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許霆案發(fā)回重審，許彩亮仍感慨目前情形不容樂觀，因為即便重審，案子仍是按“盜竊罪”在走，“我就起一個宣傳作用吧，讓以后的老百姓不犯類似錯誤”。 　　
　　2008年2月22日，備受外界關注的許霆案在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重審。這一天上午8點多，一些辦理好旁聽證的人們等待著進場，來自全國各地幾十家媒體的記者也早就守候在廣州中院門口。
　　許霆的父親許彩亮沒顧得上吃早飯，就在旁聽席第二排坐定。庭審過程中，52歲的許彩亮清楚地看見兒子許霆的后腦勺。許霆說“感謝大家”時，起身，許彩亮看到“孩子往后轉了一下頭”，他一度感到，兒子好像跟他“對了一眼”，顯得“有點激動”，隨后，法官讓許霆坐下。
　　庭審剛結束，許彩亮旋即被多家媒體重重包圍，直至中午，“肚子餓得不行”，許彩亮事后形容。
　　“我萬萬沒有想到，對孩子還是按盜竊罪起訴；那天的庭太小了，有些朋友都沒有參加，后來好多記者都沒進去，我覺得庭上氣氛不太好”，2008年3月3日，在山西臨汾，跟《新民周刊》記者講述許霆案重審經歷時，許彩亮仍有些遺憾。
　　2007年12月，《新民周刊》首次報道了許霆案，剛滿25歲的山西小伙子許霆利用ATM機故障多提了近17.5萬元錢款，在2007年年底，許霆被法院一審判處無期徒刑。
　　許霆案判決結果一經公布，引發(fā)了巨大的質疑聲浪，經過媒體潮水般的報道，這個極富爭議性的個案后來發(fā)生了一些戲劇性的扭轉。
　　2008年年初，許霆的辯護律師、廣東經綸律師事務所律師吳義春稱，“許霆案可能以事實認定不清為由發(fā)回重審”。一些聲音認為，許霆案能得以發(fā)回重審，涌動的民意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目前，許霆的父母仍在等待更為公正的判決結果，“我總要看到一個真正的結果”，許彩亮堅持。
　　
　　量刑過重?
　　這是一個事實部分看起來再也簡單不過的個案。
　　2006年4月21日，位于廣州天河區(qū)黃埔大道西平云路的廣州市商業(yè)銀行的一臺自動取款機(ATM)，由于廣電運通金融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為其進行系統升級，一度出現故障。
　　當晚10點左右，山西臨汾市襄汾縣小伙子許霆發(fā)現，他在ATM里取了1000元后，銀行卡里才扣掉1元，他嘗試性地再取一次錢，還是取1000元扣1元……難以置信的許霆利用他余額170多元的銀行卡，分171次從ATM中提取了17.5萬元。
　　在被銀行發(fā)現后，許霆攜款潛逃一年。一年之后，在陜西寶雞火車站，許霆被警方抓獲。
　　按照許霆的父親許彩亮對《新民周刊》記者的描述，許霆拿走的17.5萬元是這樣花完的：運氣不佳的許霆先是在回山西的火車上被人偷了5萬元，“然后他就不敢回家了，用剩下的錢與另一個朋友合伙在太原開了家網吧，投資了10萬元，最后虧本收場；他還買過5000多元的彩票，也虧了；后來還剩2萬多元，他這一年總還要生活費、租房子這些費用”。
　　一跟《新民周刊》記者提起兒子，許霆的母親楊蘇卓就開始抹眼淚，這位46歲的婦人清楚地記得，最后一次見到兒子是在2005年底，因為女朋友去廣州，2006年1月1日，許霆決定赴廣州打工，到廣州后，一次，他給母親打電話說，“廣州很暖和，氣候好，冬天還有綠樹葉”，并一再說，“你放心，我挺好的”；在廣東，從在一家飯店當服務員到去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當保安，這些遭遇，許霆似乎很愿意跟母親分享，“他有什么情況都跟我說”，楊蘇卓強調，并非如外界所說，許霆與家庭鮮有聯系。
　　楊蘇卓至今不后悔讓兒子去了廣州，她知道，兒子遇到的事情有偶然性，關鍵在于提款機出了故障，“百年不遇的事情讓他給遇上了”，在母親眼中，兒子許霆似乎是被“一次次推到這個境地的”。
　　記者拿到的廣州中院的一審判決書稱，許霆案屬于“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判處許霆“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全部個人財產”；廣州中院的一審也認定，銀行沒有過錯，并用“盜竊罪”為許霆定了罪名。
　　我國《刑法》對盜竊罪的量刑很嚴格，據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guī)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其中之一就是，“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的”。1998年3月，我國開始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也規(guī)定，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3萬元至10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
　　許彩亮與妻子楊蘇卓反復跟記者強調的幾個例證是：許霆沒有做假身份證，而是用真名、真實身份在銀行辦卡，“他就知道，他這事肯定要爆發(fā)的，用了真名，很容易被抓”；許霆取了錢后，并沒有立刻就逃走，他還等了兩天，等銀行來找他；案發(fā)后的一年多來，許霆始終呆在太原，再沒回過家，也從未匯過款到家里，只是往家里打了好幾次電話，讓家人不要擔心他，并交待家里，“你們別管了，我要想辦法掙錢，給人家把錢還上”；許霆一直有“還錢”的想法，“后來錢不夠了，他想開網吧掙錢，也沒掙到錢，可他不跟家里商量，一直這樣拖著”；即便在重審的法庭上，他仍希望父母“兌現承諾，把錢還上”……
　　“我孩子從頭到尾就是一個貪念的過錯，他本質不壞。見了錢，人人都有貪念。他就是犯了一個常人都可能犯的錯誤，應當給他一個做人的機會”，許彩亮感嘆。
　　對許霆嚴厲的判決結果，讓約九成的網友認為對其量刑過重。
　　最初的爭議多集中在對許霆的量刑上，以及許霆的行為究竟以何種罪名認定，銀行ATM機算不算是金融機構等。許霆的辯護律師吳義春也對《新民周刊》記者感嘆，即使他本人，也未曾預想到許霆案會“判得這么重”。在一些知名網絡論壇中，一些熱心的網友發(fā)帖熱議，甚至公布了廣東省中級人民法院與廣州市商業(yè)銀行的投訴電話，號召網友輪番撥打。這些聲音被傳統媒體關注。
　　
　　
　　“我想讓孩子趕快回來”
　　通過媒體報道與網絡轉載，許霆案得以大范圍傳播。時值今日，用“許霆案”三字通過百度搜索，找到的相關網頁已達7位數，許霆案已晉升為公共事件。
　　剛開始時，許霆的母親楊蘇卓并不想讓街坊鄰居知道兒子的事，但現在，顯然大伙都已知曉。即便如此，楊蘇卓仍表示，“我們村里的人了解我孩子，他們都不說我孩子壞”。
　　目前，只有初中一年級文化程度的楊蘇卓已經學會了上網，她經常通過互聯網去查詢有關兒子的各種新聞；在許霆二叔家，楊蘇卓也看到了許霆案重審時的電視新聞，“現在兒子的事是我們家最大的事，我心里每一分鐘都在琢磨這個事，晚上兩三點都睡不著。我就著急，我不想讓我孩子遭罪，我想讓孩子趕快回來”。
　　楊蘇卓與丈夫許彩亮原來都是四家灣金銅礦上的化驗員，后回到老家臨汾市襄汾縣郭家莊定居。因為銅礦破產，許彩亮下崗了，平時做些裝燈泡等零工，“現在跑孩子的事，也沒心思干活了”；楊蘇卓的工作關系也沒有了。許彩亮家的房子被拆遷，目前新房正在造，這期間，他們一直住在許霆二叔家；去年，許彩亮將自家還沒造好的新房提前賣了100平方米，拿到了26萬元，他打算為兒子“一直堅持到底”。
　　在楊蘇卓的記憶中，兒子許霆“挺善良”、“上進心挺強”，“挺善良”體現在，只要在路上遇見要錢的乞討者，許霆每回總要掏點錢給他們，五角、一元不等，楊蘇卓勸說過，不奏效，兒子依然照給不誤。
　　許霆的父親許彩亮也堅定地認為，許霆是“比較誠實的”、“是個孝子”，并且“可倔強了”，“他老跟我抬杠，我對他管得嚴，他可能也怕我，很少跟我有溝通”。
　　許彩亮隱約記得，大約在2006年9月左右，廣州方面派出所和襄汾縣當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員到了他家，那時許彩亮知道了兒子犯的案子的部分過程，“這以前，孩子老說，他自己能處理好。他怕連累家里”；但直至許霆案第一次開庭時，許彩亮才清楚兒子從銀行拿錢的具體細節(jié)以及將這17.5萬元花光的過程，他也才知道，兒子原來還丟過5萬元。
　　“從我知道這個事后，我就一直給銀行說要退款，剛開始我跟銀行、派出所聯系不上”，楊蘇卓回憶，在2007年正月，廣州方面派出所曾打過電話到她家，詢問“許霆回來沒有”，當時許霆未回，他們如實以答；隨后，楊蘇卓以“許霆的媽媽”的名義幾次打電話向廣州方面的派出所詢問：“我們能不能先把孩子從銀行拿的錢還上，孩子先不自首?”派出所方面說，他們商量商量。一直沒有回音。
　　一些報道稱，出逃期間的許霆曾與銀行聯系過，但被銀行“自首”、“報案”等答復嚇住，楊蘇卓也承認，“我確實沒想讓孩子他自首”。
　　“我們最初都以為，把錢還給銀行，就沒事了”，許彩亮說，他也曾考慮把這些錢還給銀行。
　　按照許彩亮的敘述，2007年6月，他第一次到廣州時，已向朋友借錢，湊夠了20萬元，“為了兒子不坐監(jiān)獄，就是砸鍋賣鐵，也要給人家把錢還上”。許彩亮在廣州的一個朋友曾給銀行方面打過電話，但銀行的工作人員只說，“已經交給公安了，不管這事了”。許彩亮沒想到后果會這么嚴重，“當時我孩子犯不犯罪，我也不清楚�，F在銀行報了案，我更沒有地方還錢了”。
　　此時，普通公民、法學專家、律師、法官、人大代表以極大的熱情激辯許霆案。北京大學教授賀衛(wèi)方、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侯國云、資深刑法律師田文昌等眾多法律界人士參與討論許霆案，讓該案在短時間內吸引了諸多眼球。2007年12月，為許霆案撰寫多篇時評的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琳就表示，“罰應當其罪，無期徒刑對于一個因意外發(fā)現了ATM機的漏洞而被引誘犯錯的公民來說，偏重了”。
　　讓公眾認為許霆案缺失公正的主要原因包括：首先，盜竊罪與貪污受賄犯罪在量刑上區(qū)別明顯，顯現不公；其次，許霆案的判決依據是1998年開始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10年已過，該法規(guī)認定的標準仍在沿用，故而被指“機械照搬法律條文”。
　　
　　倒戈
　　許霆在二審的庭審中稱，他100多次從銀行取款機上取走17.5萬元后、又在外逃匿一年多，不是盜取錢財的行為，而是“想幫銀行保管錢財”，并自辯，“我是出于好意保護銀行的財產，并非惡意盜取……銀行的錄像可以看到我取錢是坦坦蕩蕩的，沒有任何偷雞摸狗的行為”。
　　許霆的這番表態(tài)，讓許多網友倒戈。不少人認為，許霆“缺乏悔過之心”、“大言不慚，當眾扯謊”，并表示將收回對他的同情與支持；甚至有評論指出，是“民意慣壞了許霆”。
　　“法庭上的被告人，只應該對自己是否違反現行刑事法規(guī)承擔責任，而非同時還要承受來自道德層面上的褒貶”，許霆的辯護律師吳義春在其個人博客撰文表述。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訪時，吳義春承認，此番感觸跟近期網絡有關對許霆倒戈的聲音有關；他也聲明，從未做過“許霆是‘缺心眼’”的表態(tài)。
　　有人表示，可能是律師教授許霆此番應對技巧的。對此，吳義春強調，他們沒有這樣做過，“作為辯護人的律師不能左右當事人怎么說”。
　　開庭前，吳義春跟許霆有過溝通，他對許霆的此番表態(tài)并不感到意外，“當事人在特定環(huán)境下、在他長期失去自由的情況下，他處于無助狀態(tài)，他在里面的一些思維、行為方式可能跟外面的正常人不一樣，他用什么理由為自己的行為添加一個合理解釋……他這樣的表達可以理解。我們不能以自由人的思維方式評價他”。
　　在吳義春看來，許霆目前狀態(tài)“比較穩(wěn)定”，也已知道自己的案子被很多媒體競相報道，“他畢竟也看到一些希望，正因為他知道外面關心他，可能他的情緒在法庭上有些波動”。
　　即便如此，吳義春指出，許霆的此番表態(tài)對量刑的影響并不大，“關鍵是看證據，如果被告人的供述沒有其他證據，是不能證明他有沒有犯罪的，我們更應該研究他的其他證據是否充分”。
　　但許彩亮第一時間表態(tài)稱，兒子許霆“說了謊話”。“他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表現有點失常，出乎我的意料。我當時就認為他說謊，挺氣憤的。他就是有這個想法，說出來也不好；何況他最后還是沒有堅持到底，沒有把錢交給領導，拿著錢跑了”，許彩亮對兒子的表現“不滿意”，他清楚許霆的這番表態(tài)在網絡上引起的反彈，他急于解釋，并毫不遲疑地批評兒子“沒有立場”，“他和以前好像有點區(qū)別，他是不是看到希望了?可能他想早點出來”。
　　楊蘇卓卻對丈夫許彩亮的“撒謊”一說不滿意也很不贊同，“孩子沒有撒謊，以前他在家就沒有撒過謊。我不想讓別人懷疑他”，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訪時，這位母親多次表示她與孩子父親之間的這個分歧。
　　
　　“不判無罪不還錢”
　　從獲知兒子許霆被捕到現在，52歲的許彩亮已經5次親赴廣州：
　　第一次是2007年6月，許霆剛被警方抓獲時，許彩亮、楊蘇卓夫婦一起到了廣州，他們寄宿在華南理工大學附近的一間小旅店中；第二次是2007年11月5日，在許霆案一審開庭的前一天，許彩亮再次到達廣州，整個庭審過程中，他沒有機會與兒子對視或交流，2007年11月20日，廣州中院一審“下判決”，認定許霆犯盜竊罪；第三次是2007年12月21日，許彩亮到了廣州，寄宿在廣州的一個朋友家中；第四次是2008年1月15日晚，許彩亮從山西臨汾趕到廣州，次日上午，許霆的辯護律師吳義春正式接到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fā)回重審”裁定書，裁定以“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為由將許霆案發(fā)回廣州中院重新審理；第五次是2008年2月21日，在許霆案重審開庭前，許彩亮再赴廣州，住在他廣州的朋友家，“想看個結果，結果沒出來”，在應邀赴北京做完鳳凰衛(wèi)視等一些節(jié)目后，許彩亮從北京直接回到山西臨汾家中。
　　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廣州，許彩亮并“沒往找關系上考慮”，“孩子只要犯了罪，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該怎么判就怎么判”。在處理兒子的事情上，許彩亮常常表現得理性而堅韌，很多時候，他寧愿悶頭抽煙。
　　“當時我在廣州接受的采訪也不多，好多都推了；遠一點的，我還盡量接受他們采訪”，在非常疲憊的狀態(tài)下，許彩亮仍打起精神去回應某些媒體的詢問，盡管很多答復他已重復無數次，讓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接受遼寧電視臺采訪，“晚上采到凌晨1點我才休息”。他的想法是，“宣傳法律，讓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這個事，總有好處”。
　　很多時候，許彩亮又表現得很有主見，比如認定重審時許霆“說謊”。這一點，有時也被老伴楊蘇卓稱為“固執(zhí)”、“不好溝通”。
　　半年多來，文化程度只有初中的許彩亮買了一本《刑法》、一本《民法》，自己慢慢看，他還看了很多相關材料，并自認“看看是有好處的，現在知道了好多事，還能比喻好多道理”，“我也知道，有想法不犯罪，犯罪的是實際動作，許霆取款過程都是真實的，他是合同關系、是程序認可的，提款機愿意給錢，你說，算是盜竊嗎?”
　　如今說起“不當得利”等各種各樣的法律名詞，許彩亮言談流暢。他形成的基本認識是，“孩子犯的這個罪不構成刑事處罰，對他定的這個盜竊罪名不成立”，另外，“銀行錯在先，銀行也有責任”。
　　許彩亮的一個被廣為傳誦的論調是兒子許霆“不判無罪，不還錢”。“這個錢我不能還!”他語氣篤定，跟記者這樣解釋，“許霆的行為應該屬于民法上的不當得利行為，不是刑法上的盜竊罪。如果孩子是按民事判，我肯定想辦法還錢；硬要按刑法判，我接受不了。如果還了錢，就是認了這個盜竊罪，道理上說不過去”。
　　自然，他也有他的疑惑，“我知道，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的，不能定罪。現在有說他是盜竊，有說是不當得利，這屬于疑罪，在中國，‘疑罪從無’。法律為什么不給我孩子一個改正的機會?”
　　
　　民意是把雙刃劍
　　一個消息稱，廣州中院依據《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規(guī)定將許霆案上報最高法院，該條款的規(guī)定為，“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guī)定的減輕處罰情節(jié)，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值得一提的是，《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規(guī)定，“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實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fā)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是對許霆案發(fā)回重審的模糊解釋。
　　2008年1月，賀衛(wèi)方教授在《南方周末》撰文稱，“許霆給司法界出了大難題，制造了一起典型的疑難案件”，他指出，“廣東高院卻不徑直改判，而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名發(fā)回原審法院重審。廣州中院就甩不掉這只燙手山芋”。該看法為多位法律界人士所認可。
　　另一種聲音認為，發(fā)回重審也有好處，即能為許霆案爭取更多時間，讓更有說服力的對策出臺。
　　進入重審程序的許霆案將由廣州中院逐級呈報至最高法院進行請示。這個法律程序要走多久?吳義春的回答是，“不好說”，“有時請示核準的這個過程并不計入時效”。
　　在吳義春看來，民意無疑是把“雙刃劍”，普通公民或法律精英的意見，都是組成民意的一部分，這些意見逐漸由非理性向理性的方向匯聚，“民意當然對推動許霆案發(fā)回重審起了很積極的作用；但畢竟受這個案件審理進程的影響，民意在這中間可能會產生一些波動，這都很正�！�。
　　“對刑法條文最大眾化、通俗化的理解，也是最符合立法本意的”，吳義春認為。2008年3月3日，廣州市律師協會與廣東經綸律師事務所聯合舉辦“許霆案件專題研討會”，會上，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徐松林教授提出“法不外乎人情”，“若絕大多數民眾不滿，證明是法律出了問題，而非民眾出了問題”。
　　針對許霆案，全國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忠林日前也聲稱，他已完成“關于修改《刑法》的議案”，上交全國人大，建議《刑法》中增加“酌定情節(jié)法定化”。
　　從這個角度而言，許霆的母親楊蘇卓不得不承認，“我兒子是一個幸運的人”。在楊蘇卓看來，9個多月的拘禁已讓兒子得到教訓，“他以后做事肯定會更小心，等他回來后，我還要說他，不讓他犯一點錯”。
　　此外，針對許霆案，法學專家之間尚存在重大分歧，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侯國云就認為，“許霆的行為既不是不當得利，也不是盜竊，而是一種全新的行為”。
　　在一審中，辯護律師吳義春以“侵占罪”為許霆做輕罪辯護；在案件重審時，吳義春為許霆做無罪辯護，這位律師多次表示，許霆沒有犯“盜竊罪”及“侵占罪”，其行為屬于民法上的不當得利行為。
　　盡管許霆案發(fā)回重審，許彩亮仍感慨目前情形不容樂觀，因為即便重審，案子仍是按“盜竊罪”在走，“我就起一個宣傳作用吧，讓以后的老百姓不犯類似錯誤”。
　　尤其是，作為當事的另一方，廣州市商業(yè)銀行始終處于曠日持久的緘默之中。這也成為該銀行在半年多來遭受諸多指責的緣由。
　　許霆的辯護律師吳義春獲得的銀行提供的一份金額為19.6萬元賬單已證明，廣州市商業(yè)銀行與廣電運通之間簽署了合同，當提款機出現故障后，它們之間啟動了民事解決程序，廣電運通賠償了銀行受到的包括許霆案在內的幾筆“惡意提款”的損失。
　　吳義春稱，民事解決方法應該同樣適用在許霆身上，而不應該通過刑事訴訟途徑對其進行處罰。許彩亮則稱，截至目前，他都未能與廣州市商業(yè)銀行方面有過接觸或協商的機會。
　　不久前，中國工商銀行行長楊凱生在會見中國銀行業(yè)協會專職副會長楊再平時，回應許霆案稱，“銀行系統出錯絕對不能成為某個人盜竊犯罪的理由，希望銀行業(yè)協會能在這樣的事件中為銀行說話”，“銀行其實是弱者，并非是公眾想象中的壟斷機構”。在最熱切的當口，此番表態(tài)，遭致炮轟。
　　
　　被告人“沉默的權利”
　　但不管程序如何，吳義春和許多法律界人士的共識是，許霆案發(fā)回重審，“有從輕判的可能”，即許霆可能會獲得比無期徒刑輕的量刑。這給了許霆案一線曙光。
　　雖然在重審開庭時，廣州中院方面多次強調“不義之財不可取”這一樸素道理，但該聲音卻被更強烈的呼喚“司法公正”的聲音所淹沒。
　　事實上，圍繞許霆案的討論，顯然已遠遠超越一件單純個案的本身。
　　吳義春期望，對于刑事被告人“能賦予他沉默的權利，而不必面對執(zhí)掌生殺大權的法官，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被迫一次次掏出自己心靈之惡讓旁人公開欣賞”。但這是一個顯見的尷尬，他不得不承認，目前對于刑事被告人的“沉默的權利”，“我們國家立法沒有；現實上，是很難的”。
　　“我們目前審理的思維方式存在問題，有時詢問一個被告人時，往往是朝他最壞的地方詢問他，先入為主，就是‘還不老實交待?你不交待就不行!’我們不能自偵自己有罪，你說我有罪，你來證明我，你應該舉證”，在吳義春看來，現代刑法應踐行“坦白應該從寬，抗拒不得從嚴”的理念，從而真正地讓各類證據說話，從而讓被告人不再在法庭上擔心自己因害怕失言，因言獲罪。
　　吳義春的博客收錄了關于許霆案的各方聲音與最新進展，這位許霆的代理律師至今感嘆，“沒有預料到這個案子引起了這么大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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