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俊杰先生于2002年1月20日在“學術批評網(wǎng)”上發(fā)表的“評辭書評論界的抄襲剽竊現(xiàn)象”一文中第三部分指責拙文“評《漢英詞典》（修訂版）——兼于《遠東漢英大辭典》比較”（北外《外語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4期，成文于96年末并同時首次投稿于北外）隱性抄襲了梅文“兩部漢英詞典：比較與借鑒”（《辭書研究》1998年第3期）的幾個觀點（刊物載明拙文投稿日與梅文出版日實際間隔一個多月）。筆者2月末見到后于2002年3月2日在“學術批評網(wǎng)”上發(fā)表了“‘評辭書評論界的抄襲剽竊現(xiàn)象’一文對拙作批評的失實——答梅俊杰先生”。擺事實，講道理，對梅文不符合事實、未基于學術而憑猜疑的指控，進行了批評。

　　2002年2月27日，教育部下達了《關于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對端正學術風氣，加強學術道德建設，提出了很多意見。同時也指出，在接觸學術道德問題時，要科學公正，實事求是。目前，我國現(xiàn)行的《著作權法》缺乏實施細則，其司法解釋尚不完善，具體學科細化的學術規(guī)范基本是一片空白。為促進學術規(guī)范的建設與學術批評與反批評的健康發(fā)展，筆者翻出了4年前撰寫拙文的參考資料與99年5月讀到（后來證明為梅所寫）匿名信后筆者寫給北外《外語教學與研究》編輯部的信（詳載拙文寫作過程與觀點來源），重走4、5年前走過的漢英詞典研究之路，以事實與證據(jù)為線索，找回當時的思考與感覺。現(xiàn)以梅文對拙文批評的失實為例，就學術批評中指控他人剽竊觀點應遵守的學術規(guī)范、相關法律問題、梅先生的錯誤做法等問題發(fā)表一下個人看法，與梅先生及廣大學者商榷。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搞清“自己的”觀點或發(fā)現(xiàn)，是否現(xiàn)有文獻中已有，或是否屬本領域里的學術常識或老生常談

　　這是指控他人之前必須要做的事。黑龍江大學張會森教授說，“科研是一種繼承性思維活動，也即我們都是在前人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前進�！保ā锻庹Z名家論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57）指控他人抄襲自己作品中的觀點，是很敏感的事情。在指控前，必須要對自己研究的課題及其領域的現(xiàn)有文獻再檢索閱讀一遍。熟悉本學科中，哪些屬于已有的觀點，哪些屬于常識、共識、簡單的說法。文苑學壇，人文薈萃，書海茫茫，力作蕓生。檢索時應比當初科研時還要仔細，做地毯式窮盡檢索，把懷疑對象的觀點出處或影響的來源“一網(wǎng)打盡”。尤其是要先細讀懷疑對象文后所列的“參考書目”。因為這里是誠實作者最可能受其影響的來源。然后，還要查“參考書目”中沒列的同領域的文獻。

　　這里有必要說明一個外語研究學術規(guī)范建設的重要問題，也是指控觀點剽竊時要慎重考慮的問題。我國的學術刊物大部分還是要求作者列參考書目或注釋的。但不同于國外學術期刊，國內(nèi)期刊編輯部一般要求作者只列出與文中內(nèi)容直接相關或呼應的引文或?qū)W術思想的出處書目。流于宏觀影響的、不重要的參考文獻一般可省去。有些編輯部甚至明文規(guī)定，或在建議壓縮稿件時提出，如上要求。也有的嚴格限制參考書目的長度或篇目。在近年外語類學術期刊中僅舉兩例�！吨袊�翻譯》的“本刊敬告作者”第6條指出，“與論文內(nèi)容無直接關聯(lián)或未公開發(fā)表的文章或著述一律不列”�！端拇ㄍ庹Z學院學報》編輯部“敬告作者”第5條指出，參考文獻“一般以5-8種為宜”，“與論文內(nèi)容無直接關聯(lián)的文獻請勿列入”。因文內(nèi)夾注須要與參考文獻呼應（如《中國翻譯》“本刊敬告作者”第5條），因此，注釋實際上也受到制約。而書評性文章，一般不設參考書目和注釋。如《外語教學與研究》對純書評，一律不設參考書目和注釋。只有個別研評性書評才設。北大教授龔刃韌說， “不是說學者寫的所有文章都要附上學術性注釋，這樣理解就太機械了。由于學者寫作范圍很廣，是否需要注釋，完全根據(jù)內(nèi)容而定。一般而言隨筆、雜文、短文、筆談……評論、介紹性或綜述性文章……等等，都不一定要有注釋�！保ā侗贝蠓�律評論》（１９９９） 第２卷，第２輯）而國外學術性期刊一般要求參考書目越全越好（有的甚至與正文等長），甚至只知道某書的存在，看沒看都不一定，也可照錄不誤。這樣能方便他人繼續(xù)研究。以98年北外拙文為例，按國外習慣，本文提到的當時參考的數(shù)十種資料都得要列入?yún)⒖紩�目。全文長度將由發(fā)表的1萬1千字拉長到1萬3千字（記得98年初筆者曾接到《上�？萍挤�譯》令我將該文及參考書目砍掉3分之2的修改通知，后筆者放棄）。投北外時，參考書目只好保留文章對比或考據(jù)的各本體辭書，突出來自研究對象北外《漢英詞典》編者的圈內(nèi)的發(fā)凡性論文。在我國，只宏觀、導向性、路徑性地受到他人文獻影響、提示，但用大量個性化、嚴謹、獨到的實證來論證個人研究所得，推進學科發(fā)展的外語研究論文是很常見的，其參考書目中并未一一列舉所有對其產(chǎn)生影響的文獻。因此，外語界只根據(jù)少量觀點或說法意義相似來指控他人剽竊者應慎之又慎。我說這個，梅先生不要誤解為我偷了梅文的觀點。繼續(xù)讀下文就清楚了。

　　認真查閱文獻有兩個好處，一來能查出所懷疑的觀點是否來自自己以外的他人，二來能了解本學科哪些說法、框架、例子因反復使用已成定式或?qū)W術常識。指控者在其“指證”的相似點中攙入這類觀點越多，那么，被指控者獨立產(chǎn)生的其它相似觀點被“誣陷”為“抄自”指控者作品的可能性就越大。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胡振平教授說，有的研究生的論文的“口氣很大，‘我有一個重大發(fā)現(xiàn)’、‘我發(fā)現(xiàn)了……’，其實哪里是什么‘發(fā)現(xiàn)’，只不過是別人已有的研究成果還沒有‘被發(fā)現(xiàn)’而已。慢慢地讀的書多了，占有的資料豐富了，這時才發(fā)現(xiàn)自己的‘發(fā)現(xiàn)’早已是人家嚼過的饃。所以，我的批評是：‘你讀的書越少，你的‘發(fā)現(xiàn)’就越多�！� （《外語名家論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52）已故語言學家北外許國璋和王佐良兩教授生前多次告誡說，不要輕易聲稱什么東西是自己或西方的首創(chuàng)。包括當年來自西方的語法及語言學上的一些概念，最后許國璋教授在清朝馬建忠的《馬氏文通》里都找到了先例。有的人文學者自稱首創(chuàng)某個修辭概念，其實，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里早已有之。

　　下面談談梅先生在這方面的失誤。

　　梅文指控筆者剽竊了他的五個觀點之一是“關于《漢英詞典》括注較為完備的觀點，甚至包括所舉‘蛐蛐兒’的例子”：查梅文談的不是括注完備問題，而是談釋義準確問題，并舉了這個例子。而且梅文沒有說《修訂版》這方面有什么疏漏。

《修訂版》“用法說明”說：括注比較完備，并舉了“蛐蛐兒”（cricket可作“板球”和“蛐蛐兒”解）等詞作例證（P4）。拙文還涉及與78年老版的對比，怎能不看這兩部詞典這些很短的“綱領”及其中如此明顯的變化（老版《漢英詞典》對此輕描淡寫，《修訂版》對此大加推薦）？《修訂版》副主編北外高厚昆教授談《漢英詞典》與《修訂版》的修訂的兩篇文章（“關于《漢英詞典》（修訂版）的修訂”，《外語教學與研究》1996年第3期；
“關于《漢英詞典》（1978）的思考”，《外語教學與研究》1988年第2期），都用不短的篇幅來討論括注完備這一特點。兩文都舉了“用法說明”中前兩個例證“鮮”（delicious特括注用于菜湯等，以限定范圍）、“馬克”（mark特括注德國馬克，以區(qū)別于mark的多種意思，如標記），88年高厚昆教授“關于《漢英詞典》（1978）的思考”還特別舉了“蛐蛐兒”例（請梅先生注意�。�。（為節(jié)省篇幅，筆者只將一篇高文列入壓縮后的參考書目）。曾東京“也談《漢英詞典》（修訂版）”（《福建外語》1997年第2期）也指出了這一特點：有的釋義用英文夾注的方法予以補充或限制（見釋義準確部分）。筆者現(xiàn)在還清楚得記得當時曾想到盡量不選高文的“蛐蛐兒”，以避免重復，但在“用法說明”中選來選去，還是選了第4個“蛐蛐兒”，因為后兩個“通條”、“英語”，一個讀者不熟悉，一個太通俗。哪里想到這一選擇讓“辛苦”得來“蛐蛐兒”例證的梅先生發(fā)生了懷疑，并覺“心疼”。搞詞典評論的都知道，甚至一般英語教師都知道，舉例說明一詞多義或同音/同形異義詞現(xiàn)象時，大家都在這幾個例子上轉(zhuǎn)，且“蛐蛐兒”例最生動。這些在業(yè)內(nèi)叫often-quoted examples（常引用的例子）。另外，拙文這一段重在談《修訂版》在括注方面的疏漏（梅文根本沒有談），提及“《修訂版》在限制性括注方面做得非常到位”（見拙文。注意：“限制性括注”說法（梅文沒有）即來自《漢英詞典》（修訂版）“用法說明”，這是個明顯的線索�。�，只是從一分為二的角度切入罷了。研究詞典的人幾乎沒有不先看“用法說明”的，因為這里往往有詞典編者多年總結(jié)積累的詞典的突出特點。完全可能梅文的例證也來自“用法說明”和高文呢。評詞典的很少有不談括注的。要說抄襲觀點，也是梅俊杰先生抄襲了高厚昆的文章。

　　梅先生指責筆者的“關于大陸與港臺漢英詞典釋義上準確與地道之區(qū)別及二者應兼顧的觀點”是已有文獻中的觀點，可以說是學術常識。

　　其實，這里筆者似沒有必要與梅先生爭論。梅文中嚴格說沒有這個觀點。梅的指責至少犯了一個“過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的fallacy（邏輯謬誤）。梅文全文只事兩部詞典的對比，從來沒超過兩部詞典。更沒有提到或擴展到港臺版、大陸版漢英詞典。梅文只是提到《遠東》更照顧英語，《修訂版》更照顧漢語。筆者的結(jié)論是在對20多種港臺版漢英詞典和十幾種大陸版漢英詞典的考察后得出的結(jié)論。梅先生把別人研究范圍有這么大差異的結(jié)論歸為己有，難道一旦筆者結(jié)論有誤，愛挑剔的梅先生也愿代拙筆受過？你看見500個天鵝是白的，你不敢說天下的天鵝都是白的。這是小學階段的常識，不想羅嗦了。

　　港臺版漢英詞典地道有余，準確不足，而大陸版漢英詞典往往相反。這和海外及港臺漢譯英作品及大陸學者的漢譯英作品的準確與地道區(qū)別一樣，外語界早已形成共識。筆者當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留學期間利用校方提供的買書資助，就購買報銷了多本港臺版、新加坡版的各類漢英詞典，如《學習漢英詞典》（南洋商報版）、《通用漢英辭典》（中華書局版）、《當代漢英詞典》（香港版）等。國外書是很貴的。為什么要買？就是心里總有一個念頭：海外與港臺漢英詞典譯文雖然不一定準確，但語言通順、地道，包括英文序言。后來又在南圖得到《全新實用漢英詞典》（香港大家出版社）、《新漢英詞典》（香港青年出版社）、《新編漢英字典》（香港語文出版社）、《最新漢英五用大辭典》（香港中建出版公司）、《簡明漢英詞典》（港青出版社）。再加上本人的《遠東漢英辭典》（臺灣遠東圖書公司）、《遠東漢英大辭典》（臺灣遠東圖書公司與大陸新華出版社）。這些多在70、80年代出版的漢英辭典，給筆者的總體印象是：港臺人出漢英詞典多而快，譯文流利、地道，但對漢語的操作不準。為了對比，除了《漢英詞典》與《修訂版》外，我還認真研究過外教版《漢英綜合辭典》、江蘇人民版《實用漢英詞典》、上交大版《漢英大辭典》、外研社版《現(xiàn)代漢英詞典》等多部漢英詞典，得出的總體印象與港臺版的相反。

　　這種印象更來自于筆者那幾年來的background reading（背景閱讀）：著名語言學家、《漢英詞典》原主編外交學院吳景榮教授的“我們走過的路——編寫《漢英詞典》的回顧”（《外語教學與研究》1979年第3期）、著名語言學家、中山大學教授王宗炎的“評《漢英詞典》（修訂版）”（《外語教學與研究》1996年第2期）都分別用一兩千字的篇幅，專門比較大陸版和港臺版漢英詞典釋義的高下。吳景榮教授的“評1979版《漢英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1992年第3期）和“O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外國語》1991年第4期）也談到這個問題。這些文獻得出的結(jié)論基本傾向于拙文的觀點。當時給筆者的影響很大。如，吳景榮教授的“我們走過的路”一文中指出：海外、港臺學者，漢語有時上不去，理解不準，林雨堂的漢英詞典在準確性上有些靠不住。王宗炎教授在他上面文章中用例最多。尤其是“狗血噴頭”一例最明顯。得出的基本印象是：《修訂版》在準確方面強一些。而港臺的更流暢地道，而準確性往往差一些。拙文中大陸版與港臺版漢英詞典的具體說法，當時就是模仿王宗炎論文中的提法（這是個線索）。河海大學辭書學者任金鳳教授的“評《漢英大辭典》”（《外國語》1995年第5期）也評價過《遠東》釋義有時更加地道。華東政法大學資深教授、漢英辭書評論家陳中繩（又名陳忠誠）的“詞語翻譯新話”（《上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技翻譯》1997年第3期）用大量篇幅和充分佐證，就“法治”的英譯文展開討論，證實《修訂版》的該詞釋義不地道，并明確指出不如《遠東》的地道。陳中繩“五種詞書聯(lián)評”（《四川外語學院學報》1994年第1期）至少在兩個例證評價中，對《遠東》的前身辭典有“地道”的評價，當時也給筆者以一定的印象。重慶師范學院副教授張煤的“評《漢英大辭典》——兼及同類詞典”（《外語與外語教學》1998年第1期）談到過《遠東》釋義有時欠準確的問題。廣東五邑大學傅昭桂“從漢語‘發(fā)祥地’一詞的英語表達看漢英詞典的編撰”（《外語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1期）在討論中暗示過《遠東》前身詞典及其它港臺漢英詞典的地道特點。傅還提到“大陸詞典”的說法。湖南懷化師專的詞典學者肖時占的專著《英語語言文學工具書及其使用》（學苑出版社，1990）詳細論述了港臺版漢英詞典的釋義不準確，對大陸版漢英詞典的準確用大量例證證實。并從翻譯角度，討論了準確與地道的兼顧問題。98年6月出版的大外學報上的成都大學外語系舒啟全副教授的“評林氏《當代漢英詞典》”專論這部香港版漢英詞典的釋義高妙地道之處和理解失準的地方。這些文獻不少出于名家，且都比梅文早，一直在筆者案頭，都是當年參考過的，給筆者以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是流于宏觀的、常識性的影響，沒有一一列入?yún)⒖紩�目（少擠掉些正文），同時這也符合一般外語類期刊的要求（見上文）。

　　實際上，筆者，只是對這種外語界的常見說法，一筆帶過，“盡管大陸版漢英詞典往往準確大于地道，而港臺版一般地道大于準確，但絕非各個如此”。重在引出梅文沒有的一反人們普遍印象的《修訂版》的釋義地道，且與《現(xiàn)漢》對比，筆墨花得很多。并找出高于與不如《現(xiàn)漢》之處。這些都是梅文沒有的。評論與例證（如“黃金時間”）均見于96年的投稿。投北外時刪去了“偷渡”、“主演”多個例證（但投北二外等家期刊的拙文中包括進去了，后一例是北外發(fā)表時編輯刪去的）。搞詞典研究的會有體會：恰當例證與分析最重要。那幾年來，我查到的第一手例證，可讀性強，對外語教學有啟發(fā)。光采集這些例證，只靠拙文投稿日與梅文發(fā)表日實際間隔的一個多月，是不可能的（當年6月份，每周教20多學時的英語課）。更不用說，撰寫1萬多字的拙文的其它部分。而這些寶貴的例證，不得出如上結(jié)論，還能得出什么呢？

　　筆者當時讀過北大知名教授李賦寧等學者在1996年第1期大外學報上“專家學者盛贊外研社《漢英詞典》（修訂版）”中重點對《修訂版》釋義地道的討論發(fā)言，以及高厚昆“關于《漢英詞典》〈修訂版〉的修訂”（《外語教學與研究》1996年第3期）中關于這個問題的探討。參考過94至98年陳中繩教授在《上海科技翻譯》上發(fā)表的系列詞典評論文章中多次引用的俄羅斯詞典學家的“雙語詞典乃翻譯詞典”，及釋義的準確與地道平衡的觀點（如陳中繩“漢英詞書，貴在創(chuàng)新”（《上�？萍挤�譯》1996年第4期。這一引用，后被多名學者反復轉(zhuǎn)引，已成俗套）。興你梅俊杰說漢英詞典釋義如翻譯一樣，有準確與地道的對立。就不許我侯廣旭說？這是學界千篇一律的俗套！關于《修訂版》兼顧準確與地道的說法，也受到吳景榮教授、高厚昆教授多篇文章（見本文）中關于釋義是為了準確，給對應詞是為了地道，這些都是漢英詞典的任務的多次論述，以及“使用說明”中關于“有的則先用英語解釋，然后提供英語對應詞”（第4頁）的影響。國內(nèi)評《修訂版》的文章（如王宗炎教授的）一般都是與港臺的漢英詞典對比。為什么？主要因為兩地詞典在準確與地道上是有區(qū)別的。

　　文化常識告訴我們，因為歷史文化與教育媒介等方面的關系，海外華僑華人和港臺的中國學者比大陸學者接觸西方多一些，英文往往更熟練、表達上更地道一些，而漢語則不那么嚴謹（請參考國內(nèi)語文類期刊對港臺中文報刊語病的指瑕文章及專著，筆者見過很多）。而大陸學者往往正好相反。這個問題反映在英譯漢上則恰恰相反。20多年來，我在多本翻譯方面的文獻，多個翻譯教師的課堂上，見過這個觀點。筆者10年前的論文專著集中在翻譯研究上，而且重點研究漢譯英的風格問題，其中代表性的是發(fā)表在外語界第3大核心期刊《現(xiàn)代外語》上的“魯迅作品中若干修辭手法的可譯性限度—魯迅作品楊戴英譯本學習札記”（1993年第1期）。對這些問題早有思考。國內(nèi)學者也有人提出，文學作品漢譯英應盡量由英語本族人做。實際上，我國的文學作品的英譯出自海外華人或港臺中國學者或英美人之手的占有相當?shù)谋壤�。有外國人參與的漢譯英就更多了。從領袖著作，對外宣傳的報刊、電視廣播節(jié)目，都往往要經(jīng)過本族人的潤色，以求通順、地道。這些年，各翻譯書中所欣賞的大都是海外人的流暢，批評的大都是其理解的不準確。從當年旅居海外的臺灣著名學者錢歌川及香港學者沙楓批評賽珍珠翻譯《水滸傳》的理解失確（如譯表“胡說”的“放屁”為命令句“Pass your wind!”等，《翻譯的基本知識》，湖南科技出版社，1981。譯“成全”為“全城”“whole city”等，《中國文學英譯絮說》，香港大光出版社，1976，該書對比了許多大陸與港臺學者的譯文，結(jié)論比較傾向于筆者的印象），到后來各種文獻對毛澤東詩詞海外譯本的理解失確的指正（如“千村霹靂人遺失”的“人遺失”被翻成“men shooting arrows”），到十幾年來上百篇的《紅樓夢》大陸版和海外版英譯本的比較研究論文：無不一次次地證明大陸學者譯文嚴謹，準確，表達上更接近于原著（拙作“楊譯《紅樓夢》英文本詞語翻譯推敲”，《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而海外學者的譯文大都流暢有余，準確失誤較多。翻譯界關于《紅樓夢》大陸版譯文往往是“語義翻譯”（準確），海外版譯文往往屬“交際翻譯”（流暢、地道）的提法（如，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劉士聰、谷啟楠“關于《紅樓夢》文化內(nèi)容的翻譯”（載于《英漢語比較與翻譯》一書，當年復印時未記詳細出版信息）。近年來對海外及港臺學者英譯的大陸現(xiàn)、當代小說（沈從文、梁曉聲等，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五道口附近的書店中此類書最多，每次進京必去）的評論，漢譯英中受中國文化影響的“中式英語”的存在（毛華奮“由漢譯英產(chǎn)生的‘中式英語’窺探”，《外語研究》1998年第2期），數(shù)十本翻譯專著中列舉的大陸學者漢譯英（包括漢英詞典釋義）的別扭例證與討論：所有這些加在一起都說明這個問題。一句話：港臺學者與大陸學者漢譯英（包括漢英詞典）作品中準確與地道的差別是常識。準確與地道矛盾一直是翻譯界的幾百年來的話題，業(yè)內(nèi)因此流傳有詼諧語：Translation is like a beautiful woman: the faithful is not beautiful; the beautiful is not faithful。

　　雙語詞典的釋義，每本辭書學專著中幾乎都談釋義的準確與地道相結(jié)合。上外出版社去年出版的李明、周敬華的《雙語詞典的編撰》就在釋義一節(jié)，作為頭兩條，討論釋義的準確與地道（語域相應）。難道李周二位非得要注梅先生了？

　　二、不宜對人人一望即知、簡單的“發(fā)現(xiàn)”壟斷“專利”

　　學者們普遍有標新立異的追求，最好能做到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也有個別的，自己有點所謂“發(fā)現(xiàn)”就生怕別人搶先或“搶去”。作為一個教授，應有較深的學術洞察力，就是在漢英辭書研究中，也應該用語言理論的指導，哲學的觀察與分析，從多學科（甚至包括美學、語言技巧、文化學）角度，為辭典編者總結(jié)正反兩個方面的經(jīng)驗。一個教授對一辭書中外行人都能看出來的大量抄襲現(xiàn)象（這在國外屬于常識性范疇）死爭不放，應該說是學術品位不高的表現(xiàn)，甚至是丟人的事。就是有人注釋了你，也與其是抬高，倒不如說是“貶低”。事實上，我國的《著作權法》就對時事新聞不按文學藝術、科技、學術作品同樣去保護。發(fā)現(xiàn)某辭典大量剽竊，就有點短新聞的味道，缺乏獨創(chuàng)性和唯一性（詳見第5部分）。另外，不憑自己的發(fā)現(xiàn)與證據(jù)去批評人家抄襲，既不負責任，也不道德。實際上，沒有一個書評者那樣草率行事。

　　梅文指責的5個觀點中有兩個是“關于《遠東漢英大詞典》抄襲《漢英詞典》例證的發(fā)現(xiàn)及對抄襲方法的揭露”和“關于《遠東漢英大辭典》設例過于隨便的觀點”。這是筆者95年末之所以選個臺灣版漢英詞典《遠東》的動機之一。這兩個特點太容易發(fā)現(xiàn)了。最容易烘托筆者的寫作目的——大力宣傳《修訂版》。梅先生不讓我侯廣旭獨立發(fā)表這個看法，非得要我違心注釋來自于他是壟斷簡單的學術活動，把別人當傻子的做法。實際上，多數(shù)詞典評論者，甚至一些書評者，都先要看看被評的書有沒有抄襲現(xiàn)象，因為這些年詞典抄襲太多了。大陸各家漢英辭典基本上都向《漢英辭典》“看齊”（見陳中繩“漢英詞書，貴在創(chuàng)新”《上�？萍挤�譯》1996年第4期，“《漢英大辭典》簡評”《四川外語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漢英辭典編撰的后來居下”《福建外語》1996年第1期）。洋洋幾千頁的大部頭《遠東》幾乎每頁都有靠原封不動、換詞、加詞等方法從《漢英詞典》抄襲來的例證。別說象筆者這樣翻了這兩部詞典幾年，就是翻幾分鐘，英語教師就能注意到。注意：是同時翻兩部詞典——那幾年筆者的案頭習慣動作。若翻一部還不行。同時翻兩部。讀者們不妨試一試。共2年多時間里，筆者記錄了幾百條典型（只記可讀性強的，都記記不過來）的例證，無一與梅文相同�！哆h東》抄襲例證的手段也是詞典抄襲例證的常用手法，沒有什么特殊。即在有無主語或換個名詞上下工夫。這也是常識（屬王同憶現(xiàn)象）。不同與梅文，筆者指出了《遠東》因襲例證時的美學失誤。僅舉筆者原始筆記中的一例。僅在第828頁開始的“無”字頭下，就有“無補”、“無不”、“無償”、“無的放失”、“無動于衷”、“無非”、“無干”、“無關”、“無幾”、“無可奈何”、“無聊”、“無奈”、“無窮”、“無禮”、“無私”、“無所不用其極”、“無隙可乘”、“無意”、“無垠”、“無與倫比”、“無緣無故”等20多個詞條的近30個例證抄自《漢英辭典》的“無”字條。手法囊括了筆者揭示的全部，尤其是梅文根本沒有談到的美學、修辭的拙劣變通。如“無緣無故”的例證“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或恨”的修辭遜色（比較《漢英辭典》：“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論述是從《修訂版》與其母本《現(xiàn)漢》的關系入手的。參考過《辭書研究》上的多篇談《現(xiàn)漢》短語式例證優(yōu)勢的文章。為使《修訂版》立于不敗之地，筆者特意將《修訂版》對《現(xiàn)漢》例證的繼承與發(fā)展的科學性與獨創(chuàng)性進行了論證。同時繼續(xù)指出國內(nèi)雙語詞典因襲例證的不當做法，重點調(diào)查了上交大《漢英大詞典》因襲《英漢大詞典》的例證（英漢顛倒）及其變通方法。這些都是梅文沒有的。吳景榮教授的“評1979版《漢英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1992年第3期）和“O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外國語》1991年第4期）早就指出《遠東》母本《最新實用漢英詞典》無例證的不便。任金鳳教授的“評《漢英大辭典》”（《外國語》1995年第5期）也注意到《遠東》的問題，只是篇幅關系，她說就不細說了。明顯的（如禿子腦瓜上的虱子）、嚴重（錯誤）的問題，梅先生能談，筆者也可以談。梅不談，筆者也會談。來自各自獨立的調(diào)查。學者之間，多一分理解，少一分狐疑。

　　關于《遠東漢英大辭典》設例過于隨便的觀點：這也是筆者經(jīng)過大量查證得出的結(jié)論。觀點相同，只能說明，兩“醫(yī)生”對同一個患有嚴重疾病的“患者”診斷趨同，所查征候準確，且都沒有誤診。該部分行文與例證無一與梅文相同。且這些都是從原始材料中精選出的。掌握了大量《遠東》在不少形容詞、動詞、副詞沒設例，而在物件名詞等不該設例而大設其例的原始資料。同時拙文指出了《修訂版》的類似輕微失誤，并進行了語言學分析。這些都是梅文沒有的。

　　筆者對這個問題的注意來自于：

　　1．說《遠東》幾乎每頁都有這種現(xiàn)象，一點也不夸張。實在是太明顯了。用不著梅文的啟發(fā)或提示，少識點詞典知識的人都能看出。硬說是來自梅文，對不起我積累的大量筆記�，F(xiàn)摘筆記中一例，在第1036頁開始的“紅”字頭下，就有不該設例而設例的名詞：“紅�！�、“紅花”、“紅料”、“紅樓夢”、“紅綠燈”、“紅蘿卜”、“紅毛丹”、“紅墨水”、“紅旗”、“紅日”、“紅十字會”、“紅糖”、“紅土”、“紅霞”、“紅血球”等都條條設有不短的例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筆者對《現(xiàn)漢》，及對《修訂版》與《現(xiàn)漢》的例證傳承關系的熟悉。讀過張錦文等人在《辭書研究》上發(fā)表的關于《現(xiàn)漢》例證的文章�？催^上述吳景榮“《評1979年版《漢英詞典》”中對隨便設例的論述：“從詞典編撰的原則上看，例證是為了證明詞的用法。在不需要的地方設例…”。我為此，調(diào)查了《修訂版》修訂不徹底的證據(jù)，并精選出“出口”、“進口”的設例不當?shù)睦�子�！缎抻啺妗吩凇俺隹凇薄ⅰ斑M口”上設例隨便（見拙文），都使我想到《遠東》的問題。

　　張煤“評《漢英大辭典》——兼及同類詞典”（《外語與外語教學》1998年第1期）和李藍“《漢英大辭典》小議”（《辭書研究》1995年第5期）都對《漢英大辭典》在姓氏詞上大設其例、占據(jù)惜墨如金的詞典空間進行了批評。名詞上設例不應隨便這一辭書學教程中的常識性觀點，在好多人作品影響的強化下，早已在筆者腦子里根深蒂固。

　　3．記得我從王宗炎文章“評《漢英詞典》（修訂版）”（《外語教學與研究》1996年第2期）中發(fā)現(xiàn)“易拉罐”、“減肥”，“牛崽褲”的譯文舉例，一邊想起根據(jù)自己熟悉的LDELC詞典，應分別增“ring-pull can”、“reduce”、“blue jeans”的譯詞（見北外與北二外拙文），一邊注意到《遠東》在“牛崽褲”上竟然大設例證！并立刻聯(lián)想到，《遠東》漏收“不堪入耳”、“不堪入目”（見北外拙文“收詞”部分）時發(fā)現(xiàn)的“不堪”竟沒有設例！

　　當然，筆者贊同在有一定難度、技術含量的論述或思想的歸納上，學術文章的論點，不能像“不明飛行物”，對“哪些是自己的發(fā)現(xiàn)，哪些是他人的專利，曖昧不清”。（孫江，“當代中國學術的三大病癥”，“學術批評網(wǎng)”，2002年3月22日） 實踐中，多少年來辭書評論文章，也沒有把發(fā)現(xiàn)辭書中的抄襲現(xiàn)象當作“專利”的。大家都在分別地反復揭露同一書的抄襲，互相之間，不必交代這個發(fā)現(xiàn)來自誰。退一步講，一部辭典大量抄襲了另一部辭典的例證，大家不約而同，群起而攻之，反而增加各自的說服力，產(chǎn)生異口同聲、口誅筆伐、人人喊打的效果（如前些年《辭書研究》等報刊發(fā)表的多篇批評王同憶的文章）。這里當然要基于彼此獨立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否則人人都引用你梅先生，那就意味著該辭典抄得還少，因為只有你梅先生能看出來。別人看好幾年都沒看出來。同為打假者，為打假而“打架”，梅先生覺得有意思嗎？

　　三．就對“密閉系統(tǒng)”所做的實證性語言考據(jù)指控他人剽竊觀點要慎重

　　不宜就學界已約定俗成的文章框架、論述項目、散在式的提法或“觀點”，指控他人剽竊。筆者說的密閉系統(tǒng)（close-ended system），指的不是“open-ended”（數(shù)量無限制的）的研究對象，而指如評論一篇文章、一本書等。因為研究對象篇幅是有限的，特點是客觀的，明顯的。認真的研究者一般都要研究數(shù)月或數(shù)年，得出同樣、類似看法的可能性相當大，“撞車”現(xiàn)象并不鮮見。雖然辭書往往上千頁，但由于結(jié)構是重復的，即按詞條結(jié)構重復。辭書的某一特點往往復現(xiàn)在每頁，甚至每個詞條上。如，辭書編者抄襲釋義或例證，一般只在大面積抄襲時，才得利。因此，目前認定的所有抄襲均是大量的，基本上是頁頁都有的。可以說，查出一本辭書的突出特點的命中率、共識率、偶合率，比查一篇論文的還要高。辭書評論是比較好搞的專題，里面俗套很多�？蚣芘c項目一般是約定俗成的。如，漢英詞典評論的具體側(cè)面各家文章基本離不開“收詞”（必談平衡，文化特色等）、“釋義”（必談地道與準確的矛盾、括注等）、“配例”（必談設例恰當，該設不該設，例子的文化背景等）三大方面。本文所提到各個學者的漢英詞典評論，幾乎都用這個框架。若是同時評論比較同兩部漢英詞典，且再矛頭直指專事找毛病。觀點或論述范圍的重合或聚焦就更多。

　　再舉一例，海明威的作品雖然很多，但各國學者都能不約而同地得出他的語言風格樸素、用詞簡單的結(jié)論，就因為特點復現(xiàn)在字里行間，顯而易見。在這種情況下，對剽竊觀點的斷定應以字面行文與論據(jù)同時雷同或酷似的偷懶行為為主。學者們基于親自的大量實例調(diào)查所揭示的研究對象顯見特點，即便成果時間上有所差異，也不宜后者提及前者。否則，人們寫例證式具體語言研究文章時會提心吊膽、草木皆兵，句句注釋，例例標示，難于卒讀。學術規(guī)范應該學科化，這樣才能既具體地約束學者的行為，又促進學術繁榮。同時使學者在搞科研的時候，免受無聊的糾纏。

　　淮北煤礦師院外語系葉小寶的“淺談《漢英辭典》（修訂版）的釋義”中（《淮北煤礦師院》學報1999年第3期）談到了《修訂版》美國、英國英語區(qū)別不分的種種失誤，實際上，這個問題筆者1998年北外的拙文中早已詳談，但他用的是自己的例證，因此，我絲毫不懷疑什么。

　　以梅文為例，梅文“兩部詞典”談“法網(wǎng)”譯文應該充實的觀點與譯文，陳中繩在《上�？萍挤�譯》上的系列文章中早就提到。梅文地道與準確兼顧的觀點，及引用俄羅斯詞典學者的話闡述這個問題的觀點與口氣，也都見于陳中繩的文章。又不是什么新鮮的見解。梅文并沒注出處。

　　梅先生在大外學報1999年第2期上的“評《漢英詞典》（修訂版）的立目、釋義和配例”一文中就有如下觀點與98年的拙文重合：《修訂版》收詞更平衡的觀點，《修訂版》收詞有失衡現(xiàn)象及其揭示方法，有些新詞未收的觀點，《修訂版》調(diào)整了釋詞詞性以達一致的觀點，修訂版釋義有瑕疵的觀點，《修訂版》訂正原版例證的觀點，《修訂版》設例仍有不當之處的觀點，等等。照他的做法，可以說梅俊杰先生有大量參考（或用梅先生的話說“剽竊了”）侯廣旭98年北外文章的一些觀點的嫌疑。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說，“凡立一義，必憑證據(jù)”，“孤證不為定說”，“最喜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轉(zhuǎn)引自北外姚小平教授2002年3月31日在寧所做的“論語言、人文研究中實證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學術報告提綱）。我自己做出了依據(jù)我自己多年來記錄在案的第一手資料得出結(jié)論，是我自己的數(shù)據(jù)，與梅文不同的具體數(shù)據(jù)、論證過程與側(cè)面，并不是所謂低水平重復性工作�！八枷朊珙^”或“思想火花”（華中師范大學教授王克安語，見2002年4月1日“學術批評網(wǎng)”）不是來自梅文，而是來自我對顯而易見現(xiàn)象的大量調(diào)查。我真實地發(fā)表我的調(diào)查，這也叫實事求是，這也是為文之道。難道我違心撒謊說是來自你梅俊杰才是道德？

　　外語界的具體語言研究往往是實證性的。姚小平教授說，一定要調(diào)查出自己的大量例證，支持結(jié)論。一定要用自己的數(shù)據(jù)，用別人的，一旦別人錯了，你就被騙了。但調(diào)查的項目或看法可接受別人文章的提示。（根據(jù)姚小平2002年3月31日“論語言、人文研究中實證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學術報告） 當然，若真得受了別人文章的提示，作者會想辦法表示的，如將文獻列入?yún)⒖紩�目。若是作者自己的點子，只是跟別人文章的某個點子相似。后者的作者也不要小看人家，整天懷疑人家，更不要強求人家感謝你。

　　四、充分相信同行學者的語言觀察力

　　下面讓我先來談一下梅先生如何沒有做到這一點。

　　梅文指控的最后一個觀點是：關于《漢英詞典》例證在融入漢文化背景時仍有遺漏的觀點，甚至包括所舉“李紅作詞”、“王芳作曲”的例子：關于例證的文化背景問題，上述吳景榮教授的幾篇文章用大量篇幅探討“文革例證”�！袄罴t作詞”、“王芳作曲”（避開“田漢作詞”、“聶耳作曲”）是筆者獨立發(fā)現(xiàn)的（見下文），和“大批促大干”的性質(zhì)是一樣的（也使人聯(lián)想到文革中英語課本的對話人名），是文革中將“無產(chǎn)階級專政落實到每個詞條”的荒唐主張的產(chǎn)物（吳景榮“評1979版《漢英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1992年第3期）。我曾用很長時間來查“文革例證”清除徹底的問題。這個問題，甚至外國人都認識到了。意大利Aureli的“說長道短話《漢外詞典》”（《辭書研究》1997年第2期）就注意到《漢英詞典》例證的政治性特別明顯。但梅先生可能又怕丟了自己的“發(fā)現(xiàn)”了。我說出來，梅先生可能不信。在我查收詞的平衡性（拙文的一部分）時，我設計了體育、電子、醫(yī)藥、戲劇、音樂等，而《遠東》只收“作曲”，漏收“作詞”（見拙文）！查《修訂版》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兩個都收了。并同時注意到“作家”條下作得很好：“巴金是中國的著名作家”和“作者”的例證“《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吳敬梓”（見拙文）。與同條目下的“李紅作詞”、“王芳作曲”形成鮮明對比！再聯(lián)想到兩年多來每天端起《修訂版》時映如眼簾的醒目封套“廣告”：“反映中國文化傳統(tǒng)”，用了許多“名人名言”。結(jié)論得出：《修訂版》反映中國文化有疏漏！最后，把例證都統(tǒng)一在“作”字頭下（見拙文）。這樣實現(xiàn)例證的高效使用：同時說明收詞平衡，配例問題等。論述“李紅作詞”、“王芳作曲”時所用“清規(guī)戒律”說法，就是直接來自高厚昆“關于《漢英詞典》（修訂版）的修訂”一文對配例問題及“文革例證”的論述。因此，每查一個詞條，都想到，你的例句，做到了這條沒有。原稿還談到了《漢英大辭典》中諸如“他的印度長袍和他的流利的英語…”例句的文化背景問題，以及廣東五邑大學傅昭桂“從漢語‘發(fā)祥地’一詞的英語表達看漢英詞典的編撰”（《外語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1期）主張用英語的漢譯文作漢英詞典例證的文化背景問題，筆者也發(fā)表了看法。后來發(fā)表時只留結(jié)論，刪去了例證。筆者當時參考的Hartman, R. R. K. 1983, Lexicograph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cedemic Press. Inc. 中的Cultural Specificity一節(jié)，就專論這一問題，對筆者都有很大影響。辭書學者現(xiàn)任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校長的黃建華教授當年的《詞典論》（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就說：例證要讓讀者得到文化的受益。他也討論了“文革例證”問題�！哆h東》“出版說明”上也談到了用例句反映中國文化問題。梅文談不談這個問題，我都要談的。至于例證，它是拙文其它部分例證搜尋中的spin-off（有益的副產(chǎn)品），是與其捆綁在一起的。

　　筆者考察詞典時的中國文化意識，還來自于當時讀的一些作品的影響。陳中繩的“《漢英詞典》（修訂版）簡評”（《四川外語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用大量篇幅探討《修訂版》是否履行了它的“具有中國特色”，反映中國文化事物的問題。

　　如果發(fā)現(xiàn)已有文獻有或可導出所指控的觀點，但還是懷疑對方先是參考了自己的文章，借了力，仍為沒有被列入?yún)⒖紩�目而感到不舒服。這時可注意對方闡述這些觀點時有沒有受他人作品影響的線索。如在梅先生指控筆者剽竊他的觀點中，有3個有明顯這樣的線索，即上文提到的“限制性括注”說法來自《漢英詞典》（修訂版）“用法說明”。大陸版與港臺版漢英詞典的具體說法，當時就是模仿王宗炎論文提法。論述“李紅作詞”、“王芳作曲”時所用“清規(guī)戒律”的說法，就是直接來自高厚昆“關于《漢英詞典》（修訂版）的修訂”（《外語教學與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對配例問題及“文革例證”的論述。這些都是梅文根本沒有的提法。

　　另外，觀點產(chǎn)生，往往有多種途徑和順序，也就是說，對于《修訂版》的評價點，可先來自對《遠東》疏漏的發(fā)現(xiàn)，然后回視《修訂版》，反之亦然。在例證、評價、觀點各個環(huán)節(jié)上有好多互動聯(lián)想，而且形成縝密的“證據(jù)鏈”。指人剽竊者，切不可“望文生義”。

　　在懷疑對方的時候，有必要了解一下對方的情況。對有語言觀察、調(diào)查能力的教授，不應象對待一個初學乍練的大學生那樣，對文章中常識性、容易發(fā)現(xiàn)的“發(fā)現(xiàn)”，發(fā)疑。筆者侯廣旭雖然在理論語言學上沒出什么東西，但自從82年2月份從事高校英語教學與研究以來，20年來在名著漢譯英翻譯評論、中英對比修辭、漢英社會語言研究、俗語學、語言習得與智能、外語教學的學科性、職業(yè)性與知識結(jié)構定位、雙語教學、農(nóng)業(yè)科技英語教材編寫與教學法、漢英辭書評論等領域出了20多篇論文，并在哈工大出版社與中國農(nóng)業(yè)出版社出版一本專著，一本部級重點教材。論文發(fā)表在《外語教學與研究》（1篇）、《現(xiàn)代外語》（2篇）、《語言教學與研究》（1篇）、《外語與外語教學》（2篇）、《福建外語》（1篇）、《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篇）、《山東外語教學》（3篇）、《北京第二外語學院學報》（3篇）、《中國大學教學》（1篇）、《江蘇外語教學研究》（1篇）等學術期刊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主持省部級重點項目3項。這些成果的取得，均靠語言的細微觀察力和搜集第一手例證的功夫，靠craftsmanship（精雕細刻）。多名同行學者匿名評審意見中肯定了這種功夫（近年又用到了電子語料庫和網(wǎng)絡技術，并正主持一項語料庫建設）。因此，在兩年多對比兩部詞典的時間里，看不出《遠東》頁頁都有的剽竊《漢英詞典》例證和名詞大量設例現(xiàn)象的可能性，幾乎是零！梅先生，你信不信？我95年之所以選《遠東》去映襯《修訂版》的評論，沒選更多人習慣選的香港版《最新林雨堂漢英詞典》，就是因為一開始就很容易地注意到了《遠東》的三大紕漏：釋義不準傾向，抄襲例證，和亂設例。梅先生，請問，你梅俊杰為什么選《遠東》？難道你選了，注意到了其中的疏漏，我侯廣旭的稿子就得throw it into the fire? 96、97、98年我先后投了幾家編輯部（有的要我大力壓縮，有的要版面費，如《外語學刊》）。世界上有人知道我侯廣旭沒靠你梅先生，照樣能比較好兩部詞典的。98年7月再投北外前修改時，參考了閩龍華的一點語料，并把他的作品列入了參考書目。沒列你的，就是因為我的觀點，沒來自梅文，而是直接來自他人多種文獻的啟發(fā)和自己的大量的統(tǒng)計性、窮盡性的調(diào)查。來自一大袋子的紙片、筆記本、與電腦上的原始積累。而且記載的僅是可讀性強的，或是統(tǒng)計性的數(shù)百條例證。全記沒有必要，因為近兩千頁的《遠東》幾乎頁頁都有，而且有的一頁上多達數(shù)十條這樣的證據(jù)。我的這些東西都大大早于梅文，這些是證據(jù)。98年北外拙文與99年北二外的拙文，共2萬7千多字（遠遠長于梅文的5千字）基本囊括了兩部詞典對比的各主要側(cè)面與特點。

　　黑龍江大學張會森教授指出：搜集語言事實是一種很費力的工作。例證語料是文章的靈魂。（《外語名家論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60）。現(xiàn)在，電子語料庫已經(jīng)大量用于語言的調(diào)查研究，其效率、選擇項數(shù)、命中率及找到稀罕例證的可能性都何只萬倍地得到提高（筆者在《語言教學與研究》2001年第3期上發(fā)表的“綽號的社會語用分析”就大量使用了語料庫與互聯(lián)網(wǎng)檢索）。因此，在取例上（或用作線索）認定他人抄襲就應更加慎重。從發(fā)表的文章上看，梅俊杰先生的文章限于辭書評論，明顯沒做過基于語料庫或網(wǎng)絡技術的語言研究。若梅先生讀一讀《中國語文》、《語言教學與研究》等核心期刊上的基于語料庫和網(wǎng)絡技術的語言研究論文，就會覺得大千世界，無所不包，就不會再對自己掌握的那幾個可憐例證而可憐了（怕被別人偷去）。

　　五．關于觀點剽竊認定的法律問題

　　梅先生在拙文中實在找不到雷同文字，于是就幾個零星的觀點（包括前人的觀點）發(fā)難。其中，關于《遠東》抄襲例證的現(xiàn)象、設例隨便等觀點，都在語言學界應屬層次不高、獨創(chuàng)性不強，和表達方式的總體可選擇性差的“思想”（這兩個概念可參考鈄旭杰、沈照宇于2002年3月19日北大法律信息網(wǎng)發(fā)表的“試論著作權侵權歸責原則體系”）。也就是說張王李趙幾個學者都可容易地看出這兩個現(xiàn)象，而且說出這種現(xiàn)象的話的方式也會整體上趨同（認識與表達的唯一性）。在這類問題上，隨意認定字面與例證支持都彼此獨立的觀點一方是抄襲另一方，則會使學術活動難于開展。著作權法的保護不能成為對思想的壟斷。某作者頭腦里產(chǎn)生過的思想，不能再不允許他人在獨立工作論證中在頭腦中產(chǎn)生。被證明屬于不謀而合的智力產(chǎn)品在知識產(chǎn)權上兩者的地位彼此獨立，發(fā)表在先的作品的存在與否并不影響與其雷同作品的產(chǎn)生（以上幾點見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高級人民法院張民“從我國抄襲認定的實踐看著作權的保護對象”《中國律師》1994年第12期）。根據(jù)臺灣的著作權法規(guī)及其司法解釋，有證據(jù)證明獨立完成的內(nèi)容有交叉的兩作品不論時間差異，無論初創(chuàng)與否，只要文字表達不同，一律判為巧合。兩者均屬創(chuàng)作，均受保護。證明著作系獨立創(chuàng)作所得，是訴訟成敗的關鍵。“他人著作中屬公共財產(chǎn)之思想、構想、觀念、概念或原理等均系可接觸者，只要接觸后本于自己獨立之思維而有不同之表達，即可受著作權之保護”。對于已有思想、概念、觀念推陳出新者也享有著作權。（見“著作權家族”網(wǎng)）梅先生把純屬先前多人的觀點（如《修訂版》括注完備）和外語界關于港臺大陸漢英詞典與漢英翻譯的準確與地道矛盾的公共話題與觀念（見于多種文獻，也可由文獻得出結(jié)論），用來指控我，在法律上是十分成問題的。

　　王毅在“論抄襲的認定”（《法商研究》）1997年第5期）認為：作品完成的時間認定往往是十分復雜的問題，創(chuàng)作事實一般分為創(chuàng)作行為與創(chuàng)作成果，所以多強調(diào)以創(chuàng)作的成果完成為時間的標志。但根據(jù)國外（如法國的《著作權法》），不論公開發(fā)表與否，只要作品完成，即被視為創(chuàng)作。今年3月15日出臺的《北京大學教師學術道德規(guī)范》就保護他人未發(fā)表的作品（禁止“抄襲他人已發(fā)表或未發(fā)表的作品”）。在我國司法習慣中，剽竊他人未公開發(fā)表的文章或講義，也構成剽竊。當作者拿出有力證據(jù)證明自己付出大量勞動時，后面出現(xiàn)的含有相似成分的作品不構成剽竊（金帛，“論對剽竊的認定”，《晉圖學刊》，2001年第4期）。已經(jīng)完成并在梅文發(fā)表之前就已間隔地投稿幾家期刊的拙文，應享有保護。

　　指控他人剽竊觀點應附有排除合理疑點的分析。梅文說，“事實上，侯文也的確比稍前出版的拙作論述面更寬些，某些方面也更深入些。”這明顯說明梅找到的只是個別相似點，是只言片語的，因為梅承認了，在這幾個相似點前后的具體論據(jù)與展開都在內(nèi)容上、深度或廣度上不同。梅先生應沿著這種感覺繼續(xù)排除合理疑點。世界上事情往往是陰錯陽差的，為了充分保證不冤枉一個好人，不詆毀他人的學術聲譽，我們在判斷上一定應采用西方司法中定罪前要排除“合理疑點”（reasonable doubts）的做法。就像美國60年代著名話劇“Twelve Angry Men”（十二位憤怒的人）的陪審員一樣，因1人對“合理疑點”的深究，由起初11比1的有罪判定，而最終形成12：0的清白判定。真理往往在少數(shù)人手中。梅先生將他人的觀點、行內(nèi)常識性東西都說成是自己的，獨攬詞典中俯拾即是的、常人一望即知的抄襲現(xiàn)象與設例敗筆的發(fā)現(xiàn)，并以此無端懷疑，無視筆者大量的窮盡性、統(tǒng)計性的獨立調(diào)查及與梅文個別說法部分重合后面的不重合的大量學術見解。而用匿名信漫罵，是十分不妥當?shù)�。舊諺云，“縣官漫漫，冤死者半”。控人剽竊，是極其嚴肅的、政策性非常強的事情，草率行事，不計后果，對他人，對自己的學術道德聲譽都不利。對態(tài)度不慎重者，學術批評就是雙刃劍：一方面，指控他人剽竊，是捍衛(wèi)學術尊嚴，維護自己對成果的權利。另一方面，指控嚴重失實，就可能構成對他人學術成果的不尊重；
嚴重的，還會造成對名譽權的侵害。對此，應該有充分的認識。

　　六．控人剽竊應慎重、有誠意

　　梅先生拿“文人”（寫文藝作品或一般文章的人）的態(tài)度而不是“學者”（寫學術文章，懂得本學科常識與創(chuàng)新區(qū)別的人）的態(tài)度，無視筆者的長期辛勤勞動，與大量材料積累、精選與論證，把他人確有證據(jù)證明且互相認證、邏輯聯(lián)系緊密的觀點也竊為己有，妄自低估他人的學術研究能力，草率指控在立意、論點、行文、研究方法、數(shù)據(jù)、語料上獨立創(chuàng)作的拙文。這種不當做法，是真正的學術建設需要好好研究的。

　　對于學術批評，國外一直強調(diào)“informed criticism”。筆者多年來還沒見過、也拿不出滿意的譯文。姑且叫作“基于學術的批評”，也就是“懂行的批評”�！妒澜缃�(jīng)濟與政治》主編王逸舟教授說，“學術批評不光要有勇氣，更須具備扎實的學術根底，擁有平常人不擁有的‘望遠鏡’和‘顯微鏡’。真正的學術批評文字，必須是在透徹了解批評對象所在學科領域之前沿問題的基礎上方能寫出�！保ㄒ�2002年3月31日“學術批評網(wǎng)”）指控剽竊觀點，不能像個小學生，逐行搜尋見到全篇有幾個相似的說法便沾邊就賴。

　　以筆者管見所及，梅先生雖研究面似不寬，成果似不多，但從文章上看不像是初學者。他的“評辭書評論界的抄襲剽竊現(xiàn)象”批評的四個例證中，有三例憑證據(jù)說話（也許是字面抄襲好識別）。而惟獨對拙文卻在沒做什么基礎工作的情況下，憑猜疑、憑十分有漏洞的證據(jù)，在書評觀點剽竊揭露的領域里掄起了大刀。其論文中頗為謹嚴、說理的梅先生與指控文字中的武斷、不成熟的梅先生，判若兩人。鑒于梅先生尚不能把握好他的研究興趣領域的學術現(xiàn)狀與動態(tài)，判斷界定學術問題，缺乏權威，疏漏較多，建議今后學術打假，盡量將自己限制在具體文字抄襲上，以免制造“冤案”，貽害他人。忠言逆耳，望梅先生三思。

　　對梅先生具體輕率做法的批評，上文已說得不少。下面重點談談梅先生指控他人剽竊時態(tài)度缺乏誠意的問題。

　　梅先生在1999年5月寫匿名信給我校領導。人文學院領導，經(jīng)調(diào)查核實及了解北外的意見后，決定對梅的指控不予采信。2000年8月梅又寫信給筆者。兩封均為匿名信（同一電腦打印件，署名“張旦江”）。主干部分與他在“學術批評網(wǎng)”上的文章第3部分措辭、順序、內(nèi)容一模一樣，且郵戳與落款都是“上�！�，具體地址不詳，可以斷定信是梅先生寫的。兩信的稱呼都是北外“《外語教學與研究》編輯部”，寫信時間都是1999年1月19日。說明他的信早已投寄北外，但在北外處理稿件3個月承諾期過后（完全可能梅文“兩部漢英詞典：比較與借鑒”也投過北外），梅發(fā)現(xiàn)沒有被采信與采用，便一著不成，再來一著。再把同一信的副本匿名寄給筆者單位的領導。筆者99年5月見到學校轉(zhuǎn)來的梅先生的第一封信后，曾立即寫信給北外，并同時打電話給編輯部，是現(xiàn)任主編之一、當時的副主編王克非教授接的。他說編輯部對梅先生的來信，不予采信，（北外編輯部曉得我早就于95年開始研究對比兩部詞典，并與96年投初稿于他們）。并指出，梅先生的做法是不妥的。并說，如果我們學校領導前去詢問，編輯部會出面說話澄清的。北外是治學嚴謹?shù)模�姚小平博士、王克非博士兩主編，都有長期的科研基礎，和廣博的學術積累。北外學報歷來對確鑿的剽竊，嚴肅對待，并公之于眾，并有刊登讀者來信的傳統(tǒng)。這時，梅俊杰先生本應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指控是否完美無缺，然后富有誠意地先與筆者溝通一下，而不應該反復用匿名信，并夾以“作案者”、“下流”、“做賊心虛”等字樣，來發(fā)泄“憤恨”。這樣不利于澄清事實，不利于學術批評。另外，這樣不必要地、長時期地“憎恨”（不排除嫉妒）他人同選題成果，對自己身體也不好。確有道德問題，筆者會道歉；
若涉及法律問題，筆者也會文責自負的。其實，到現(xiàn)在為止，梅先生還是在躲躲藏藏。他在“學術批評網(wǎng)”的指控文章署名是“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梅俊杰”。而這幾年梅先生的幾篇詞典評論文章，署名都是“上海海運學院外語系梅俊杰”。上海社會科學院是有位梅俊杰副研究員，但卻專搞浦東經(jīng)濟開發(fā)研究。其學術成果與辭書不搭邊。其與梅先生相同年份內(nèi)的文章，署名都是“上海社會科學院”。顯然梅先生不可能同時在兩個單位的不同學科里工作。梅先生為何要捉迷藏？本來，梅先生和本人那幾年來，都不約而同地研究同兩部詞典，又大約同時發(fā)表了幾篇文章。得出了幾個類似看法。這是一種緣分。學者之間，應該更加溝通。到現(xiàn)在，梅先生確實該露一露“廬山真面目”，與我及廣大學者們真誠接觸。

　　以上討論，涉及一些目前學術規(guī)范建設的細則化、量化、專業(yè)學科化等技術性很強又觸及尚少的問題，涉及著作權法等多種學術與法律問題。筆者才疏學淺，愿意接受各位學者（包括梅先生）的指教與批評，愿意與各位一起討論。我的通訊地址是：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210095。Email：houguangxu@peoplemail.com.cn

　　2002年4月5日于金陵

　　作者單位：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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