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志?農(nóng)墾志》載：1968年，云南農(nóng)墾系統(tǒng)開始接收安置省內(nèi)外知識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萬人，其中來自北京的8385人，上海4．76萬人，成都1．67萬人，重慶2．44萬人，昆明7038人。1979年，全社會刮起知識青年“回城風”，到1985年，除2252人繼續(xù)留在農(nóng)墾系統(tǒng)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
　　2006年3月，我們選擇位于風景秀美之地的景洪農(nóng)場，作為考察留守知青生存狀況的樣本。據(jù)農(nóng)場黨辦介紹，僅景洪農(nóng)場，當年有8538名知青進駐；現(xiàn)在，仍有200余名當年的知青生活其中。
　　
　　被遺忘的群落
　　
　　作為被冷落群體的一員，54歲的張仕良至我們到來時仍顯得忿忿然。
　　之前的幾天，景洪農(nóng)場慶祝建場50周年，邀請了曾經(jīng)在農(nóng)場支邊的100多名北京、上海、重慶、昆明知青，“都是有頭有面的人物”；而留在當?shù)氐?00多名知青，“被整體遺忘”。
　　“回去的是個寶，在這兒的是棵草。人家會說你是沒本事回城。”3月的西雙版納提前進入盛夏，張仕良的火氣隨著氣溫一起上躥。
　　景洪農(nóng)場二分場制膠廠工會主席，在他的同事眼里算不上官的“官兒”，能操一口道地版納口音、曾經(jīng)的上海知青張仕良，說起回城突然就噎住了。同絕大多數(shù)永遠留在云南邊陲的知青一樣，愛情，那像花兒一樣的愛情，拉長了他們的回城之路。
　　26歲的青春韶華，“談不上戀愛那才叫沒本事”。1978年10月，張仕良娶了一個支邊老工人的女兒，回上海結(jié)婚。從上海返來時，知青們正在鬧回城。這關(guān)頭上，生下兒子張玉銘。
　　張仕良的同事，與他有著同樣命運的重慶知青余長芬說，根本就沒奢想有能夠回城的那一天，“要能確切預(yù)知，就不會結(jié)婚了”。
　　此前為了回城，知青們也絞盡腦汁：托關(guān)系搞假證明；體檢時脊背貼上錫箔，X光透視為肺穿孔；喝碘酒，能查出胃潰瘍……名堂眾多。有的女知青為了一紙調(diào)令，甚至以身相許。最后都能走了時，配偶的城市戶口和工作卻不能解決，于是愛情經(jīng)受考驗――或者背棄當初的承諾，一走了之，或者離婚，或者把孩子轉(zhuǎn)送當?shù)厝恕�張仕良說自己良心好，否則“人生就會多一筆孽債”。
　　1980年代，那時的政策，北京、上海的知青子女，可以有一個在城市落戶的指標。張仕良的兒子，1993年便轉(zhuǎn)回上海念中學，由姑媽照看。蘇州鐵路學校畢業(yè)以后，順利進了上海鐵路局，成為一名火車司機，執(zhí)線上海到蚌埠。提起兒子，工會主席一掃頹氣，滿臉神采。
　　而重慶知青余長芬，卻為兒子的前途憂心忡忡。
　　28歲的鄧凌驥，娶了一個漂亮的傣族姑娘，孫女鄧馨月的出生，給年輕的奶奶余長芬的退休生活多少帶來了些快樂。表面的快樂掩飾不住她的憂慮：這個外表俊朗的兒子，回重慶學過維修，修電視機，修空調(diào)器，卻不甘心只做一名電工。前年母親投資，給他買了一輛微型車，跑營運，生性內(nèi)向不擅攬客，慘淡經(jīng)營，又一年，把車賣掉。之后，到臨近的緬甸賭場酒店上班，月入千元。2003年鬧非典，賭場關(guān)張，又折回景洪。如今在景洪天城酒店工程部搞維修，才過試用期，每月500元工資。媳婦沒工作，閑在家里帶孩子。
　　丈夫鄧漢義是個厚道人，知青回城時他曾大度建議半歲孩子的母親，離婚吧――“我不愿意給她負累，讓她后悔”。余長芬回重慶工作了一年，放不下心愛的人，又把戶口和工作關(guān)系迂回農(nóng)場。“想想回城知青，三十年過去，內(nèi)退、下崗，日子過得好的也不多”，鄧漢義心安理得。
　　當年為了重回云南，余長芬和母親斗爭了很久，母親認為女兒“簡直瘋了”，進了城還要回鄉(xiāng)下。而余長芬唯一后悔的是，當年在重慶下戶口時，不應(yīng)該下兒子的戶籍，作為大城市居民，在重慶學習和就業(yè)的機會也許更多一些，不會尷尬如斯。
　　如果不提知青身份，張仕良、余長芬們看起來和當?shù)剞r(nóng)民沒有任何區(qū)別。頭上沒有了曾經(jīng)的光環(huán)，待遇上也沒有任何傾斜，不夸張地說，他們是邊疆地區(qū)最失落的群體。失落還具體表現(xiàn)在，幾年前為爭取“退養(yǎng)”鬧過上訪――與1978年重慶知青丁惠民領(lǐng)導(dǎo)的知青返城大罷了相比，同是爭取權(quán)利，2001年留守知青們要求退養(yǎng)待遇的行為，顯得蒼白和無奈。
　　上海知青蔣金龍說，按以前的政策，男有30年工齡，女的25年，就可以退養(yǎng)�！拔覀兌际�35年的工齡，可是按農(nóng)場的規(guī)定，都必須干到60歲(女55歲)�！本昂檗r(nóng)場黨辦劉副主任答復(fù)記者，知青們說的政策是針對干部的，“農(nóng)墾系統(tǒng)改革后還沒有對此出臺新的措施”。
　　上訪自然沒有結(jié)果。
　　3月6日夜，農(nóng)場天宏酒樓，受邀回版納慶祝建場五十周年的六個上海閔行區(qū)籍知青請蔣金龍們晚宴，算上家屬，整整三桌人。暢飲敘舊，很多人喝醉了。
　　老蔣去年查出高血壓，早戒了酒，悵然地瞅著一桌的歡欣，郁郁寡歡。
　　
　　閃亮的日子?
　　
　　57歲的蔣金龍是知青中年紀最大的，1971年來兵團時已在上海農(nóng)村干了幾年農(nóng)活。他現(xiàn)在的工作是守廠房，相比割膠、制膠，很是清閑，性情敦厚的他說是“領(lǐng)導(dǎo)照顧”，“算是沾了知青身份的光”。
　　百十來號知青子女里，考上大學的畢竟不多，女兒蔣琪璐著實給老蔣長了一把臉。初中時蔣琪璐與余長芬的兒子鄧凌驥同學，琪璐爭氣，上了重點高中，然后去了昆明師范學院就讀，鄧凌驥高中畢業(yè)后待業(yè)在家。
　　1990年代前期，留守的知青紛紛把子女轉(zhuǎn)到上海念書，很多跟不上學業(yè)，連大學都沒考上。老蔣也曾動過這個心思，欲把女兒轉(zhuǎn)到閔行區(qū)魯匯中學，讓叔叔們照顧。女兒卻不愿離開父母。
　　大學畢業(yè)后，蔣琪璐分配到離農(nóng)場六十公里的小街中學教書，此后成了家。這一下竟打亂了老蔣的計劃――相比云南，他更愿意選擇上海終老，母女卻更喜歡自由自在的西雙版納。
　　1986年，上海拆老房子時，父母留給蔣金龍48平方米的地。老蔣花4000元蓋了兩間平房，現(xiàn)在是母親住著。前段母親來信說，魯匯要搞開發(fā)區(qū)，房屋要拆遷，老蔣盤算，拆房子要補償時再回一趟上海，重作打算。
　　沒有人知道木訥的老蔣曾經(jīng)有過一段閃亮的愛情。一位上海女知青主動追求他，當年的小蔣接了過來，兩個青年開始戀愛：兵團管得緊，不能隨意相偕；禮拜天約好去景洪，大路8公里，小道3公里，一般走小路，那一小時路程是老蔣最幸福的時光；到了縣城，寄家信，取包裹，逛逛街，買點食品；或者看一場電影，記憶里最清晰的是，《沙家浜》，肩并肩，靠在一起，何等甜蜜。
　　一年后女知青提出分手，“因為老蔣出身富農(nóng)，成分不好”。閃亮的日子眨眨眼就沒了，后來女知青回城，就再也沒見過。
　　恍惚之后，老蔣說張仕良肯定是要回上海的，“我可能永遠扎根版納了”，有些賬偶少頃，又自言自語：“孩子能安居樂業(yè)， 我不再有顧慮，還是得考慮回上海養(yǎng)老去。”說不出的矛盾。
　　父親辭世，蔣金龍沒回去奔喪。2001年1月，父親滿百日，才回滬上了墳，了卻心愿。那以后，每頓七兩高度白酒落肚，喝出高血壓方罷。
　　隔壁鄰居胡美瓊聽說來了記者，徑直跑到老蔣屋里嚷嚷道：“現(xiàn)在的知青子女一點待遇都不給，白枉他們?yōu)檗r(nóng)場奉獻了一輩子！”胡美瓊潑辣干練，1979年3月嫁給了即將回城的重慶知青劉祥榮。那年，劉祥榮拿著戶口遷移證明回到重慶，正百無聊賴等待安排，老婆來信說，“工作好累，你幫我一下，回來吧。”在重慶呆了兩個月，劉祥榮就回來了。相識的人還有一說，說他們那時并未結(jié)婚。
　　仗義的劉祥榮現(xiàn)在不得不為兒子的前途擔憂。兒子在瀾滄江邊一家啤酒廠洗瓶子，每月400塊工資，時不時會向父親要些零花錢，每次百來塊。兒子也想嘗試到外面闖蕩，劉祥榮就是不同意：“他有了錢亂花，吃了上頓沒下頓。呆在身邊，至少餓不著，也不至于學壞。”
　　2003年4月，家鄉(xiāng)來信說，父親不行了。劉祥榮帶了妻兒匆匆回重慶。
　　那是一家三口第一次坐飛機。
　　
　　難以忘卻的歲月
　　
　　美麗的西雙版納。1971年5月，張仕良們作為知識青年進駐時只感受到了她的猙獰：
　　望不盡的原始森林。劈開空地自己蓋草房，竹篾當墻，油毛氈作頂；女知青講究一點，墻上用泥巴和著報紙糊一下。正是雨季，雨緊風驟，茅草房才蓋好一個星期，油毛氈就被風掀掉了，墻也垮了，被子盡濕。雨一下就是一周，“連門都出不了”。
　　景洪農(nóng)場場史載：1974年，當時全場知青60％住了瓦房，其余仍住草房；直接生產(chǎn)人員，每月定糧40斤，基本夠吃，吃油靠自己種的花生榨油，每人每月4兩。多數(shù)連隊逢年過節(jié)才殺豬吃肉，平時沒有肉吃，蔬菜供應(yīng)也很少，五六十年代的老職工喝過的“玻璃湯”，知青們在70年代仍在喝。
　　什么叫玻璃湯?一根蔥，浮點零星油花，“其實就是鹽水湯”!喝著玻璃湯，上海寶山縣知青張仕良開始墾荒，他被分配到一師加強連，駐地大荒壩，離景洪縣城80公里，全師最艱苦的地方。這是西雙版納州的“五七干�！�，各路“牛鬼蛇神”、走資派、右派都在這里勞動改造，他們騰出部分茅屋給知青住。
　　來云南前張仕良給在青海的大哥寫信，想聽聽他的態(tài)度。大哥回信，六個字“活不好，死不了。”
　　極富先見之明。
　　那時的任務(wù)：一人一天挖兩分地，女知青一分五，然后種水稻、油茶。后來水稻油茶都種不出來，改種花生、黃豆。
　　勞動辛苦。有的知青吃不了苦，老請病假，還有的故意把手割破，借口不上班。40斤定糧，食量大的還是不夠吃，月底向要好的女知青索要。有一次一位上海知青沒出工，同宿舍的人說，他昨天就沒飯吃了。排長張仕良晚上給餓肚知青打了四兩飯，此后幫他控制飯票。之前他每頓都吃八兩。
　　生活單調(diào)。晚上就到女知青宿舍聊天。50多名女知青都編在四排，住一個大屋子里，一張張床鋪整齊劃一，鄰床用箱子隔開。有時竟有100多男女在女宿舍聊天，人聲鼎沸，“鬧騰程度像上海的南京路”。女知青想家，�？�，相熟的男知青就去安慰，經(jīng)常是，一頭哭，一頭笑，活似一鍋粥。過不久，睡眠不好的女知青向上級提意見，此后連里規(guī)定，晚十點后不讓男知青進女舍。
　　水土不服。70％的知青鬧病，發(fā)燒拉肚子，送病號有時都忙不過來。八人抬病號，四人一組，走13公里泥路到關(guān)坪，師部派車等候，車行60多公里送景洪。張仕良說，新開發(fā)的原始森林瘴氣重，抵抗力差點就都受不了，很多時候是三更半夜送病號，縱是身體好，也折騰得夠嗆。
　　閑極無聊，打架也是常有的事。1973年，張仕良和另幾名知青自上海探親返回，經(jīng)關(guān)坪走回連隊。走夜路過勐養(yǎng)農(nóng)場時被一伙重慶知青劫了行李食品，連隊指導(dǎo)員告到團部，張仕良等到勐養(yǎng)農(nóng)場認人。被搶時黑燈瞎火，辨不清長相，張仕良于是亂指一氣，抓了十來人，審問、禁閉、受罰，其中不乏冤屈者。
　　此后兩邊結(jié)下梁子。重慶知青放話：大荒壩的上海知青來一個，打一個。說到做到。張仕良說，以后進出關(guān)坪都怕。
　　1974年，加強連推薦知青龔漢中(音)到上海念大學。張仕良說，這是他們那一批知青中唯一的工農(nóng)兵學員。現(xiàn)在據(jù)說在上海某大學任教。
　　而大荒壩，正如其名，幾乎無書可看，300多上海知青精神世界一片貧瘠�！按撕缶统员M沒有文化的苦”，張仕良悻悻然。
　　兩個月前，在上海生活了14年的兒子張玉銘來電話，說還是愿意回云南，以照顧父母生活。張仕良在電話里把兒子臭罵一頓，“休想！”
　　他絕不愿兒子重履他的生命軌跡。
　　
　　我不能昧心說我不幸福
　　
　　3月14日凌晨六點，天還黑著，上海知青張生祥已在漆黑一片的橡膠林里割膠三個多小時了。前額掛著的照明燈靜靜地打在橡膠樹上，看準了部位，一刀切下，潔白的膠乳汩汩流出，順著早先固定好的槽，滴進空碗里。
　　張生祥現(xiàn)在的任務(wù)是，每天割340棵橡膠樹，下近千刀。
　　2005年他收入2．5萬元，相對其它崗位，這是不錯的報酬。但晝伏夜出，黑白顛倒，辛苦異常，也非一般體弱者可以勝任。張生祥，是景洪農(nóng)場剩余不多的割膠工里的知青。
　　不用割膠了！這也是1980年余長芬在思慮重返景洪農(nóng)場時思想上的又一個砝碼。割膠的艱苦可見一斑。而她工作過一年的重慶織造廠，二十年后的2002年，宣布政策性破產(chǎn)。
　　父母，兄嫂，兩個妹妹，一個妹夫，都在重慶織造廠工作，除父母正常退休外，其余或下崗，或買斷工齡，或內(nèi)退。小妹夫50歲不到提前退休，每月只有300塊的退休金，妹妹現(xiàn)在在社區(qū)做鐘點工，生存艱難。
　　所以余長芬并不為當初的決定后悔，丈夫鄧漢義厚道體己，相較兄妹，“我不能昧了心說自己不幸�！薄�
　　想想那時，40多公斤的膠包，出庫進庫，全是包裝班的婆娘來抱，一裝就是五六十噸，晚上回家腿發(fā)軟。
　　即便現(xiàn)在，她也就600多塊的退休工資，之前還拿著每月200元的退養(yǎng)金，一拿四年。丈夫是制膠廠電工，1000塊的工資，并不寬裕。父親去世后，余長芬去年4月便把母親接到版納。哥嫂住宅的樓層高，79歲的老太太進出不便；她還擔心啊，母親記性不好，燒水做飯開了燃氣就會忘了關(guān)。老太太在橡膠林簇擁的農(nóng)場里呆了一年，還是不習慣，老念著山城的鄰居們，時時想著回重慶。
　　家在重慶，重慶是家。為了這個家，余長芬的積蓄基本上花在汽車輪子上子。其他知青四年探親一次，她兩年一次；2000年退養(yǎng)后，6年回重慶5次。每次回重慶這個家，有時帶著兒子鄧凌驥，坐汽車、乘火車，景洪到昆明12小時160元，昆明到重慶23 小時，下鋪226元，上鋪219元……她爛熟于胸�！熬褪侵两癫辉�坐過飛機。”
　　大哥的兒子四年前死于車禍，至今無后。鄧凌驥對舅舅舅母說，你們就把我當自己的兒子吧，你們老了由我來贍養(yǎng)。
　　母親笑著說，雖是大話，聽著心寬。
　　3月14日下午，孫女鄧馨月扭動著腰肢，和著電視里的激烈節(jié)拍跳著印度舞，一顰一笑，煞是可愛。奶奶炫耀性地說，沒人教過她，聽著音樂就會跳。
　　這一家四代同堂。
　　雖然清貧了點，但不用懷疑它的和諧。
　　
　　知青“八姊妹”
　　
　　在余長芬家里翻老照片時，這張秀美的面孔是偶然闖進我們視野的。三十多年過去了，歲月的折痕依舊沒有褪去她靚麗青春的印跡。
　　這是一個多少有些令人唏噓的故事。
　　照片上的女知青，王芝銀，余長芬重慶石門中學的同窗，好朋友，共同的紅衛(wèi)兵戰(zhàn)士，同學35人一起遠赴云南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
　　她是附近幾個連隊最漂亮的女知青，因而追求者眾。重慶知青中的悍夫“土匪”、“彭美人”、“小乖”發(fā)力討好，北京知青中也不乏求愛者，加上暗戀的，單相思的，“怕是不下一個排”。如此可人，最終讓中學同學楊和平追到手了。
　　據(jù)說論長相，楊沒有以上幾位俊朗，背還有點駝。但他交游廣，脾氣暴，“很多人都有點怕他”。當年流傳著這樣一個細節(jié)，其中一個知青為追王芝銀，被人在電影院門口一頓暴打致傷。多數(shù)人認為，指使者就是后來成為王芝銀丈夫的楊和平。
　　成為夫妻，這也算緣分。
　　可紅顏薄命。1977年結(jié)婚，次年生女，再過一年回城。此后各有家室，王芝銀與余長芬逐漸少了聯(lián)系。再有更多來往時，王芝銀夫婦勞燕分飛，傳是丈夫有了外遇。
　　獨自拉扯女兒成人，女兒又結(jié)婚、生子，王芝銀卻一直寡居。
　　知青中余長芬與王芝銀關(guān)系最好，現(xiàn)在仍保持著頻密的聯(lián)絡(luò)。退休后王芝銀兩次來過西雙版納，一為探友，二者，女兒生在農(nóng)場，母親想讓她了解自己過去的時光。
　　平日的電話里，余長芬總勸王芝銀再婚，答說“找不到合適的”。這個本分、能干、漂亮的中年女人，平日的生活是：給女兒做飯，送外孫上幼兒園，教他識字。簡單，淡適。身邊也不乏追求者，卻要么拖家?guī)Э�，要么還在婚內(nèi)，王芝銀可不想再給自己找更多的麻煩。
　　當年石門中學一起支邊云南的35個同學，除一人修路放炮時被亂石砸死(王德英)，三人留在農(nóng)場(余長芬：二分場制膠廠；白福榮：景洪熱帶植物研究所；張麗英：二分場子弟學校)，其余31人，回城后基本上都進了廠礦，后來下崗首當其沖，或者買斷工齡，內(nèi)退。不如意者居多。
　　其中五男三女，知青時關(guān)系最為密切，相互照顧，一起瘋玩，人送雅號“八姊妹”(王芝銀、陳開全、余長芬、鄧其偉、周必德、王長玉、鐘玉良、楊和平)。
　　“八姊妹”中，只余長芬留在了云南。
　　每次余長芬回重慶，“八姊妹”都要聚會，云游歌樂山，或者到附近農(nóng)家樂，玩上兩天，說不盡的話，道不盡的愁。
　　唯缺楊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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