動了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由毛修改并定名的、以袁水拍署名的《質(zhì)問〈文藝報〉編者》，批判《文藝報》壓制“新生力量”時，政治上幼稚而又主觀與過敏的胡風，以為是自己的《三十萬言書》中對《文藝報》的批評發(fā)揮了作用；
況且胡在此之前早就稱，阿垅、路翎是受《文藝報》壓制的“小人物”，其措詞與毛不謀而合，天下哪有這么巧合的事呢。于是在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國文聯(lián)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席團聯(lián)合召開的擴大會議上，胡風兩次發(fā)言，把受《文藝報》壓制的路翎、阿垅和受《文藝報》壓制的李希凡、藍翎，都作為“小人物”的新生力量聯(lián)系起來，向《文藝報》的上級主管人周揚猛烈開炮。12月10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由毛修改的、周揚在會上的發(fā)言《我們必須戰(zhàn)斗》，其中第三節(jié)《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把批判重點轉向胡風。胡到這時才提起筆來寫《我的自我批判》，但已經(jīng)遲了。1955年1月24日，由毛簽發(fā)的《關于組織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中已決定：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對胡風派思想的批判已經(jīng)初步展開，對胡風及其一派的文藝思想的批判亦將展開。（萬同林：《殉道者——胡風及其同仁們》第308頁）

　　誤區(qū)之五：胡三四十年代在武漢與重慶先后辦《七月》與《希望》雜志，周恩來在道義與經(jīng)費上都曾給予支持，甚至通過郭沫若在第三廳為其安排工作，幫助解決生活待遇問題；
即使1949年后，胡風也還保持著與周的通話渠道。按理說，在民主程序健全的情況下，位居第三位的周是有相當發(fā)言權的。其實，據(jù)有關歷史資料，在延安整風后，確立了毛的絕對領袖地位，周對毛早已只有臣服的份兒，失去了共事的“同志”關系。胡對毛、周的實際關系的了解并不真切。周對胡保護、支持的空間是非常狹窄的，已與重慶獨當一面時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周雖然對胡多次說過，有什么意見，可以寫給中央?yún)⒖迹�也只是一般反映情況之類的意思；
而周同時也多次告誡胡：理論問題只有毛主席的教導才是正確的。這來自周親身體驗的話胡竟聽不進去。政治底牌似未必透露給曾領導過胡的周公。一個明顯的例子，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上公布《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即第一批材料的同時，也發(fā)表了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當天，周接到胡風電話，胡說《人民日報》發(fā)表的《我的自我批判》，是第二稿而不是定稿的第三稿，“這里面肯定有鬼！”胡的稿子原是交《文藝報》發(fā)表的。周馬上打了兩個電話，先給管《文藝報》的周揚，后給管《人民日報》的鄧拓，核實清楚后，指示《人民日報》既然搞錯了，要發(fā)篇檢討。鄧拓決定照周恩來的指示辦，并責成經(jīng)手人袁水拍起草檢討稿。袁求救于周揚，周將袁水拍、林默涵、康濯邀至家中商討對策，感到棘手。結果，周揚決定繞過周恩來，直接去請示毛。周揚領了最高指示回來后，即向在周家中等候消息的袁、林、康宣布：“主席說，什么二稿三稿，胡風都成反革命了，就以《人民日報》的稿樣為準，要《文藝報》按《人民日報》的重排。”周揚還向《文藝報》的康濯透露一個“秘密”：“主席講，胡風是要逮捕的。”（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1989年11月4日、18日《文藝報》）周揚輕而易舉地把周恩來的“指示”給予糾正，恐怕連給周恩來的招呼都可打可不打了。而周恩來對胡風三天后的5月16日深夜，即17日凌晨，將被逮捕的“機密”還不知情。否則，他去發(fā)那個要《人民日報》檢討的指示有什么必要呢？這絕不是這位以干練著稱的政治家所為。據(jù)《周恩來年譜》記載：1955年5月17日，“凌晨，到毛澤東處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上談關于胡風問題”。此刻的胡風，已經(jīng)在幾小時之前，進了班房了。

　　誤區(qū)之六：胡在重慶文壇上聲譽頗隆，已被稱為“中國的別林斯基”、“東方的盧卡契”和“魯迅絕頂忠實的傳人”（戴光中：《胡風傳》），這些桂冠對胡而言是榮耀的，也是胡在中國文壇從事文藝批評工作，積十多年辛勞與奮斗的結果；
然而，也是以胡的狠勁十足的文藝批評得罪許多作家為代價的。在民主健全的國度，這是不可能成為文藝范疇之外的任何問題的。但是，在中國則不然。尤其是“魯迅傳人”的稱號，負面效應可能更大，雖然胡一般并不以此自稱，但一旦較量起文藝論爭，他都難免表現(xiàn)出濃厚的“魯迅情結”。胡認為“董事會”即中共政治局內(nèi)對文藝問題不懂都是外行時，其實，他自己卻也并不懂“董事會”對文藝問題的運作與判斷，將是以《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經(jīng)驗，并根據(jù)鞏固政權的“利與害”的需要作出政治功利主義的決斷，是不可能著眼于文學理論的“是與非”與藝術問題的“美與丑”的。對這個政治功利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絕對壟斷，是絕不容許任何人插嘴的，包括周揚；
蘇俄搞了一個高爾基，中共搞了一個魯迅，這兩個黨外布爾什維克雖然被尊崇得好像“圣人”似的，但是他們從文學藝術規(guī)律出發(fā)的文藝思想并未被接受。其實，魯迅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中說得很分明：“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tǒng)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我注意到第一次文代會紀念文集的扉頁上，有個毛、魯側面頭像向左重疊的文代會的“會徽”，在胡及許多文化人看來，魯獨尊于文藝乃至文化界是毫無疑問的；
但他們一般容易忽略，這個被獨尊的“魯”也將是按毛的為了鞏固政權、繼續(xù)革命、不容“破壞統(tǒng)一”的需要而被“改造”的“魯”。毛為了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完全駕馭對魯迅的詮釋權，決意摘掉胡這頂十分令人注目的“魯迅傳人”的桂冠，是遲早的事。

　　此時，看到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公報的、處于興奮狀態(tài)中的胡風，完全忘記了自己還是個思想沒有被“改造”好的人，完全忘記了對這十多年來發(fā)生的這一系列“不愉快”的根由的深層思考，他也完全忘記了頗有行政經(jīng)驗的彭柏山的忠告：“人家當家，要錯也錯下去，發(fā)現(xiàn)了以后再來改，不要別人插嘴的，所以有人說你杞人憂天�！彼�也完全忘記了對魯迅有獨到見解的賈植芳的提醒：“我們和魯迅不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魯迅懂得中國歷史，我們卻不懂�！逼鋵崳�當年胡風在魯迅身邊時，對魯迅1934年發(fā)表的那篇《隔膜》確實沒有完全讀懂，或許沒有在意。魯迅說得很分明：“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糊涂。”

　　胡風的“糊涂”，是一個性情中人的“糊涂”，也是耿介文人的“通病”。用魯迅的話說：“胡風鯁直，易于招怨”，“神經(jīng)質(zhì)，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這里借用王元化的一句話，似乎可說得更清楚些：“近讀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談到和與介問題。無邪堂認為，必須接人以和，持己以介，和與介是并行不悖的。又說‘己介必以介責人，則觸處皆荊棘矣�！�”（王元化：《記任銘善先生》，2005年2月4日《文匯讀書周報》）這是個很高的道德規(guī)范，王先生是用來分析一生坎坷的他的老師任銘善的。其實，移用于胡風，我以為也未嘗不可。

　　四

　　毛之所以高度重視胡風一案，不在于胡的地位高低，當時胡只是擁有全國文聯(lián)委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常務理事、全國人大代表等幾個虛銜，連具體的工作崗位都沒有確定，充其量是個作協(xié)駐會作家；
而在于他討厭胡對馬克思主義詞匯的“班門弄斧”，且在文學界又有一定影響力。毛就要把胡認定為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有了這只大口袋，不愁今后還會有地位更高、影響更大、人數(shù)更多的所謂反馬克思主義的敵人，還有什么“打著紅旗反紅旗”、“反革命兩面派”、“反革命修正主義”、“資產(chǎn)階級的黨內(nèi)代理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都要陸陸續(xù)續(xù)裝進這個口袋里的。因為，這個從內(nèi)部挖掘政治上敵對者的資源，反過來說陸續(xù)給敵對者戴上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以置于死地，將成為今后繼續(xù)革命的主要方略與基本走向。從這個角度理解，胡案之所以被毛捕捉，而親自揮毫動筆，并居于第一線位置直接部署指揮不是偶然的，但必然性往往寓于隨機性之中。

　　“后院失火”使胡風事件發(fā)生了第一個轉折。舒蕪是胡風40年代在重慶辦《希望》雜志時的重要撰稿人，曾因發(fā)表被延安認為是和整風運動反主觀主義相對抗的《論主觀》、《論中庸》，招致延安不滿，搞得滿城風雨。1949年后，舒蕪不甘心于廣西南寧當中學校長的工作，曾請托胡風幫助調(diào)動工作，胡經(jīng)努力未果。舒蕪1952年5月25日在《長江日報》上發(fā)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順應思想改造潮流的文章，很快引起北京重視，即由《人民日報》于6月8日轉載并加編者按。舒蕪從胡喬木執(zhí)筆的《人民日報》編者按指出的：存在著“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的嚴厲措詞中，看出了自己可能上調(diào)北京的價值所在。不久果然調(diào)北京工作，如愿以償；
從另方面說，則是北京對久久不降服的胡派一次成功的分化。同年8月中旬，舒應邀往北京參加“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途經(jīng)武漢時曾躊躇滿志地對曾卓說：“北京拿胡風沒辦法，要我去開刀�！蓖�年9月25日，《文藝報》發(fā)表舒蕪的《致路翎的公開信》�！段乃噲蟆吩谠撐木幷甙粗羞M一步指出：這個小集團“在基本路線上是和黨所領導的無產(chǎn)階級的文藝路線——毛澤東文藝方向背道而馳的”。其實，路翎這幾年創(chuàng)作了以抗美援朝戰(zhàn)爭為題材的小說《初雪》、《洼地上的“戰(zhàn)役”》等，在讀者中口碑頗好，卻因是胡風同仁的關系亦時時受壓。但這封公開信把矛頭指向路翎，則是被用來對胡的“敲山震虎”。

　　1955年春天，舒蕪交出了一批胡風給他的信件，胡風事件發(fā)生第二個轉折，形勢急轉直下，已完全不可收拾。隨著《人民日報》公布由毛親自撰寫按語的三批材料（5月13日、5月24日、6月10日），胡風問題已經(jīng)由“胡風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而成“胡風反黨集團”，再由“胡風反黨集團”而成“胡風反革命集團”。

　　關鍵性的第三個轉折是毛于6月8日決定：“我以為應當借此機會，做一點文章進去�！保ā吨玛懚ㄒ�、周揚》）6月10日，毛在第三批材料公布編者按中說：“胡風的主子究竟是誰？”“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干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lián)系，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nèi)部，干著反革命勾當�！边@就把第一、第二批材料的“反黨”性質(zhì)的胡風問題，向政治性質(zhì)推進；
從而把此刻已被逮捕的胡風及其同仁們推進“反革命集團”的深淵以坐實，胡風一案則被“做”成了冤案；
從而在這個冤案的基礎上，把“文章”向“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肅反運動”順勢“做”過去。胡風事件成了不可替代的過渡和橋梁。毛對桀驁不馴的、在文藝上有一定能量的胡派的斗爭，斷斷續(xù)續(xù)十多年，用毛的話說，“作為一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們和我們的爭論已有多次了”。在毛看來文藝理論沒有什么好爭論的，《講話》已經(jīng)指出，“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為工農(nóng)兵服務”就是經(jīng)典，問題早已解決，不必與之再糾纏了。毛認為，胡反周揚、反《講話》，實質(zhì)就是反毛本人。其實，胡并無從政治上直接反毛的言論。

　　毛說：“胡風集團能給我們一些什么積極的東西，那就是藉著這一次驚心動魄的斗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zhèn)壓下去�！�

　　一時間，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宣傳機器都開足了馬力，僅毛親自撰寫序言和按語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人民出版社）的小冊子，全國就印刷了700多萬冊；
那本以妖魔化為能事的漫畫小人書，估計不下千萬冊之數(shù)。我記得，這本連環(huán)漫畫小人書，當時的城市居民是挨家挨戶散發(fā)的。當時，迅速出版投入運動的書籍還有：《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新知識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華崗編寫，新知識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北京大眾出版社）、《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丑惡面貌》（湖北人民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丑惡嘴臉》、《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人民出版社）、《胡風黑幫的滅亡及其他》（王若望著，新文藝出版社）、《討論胡風文藝思想?yún)⒖假Y料》第一至第五輯、《揭露胡風黑幫的罪行》及其《續(xù)編》（作協(xié)上海分會）、《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論文匯集》第一至第六集（作家出版社）、《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報刊資料索引》（山東圖書館）。這里所存錄書名，恐怕現(xiàn)在許多大圖書館甚至出版社本身都未必再予收藏，這些書已成了稀世文物與古董了；
其內(nèi)容與印數(shù)就不必去說它了。但當時的陣勢，則由此可見一斑。

　　五

　　毛澤東要逮捕胡風的決定，究竟是怎樣做出的？這可能永遠是個謎。

　　毛在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的《編者按語》的結束語，明明寫著：“胡風應當做剝?nèi)ゼ倜娴墓ぷ�，而不是騙人的檢討。剝?nèi)ゼ倜�，揭露真相，幫助政府徹底弄清胡風及其反黨集團的全部情況，從此做個真正的人，是胡風及胡風派每一個人的唯一出路�！边@篇文字當寫于5月13日之前夕，不會很久，這里還有“從此做個真正的人，是胡風及胡風派每一個人的唯一出路”這句話。這意思分明說胡風及其同仁是有“出路”的“人”，還不是“無出路”的“鬼”。而13日上午，即第一批材料發(fā)表的當天上午，周揚跑到毛澤東面前狀告周恩來插手胡風一案，如上第三節(jié)“誤區(qū)之五”所述，周恩來要《人民日報》就登錯胡風稿而做檢討一事，是不是毛聽了勃然大怒，對周恩來庇護胡風感到惱火，遂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警告周恩來插手太多，遂執(zhí)意讓胡風由“人”變成“鬼”呢？6月10日公布的“第三批材料”的第二十二條，“1952年5月7日蘆甸給胡風信（自天津）”有句：“希望你早點寫信給周，表示要來北京，要工作；
他遲不回信，又寫信催；
他再不回信，就來京找他�！薄安牧稀弊ⅲ骸癧周]指周恩來同志”。毛的《編者按語》對這句話分析批判道：“他們有長期的階級斗爭經(jīng)驗，他們會做各種形式的斗爭——合法的斗爭和非法的斗爭。我們革命黨人必須懂得他們這一套，必須研究他們的策略，以便戰(zhàn)勝他們。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復雜的階級斗爭看得太簡單了�！边@里有沒有給周“上課”：要“懂得”他們這一套，“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復雜的階級斗爭看得太簡單了”的意思？在向全國公開的文字里，對其批評的筆調(diào)大概只能點到如此委婉的地步了。是耶非耶？這就有待于檔案資料的進一步證實了。

　　“有人還聽到胡喬木說，周總理看到‘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三批材料后說過：‘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報人員，給我方送軍事情報的，中宣部和統(tǒng)戰(zhàn)部要注意這個問題�！�”（黎辛：《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新文學史料》2001年第2期）作為周總理的這個重要證詞，也只是說說而已，其對詩人阿垅的被逮捕、判刑，乃至瘐死獄中卻毫無解救作用。一年時間查清這個證詞，確鑿無疑，但因“欽定”誰也奈何不得。（阿垅送軍事情報的具體情況，見王增鋒發(fā)表于《新文學史料》2001年第2期的《還阿垅以真實面目》：其一，通過上海胡風轉送軍事情報，由胡風、廖夢醒、張執(zhí)一證明，并“從中央有關部門歷史檔案查出：1947年6月24日上海我黨一秘密電臺所發(fā)出的一份《蔣進攻沂蒙山區(qū)計劃》的情報，與阿垅、胡風、廖夢醒、張執(zhí)一等人所談相符�！逼涠�，是通過南京鄭瑛供給軍事情報，1948年11月12日、13日、18日，12月12日、29日共五次。這份材料留底存天津市公安局。由鄭瑛、張棣華證明。其三，是通過杭行在胡風家中給上海地下黨送了三批情報，由杭行、蔡熾甫證明。其四，是通過方然為浙江游擊隊送軍事地圖，由方然、蔡熾甫證明。由于阿垅提供的情報在質(zhì)與量方面均屬上乘，胡為周恩來所熟知。否則，周見第三批材料時，不可能脫口而出：“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報人員，給我方送軍事情報的”。）

　　毛一旦決定，就要付諸行動。不過，胡風是剛剛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還要人大常委會辦理一下批準的“手續(xù)”。

　　1955年5月13日上午，毛親口對周揚說“胡風是要逮捕”之后就作了布置：“這幾天還要派人去看看胡風，穩(wěn)定他一下�！敝軗P當即又對康濯做了如何“穩(wěn)定”胡的具體安排。這天，《胡風日記》載：上午“區(qū)政府及軍委工作組來量房子，要征用”，下午“聽總理和陳毅副總理關于亞非會議的報告”，晚“康濯和嚴文井來”。胡對此渾然不覺，天天依然練拳不斷，對這一批又一批前來家中看屋、看望的“客人”仍以禮相待，蒙在鼓中，被“穩(wěn)定”得很好。

　　5月16日晚飯時，中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劉白羽帶領幾個陌生人，來胡風家搜查。至17日凌晨1時半，胡風在家中被逮捕。公安人員繼續(xù)搜查，大約天色將亮時分，胡風夫人梅志也被逮捕。

　　據(jù)上述《周恩來年譜》載：1955年5月17日，“凌晨，到毛澤東處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上談關于胡風問題”�，F(xiàn)在未見當時會議紀要的檔案資料，這次高層專題會議，對逮捕胡風以及胡風問題，究竟是如何決策的，無從知曉；
但會議召開的時間，在胡風被逮捕之后幾個小時，是可以肯定的。而會議的大致情況，似乎從下列兩位知情人的文章中，可略知一二。

　　胡風事件見證人之一的黎之，在《關于“胡風事件”》一文中說：“當時是否逮捕胡風高級領導層有不同意見。有人（其中包括一直主張批判胡風思想的人）不同意逮捕胡風，理由是沒有可靠的證據(jù)，憲法剛剛頒布。最后還是逮捕了。有人說胡風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澤東說，“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

　　時任毛澤東政治秘書兼中宣部副部長、與胡風1949年前后有多次直接接觸與交往的胡喬木，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說：“抓胡風，我是不贊成的。毛主席寫的那些按語，有些是不符合事實的。胡風說，三年局面可以改變，毛主席認為是指蔣介石反攻大陸。實際上，胡風是說文藝界的局面。”胡喬木的這個說法是有佐證的：“陸定一說過，胡風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質(zhì)時，毛澤東找了他和周揚、胡喬木商談。毛澤東指出胡風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來。周揚和他都贊成，只有胡喬木不同意。最后還是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定了胡風為‘反革命’。”（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第399頁，1999年12月，中共黨史出版社）當年由中宣部派出參與審查“胡風案件”的、時任肅反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的王康也證實了胡喬木的說法：“胡喬木還說，他對毛主席的決定提出不同意見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擔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蓖蹩诞敃r對胡風案稍有不同意見，立刻受到羅瑞卿的呵斥：“王康！你這個意見是個壞意見！”（王康：《我參加審查胡風案的經(jīng)歷》，《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5月18日召開人大常委會取消胡的人大代表資格，是在胡被逮捕后一天。在隨后的5月至6月的黑色日子里，一場席卷全國各地的搜捕大批知識分子的風暴開始了。被捕的還有：北京的路翎、綠原、徐放、謝韜、劉雪葦、牛漢、魯煤、杜谷、閆望、于行前、馮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賈植芳、彭柏山、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張中曉、羅洛、何滿子、李正廉、顧征南、許史華、羅飛、張禹、梅林、滿濤……，天津的阿垅、魯藜、蘆甸、林希、李離……，南京的歐陽莊、化鐵、華田、洪橋……，浙江的冀訪、方然、孫鈿……，陜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鄭思、伍禾……，湖南的彭燕郊……，廣東的朱谷懷……，遼寧的晉駝、侯唯動……，重慶的何劍薰、馮異……。能迅速提供這么一份全國各地胡風分子的名單，當非周揚莫屬也。這些文壇才華橫溢的詩人、作家、文藝理論家、批評家、編輯、出版家、翻譯家，還有高等學府及文化研究機構風華正茂的教授、專家、學者，被正式判刑的只有三人：拖到1965年11月，胡風在北京被判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1969年又改判無期徒刑，收監(jiān)關押）。1966年2月，阿垅在天津被判有期徒刑12年。3月，賈植芳在上海被判有期徒刑12年。隨即在7月28日，中央宣傳部查禁這些作家作品的《通知》下達全國。正如謝泳所言：從《通知》“開列的查封名單可以看出，這些作品絕大多數(shù)是歌頌新中國和抗美援朝的，譯作也都是馬列著作和革命文學，還有梅志的兒童文學”�！胺佟绷藭�又“坑”儒，所以毛直言不諱自比秦始皇；
不過這里只是為更大規(guī)模的“焚書坑儒”做成了一個20世紀的樣板。

　　當時，胡風事件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并震驚中外的“運動”，究竟株連、觸動了多少人呢？

　　據(jù)1980年7月21日《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共觸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絕大部分作為受胡風思想影響予以解脫，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內(nèi)有黨員32人），其中劃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給予停職、勞教、下放勞動處理的62人。”許多胡風研究專家，如萬同林、戴光中等都認為，這是個很不完全的統(tǒng)計，并指出：胡風家鄉(xiāng)湖北蘄春縣中小學所有語文教師，就因胡風問題被停職審查了一年，而其中只有一個張恩是胡風的侄兒；
除此之外，沒有一位教師與胡風有任何關系。

　　其實，就在這年秋天，公安部經(jīng)過調(diào)查，上述那些構陷已完全澄清，匯報到中央領導“肅反”的“十人小組”。經(jīng)研究，小組成員公安部長羅瑞卿、中宣部長陸定一決定：將此事壓下，不上報毛澤東。倘若上報給一意孤行的毛，不僅難以改變既定之局，還怕有違毛的“戰(zhàn)略”部署，自找麻煩討苦吃。即使如此百般逢迎，他們兩位也還是在劫難逃，十年后步胡風后塵，也被關進了曾經(jīng)關押過胡風的秦城監(jiān)獄。

　　最近，2004年第6期《隨筆》上剛披露的，詩人賀敬之當年因胡風問題被隔離審查半年，“審查中對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雜志發(fā)表兩首詩和解放初期胡風為我出版一本詩集，以及胡風到北京后我對他的幾次看望，進行了長時間的審問，并結合我的文章和創(chuàng)作在大會上進行了全面批判，最后給了我黨內(nèi)嚴重警告（后改為黨內(nèi)警告）的紀律處分”。在此之前，外界無人知曉。這是黨紀處分的例子，恐怕不屬《復查報告》所指的范圍之內(nèi)。

　　據(jù)賈植芳指出：“關于我的問題，甚至‘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在五七年也成為是‘反右’的一項內(nèi)容，不僅有一批伸張正義的教授們?yōu)榇寺漶R，連一些平時與我接近的學生也沒有逃過。在五四（筆者按：‘四’字應為‘五’字之誤）年我出事以后，我教過的五四、五五兩個班學生也成了清查對象。”（賈植芳：《獄里獄外》第155頁）幸好，毛鑒于延安“搶救運動”的教訓，在1955年6月3日，由陸定一主持起草的《中央關于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指示稿》中，特別交代了：“在中學生和小學生中不要去進行這種坦白的號召。否則，其株連數(shù)目更難以想像。”與胡風事件幾乎同時發(fā)生的，還有一起“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冤案。潘漢年時任上海市副市長，江蘇宜興人，在北京開會期間，于1955年4月3日夜晚在所下榻的北京飯店被秘密逮捕，連市長陳毅都不知情。與潘漢年有兄弟關系的南京大學校長潘菽、在武漢的新華社湖北分社任社長的潘梓年一度遭株連。一時間，弟兄三個“反革命”竟在上海、南京、武漢三個長江重鎮(zhèn)“竊據(jù)”高位的傳聞，沸沸揚揚！正如毛在6月15日的胡風材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樣：通過胡風事件，“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會被我們一步一步地清查出來的”。195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處理“胡風反革命案”的五人小組。7月，五人小組又發(fā)展擴大為中央“肅反”十人小組。于是，在全國范圍內(nèi)，由胡風事件轉入了“肅反”運動，整肅包括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內(nèi)的各類知識分子。至1956年底，“肅反”運動一共查出8.1萬多名“反革命分子”，有130多萬人交代了各種“政治問題”。（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報》，轉引自萬著第321頁）由此可見，胡風事件演變?yōu)檎�治事件后，具有前此任何一個政治運動所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對于此后的歷次政治運動，客觀上所起的負面的“推波助瀾”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六

　　歷史怎能這樣任意涂寫？

　　其實，在胡風事件發(fā)生后，中國并不是個完全意義上的“無聲的中國”，在當時就有人發(fā)出了“胡風不是反革命”的聲音。敢說“不”字者，除高層有過那異見的聲音之外，中層和一般知識分子也曾經(jīng)表達過不同意見的聲音，意義重大。雖然微弱，但這不屈的聲音的存在，在那個年代確是難能可貴的。這不屈的聲音之所以可貴，因為它是正義的，它是屬于人民的，它是屬于歷史的。任何悠長的歲月都改變不了人民和歷史的法則。

　　胡風長子張曉谷在《沒有忘卻的記憶》中曾提供一個情況：“父親還沒有平反時，大概是1979年初，我所在單位一個原來軍宣隊的同志告訴我，他的一個老戰(zhàn)友1955年在公安部工作，參與‘胡風集團’案調(diào)查，沒過多久就得出結論：證據(jù)不足，不能定為反革命。報告送上去，最終的批示是：‘是貨真價實的反革命’。此人也就調(diào)離了公安部門。”這里所說的“送上去”，大概也止于中央“十人小組”，與上說恰好吻合。

　　1955年5月25日，全國文聯(lián)和中國作協(xié)主席團召開有700多人參加的斗爭“胡風反革命集團”大會，翻譯家、美學家呂熒只身一人登臺為胡風辯護：“胡風不是政治問題，是認識問題，不能說是反……”，話未容說完，就給扯下了臺。此事，經(jīng)毛在按語中點名，故很聞名；
但絕非“六億一人”。

　　幾乎同時，即第二批材料公布后，錢鍾書說：“胡風問題是宗派主義問題，他與周揚有矛盾，最后把胡風搞下去了。”（見《隨筆》2005年第1期第43頁，原載高教部《北京大學典型調(diào)查材料•關于知識分子會議參考資料》（第二輯）第52頁）當時一個名為何國芳的人在上海市委文藝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匯編了一個資料。該材料指出：“在普通知識分子中，還有少數(shù)人公開表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對的，認為對胡風的斗爭太過分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上海分會會員孔另境在討論會上說：‘現(xiàn)在發(fā)表的批判文章千篇一律，沒有超過林默涵、何其芳的論點�！�同時他又說：‘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早就被胡風駁倒了�！�中國福利會兒童時代社田地說：‘我過去對胡風派的詩很感興趣，現(xiàn)在也還看不出什么問題來，如有人能寫出文章批倒胡風文藝理論，有創(chuàng)作出來的詩那我就服了。’”“有些大學教授口頭上說胡風思想不值得批判，實際上有對立情緒。如復旦大學有些教授、講師說：‘這樣一來反而抬高了胡風。我們有資產(chǎn)階級思想，可是沒有資產(chǎn)階級學術思想�！�該校外國語文系教授全增嘏（原文誤為“暇”字。筆者按）說：‘胡風思想很混亂，沒有什么道理，不值得批判�！�外國語文系林同濟教授說：‘胡風思想只能影響那些文化程度低的人，我們從封建社會來的有抗毒素’�！保ㄒ姟秲�(nèi)部參考》1955年102期第49頁，新華社《參考消息》組編輯，北京。轉引自謝泳：《一段不應該被遺忘的歷史——從一份被遺落的文檔看中國的政治文化》，2003年第1期《黃河》）

　　僅以上幾個事例可以證明，當時敢于在不同場合表示異見者，不認同胡風是“反革命分子”者，應該說還是大有人在的。不只是胡喬木、王康，至少還有這位公安干部、呂熒、錢鍾書、孔另境、田地、全增嘏、林同濟數(shù)人，否則，胡案的平反便失卻了廣泛的社會基礎了。

　　1955年“肅反”和1957年“鳴放”期間，對于剛剛發(fā)生的胡風事件，在全國范圍內(nèi)出現(xiàn)了強烈反彈的勢頭，絕不是偶然的。僅據(jù)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編緝的《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和復旦大學�？�編緝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風問題”憤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者有：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新聞系學生潘俊民、朱維民、韓洪棣，計劃系學生韓楓，財政系學生陳祖武，歷史系學生張藝文、蔣濟良、張可治、劉平、楊汝栩、朱福榮、羅旭暢，計劃系講師朱澄平，歷史系講師章起，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佟駿，新聞系譯員徐京安，檔案系助教馬馨，出版社編輯曹達夫，該校職員濮仲文等人。該書還收錄了清華大學s.c，北京鋼鐵學院章萼航、徐滌如、賈恩光、盧一安，四川大學龔鰲、潘英懷、鄭尚可、馮元春，北京礦業(yè)學院洪念祖，山東大學楊學孝，同濟大學張雅微，北京大學崔德甫等人。（萬同林：《殉道者——胡風及其同仁們》，第302頁）

　　復旦大學王恒守教授在“肅反”時提出：“我過去以為胡風是黨員，共產(chǎn)黨分兩派，兩派爭權，胡風不得勢，后來探知胡風不是黨員，我想共產(chǎn)黨好比是和尚，胡風好比是居士，居士雖不出家，本領不一定比和尚差�！睆埫下劷淌冢骸百Z植芳的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思想問題。”“雖然，我對賈植芳不認識，但可以肯定，他不是政治問題。盡管你們這樣說，我不這樣看的�！保ㄞD引自賈植芳：《獄里獄外》第154頁）

　　這自然是很零星的記載。據(jù)我所知：魯研專家閔抗生教授當年是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學生，也因胡風問題在一次鳴放會議上作了公正而客觀的講話，就被作為“右派分子”處理了。吳奔星因《茅盾小說講話》由泥土出版社出版，而遭軟禁兩星期。這就無須再一一列舉了。

　　當時中國有500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的達55萬。當然，包括這些未出校門而因胡風問題殃及的莘莘學子，還有許多這里列名與沒有列名的、敢于仗義執(zhí)言的大學教授們。

　　其中林希翎為胡風辯護的“右派言論”具有代表性。她說：“胡風如果是反革命，那為什么他把自己的綱領提給黨中央呢？這不是自找苦吃嗎？不管他的綱領正確與否，是不能采取鎮(zhèn)壓的手段的。為什么向黨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呢？”“總之，從三批材料看，不能說明胡風是反革命�！薄罢f他們通信秘密，哪個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說他們私人間的友誼是小集團，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說真話，難怪有人說共產(chǎn)黨六親不認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圖推翻政權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風顯然不是這樣的�！边@個認識，與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的結論，完全一致：“沒有事實證明以胡風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也沒有證據(jù)說明胡風有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顛覆無產(chǎn)階級政權為目的的反革命活動。因此，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應屬錯案錯判�！辈恍业氖牵�這個“右派”林希翎的“反動言論”，比“復查結論”早了23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這個報告的《通知》說：“‘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zhì)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钡�是，好在歷史的結論，還得由人民來書寫，這不是任何違背人民的意志所能決定得了的！

　　七

　　胡風事件的發(fā)生，本質(zhì)上是（排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外的）主流社會的人們對社會認識的分歧而產(chǎn)生的沖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毛認為：1949年之后的中國應是以瑞金—延安—北京為軸心的“蘇維�！惫埠蛧�的延伸，其社會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必須與之一以貫之。我們通常所說的“計劃經(jīng)濟”，其實就是“蘇維�！笔降慕�(jīng)濟，其政治、軍事、文化，也必須是“蘇維�！笔降�。因此，這就使整個社會繼續(xù)處于“蘇維�！笔降淖晕益i國與外部封鎖的狀態(tài)，于是只能無奈地以自力更生作為一條狹窄的出路。以劉少奇、周恩來為代表的一種觀點則認為：1949年之后的中國應告別蘇維埃共和國體制，應是向全新的人民共和國邁進的開始，因施政對象已擴大到包括“蘇維�！痹趦�(nèi)的全體人民，其社會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應與“蘇維�！庇兴�不同。何況，國家已經(jīng)正名為“人民”共和國，畢竟已不是“蘇維�！惫埠蛧�了呢。所以，必須努力打開閉關鎖國的狀態(tài)，以合世界潮流才是康莊之路。因此，這“名實不符”與“名實相符”的矛盾與會歧，這兩種對中國社會的認識的分歧的客觀情勢，就造成了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上兩種不同觀點的不可避免的碰撞、震蕩與沖突。

　　如果說批倒劉少奇、彭德懷、孫冶方，分別是屬政治、軍事、經(jīng)濟上的標志性事件，那么胡風冤案便是文化上的標志性事件，而且為所有這些事件的前導。他們都是試圖把中國拉回到已無法回去的“蘇維�！崩下飞系恼系K物和犧牲品。

　　《清宮秘史》，在今天看來是一部很平常的影片，當年為什么被提升到“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么嚇人的政治高度呢？“文革”期間花費了那么大力氣也沒有把如何“愛”如何“賣”說清楚，即使今天人們也說不清、道不明其真實內(nèi)涵。但是，我以為，我們?nèi)绻�把它放在上述兩種分歧的治國理念上來理解，是不難尋找到應有的答案的。

　　堅持固有的“蘇維�！钡闹螄�理念，對于文學乃至文化的思路，就必須堅持《講話》的原則決不動搖，因為它體現(xiàn)了“蘇維矣”的精神實質(zhì)。而胡風原先認為在重慶與延安對待《講話》應有所不同，不能以教條主義對待之；
后又認為1949年后的北京，應與1949年之前的延安有所不同，《講話》已不能適應新情況，也不能以教條主義對待之。這是胡風在文學乃至文化上反對教條主義的重要貢獻。正如邵燕祥所指出的那樣：“說到‘反對教條主義’，在王明倒臺之后，這個口號也就收了起來，時過境遷，竟成禁忌，歷史證明，在毛澤東時代教條主義大行其道，那教條卻已不是來自莫斯科的指示了�！保ㄒ娚垩嘞椋骸独�對馬克思》，2004年第6期《隨筆》）因此，這在文化上的反復較量，幾乎充滿了整個毛的時代；
這也是文藝界屢屢成為政治運動的重災區(qū)的緣由。較量的結果。終于在鄧小平時代，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口號。這也是包括胡風派在內(nèi)，許許多多中共黨內(nèi)與黨外文藝乃至文化工作者，以無數(shù)的犧牲換來的成果。

　　胡風事件，本質(zhì)上是文學與政治的沖突，是置身中國主流社會的、直道而行的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和繼續(xù)堅持“蘇維埃”的政治原則的政治家的沖突。這個運用專政方式處理文藝理論是非的舉措，是延安時期整肅王實味的繼續(xù)。對于縱橫捭闔的政治家來說，雖然有如快刀斬亂麻，可以收效于一時，然而，其代價無疑是巨大而慘烈的，其后果無疑是嚴重而久遠的，其影響無疑是廣泛而無法挽回的。胡風事件的負面效應，只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以一代人的時間來默默地、長遠地、痛苦地承受了。

　　1955年5月，胡風事件發(fā)生了具有戲劇性的、像三級跳一樣的“急驟演變”，從以上接觸的資料看，并非中共高層充分醞釀、反復討論、集體研究“按部就班”推進的，而帶有很顯著的隨機性�；蛘哒f，原先有個類似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治病救人”的解決方案，像對待當年的蕭軍那樣，結果卻完全走了樣。從中國對內(nèi)對外的政治走向上觀照，這個事件把中國的現(xiàn)代化的進程阻斷了。從1949年起，不斷有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逆離境出國潮從海外歸來，投身祖國建設，著名的如冰心、吳文藻、紅線女、馬師曾、老舍、蕭乾、鄧稼先、錢學森等等，在這期間，東南亞各國歸國學習、工作的華僑學生亦絡繹不絕。但在1955年發(fā)生震驚中外的胡風事件之后，這個方興未艾、利國利民的正常進步與發(fā)展的勢頭也不復存在了。

　　胡風事件雖發(fā)端于文學，但它在被提升到政治上之后具有的轉折意義，及其波動全局幾十年的教訓，無疑是極其深刻的，也是值得人們沉思的。差之毫厘，失之何止萬里耶！

　　主要參考資料：

　　1.《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

　　2.《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3.《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第1版。

　　4.《胡風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5.《我與胡風》，主編 ：曉風，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6.《殉道者——胡風及其同仁們》，作者：萬同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7.《文壇悲歌》，作者：李輝，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8.《胡風傳》，作者：戴光中，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附錄】

　　中央宣傳部關于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譯書籍的處理辦法的通知（1955年7月28日）上海局；
各�。ㄊ校┪�，內(nèi)蒙古、新疆自治區(qū)委、西藏工委宣傳部；
文化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各黨組：

　　關于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譯的書籍，經(jīng)請示中央暫作如下處理，望即執(zhí)行：胡風和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譯的書籍，一律停止出售和再版；
其中翻譯部分的書籍如需出版，必須另行組織重譯。

　　公共圖書館，機關、團體和學校的圖書館及文化館站中所存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書籍，一律不得公開借閱，但可列入?yún)⒖紩�目，具體辦法由文化部另行擬定。

　　由高等教育部及教育部負責清查在教科書及教學參考書中所采用過的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著作的情況，并根據(jù)上述原則迅速提出處理辦法。

　　附來應停售和停版的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書籍目錄。這個目錄是不完全的，在執(zhí)行中由文化部加以補充。

　　附件：應停售和停版的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書籍目錄

　　1.胡風：《論民族形式問題》、《密云風習小記》、《光榮贊》（以上是海燕書店出版）、《歡樂頌）（海燕書店、天下圖書出版公司出版）、《為了朝鮮，為了人類》（人民文學出版社、天下圖書出版公司出版）、《人環(huán)二記》、《劍、文藝、人民》、《論現(xiàn)實主義的路》、《棉花》（須井一郎著）、《文藝筆談》、《人與文學》（高爾基著）（以上是泥土出版社出版）、《安魂曲》（天下圖書出版公司出版）、《從源頭到洪流》、《和新人物在一起》（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山靈》（張赫宙等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混亂里面》、《為了明天》（以上是作家書屋出版）、《逆流的日子》（希望出版社出版）、《美國鬼子在蘇聯(lián)》（吉姆•朵爾著，泥土出版社出版）。

　　2.劉雪葦：《論文一集》（另名《過去集》）、《兩間集》、《論文二集》（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魯迅散論》（華東人民出版社、新文藝出版社出版）、《論文學的工農(nóng)兵方向》（新文藝出版社、海燕書店出版）。

　　3.阿垅（亦門）：《作家的性格和人物創(chuàng)造》、《詩是什么》（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

　　出版）、《詩與現(xiàn)實》（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中朝友誼海樣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4.綠原：《集合》、《大虎和二虎》（以上是泥土出版社出版）、《又是一個起點》（海燕書店出版）、《從一九四九年算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黎明》（梵爾哈倫著、新文藝出版社、海燕書店出版）、《文學與人民》（喬瑞里等著，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出版）、《蘇聯(lián)作家談創(chuàng)作》（薇拉•潘諾娃等著，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

　　5.魯藜：《李村溝的故事》、《時間的歌》、《星的歌》、《槍》（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鍛煉》（海燕書店出版）、《紅旗手》（作家出版社出版）、《未來的勇士》（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

　　6.蘆甸：《我們是幸福的》（文化工作社出版）、《浪濤中的人們》（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二個春天》（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7.路翎：《朱桂花的故事》（作家出版社、知識書店出版）、《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以上是泥土出版社出版）、《在鍛煉中》、《求愛》（以上是海燕書店出版）、《板門店前線散記》（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平原》（作家書屋出版）、《迎著明天》（天下出版社出版）、《財主的兒女們》（希望出版社出版）。

　　8.冀坊：《橋和墻》、《喜日》、《這里沒有冬天》（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有翅膀的》（泥土出版社出版）。

　　9.梅志：《小紅帽脫險記》、《小面人求仙記》（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小青蛙苦斗記》（天下出版社出版）、《小紅帽》（梅志原著，劉思平改編，文化供應出版社出版）。

　　10.羅洛：《春天來了》、《技巧和詩的構思》（那蔡倫柯著）（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人與生活》（泥土出版社出版）。

　　11.方典：《向著真實》（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12.張禹：《我們的臺灣》（新知識出版社出版）、《文學的任務及其它》（泥土出版社出版）。

　　13.耿庸：《從糖業(yè)看臺灣》、《論戰(zhàn)爭販子》、《〈阿Q正傳〉研究》（以上是泥土出版社出版）、《他就是你的仇人》（文化工作社出版）。

　　14.牛漢：《祖國》（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彩色的生活》（泥土出版社出版）、《在祖國的面前》（天下出版社出版）、《愛與歌》（作家出版社出版）。

　　15.化鐵：《暴風雨岸然轟轟而至》（泥土出版社出版）。

　　16.賈植芳：《住宅問題》（恩格斯著）、《論報告文學》（基希著）、《俄國文學研究》（謝爾賓娜等著）（以上是泥土出版社出版）、《契訶夫戲劇藝術》（巴魯哈蒂著）、《契訶夫手記》（契訶夫著）（以上是文化工作社出版）、《近代中國經(jīng)濟社會》（棠棣出版社出版）。

　　17.滿濤：《櫻桃園》（契訶夫著）、《狄康卡近鄉(xiāng)夜話》（果戈里著）（以上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契訶夫與藝術劇院》（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著）、《別林斯基選集》（第一卷、第二卷）（以上是時代出版社出版）、《別林斯基美學中的典型問題》（安德莫夫著）、《文學的戰(zhàn)斗傳統(tǒng)》（果戈里著）（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18.呂熒：《葉甫蓋尼•奧涅金》（普希金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仲夏夜之夢》（莎士比亞著，作家出版社出版）、《列寧論作家》、《關于工人文藝》（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19.徐放：《趕路集》（作家出版社出版）、《野狼灣》（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粵海風》雜志2005年第三期

相關熱詞搜索：五十年 事件 胡風 周正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