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應致力于改善自由選擇的存在方式。

　　在數(shù)字時代，信息技術不僅打破了產業(yè)經濟的許多常識，也創(chuàng)造了關于人生夢想的新話語以及形形色色的成功故事。眾所周知，作為時代的寵兒，比爾·蓋茨從決定出售僅僅由“0“和“1“這兩個數(shù)字排列組合的一系列程序軟件那天起，以20年左右的工夫確立了微軟的世界霸權，占有計算機操作程序的市場份額高達86%。大家更熟悉的例子是張朝陽，他于1996年創(chuàng)建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搜狐“，用短短4年時間積累了億萬身家，名列《福布斯》雜志評選的中國內地50首富的光榮榜。

　　還可以舉出一些極富戲劇性的事例。比如紐約州一個小城市的水電局有個技術員叫麥克·柯林斯，他為了表示對2000年美國總統(tǒng)選舉中佛羅里達州采用詭異的蝶式選票設計的不滿，以在選票圖案上添加一根直線和三根糾纏不清的曲線的方式創(chuàng)作了一幅簡潔明快的諷刺漫畫，并郵送到30個朋友的電子信箱里。沒想到幾個小時之后，這幅漫畫就通過“信息高速公路“傳遞到各個主要國家，要求復制和轉載的聯(lián)絡函件滾滾而來，使原本默默無聞的麥克一夜成名。

　　這些成功故事的主人公當然都各有自己獨特的才能以及比較優(yōu)勢，也十分值得人們羨慕和欽佩。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在這里，才華素質方面的差距與成功報酬方面的差距之間的關系其實非常不對稱。換句話說，能力上的稍許不同很可能導致收入的巨大懸殊，甚至還會在一定條件下出現(xiàn)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效應。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現(xiàn)象呢？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原來在才華素質與成功報酬之間還存在著非常重要的參量，這就是以計算機網(wǎng)絡化社會（Networked society）的關系資本為媒介的交易能力。通過它，長期持續(xù)性的網(wǎng)絡與一錘子買賣的市場也可以緊密耦合、相得益彰。

　　從17世紀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茨起，計算機一直被僅僅理解為物理性實體或者分別獨立的一架架機器。這并沒有錯。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人們開始從雙向性網(wǎng)絡的角度來把握計算機的本質--電腦不僅是機器，而且是網(wǎng)絡。特別是自1990年以來，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全球，不僅計算機的概念，就連社會本身也越來越電子網(wǎng)絡化。其結果是，市場呈現(xiàn)出嶄新的結構性特征，個人才華的發(fā)揮越來越取決于超越疆界的廣域性市場評價，而市場價值一旦產生就有機會在全球網(wǎng)絡結構中成倍增殖和快速傳遞。

　　因此，在數(shù)字時代，事業(yè)上的成功不僅僅取決于人的才華，也不僅僅取決于人的努力，最關鍵的是把才華素質轉換成市場，特別是商業(yè)網(wǎng)絡上的賣點或品牌的交易能力。顯而易見，在這樣高度網(wǎng)絡化的市場之中，輸入和輸出都會按照乘冪運算的法則來進行，并導致非常不對稱的資源配置。

　　在中國，人際關系比其他任何社會都更加稠密、更加具有重大的影響和作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社會的網(wǎng)絡化程度本來就很高。到了數(shù)字時代，人際關系網(wǎng)與聯(lián)機關系網(wǎng)互相重疊、交織和促進，信息技術導致數(shù)個共同體之間的微弱紐帶與某一共同體內部的緊密紐帶同時增殖并連接起來，使整個網(wǎng)絡結構變得極其復雜、多層多樣。在這樣的條件下，編織關系網(wǎng)的能力以及交易能力很容易導致某種市場價值按照幾何級數(shù)不斷累積和急劇膨脹，在帶來商業(yè)性活動繁榮昌盛的同時，也造成了貧富懸殊的乘冪曲線大幅度伸張的結果。

　　具有上述特征的市場結構一旦形成，自由競爭條件下的機會平等（除非在純粹的隨機型網(wǎng)絡中）以及結構分化條件下的中產階層優(yōu)勢（除非在純粹的集束型網(wǎng)絡中）都變得很難充分實現(xiàn)。無論人們喜歡不喜歡，一般的網(wǎng)絡化社會中的自由競爭在客觀上往往是強其所強、弱其所弱、勝者通吃（Winners catch all）、敗者愈下，最終呈現(xiàn)出某種兩極分化的格局。于是在少數(shù)的富者（強勢群體）與多數(shù)的貧者（弱勢群體）、上層與底層、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之間會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或斷層。為了解決與此相關的公正問題，國家的適度干預以及按照分配正義的原則進行財政再分配往往被認為是必要的。

　　中國政府一直提倡的縮小收入差距的“均富“政策，就是很好的實例。然而，在進行這樣的調整時，對如何保持競爭的活力、能否防止國內資本的逃避、如何處理越境電子商務與稅收制度的關系、是否會引起經濟絕對平均主義和政治保守主義的回潮等問題的解答，仍然頗費斟酌。其實適當?shù)氖杖氩罹嗍歉偁帣C制運作的動力裝置，對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尤其不可或缺。何況全球化造成中國經濟體制的另一種雙重結構--既是現(xiàn)代性的“世界工廠“，也是早熟的后產業(yè)化信息社會，無論價值觀還是制度設計都會碰到層出不窮的矛盾，課題的范圍遠不止于對收入差距的否定。在產業(yè)經濟中，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福特主義模式決定了以收入調整為中心的政府功能，自由競爭的市場、效率本位的企業(yè)以及適當干預的福利國家構成制度設計的基本元件，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是社會最基本的公正觀念。但在后工業(yè)化經濟中，以跨國網(wǎng)絡結構的世界市場為媒介而產生的貧富懸殊不是僅靠某個國家的干預就能消弭的。

　　因此，解決問題的思路不宜囿于否定收入差距，以簡單的行政舉措來推行分配公正，而應該側重于如何調動整個社會的積極力量來共同治理貧困，防止失敗的風險，首先爭取讓多數(shù)普通人家都能實現(xiàn)“進入中產階層“、“享受基本保障“的人生目標。要想方設法促使社會自然形成中產階層，并從制度安排上促成中產階層的流動性、開放性以及非投機性，以調和兩極分化狀態(tài)下富者與貧者之間的道德糾葛，進而達到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均衡。

　　換言之，既不能動用國家權力來限制個人選擇的自由，也不能通過改變資源配置為競爭性選擇提供條件和手段，而應該致力于改善自由選擇的存在方式，使那種把才華轉換成市場價值的交易能力與把收入轉換成人生價值的溝通能力達成適當?shù)木�衡，讓“開除網(wǎng)籍“本身成為一種有效的社會性制裁。這就為建構憲政秩序的制度設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兼顧結構、功能以及涵義體系。而從價值涵義的角度來探討如何改善自由選擇的問題，孟子所向往的那種具有道德意義的自由境界是頗值得參考的。

　　孟子的原話是，“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在這里，人被視為與他者和自然共生共榮的多樣化存在，美好的生活不能僅憑財產關系而定義，道德秩序和社會正義也不應該還原為古希臘時代的“各得其份（Suum cuique）“原理。以“人生之善“為基調的孟子式自由境界能不能成為網(wǎng)絡化社會用以限制乘冪曲線伸張的價值框架呢？對這個問題難以遽然作出結論。不過，我們或許還是可以從中找到某些重要的線索，以便在數(shù)字時代構思一種比較適當?shù)膫�人選擇自由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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