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本刊記者大食 　　 　　根據準確的流動人口數據,改革目前城鄉(xiāng)分離的戶籍制度,將決定中國城市化和經濟發(fā)展的未來。這正是此次人口普查最重要的意義 　　
　　9月10日,30歲的王永順收到了兩件禮物:100元超市購物券和100元等值手機費。
　　這一天是中國第26個教師節(jié),購物券是他所服務的學校――深圳市寶安區(qū)龍華鎮(zhèn)的一所公辦小學發(fā)放的福利。手機費則由深圳市政府派發(fā),作為“慶祝經濟特區(qū)成立30周年”的官方“回饋”。同一天,他在富士康深圳廠區(qū)務工的妻子趙傳秀也通過發(fā)送短信的方式,成功申領到100元話費。
　　王永順的戶籍在湖南省鳳凰縣,2002年來深,是一名代課教師,每年承擔著學校最多的工作量,卻只領取相當于事業(yè)編制教師1/3的薪酬,所享福利亦不可同日而語。教師節(jié)當日,正式教師的過節(jié)福利逾千元。在編與否,成為橫亙在同事間一道隱形的壁壘。
　　不過,在社會福利方面,王永順覺得,近幾年來,深圳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已使自己與深圳戶籍擁有者的實際差距在逐漸縮小:公辦學校借讀費大體取消,基本醫(yī)療保險能夠覆蓋,未來可在深退休并領取養(yǎng)老金。包括此次“派發(fā)電話卡”在內的普惠活動,范圍基本可以擴大到在深居住的非戶籍人口。
　　根據深圳官方今年上半年的統(tǒng)計,像王永順這樣的非戶籍人口,在深圳已超過1200萬,約是戶籍人口總量的6倍。按照中國人口管理的常規(guī)做法,非戶籍人口即編入流動人口管理。
　　在中國,戶籍的意義早已超越了一般層面上的人口歸屬地信息,與福利、權利綁定關聯,成為配置城市公共資源的重要參照指標。
　　城市化的闊步躍進,使得中國的流動人口在過去10年間增長了一倍,2000年還不足1億人,2010年預計已達2.1億人。其中從農村進入城市的人口達1.57億人,約占現在整個城市勞動力人口的一半。龐大的流動人口,給城市的交通、教育、醫(yī)療、警力、養(yǎng)老、保障性住房等方方面面都帶了壓力,以及憂患。
　　深圳是中國城市化運動的先驅。30萬的人口基數在30年間急速躥升至1500萬。年初,美國《福布斯》雜志公布了世界人口最稠密城市排行榜,深圳以17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名列全球第五位,遠超上海的12400人/平方公里及北京的11500人/平方公里,并且把傳統(tǒng)意義上的“密城”香港、新加坡都拋在了身后。
　　作為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倒掛最為嚴重的特大城市,深圳早在20年前就開始探索新的人口政策。“深圳模式”的改革重點即是力圖破除戶籍與福利的綁定。
　　 “這將成為中國城市化大潮中人口問題解決之道的一個有力參照,不敢說作用有多大,但絕對值得解讀�！敝袊�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小平南巡”接待辦主任李羅力對本刊記者說。
　　
　　移民變市民何其難
　　
　　趙傳秀在富士康務工快兩個年頭。
　　今年,她既經歷了廠區(qū)里驚駭社會的連環(huán)跳,又收獲了數次的漲薪。她很矛盾。有時候,趙并不愿意和丈夫留在深圳:“沒有身份,沒有住房,生孩子都要回老家辦準生證�！彪m說社會福利在慢慢改善,但政策的穩(wěn)定程度令她疑慮,并且畏懼。趙沒有丈夫樂觀。她仍然看重戶口,看重“農轉非”;這一點,不亞于王永順心中的“在編”與“代課”。
　　但是,她終究做不到將自己視作過客。
　　今年春節(jié),她回到10個小時車程外的故土:江西上饒的一個村莊,不到半天時間,就已覺厭倦。雖然這里養(yǎng)育了自己22年,而在深圳僅僅3年多光景,但后者的影響力早已超越前者。她開始適應并喜歡城市,盡管她只生活在深圳的關外――被稱作霓燈閃爍背面的地方。
　　進到關內,總有令她開心的時光,雖然也痛恨昂貴并擁塞的交通,和連看一眼的勇氣都沒有的高檔百貨公司。不過,相比一直住在農村的姊妹,她可以熟稔地換乘地鐵,知道古琦和奔馳,并能夠支付在華強北廉價餐館里點上一份燒味的飯錢。在這座說普通話的移民城市,趙傳秀很多次告訴陌生者,她是深圳人。
　　金心異,《深圳人口之謎》作者,因《南粵十一問》而受到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關注,并與之座談。他覺得,人口問題在風起云涌的城市化浪潮中會被不斷放大,并且在執(zhí)政者的思維中變得愈發(fā)敏感。
　　李羅力過去長期擔任深圳市委副秘書長和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他為本刊記者梳理了深圳歷史上的3次移民潮。
　　從經濟特區(qū)初創(chuàng)到1988年的下海潮。當時的遷徙特征是“被動移民”:需要什么人,國家給調過來,不管你愿不愿意。幾萬工程兵當年一下子就入了深戶。這一波移民,使深圳從僅有30萬人口的省尾國角,迅速擴充到百萬人口的規(guī)模。
　　1992年到1997年是深圳的第二次移民潮。這當歸結為鄧小平南巡掀起的新一輪改革開放,深圳的工業(yè)化突飛猛進,大批知識分子得以進入。據金心異測算,1997年前后,深圳的常住人口超過了500萬,在當時已屬特大城市的規(guī)模。
　　1998年到2003年,深圳每年能凈增加100萬人口。國企改革和經濟危機使得東北、重慶、西安一帶的傳統(tǒng)重工業(yè)城市日益凋零。大規(guī)模的下崗職工由此來到深圳。
　　武漢大學資源環(huán)境學院青年學者劉匯慧分析,深圳能吸引移民大量涌入的原因在于:經濟發(fā)達、機會供給豐富、沒有占主流的土著文化和主流人群,兼容不設防�！昂笳咴诔鞘谢�過程中是需要關注的問題,也是吸引遷徙的重要方面。這在京滬穗等傳統(tǒng)大城市中很難做到。”
　　不過,劉匯慧提及的“不設防”,唯戶籍問題深圳沒有實現。2003年之前,深圳對城市化過程中涌入的人流落戶設置了嚴苛的關卡。
　　這一點,不難從戶籍人口的增長量上看出。作為一座特大城市,和擁有極為龐大的常住非戶籍人口的“特區(qū)”,深圳2003年前每年只有4至6萬的戶籍人口增量,除去每年1至2萬名應屆大學生調干入戶,年增量僅有3至5萬。大量沒有戶口的常住居民,必須要在二線關口憑借身份證,繳納2元錢,辦理準入證,方能進入特區(qū)內。
　　2004年開始,當局的思路有了很大改觀,訂立了兩年內深圳增加40萬戶籍人口的目標。但這仍然不夠。有人算了一筆賬,即使每年新增20萬戶籍,深圳要達到一座特大城市正常的600萬人口,也要等待22年之久。
　　倒掛現象會依然嚴峻。而倒掛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城市公共資源配置不均,以及不穩(wěn)定性增強,居民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淡漠。
　　
　　戶改的終極是破除與福利綁定
　　
　　 官方、學界和民間的共識,是深圳需要更為積極的入戶政策。
　　中國綜合開發(fā)研究院公共政策與政府績效評估中心主任王梅將深圳戶改的核心定位為“總量控制,優(yōu)化結構”。
　　王梅告訴本刊記者,目前來看,深圳對于較高素質的人力資源落戶,政策相當寬松。據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公布的政策,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者;經認可的高層次專業(yè)人才;省部級以上科技創(chuàng)新獎得主;在深就業(yè)個人或個體工商戶,最近連續(xù)3個納稅年度內累計繳納個人所得稅人民幣24萬元或30萬元以上者等,用人單位可以輕松為其辦理深戶。而具有研究生以上學歷和碩士以上學位的畢業(yè)生,或指定的80所院校的本科畢業(yè)生可以以個人身份申報入戶。
　　針對外來務工人員,深圳今年推出了“農民工積分入戶”制度。農民工在學歷、職業(yè)資格或專業(yè)技術職稱、繳納社會保險、參加義工等社會服務以及獲得一定級別以上表彰獎勵等方面達到相應標準,即可累積相應分值。一旦積滿60分,就具有申請戶口的資格。廣東省年內分配給深圳的積分入戶指標為4600名。
　　戶籍政策的松動,不僅僅為深圳帶來資源配置和人 口管理上的從容,從更縱深角度而言,戶籍作為對農民工群體有特殊吸引力的激勵政策,可以保障勞動力的充分集聚,并直接對招商引資產生持續(xù)的積極效應。優(yōu)質勞動力在現今很多城市,已經漸趨為稀缺資源要素。
　　謝偉良是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深圳)公司總經理、中興通訊副董事長。據他觀察,在他管理的企業(yè)中,雖然人口結構復雜,但有一點是趨同的:樂意獲得深圳戶口。航天科工作為央企,中興通訊作為高新科技的龍頭,其中不乏優(yōu)質人才;而它們的下游公司中,亦有大量藍領服務。戶口,成為他們一致希冀企業(yè)供給的重要福利。而企業(yè)本身亦將戶口視作吸引人才的一個有利砝碼。
　　談及深圳賦予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的福利,謝偉良贊成“強大的經濟支持強大的福利”這種觀點。他以航天科工(深圳)為例:除政府規(guī)定項目外,他們還提供包括免費早午餐、網絡深造課堂、年內兩次免費旅游等在內的可觀福利。因此,央企現在的人員結構“已經不是穩(wěn)定性的問題,而是出現了超穩(wěn)定性。”謝坦承,他樂見人員合理流動的出現,“深圳未來的保障肯定會越來越好,就要警惕超穩(wěn)定的問題�！�
　　金心異評價“深圳模式”在“有身份識別的公共服務”范疇內,已經做得比較到位,集中體現在醫(yī)療、教育和社保上。目前,深圳已基本實現全面醫(yī)保、全面社保,幼兒園和小學的學位相對充足。而政治權利享有方面,在各級人大代表的構成中,已經可以看到非戶籍人口的身影,盡管比例還相當微弱。
　　當然,深圳之所以能比內地絕大多數城市在破除戶籍與福利的綁定上先行一步,并創(chuàng)造出好于國內絕大多數城市的非戶籍人口待遇,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深圳的經濟總量達到了相當的高度。這也是深圳模式很難在全國推行的一個重要桎梏。
　　
　　深圳模式的維新期許
　　
　　現在最讓金心異不滿的,是非戶籍人口在深圳享有的政治權利。今年,深圳非戶籍的人大代表僅有個位數,卻要代表1000多萬非戶籍人口履行職能。這一點,金認為很不合理。他同時認為,在城中村推進外來人口的社區(qū)管理亦很有必要�，F在的城中村,政、社、經合一;這個體制,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因為外來者在村委會選舉中不享有任何權利。那么,“白社會不能解決,就只能黑社會解決。一定是這樣子�！鄙钲谟纱顺霈F了“集聚村”現象,“一村兩制”,原住民一派,外來的一派。由于外來者喜按地緣集結,所以出現了城中村中的“老鄉(xiāng)會”、“老鄉(xiāng)幫”。
　　而金心異等關心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對外來者的“市民教育”問題。這一點,深圳與香港差距甚遠。很多農民工不懂得城市生活的游戲規(guī)則,“隨地吐痰、并行坐電梯、隨意穿越馬路翻越欄桿、不會垃圾分類等”,“這不能怪他們,要怪政府沒有給如此大的遷徙者提供必須的教化”。
　　據官方媒體報道,將于11月1日開展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將直接影響到下一步的人口政策。打破城鄉(xiāng)二元制戶籍,取消“農”“非”戶口,取消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在福利上的根本差異等,成為很多人對“六普”之后人口政策的期許。
　　不管如何,深圳模式一定會因“六普”數據的更新而做更縱深的修正。這種修正無論向左還是向右,效果是唯一的評判標準。
　　就像王永順和趙傳秀夫婦說的,不管在編還是代課,不管是深戶還是外來,公平是他們能否接受的關鍵。
　　
　　(實習記者 吳鳴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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