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巧合，還不如說是必然：胡適去世時，自發(fā)送葬者據說達到30萬人，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戶戶路祭，這種盛大的場面，除了魯迅之外，沒有第二個文人享受得到。的確，魯迅與胡適在近現代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與作用，可以說是無第三人可及的。關于魯迅與胡適二人的話題，幾十年來總是綿延不絕，大概也會一直持續(xù)下去。

　　然而，將二人相提并論，開啟對二人所代表以及所開創(chuàng)的思想文化源流的整體思考與研究，還是近些年來的事，或許這也正是《胡適還是魯迅》的意圖以及本書的價值所在。之所以這樣說，是在很長很長一段時間里，魯迅與胡適二人并不處于平等的位置，魯迅太高，胡適太低(或者說有意被忽略)。

　　關于魯迅，說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毛澤東對他做出評價之后，他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與聲名更是一路上揚，即使在暗無天日的“文革”期間，魯迅的著作也仍然可以暢通無阻，成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源泉。在如此眾多的言說之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在魯迅故去的七十多年中，人們不斷地在探索魯迅的內心世界，但呈現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也許未必是一個真正的魯迅。曾經寫過魯迅傳記的朱正坦承，上世紀50年代寫的魯迅傳記，他把所有公開發(fā)表的毛澤東著作中提到魯迅的地方，一句不落地引用了，并以此作為立論的基礎來發(fā)揮。其實，沒有油彩的本色魯迅，才具有更為偉大的人格魅力。

　　塵埃終將落定，歷史始終公正。當喧囂與浮躁漸行漸遠，歷史的公正性才會越發(fā)清晰地顯現出來，眾多學者們看待從前的歷史，也就擁有了更為冷靜與客觀的眼光。朱學勤說：“現在知識界用以平衡魯迅的，是林語堂，周作人。而我以為，真正能夠平衡魯迅，在魯迅之外樹立另一價值坐標，同時也不辱沒魯迅的是胡適。”這應該看作是如今知識界的一個共識。

　　胡適這個名字被提及得越來越多了，這是個令人欣慰的現象。這位五四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白話文運動的理論奠基者，這位一生堅持“獨立”的大學者，在大陸1954年的“紅學”論爭中，遭到了舉國上下的大批判，曾經被許多人掛在嘴邊的“我的朋友胡適之”，不再也不敢被人說起了，人人噤若寒蟬避之不及。如果說魯迅被抬到了一個圣壇的偶像地位，那么胡適是被流放到了一個被遺忘的角落。如今我們知道，將魯迅抬上圣壇，將胡適忽略不計，實際都是對二人的不恭，也是對后人的誤導。

　　“堅持自由主義一生的胡適，以與這一信仰相匹配的溫和態(tài)度堅持了60年，他既未被那個時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時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始終以一種從容的態(tài)度批評著那個時代，這樣一種平和態(tài)度，在那樣污濁的世界里堅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跡”。的確，盡管對胡適的學術成就向來存有較大爭議，但他的人格力量，中國近現代史上還無人能比。我很贊同謝泳的觀點，“過去語文教材里不選胡適的文章，無論是對做文章還是做人，都是大損失�！�

　　事實上，將魯迅與胡適放在一起來討論與思考，根本原因還在于，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兩種不同選擇”。與魯迅的思想深度、毫不妥協、堅韌諸多品質相比，胡適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平常心態(tài)，是漸進的，理性的。正如世界有好就有壞，有前就有后，有強勢就有弱勢，有激進就有保守，如果把魯迅的犀利、深刻看作激進思想的表達，那么不妨把胡適看作是介于激進與保守之間的溫和狀態(tài)——胡適當然不保守，而且，在中國來說，保守總是不那么好的詞。二人的區(qū)別，錢理群一語道破：“魯迅是體制外的、批判的立場，胡適是體制內的、補臺的”。胡適的這種溫和狀態(tài)，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中可能既不討激進派的好，也未必會被保守派認同；
既為大陸所批判，也為臺灣島內所攻擊。我們一直以為，以胡適與蔣介石的親密關系，應該始終為其所重，但在1956年，國民黨照樣認為胡適的政治主張“完全近乎一種天真的妄想”，攻擊胡適是讓“人們尊崇他為自由主義的大師”。也許在一個進入平和狀態(tài)的社會當中，胡適的思想才會讓人們更清楚地認識，更自然地接受。

　　在知識分子前行的路上，盡管也有錢穆般的嚴謹學業(yè)可選擇，但基本上來說仍不離魯迅與胡適所開創(chuàng)的兩條路。如果要在人生路上選擇一位追隨者，你是選擇胡適，還是魯迅？

　　《胡適還是魯迅》謝泳編　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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