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20多年的利益格局是為了服從長期改革發(fā)展需要形成的一種階段性利益結構，必須隨著改革的進展而逐漸予以調整。 　　 　　除了上世紀80年代初期短暫的三五年外，我國自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以來，勞動所得在國民經濟分配中，一直存在著比重下降或比重較低的狀況。這是當前消費比重較低、投資比重較高的主要原因，也是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以前，城鄉(xiāng)勞動者的人均收入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全國城鎮(zhèn)職工人均工資，1952至1978年增長10.3%，平均每年僅增長0.4%。
　　改革開放以來，進一步出現(xiàn)了勞動所得占GDP比重下降的趨勢。改革開放的頭幾年，真正是勞動者的春天。農村由于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和實行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農民收入大幅提高；城市由于提高職工工資和實行企業(yè)改革，工資水平亦較快提高。但從1983年開始，由于勞動對于資本的弱勢地位，勞動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出現(xiàn)大幅下降，根據(jù)我的計算，至2005年，我國勞動所得占GDP的比重僅為36.2%，比1983年下降19.8個百分點，比1978年也下降了5.4個百分點。目前，我國勞動所得占GDP的比重，大致只相當于發(fā)達國家的三分之一或更低。
　　平心而論，純以增長而言，勞動所得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速度是不算低的，然而與人均GDP增長速度比較就遜色多了。1978年至2005年，扣除物價因素，我國人均勞動收入年均增長6.7%，是一個比較出色的指標。但這里必須注意到兩點，一是在1978年時，我國人均勞動所得正處于較低水平，從撥亂反正角度來說，勞動所得適當增長快一些也是應該的；二是同期我國人均GDP增長速度為8.4%，高出人均勞動所得增長速度1.7個百分點，因此，盡管人均勞動收入增長速度并不低，但由于與人均GDP增長速度差距的長期累積，還是導致了利益格局不盡合理問題。
　　這種利益格局的積極效應，就是加快了制度變遷和經濟發(fā)展，勞動所得比重較低成為中國改革發(fā)展的加速器。首先是資本所得增長較快加快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產權體系的建立，較短時間內確立了市場經濟大廈。其次是勞動成本較低提高了中國產品競爭力，僅從國民經濟分配角度而言，中國產品和勞務的勞動成本，至少低于美國和日本三分之一。再次是資本利潤率較高增強了企業(yè)擴大再生產能力。
　　負面效應比較復雜，且是在長期累積中影響經濟社會發(fā)展。首先是消費比重過低，投資比重過高，出現(xiàn)了投資增長自行創(chuàng)造投資需求的不良循環(huán)；其次是國內經濟過分依賴出口，出現(xiàn)了發(fā)展中國家持有巨額外匯儲備的不合理現(xiàn)象；再是擴大了收入差距，出現(xiàn)了如何保持長期穩(wěn)定增長與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懸念。在這些情況下，雖有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群眾得到的實惠卻相對較少。
　　由此進一步產生三個問題。一是增長方式問題，即究竟是以消費增長為主要動力，還是以出口和投資為主要動力；二是增長目的性問題，即到底是為出口和投資而增長，還是為滿足國內人民群眾消費需求而增長；三是落實執(zhí)政治國根本理念問題，即如何把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以人為本，充分體現(xiàn)在國民經濟分配結構中。
　　令人可喜的是，要素競爭關系會因約束條件變化而變化，我國當前已出現(xiàn)了勞動所得比重上升的局部跡象。2001至2005年，城鎮(zhèn)人均勞動收入年均增長12.2%，高出人均GDP年均增長率1.3個百分點。2006年城鎮(zhèn)人均勞動收入增長，從已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推測，大致略高于人均GDP增長，不過農村人均勞動收入增長仍較慢。
　　地方政府應切實轉變重資輕勞的行為特征。勞動和工資的分配關系是一個微觀經濟問題，總體而言是市場決定的。政府應在勞動和資本之間保持依法維護各自合法權益的公正立場。多渠道積極提高農民工實際收入，加強勞動執(zhí)法，加快提高農民工享受政府公共服務的水準。積極擴大就業(yè)，使更多的人具有工資收入。同時還要研究調整一系列宏觀政策，加快推進國有企業(yè)和要素配置改革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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