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我們怎樣倡導學術規(guī)范
發(fā)布時間:2020-05-21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術規(guī)范問題正日益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話題。所謂積重難返,就目前學術界的實際情形來看,這個話題遠未過時,還需要更大規(guī)模、更大力度地探討、宣傳。但規(guī)范討論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通過規(guī)范的討論,樹立踏實的學風,尋求正確的途徑,從而促使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出現。根據這一目的,撇開討論中的浮泛空言與欺世大言不論,我們尤其希望以提倡學術規(guī)范為己任的論著首先應在自己的論著中實踐這一點,否則不僅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可能產生不良的影響。日前拜讀了去年年底同時出版的兩位前輩學者的相關論著,深感這已不是孤立的、偶見的問題,因撰本文,目的不在妄議前賢,而在企圖通過對兩本著作中出現的若干枝節(jié)問題的質疑,以引起學術界對這類現象的重視與反省。
一
林家有教授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史專家,有關于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等的論著多種!妒穼W方法論》(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版)是林先生的專文與多年為研究生開史學方法論課程的講稿結集,共五章:一、歷史研究應具備的基本條件,二、治史者必須重視方法問題,三、歷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四、從研究孫中山得到的方法啟示,五、從書序、書評中得到的方法啟迪。林先生在《前言》中說:“我之所以要將這些所謂‘史學方法論’的不成熟的文章、講稿結集出版,目的很明確,就是為正在學習歷史的青年學生提供一些素材、一些思考的空間,希望這些士子們在習史、治史的道路上開好步,走好路,祈盼他們能早日成才,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奉獻聰明和才智!睍袑A小瓣P于史學研究的學術規(guī)范問題”一節(jié),指出:“近年來,中國社會出現一種急功近利的浮躁學風,這種學風在史學界的表現,主要是違反學術規(guī)范,寫文章、編書拼湊抄襲,材料不核對、不注釋。”強調“必須遵循學術規(guī)范”,“學者治學首先要求精細準確”,這是十分有益的指導性意見。但以“精細準確”的要求來回視本書,則頗有不盡人意處。
在論及史論如何結合的問題時,林先生說:
回顧我國2000多年的封建時代,在豐富的歷史作品中,一直是有論有史的。除了作者有意無意的貫串在史實敘述中的觀點外,多數還在敘述史實(包括事件、人物、制度等)之后,又加上一段專門的論語,再集中地表明作者的主觀認識。從《左傳》開始就有“君子曰”,隨后,司馬遷在《史記》上改為“太史公曰”;
班固《漢書》上改為“贊”;
陳壽在《三國志》上改為“評”;
范曄在《后漢書》上改為“論”,并保留“贊”,而“論”、“贊”并用。自此以下,全部“正史”,都有“論”、“贊”、“評”之類。年深時久,相沿成風,簡直成為一個公式。
我們自然不能要求每位史學家都通讀過二十四史,但既然要講述“全部正史”的特點,那么起碼應該翻一翻專家的有關介紹,比如內容精審且都已印行多次的柴德賡先生的《史籍舉要》和王樹民先生的《史部要籍解題》。在《史籍舉要》中,柴先生引纂修《元史凡例》五條,之五是“紀志表傳之末,不作論贊,據事直書,使其善惡自見”。該節(jié)《凡例》完整的原文是這樣的:“歷代史書,記、志、表、傳之末,各有論贊之辭。今修《元史》,不作論贊,但據事直書,具文見意,使其善惡自見,準《春秋》及欽奉圣旨事意!痹凇妒凡恳忸}》中,王先生述《元史》編撰特點云:
《進元史表》稱:“蓋因以往之廢興,用作將來之法戒!庇址Q引朱元璋的話說:“文辭勿致于艱深,事跡務令于明白。茍善惡?然在目,庶勸懲有益于人。”這幾句話表明了明初修撰《元史》的目的,不過為從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上總結元朝這一段歷史經過,以利于鞏固明朝的統治。又根據朱元璋的指示,全書不作論贊,“但據事直書,具文見意,使其善惡自見”。這是一種節(jié)省工力的辦法,舊日學者多以此謂其體例不完整,現在來看,有無論贊實無關緊要。
雖然《元史》帝紀各卷仍有史家評論的文字,但其主要特點是不能抹殺的。林說未免以偏概全,其斷語顯然與事實不符。
在論及史料的應用時,林先生告誡我們:“使用材料一定要核對清楚,注明作者、書名或篇名、出版單位、出版時間、版序等。”在論及“遵守學術規(guī)范要注意的問題”時,林先生又舉例批評了“現在出現的幾種情況是學風不夠嚴謹的表現”,專門要求“嚴格注釋規(guī)范”,因為“注釋體例建制是學術嚴謹規(guī)范化的一項重要內容,一方面表明作者對他人學術著作的尊重,以及自身從事研究的基點和依托;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讀者查閱相關文獻”。但本書的文獻注釋問題很多,實在與“嚴謹”的要求相去甚遠。首先是書名號使用的不規(guī)范。有宜用書名號卻用引號的,如“說文解字”;
有不宜用書名號卻用之的,如《歷代會要》;
而從“辭海”到“孫文學說”、“三民主義演講”,則是時加引號,時加書名號。其次是書名著錄的不準確。在論史學研究方法和治學態(tài)度的問題的第一節(jié)“研究工作應用最短的時間去爭取最大的效果”中,林先生以毛澤東為榜樣,說毛“無所不讀,他有一部線裝本《中國二十四史》,共850冊,從頭到尾都有他的批注、圈點和勾畫”。我沒有見過毛批二十四史,但我猜測如果那是線裝本的話,那么書名中的“中國”兩字是可疑的。而在引述恩格斯的名著時,書名居然寫作《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法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不知“德國”是如何變成“法國”的。上海遠東出版社編輯出版過一套遠未出齊的20世紀外國文化名人書庫,每人一冊,以人名集,而在封面右側用小字標明作者國籍,但國籍不在書名中,這只要一看書脊或書名頁,都是一清二楚的,但林先生在引錄池田大作集時,出處標作《日本池田大作集》。讀者要是據首字去查閱本書,可能在任何圖書館都找不到。更有甚者,東方出版中心曾出版了一套頗具水準的“現代中華學人筆記叢書”,入選學者各以齋名冠于“筆記”二字之前作為書名,包括吳小如先生的《莎齋筆記》、卞孝萱先生的《冬青書屋筆記》、王運熙先生的《望海樓筆記》、王水照先生的《半屑居筆記》和章開沅先生的《實齋筆記》。由于封面設計者的別出心裁,封面和書名頁都把學者齋名印成大字,而“筆記”二字則以一方印章形式放在齋名的右下角。但每本書的書脊上的書名都是完整而醒目的,并且每本書的封底都有整套書的書名與作者。其中章開沅先生是近代史名家,因此該書被林先生列入了本書的“參考書要目”中,但書名竟赫然只有兩個字:實齋。
在“關于如何收集資料的問題”一節(jié)中,林先生提到須學會使用各種工具書,并舉例說“《說文解字》可探求古文字的字、聲、義”。按一個漢字包括形、聲、義三部分,“字”和“聲”、“義”并不在同一個層面上,這也是應該分辨清楚的。
二
胡明揚教授是卓有成就的著名語言學家,他的《胡明揚語言學論文集》和專著《北京話初探》等,是中國當代語言學的重要成果!墩Z言學習散論》(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則收錄了胡先生近二十年來關于中外文學習、教學與研究問題的專論與講話稿等三十余篇,薈萃了胡先生多年中外文教學與研究的心得,無論是對學習者還是研究者,都有相當的指導作用與參考價值。例如在對歷屆新入學的研究生講話的綜合稿《學習與研究》中,胡先生要求學生應具備:一、扎實的基礎,二、廣博的知識,三、嚴謹的態(tài)度,并特別強調:“‘嚴謹’從字面上來理解是既要‘嚴格’又要‘謹慎’,也就是做學問處處要嚴格要求,著書立說要處處謹慎。首先要尊重事實。乾嘉時代的樸學大師歷來以嚴謹著稱,要求‘無一字無來歷’。我們今天不能從字面上來理解這句話,而是要發(fā)揚這種嚴謹的學風。我們使用的語言材料必須可靠,引證的資料必須確切!倍坝腥艘C別人的論述很不嚴肅,是憑記憶寫下來的,字句和內容都可能有出入,有時候連書名篇名都是錯了的”。在《重提語言文字規(guī)范化和純潔化問題》一文中,胡先生歸納近年來語言文字實際使用中最突出的問題,第一條就是“思路混亂,知識性錯誤過多”,而“要改正這類錯誤其實并不困難,只要作者和編者有起碼的責任心,多想一想,查查資料,也就完全可以避免”。這些批評都是切中肯綮,是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但遺憾的是,我們在本書中,也發(fā)現了若干不夠嚴格謹慎、“憑記憶寫下來的”“知識性錯誤”。
在《研究工作和論文寫作》中,胡先生專列“參考文獻目錄”一節(jié),稱“要求學術著作有新觀點正是要求學術著作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缺乏新觀點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不了解學術界的現狀,特別是對有關領域現有的學術成果缺乏了解。因此,學術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廣泛閱讀有關領域前人和時賢的論著,古人稱之為目錄學”。其下舉例竟是“像張之洞的《小學答問》就是這樣一類著作”。按《小學答問》是章太炎的文字學名著,張之洞的目錄學名著為《書目答問》。
在《怎樣學習語文專業(yè)》中,胡先生建議:“寫文章還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寫完了不要忙于拿出去,最好先放在抽屜里放幾天,然后再拿出來自己看看,修改修改”,“過幾天回過頭來再看,就像看別人寫的文章,就會發(fā)現很多問題”。接著他具體提出了應檢查的六個方面,其中之二是“思路是不是清楚,推理合不合乎邏輯”。其下舉關于《招魂》作者問題的爭議為例,說“大家知道《離騷》是屈原寫的。前一陣關于其中《招魂》這一篇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屈原就引起了爭論”。這個“其中”實在令人莫名其妙。因為《離騷》是單獨的一篇,《招魂》并不在“其中”;
如果要說“其中”,那《離騷》應改為《楚辭》,但《楚辭》所收則不僅僅是屈原的作品,又不能說成是“《楚辭》是屈原寫的”了。
在同一文中,胡先生談及文學時說:“你要搞文學創(chuàng)作,搞模仿就寫不出什么好作品來。當然有人會說,李白還模仿人家崔顥呢,《黃鶴樓》不就是模仿的?模仿的也挺好的嘛。但是,那畢竟不是李白的主要作品,更不是李白唯一的作品,李白還有他自己獨創(chuàng)的更好的作品!边@個例子也是令人愕然的,因為李白雖然寫過《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送孟浩然廣陵》等與黃鶴樓相關的詩,卻并無什么模仿崔顥的《黃鶴樓》,而有一首后人常取之與崔作相考較的是《登金陵鳳凰臺》,那也不是模仿之作!短撇抛觽鳌酚浝畎准纫姶拊娔恕盁o作而去”!稓w田詩話》記:“崔顥題詩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譏。及登鳳凰臺作詩,可謂十倍曹丕矣!壁w昌平先生評議說:
這是傳說,未必可信,但李白本詩有仿崔顥而角勝之的用意,從起聯句式相同,末句同樣以“使人愁”收,不難看出。歷代以崔、李二詩相比較,高下左右之論甚多,倒是清代《唐宋詩醇》的說法較通達:“崔詩直舉胸情,氣體高渾;
白詩寓目山河,別有懷抱,其言皆從心而發(fā),即景而成,意象偶同,勝境各擅!贝_實,從有所仿效而言,始創(chuàng)者總是更引人注目;
但就詩論詩,李白詩也自有勝處。(《李白詩選評》)
胡先生說顯然是不合事實的模糊影響之辭。
另外,本書前言胡先生憶及少時在私塾“跟書畫琴棋全通的費雨僧老師讀四書,整天咿咿呀呀地背誦‘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于我國乎?’”這里的《孟子》文顯然也是憑記憶寫下來的,準確的下句原文應該是“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學術規(guī)范并不僅僅在于前輩給我們以該怎么做、不該怎么做的規(guī)定,更重要的在于前輩給我們以該怎么做、不該怎么做的示范(就像當年陳垣先生指導學生樹立學術規(guī)范,不是通過史學方法的宣講,而是通過史源學的實習,學生受益往往更為切實)。因此,在指點治學門徑、昭示學術規(guī)范的著作當中,尤其應該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那些作者正在批評的毛病,以真正為后學起到榜樣的作用。
。ā段膮R報》2003年11月2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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