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xiāng)

　　1968年秋天，毛澤東發(fā)出了新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庇谑牵�每一個中學生，從初中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的每個人（獨生子女和病殘者除外），全都必須去農村。上級沒有解釋，為什么運動中的革命先鋒需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以及，如果有必要接受再教育，為什么不去工廠接受工人的再教育。

　　動員下鄉(xiāng)是半強迫性質的，大部分人不愿意下去，但還是在不斷的號召動員下去了。少數(shù)人抗拒了一陣，但他們的父母因此要進“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工作單位和街道居民委員會受到很大壓力，最后不得不去。當然也有少數(shù)漏網(wǎng)之魚。

　　我是欣然前往的。我在“文革”前就有極其充分的思想準備要下鄉(xiāng)，我在畢業(yè)前夕曾向班主任正式提出，要放棄考大學的機會，直接到鄉(xiāng)下去。從1968年夏季我就開始鍛煉身體，以適應農村艱苦的體力勞動。我還到成都附近老知青那里去了解他們的生活，并準備了下鄉(xiāng)閱讀的書籍。我不像一般人那樣恐懼下鄉(xiāng)，當然，我的動機既不是去干革命，也不是去受再教育，而是逃避政治迫害。

　　這時，學校中對于造反派的壓力又大起來，我們幾個造反派頭頭和工宣隊達成一項政治交易：我們帶頭下鄉(xiāng)，以此幫助他們做好動員同學下鄉(xiāng)的工作，他們則在政治上保護我們，抵制軍宣隊對我們的打擊。另一方面，造反派和前保守派有一場政治表現(xiàn)上的競爭。幾個前保守派骨干率先寫出報名下鄉(xiāng)的申請和充滿革命豪情的決心書，他們宣揚說，到了真正考驗人的時候，還是他們革命。我們不甘落后，馬上搞了一個二十多人簽名的決心書。事實上，那些原保守派人士家里都有權力和關系，下鄉(xiāng)之后，那批貼出第一張申請的人中，許多馬上就到部隊或其他工作單位去了。

　　成都一中下鄉(xiāng)的地方是四川省綿陽地區(qū)安縣，在四川西北部，距成都大約200公里，是丘陵地區(qū)。學校革委會、軍宣隊和工宣隊組織了一個聯(lián)合調查小組，下去摸情況。他們回來之后把那里描述成風景如畫的世外桃源，用校革委主任W在報告中的話說，他們一路上只看見“白鶴、鷺鷥、點水雀”，似乎那里比公園和動物園還好玩，說得一些同學恨不得馬上就動身。

　　我們擔心，軍宣隊在政治上沒有整倒我們，在下鄉(xiāng)分配時會利用最后一次機會搞鬼，把我們分到條件最壞的地方，而把最好的地方分給他們喜歡的人。我們打聽到了他們將用一個通宵在某間辦公室突擊進行下鄉(xiāng)分配工作，我們幾個人溜到那間辦公室外面，一直密切監(jiān)視他們。不出所料，他們確實在報復我們。一個同學帶頭沖進房間，指責他們，軍宣隊的人無言以對。這時已是半夜，他們困倦極了，居然同意讓我們替他們干。我們干起來又快又好，因為其中一個頭頭管戰(zhàn)團組織工作，對全校同學的情況了如指掌。我們只花了一個多小時就干完了他們剩下的一半工作，于是兩方皆大歡喜。我們警惕性很高，幫他們抄寫名單，直到張榜之后才放心而歸。

　　下鄉(xiāng)是自愿組合，我和初一的三個小女孩在一起。這個組合頗為奇特，曾有人勸我，說帶三個小女孩負擔太重。其實我們在一起是十分自然的，我從參加“紅野”第一天起就認識她們，在整個運動中，她們給予我特殊的信任。不論形勢多么惡劣，不論我面臨什么樣的人身攻擊和政治懲罰，她們都毫不動搖地和我站在一起。在長時間內，她們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我不放心她們和別人在鄉(xiāng)下生活。下鄉(xiāng)后，我們在經濟上實行公產主義，不分彼此，這是許多學生想做而不能堅持到最后的。

　　1969年1月25日，我校同學乘火車開赴農村。告別生活、斗爭了許多年的蓉城，即將奔赴一個陌生、艱苦的地方，大家心中都不是滋味。這天寒風凜冽，天色陰沉�；疖噯�動時，許多同學和送行的家長都“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加速的列車很快就使同學們再也看不見自己的父母，大家坐在車廂里沉默無語。我的心情與大多數(shù)人不同，對于農村生活的艱苦，我預先知道得比他們多，但我作好了準備去承受一切。我寧愿受惡劣自然條件折磨，也不愿陷在政治斗爭和政治迫害的漩渦中不能脫身。

　　在農村安頓的過程比預想的要復雜得多。我們原“紅野”的一大幫人分在一個平原上的公社，剛呆了兩三天，還沒有去干活，我的三個小伙伴就想到幾里外另一個公社去探望她們的一個好朋友，我陪她們一道去。三天之后回來，發(fā)現(xiàn)所有的同學全搬走了，我們大吃一驚。有人悄悄來通知我們，這個地區(qū)有很多麻瘋病人，但當?shù)厝颂�落后，根本不當一回事，我們的一組同學甚至被分配到與一家麻瘋病人同住。陪同我們下鄉(xiāng)的老師堅持要讓我們換地方，而當?shù)卣�府不同意。那個在運動初期被批判得十分厲害的地理教師L，冒著風險對這一帶麻瘋病患者的分布、生活習性和活動情況作了周密調查，他說：“我老了，染上病不要緊，我要保證我的幾十個學生的安全�！彼�的調查很有說服力，當?shù)卣�府只好同意我們換地方。為了不傷害當?shù)剞r民的自尊心，領導安置的軍宣隊、工宣隊謊稱學生需集中學習，將人們迅速撤離。

　　我迅速趕到區(qū)政府所在地，看到有五六十人呆在這里。同學們高興和激動地迎接我，并告訴我這里的形勢十分微妙和緊張。原來，軍宣隊的那個副隊長W從來都想整我們，但一直未成功，在這次遷移中又出了什么壞主意和我們這批人過不去。他的惡劣行徑引起了公憤，同學們半夜沖到他住宿的招待所，要揍他，嚇得他直打哆嗦。同時，一部分年紀小的同學發(fā)現(xiàn)鄉(xiāng)下和領導們先前描述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再加上又因麻瘋病遷移，思想上亂了套，想家想父母了，吵著要回去。W趁機誣蔑這些人鬧事是想回城，破壞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同情我們的工宣隊員悄悄透露消息說，W一方面穩(wěn)住學生，一方面打電話和縣革委會聯(lián)系，叫公安局來抓人。

　　事不宜遲，必須當機立斷。我馬上告訴大家，想回城是不可能的，戶口已經下到農村，我們就不再是城里人了。另外，縣公安局的人就要出發(fā)，我們還沒有返回成都，半路上就會被當成反革命分子抓回來。我建議說，在我一路找他們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所經過的一個公社條件不錯，不如主動要求遷到那里。這樣，政治上就爭得到主動，也預防W使壞，把我們安置到條件惡劣的地方。大家馬上同意了我的意見，我們立即將決定通知軍宣隊和工宣隊。事情有了一個妥善的解決，除了W想整人又一次落空外，各方面都松了一口大氣。

　　我們最后安置在遠離原地的樂興公社，我在雙河大隊一生產隊。我們四人住進生產隊最富裕、最干凈的一戶農民家中，開始時和他們一道吃飯，一周后自己開伙。我很快就在勞動中、交談中、會議中對農村作了一番大致了解。知道要下鄉(xiāng)時我就計劃了解農村的現(xiàn)實情況，而且相信有一條簡捷途徑。由于全國整齊劃一地學大寨，政策是一刀切，因此，研究一個地方，對全國的情況也就有了一個概括的了解。

　　我所在的生產隊共有30多戶人家，一百六七十口人。人均耕地兩畝三分，這在四川算中等水平，我曾去過四川樂山地區(qū)，那里的農民人均四分地。我隊強壯男人每天掙的工分合人民幣五角，和我在一起的那幾個小女孩每天掙的工分約合三角五分，在當時能買一公斤半大米。每個成年人全年的口糧、食油等東西折合成現(xiàn)金為70多元。生產隊最富裕的人家，扣除口糧費用，一年能收人50元左右，這種家庭大約只有三家，一般是不進錢也不倒找。有七八家人需要倒交錢才能取得口糧，因為這些家庭或者是小孩多，或者是大人生病，掙不夠基本定額。能進錢的家庭基本上沒有拿到過現(xiàn)金，因為總有人家欠款又無法交清。全生產隊只有一戶人家有半導體收音機，因為他們家的大女兒在外面當教師�？诩Z分配和出工量相關，每個成年人每年平均分到的糧食折合成大米約為280公斤，其中一半是稻谷，一半是紅薯，這在全縣算較高水平。按國家頒布的照顧知青的政策，我們每人按全隊最高標準分配口糧，這個標準對于我們足夠而且略有結余。不難看到，在土地和產量沒有增加的情況下，我們的到來降低了農民的口糧標準。在其他公社，有些同學的口糧收人只有我們的一半，每當糧食告罄，他們就四處游蕩，到我們這里來打秋風。蔬菜基本上靠自己種，我們每人分到三分自留地，我把它經營得超過了生產隊的農民。

　　農村的“文革”運動也搞得很厲害，但比城市里晚一拍兒。我們剛到時，這里正在搞“清理階級隊伍”，大隊部里每天都在打人，被捆被吊的多為造反派骨干分子。過了不久又是“反復舊”，造反派回過頭來報復，嚇得公社、大隊一級干部四處躲藏。當?shù)馗刹亢驮旆磁啥荚噲D拉知青與他們結盟，但我們堅決地置身事外。

　　農村的干部不怎么得人心，他們往往利用職權，占集體的便宜。我所在的生產隊本來有一位極能干的隊長，他身材高大，干活賣力，但在四清運動中下了臺。現(xiàn)任隊長家里孩子多，妻子生病，是生產隊里最窮的人家之一。由于他是隊長，生產隊的困難救濟他總是占第一名。干部最招人不滿的是他們開會太頻繁，開會不干活，照樣拿最高工分。學生剛下鄉(xiāng)時，暫時還享受了幾天特殊待遇，和大隊、生產隊干部一道在公社開過幾次會。開會期間自己帶米帶柴，一個大隊的人找一戶人家升火造飯，而公社則給每人補助半斤豬肉。說來也真是可憐，這些干部們一到吃飯時間就樂得眉開眼笑，這種有肉的飯食，他們一個月也未見得有一次。大隊和生產隊有少數(shù)有利可圖的工作，比如當赤腳醫(yī)生，醫(yī)療站的衛(wèi)生員，小商店的售貨員，管理抽水機、打米機的技術員。這些干活輕松，工分拿得高的位置，一般都被于部本人或他們的子女占據(jù)。念高中的名額很少，也是分配給了干部子女。于部文化程度很低，經常帶頭干一些愚昧落后的事，比如我們大隊的隊長T，家在我們所在的生產隊，他的妻子生了病，他請一個巫婆在他家跳大神。他怕我們知青造他的反，專門挑我們不在生產隊的日子才把巫婆請到家里。他沒有錢付給巫婆，事完之后讓她抱走一只又肥又大的公雞。他的妻子基本上是每年生一個小孩，到他家里去，只見地上爬了一大群孩子，就像進了豬圈一樣。他妻子體弱多病，不參加勞動，若不是靠著大隊長這個位置，他家根本無法生活下去。

　　接受再教育的過程完全出人意料，我們聽到了許多聞所未聞的新鮮事。雖然兩年多的運動使人對原有的政治信念產生動搖和懷疑，但有些東西仍然是根深蒂固地保留在腦子中，比如“新舊社會兩重天”，“貧苦農民翻身得解放”這一類宣傳。到農村后，這些神話迅速地破滅了。同學們懷著驚奇的心情，紛紛交換他們的所見所聞。

　　首先是吃“憶苦飯”。‘我們在城市早就聽聞過這種階級教育活動，但從未親身經歷。它的本來宗旨是這樣的：人們在新社會過慣了甜蜜的幸福生活，會逐漸忘記“解放前的苦日子”，這樣就會忘本，即忘記共產黨是恩人、是救星，就會變成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吃“憶苦飯”就是組織起來，強迫大家吃一餐舊社會吃的那種與豬狗食一般的飯菜，它雖然使人難受，但提醒人們比較新舊社會的甜和苦。在吃憶苦飯那天，學生們以激動和緊張的心情準備著，暗自下了決心，飯再苦，也得把它吃下去，不能讓貧下中農看我們的笑話。這種飯對我們而言確實難于下咽，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農民們吃得歡天喜地，像過節(jié)一樣喜慶。我們淺嘗輒止，表示能吃就行了，而他們吃了一碗又一碗。問起來，他們說這是難得的免費招待，吃少了豈不吃虧？

　　然后是開“憶苦會”，這種會議的宗旨與吃憶苦飯相同。會上讓那些所謂“苦大仇深”的老人們講他們在那暗無天日的舊社會所過的牛馬不如的生活。年輕一代聽了，就會受到教育和啟發(fā)，決心跟共產黨走，不讓那吃人的舊社會復辟。但令我們大惑不解的是，干部們在會前向老農民反復交待，憶苦不要憶錯了時間，要講1949年之前的苦，不得講1962年的苦。盡管如此，那些頭腦不清的老人們一大半還是講起他們在1962年的遭遇，講那時餓得多難受，餓死了多少人。由于“文革”中的宣傳，他們把這一切都歸罪于劉少奇。他們憶苦憶得熱淚縱橫，急得干部大叫：“叫你們憶蔣介石的苦，不是憶劉少奇的苦！”

　　這些干部在會上裝正經，而平時說話就很不注意。我聽過不只一位生產隊長（都是黨員）抱怨目前生活太苦，他們緬懷以前給地主干活的日子。那時，在栽秧打谷的大忙季節(jié)，他們一天可以吃上五頓，大碗的米飯，大塊的肉，外加湯元之類的小吃，有時甚至是地主太太親自盛菜端飯。事情很簡單，“要想馬兒跑，就得添夠草”。他們喜歡那種大干大吃的日子，不喜歡現(xiàn)在這種干活不賣力，吃不上好飯菜的生活。

　　當?shù)厣�活中的一大困難是缺柴燒，我所在的大隊樹木在全縣算最多的，但仍感困難。樹木每年生長一輪新的枝權，人們每年逐棵拉扯下一桿舊枝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每棵松樹都像電線桿，只有頂尖部有三五個枝權，很少見到枝葉繁茂的樹木。婦女、小孩每天背著背簍，手執(zhí)柴耙，把落在地上的干枯松針梳扒得干干凈凈。這些都是柴草極為緊張的表現(xiàn)，但農民告訴我，叨多年前，這里大樹參天，密得不見陽光，常有野獸出沒。但大躍進時大煉鋼鐵，把樹林全砍光了。生產隊給我們蓋房子，想找?guī)卓猛肟诖值臉淠径嫁k不到。

　　干活時，農民常常指著某個田邊地角，告訴我原來那里住著一戶姓什么的人家，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家人都餓死了。這種事情聽多了，我粗略估計了一下，生產隊餓死的人差不多占三分之一！在大躍進年代，種莊稼要深耕密植，這是毛澤東下令推廣的。生產隊干部不照辦，就被抓到公社，吊在屋梁上打，直到同意為止。一年下來，那些密植水稻只長稈不結穗。種紅薯、土豆，要求深耕至一米以上，而且命令晚上也要打著燈籠火把干。全大隊的人擁到一個地方干活，以求聲勢壯觀。連干幾天，人們累得白天也不能動，只想睡覺。辦集體化食堂時，干部把農民每家的鍋全給收繳了，把人一律趕進食堂吃飯，開始時敞開肚子隨便吃，后來每天只有一二兩。農民受餓不過，偷點田里還未長成熟的糧食或蔬菜，悄悄在家弄點飯食。但干部把人盯得很緊，一見哪家房頂冒出炊煙，就帶著民兵去抓人。

　　這就是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三面紅旗”的成果，這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我們受到的再教育真是大有稗益。

　　農民一般不知團結，膽小怕事。幾個膽大妄為的知青，只要把匕首晃一晃，就可以在一大群農民中橫沖直闖，所向無敵。農民迷信知青的威力，我有一次曾被召去替他們當敢死隊員。我下鄉(xiāng)那年夏天，當?shù)赜龅酱蠛�，全縣只有一條水渠供水，上流的人截流斷水，我們下面則田地干涸。這時剛插完秧子不久，事關下一年所有人的口糧，大家急得不行。大隊從每個生產隊抽調幾名最精壯的漢子，組成一支二三十人的突擊隊，到上游去開閘放水，但要我和另外的知青打頭陣。想到全大隊一千多口人來年生計，我們同意了。我們走在隊伍前頭，溯渠而上，清溝理石，讓主流通暢，直灌下游。若遇人阻擋，自然是知青帶頭上去交涉。若對方人少或膽小，便依我們。若實力不相上下，便舉行談判，讓水一分二流。走到最上游，發(fā)現(xiàn)水全給擋往另一個支渠，灌了那里的田地。我們知青帶頭跳到溝中搬石板，把水朝下游放。這時當?shù)匾恢ш犖槌霈F(xiàn)了，我們跳上岸，做出應戰(zhàn)的樣子。但是，對方隊伍黑壓壓一大片，少說也有一兩百人，其中個個身強力壯，手持鋤頭或扁擔，殺氣騰騰�？吹綄嵙�對比如此懸殊，我們只有自認倒霉，聽任他們把水全引人自己田里。據(jù)說，這個公社從來都是搶水最兇的，前一年武斗高潮時，他們在水渠分流處架上機槍，誰也奈何他們不得。

　　馬克思曾說過，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社會意識，這話看來相當有道理。從學生變成下鄉(xiāng)知青，好些人的道德面貌發(fā)生了驚人的變化，他們在學校時規(guī)規(guī)矩矩，現(xiàn)在完全成了另一副樣子。我曾和幾個同學進飯館吃飯，他們臨走時把碗、碟、盤一股腦裝進自己的口袋。我問他們是怎么回事，他們說現(xiàn)在大都這樣。我還看見有人在集市上拿走農民的雞蛋、水果不付錢，如果農民堅持討要，他們就掏出匕首晃一晃：“老子只有這個！”還有人變成小偷，他們說，掏農民的錢袋比在城里容易得多。但他們沒有想過，農民丟了錢，后果也比城里人嚴重得多。有個農民剛賣了一頭肥豬，轉眼間錢袋就被一個知青小偷掏去，他八方尋找，毫無結果。那筆錢是他全家一年中惟一的現(xiàn)金收人，他簡直不敢回家報告這飛來橫禍，嚎陶大哭一場之后自殺了。他的妻兒老小以后怎么過日子，這是一個令人不敢多想的問題。

　　我當然知道，知青的反常行為多半不是出于真正的墮落，而是對前途無望的表現(xiàn)。我們正處在生命中的黃金季節(jié)，但卻像垃圾一樣給掃出城市。聰明好學的人被剝奪了繼續(xù)受教育的機會；
滿腔熱血，一心報效祖國的人只能改造自己。沒有人能明白，為什么把人驅趕到貧窮落后的地方就是革命，為什么黨和領袖的關懷只表現(xiàn)為強迫人到一個不熟悉、不適應的環(huán)境中去。應該說，大多數(shù)學生還是不錯的，他們盡量與農民搞好關系，盡量多干些農活，并盡可能多看些書。但干活有什么用？勞累一天不過夠買幾支冰棍。看書有什么用？上學不可能，工作上用不著，瞻念前途，一片茫然。能嚴格要求自己的人最多也不過是潔身自好，但精神上悲觀失望，得過且過；
管束不住自己的人則自暴自棄，他們去偷去搶，打架斗毆，尋歡作樂。他們并非存心變壞，這不過是一種絕望的發(fā)泄。

　　下鄉(xiāng)之后，大家和以前一樣喜歡聚會，十多個人在一起做飯吃飯，好歹有一點熱鬧的氣氛。飯后大家一起唱歌，一支接一支，沒完沒了�！肮驴嗔阖晁奶庯h泊，我看這世界像沙漠，四處空曠無人煙，我和任何人都沒來往，好比星辰迷惘在那黑暗當中……”電影《流浪者》中的主題歌抒發(fā)著知青心中的愁苦。聚會畢竟是短暫的，深夜歸隊，第二天仍要重復那單調乏味的勞動和生活。

　　幾乎每個人都愛跑回成都。當自己不再是成都人之后，才發(fā)現(xiàn)城市是那么值得留戀，廣場是那么寬闊，柏油馬路是那么平坦筆直。真不愿意再返回那貧瘠的鄉(xiāng)村，但最后仍不得不回去。父母或是正被批斗，或是面臨去五七干校，進學習班。一家人個個心情不好，免不了情緒煩躁，言語不順。更不用說在家呆久了，“革命大院”的積極分子會來過問，動員人及早回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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