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向真理低頭”

　　人物周刊：目前您最主要的工作，或者任務，是什么？

　　江平：現(xiàn)在主要的工作還是推動社會。我和吳敬璉先生在上海創(chuàng)辦法律經濟研究所，目的也是推動社會，如何真正在中國實行法治和憲政，希望能起到一些作用。包括教育方面，演講，都是圍繞這個問題。

　　人物周刊：我們再往前一些，1979年，你開設羅馬法和西方民商法課程，在當時談“西”色變的背景下，有怎樣的困難和風險？

　　江平：1979年，剛剛復校，思想領域的氛圍還是比較解放。過去，這種課程一般叫做資產階級民商法，要加上意識形態(tài)。當時作為選修課程，還是比較自由。當時開這種課程的很少，一方面可能是意識形態(tài)，另一方面了解西方羅馬法的也不多，老一輩懂羅馬法的很多不存在了，新一代的又沒有學過。我當時在蘇聯(lián)學過一些，還帶回來一些材料，加上我們有的文獻古籍，所以大膽建議開了這門課。

　　當時的風險主要是，一旦有點風吹草動，有點批判自由化思想的話，這種觀點顯然要受批判。當時我們講商法，講股份制，公司制度，票據制度，這些完全是市場經濟，這種東西帶有了西方民商法中啟蒙的東西，學生很歡迎。

　　人物周刊：就您個人來講，剛剛從22年的磨難中走出來，為何要冒險去開設這樣的課程？

　　江平：呵呵（大聲笑，沉思），我想，人總是要有一個理念吧。我們吃了這么多年左的苦頭，改革開放給我們一個機遇，這本身要求一種新的思維。我當時差不多是成為了學院的副院長，負責教學，這是我當時的一種理念，一種辦學思想，也就是：法學應該兼容，要培養(yǎng)學生獨立思考的精神。我們當時的選修課，老師都可以選擇，很民主的，這引進了一種新鮮的空氣。

　　人物周刊：這種新鮮空氣很快產生影響嗎？

　　江平：我們知道，在文革中，文科教育磨難最大，法學又是最甚。法學，被認為是最不需要，最沒有用的東西。在左的情況，恰恰是不需要法律的，法律就是虛無。那個階段，所有法學院校都解散了，只留下了北大。

　　經過那個法律虛無主義的時代，大家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共識：法律必須從左的制度下解放出來，必須擺脫教條主義。復校，然后恢復法律，大家希望法律必須有一個新的理念和精神。過去蘇聯(lián)的一套，沒有人再去宣揚，逐漸淡忘了。

　　人物周刊 ：在遭受了22年的磨難后，您對自由依然很執(zhí)著，為什么？和您早年的生活有關系嗎？

　　江平 ：反右的時侯，我被劃為右派，是因為我受到了自由思想的影響。我的高中是一個教會學校，后來上燕京大學，也是洋人辦的，還有更早參加的民主運動，反對國民黨的統(tǒng)治，無非也是要民主，要自由。從這個意義上，青年時代，所受到的熏陶就是這個東西。

　　我這個人，在多年的經歷上，造就了追求自由的性格，自由高于一切。我的一生有兩個東西，一個是只向真理低頭，一個是自由高于一切。

　　我常常說，人一生追求什么，最樸素的真理，嘴無非兩個作用：吃飯和說話（大笑）。你僅讓我吃得很好，不讓我說話，這更可悲了。

　　“我能做的是力所能及地吶喊”

　　人物周刊：當時，學生給您外號，“民主校長”，您是否喜歡？

　　江平：我當時離職，學校有一個處長說，我們學校有的人，不愿意當紅色校長，愿意當民主校長。哈哈，今天如果這兩個給我來選擇，我看怎么理解，如果紅色校長理解為共產黨的大學校長，那我說，一個真正共產黨的校長，應該有民主理念，這兩者不應沖突。

　　人物周刊：您曾說，您對民法典的很多想法被否定，您對立法的很多理念，往往也很難實現(xiàn)，是否經常感覺遺憾，感覺疲憊？

　　江平：不同意見有兩種：一是學者之間的爭論，另一是學者的建議，不被執(zhí)政者采納。從全世界的范圍來看，學者最多是智囊團，學者的一些東西不被采納，我不會強烈感覺到失落。我們提出過建議，也有對有錯，這都有可能。終究，法律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有一個明確的標準來判斷誰對誰錯。

　　學者往往從理想主義出發(fā)，更多考慮應當做到什么，立法和執(zhí)法者往往是從現(xiàn)在能做到哪一步。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司法和立法者與學者有不同，是可以理解的。有時理想的東西不總是能夠做到。

　　人物周刊：74歲了，也許應該安享晚年，但您還是到處奔走，內心的動力是什么？

　　江平：（沉思）從個人來講，活動就是生命。因為是終身教授，我現(xiàn)在還沒退休，即使退休了，要我在家過退休生活，恐怕是生命的減少，而不是增加。我很感覺到，不斷講課和活動，不僅體現(xiàn)了生命價值，而且是真正意義上延長了生命價值。不斷跑，是一種鍛煉，也說明我的思維還可以。我�？紤]：我的思維有沒有老化，思維有沒有保守，有沒有新的想法？

　　如果從大一點來說，從社會的使命來說，不必說太大的大話，無非也就是覺得，我現(xiàn)在所能夠為社會做的還是吶喊，我現(xiàn)在的社會使命是吶喊。在我力所能及的時間內，范圍內，影響力的度上，我盡量為中國現(xiàn)代應該有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做一些吶喊。吶喊總是能起到一些作用。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吧。

　　人物周刊：我想，吶喊總是要遇到苦難，您曾經是否有過猶豫，甚至要放棄？

　　江平：（長長嘆息，沉思）以前還有，近十年幾乎已經沒有了，人生的路已經差不多定了，六十歲之后，差不多定了。

　　我是個民族主義者

　　人物周刊：在您生命的前19年，是民族危難和動蕩時期，之后是22年的磨難，再之后26年是您生命和事業(yè)的春天，這樣的命運安排，您有怎樣的感慨？

　　江平：我出生的年代，是中華民族走到了命運的重要關頭，雖然我沒有參與很多救亡和抗日的運動，但從小時起，民族的患難意識很強，所以我常說，“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憂患意識對我們這一代人是最重要的，我的詩集中有很多的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不是說，在困難中就一點希望沒有，而是堅韌不拔，相信有更好的將來。中華民族經歷了那么多風風雨雨，還是一個很強大很有力的民族。我不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但我還是一個很強的民族主義者。

　　人物周刊：在極端困難之中，您怎么安慰自己？相信有更好的未來嗎？

　　江平：一度也很失落，但我相信我們國家會走出來。我當時想，人總不會老是這樣吧，哈哈，很純樸的想法�！翱偛粫�老是這樣”，人要是這樣想，就是還有希望。

　　人物周刊：除了慷慨陳詞和四處奔走，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樣子？

　　江平：我沒有什么特別需求，房子不錯。不抽煙不喝酒，忙起來茶也不喝了，很簡單，走到哪兒也很隨便，在物質享受上，很簡單，知識分子，還是精神追求者。

　　人物周刊：按您的計劃，還將繼續(xù)奔走多久？

　　江平：走到哪頭算哪頭吧，沒有倒下的話。哈哈，只要自己的身體還有這樣的力量，思維還可以，應該還可以繼續(xù)一些。

　　2000年以前，江平居住在政法大學教師宿舍，常常被上訪者堵在門口，每月收到的求助信件達四五十封之多，感到無能為力，“也算是心靈上的一個痛苦”。

　　后來，找的人越來越多，他只好在校外買了房子，“想逃跑”。沒有想到，新校長一來，不讓他退休，有課的時候他就必須走大約25公里的路程回學校。

　　260平米的房子，三個客廳，正中大廳懸掛木雕門聯(lián)，大幅字畫，寬寬的紅木桌椅，有清幽的士大夫之氣。

　　另一個大廳直接通向書房，學生送的巨幅牌匾“為人師表”高高在上，獎杯、獎牌，整齊地擺放在角落。書房約30多平米，中央一張大床，床頭夾著一個紅色小臺燈，方便看書。數(shù)百張唱片碼在床邊的書架上。他喜歡西方古典音樂，最喜歡貝多芬的《命運》，“經常聽，我能聽到命運的聲音”，說著，嘴里發(fā)出蹦、蹦、蹦的節(jié)拍聲，手也揮動起來，很快就進入音樂的世界，臉上露出滿足的笑容，聽得出來，他在演奏《命運》。

　　清晨的陽光透過桔黃色窗簾斜斜地射進來，照在他身上，形成一個光暈，靜謐，柔和，這位歷盡歷史坎坷的老人笑得純真而安詳。我們聊天的時候，一條叫“小熊”的黃色小狗不停地在他身邊轉悠，拿身子去蹭他的腿，撒嬌一般。

　　告別，家人開門，剛從書房走出來的江平，似乎看到“小熊”從門縫溜了出去，高聲喊，“小熊”，“小熊”，“快回來”，滿臉著急，扭頭對家人說，“快去看看，叫它回來”。驀然回首，“小熊”從客廳里躥了出來，江平這才松了口氣，“哦，它在，沒有出去”。

　　他想起了站在一旁的記者，握握手，道別。一轉身，招呼在客廳等候多時的學生、妻子，兩條狗緊跟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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