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xiàn)在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中國自己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現(xiàn)代的教育哲學和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 　　 　　在高考30年這場季候性的懷舊里，北京理工大學高教研究所所長楊東平有些遲鈍。從2004年開始，年年都是各種主題的教育紀念年，老是別著脖頸回望，難免僵硬酸痛。所以“還不如想想怎么改”，作為一個浸淫教育研究26年的學者，他更希望大家能夠認清前面的路。
　　
　　他主持的21世紀教育發(fā)展研究院（一個從事教育研究的NGO）經(jīng)過幾年的調研，即將推出民間版的《中國教改方案》，其中不乏對高考歷史沿革和現(xiàn)狀的梳理，更有對高考制度改革的大膽構想。
　　
　　高考三十年幾經(jīng)周折
　　
　　人物周刊：您怎么評價30年前恢復高考這件大事？
　　楊東平：我稱它是一次“沒有完成的撥亂反正”。它只是恢復了常識：要重視教育、發(fā)展教育，但沒有思考面向未來的、新的、好的教育應該是什么樣子。
　　80年代教育界有個術語叫“片追”（片面追求升學率），到90年代變成“應試教育”這個稱謂。事實上，圍繞著高考產(chǎn)生的一整套應試教育，今天已經(jīng)成為被批判、被聲討的對象， 高考制度的改革也已經(jīng)成為核心話題。
　　人物周刊：如果給這30年劃分一下段落，您會怎么分？
　　楊東平：77、78年到80年代初是恢復整頓期，還學校以原有的秩序。
　　1985年是個分水嶺。85－89年，整個國家的主題是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也隨之啟動。當時有200多所高校試行校長負責制，實行黨政分開，深圳大學提出黨的工作業(yè)余化、兼職化，黨支部開會不能占用工作時間。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一批真正的教育家，像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朱九思、上海交大黨委書記鄧旭初、深圳大學校長羅征啟這四個人最突出。
　　1989-1992年是休眠期，極左、保守勢力抬頭，教育又回到高度政治化的軌道上。1992年鄧小平南巡啟動經(jīng)濟上的改革開放，情況發(fā)生變化。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越來越受市場經(jīng)濟影響，逐漸走上了一條后來被稱為“教育產(chǎn)業(yè)化”的道路。1999年，高校大規(guī)模擴招和大幅度提高學費。有人測算過，十年里大學學費是原先的10倍，我不知道這數(shù)據(jù)是否準確，但可以參考。
　　1998年，《高等教育法》規(guī)定了公辦高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2000年，一批研究型大學被定為副部級，高校官本位、行政化變本加厲，達到了近年來最嚴重的地步。高考制度也陷入傷痕累累、欲改不能的矛盾狀態(tài)。
　　
　　高考制度如何改革
　　
　　人物周刊：在過去的十多年里，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教育主管部門對高考制度進行了許多次初衷良好的改革，但現(xiàn)在，高考的公正性仍然受到質疑。
　　楊東平：高考制度包括兩方面，一是考試制度，一是招生制度�？荚囍贫戎饕�是考試科目的改革，3+1、3+2、3+文綜、理綜之類。但社會上意見比較大的主要是招生制度這一塊。
　　首先是對配額制不滿，也就是地域性不均衡。二是本地化傾向，從1999年起研究型大學招生本地化傾向越來越嚴重，像清華、北大每年在北京招生300多人（占新生的20%左右），但在外省，有的只招二三十人。
　　三是特殊政策，比如各種加分、保送生，這個口子很大，是個黑洞，只有少數(shù)權勢人物才能操縱，一般的人都搞不清。“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在這些人面前變成一句空話。
　　四是五花八門、層出不窮的舞弊�，F(xiàn)在已經(jīng)發(fā)展到集團化操縱，有些還很微妙地跟地方當局達成默契，前者是為經(jīng)濟利益，后者當然迫于升學率的壓力，這種情況在2002-2004年比較嚴重，現(xiàn)在教育部查得嚴，情況稍好些。
　　人物周刊：教育部有沒有拿出一個改革高考制度的方案呢？
　　楊東平：2005年，前教育部長何東昌就應試教育問題向胡錦濤主席上書之后，教育部成立了龐大的課題組進行專題研究，其中之一就是關于高考改革，但現(xiàn)在還沒有拿出結果，可見其謹慎和艱難。
　　人物周刊：你們研究院即將出爐的民間版《中國教改方案》里，是怎么構想高考制度改革的呢？
　　楊東平：今年有四個�。航�蘇、廣東、海南、山東實行新的高考方案引起較大爭議。尤其是江蘇省，實行了高中會考跟高考相結合的錄取方式。其初衷是減緩“一考定終身”的不合理性，但這個政策在現(xiàn)實中，形成“將會考變成小高考”。這樣從高一到高三，學生會比以往更嚴重地處于高考的壓力中。許多政策都是這樣，會引發(fā)始料不及的變異，沒有辦法，人們太看重高考分數(shù)了。
　　我們的想法首先是“隔離”，設置兩道“防火墻”。一是阻隔高考壓力向初中、小學傳遞；主要是取消所有的重點小學和重點初中，緩解小學和初中的擇校競爭。第二道“防火墻”是用“會考”評價高中教育，而不用高考錄取率評價學校，從而給高中學校減負。
　　人物周刊：給高中學校減負怎么可能？
　　楊東平：高中畢業(yè)生以自然人的身份參加高考，上街道報名，然后采用社會化錄取，通知書寄到你家里而不是學校。這樣一來，想比較學校之間的錄取率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學校長勢必大大松口氣，那學生的負擔自然就能減輕一部分。北京前兩年試過，有校長對我說，他贊同這種做法。
　　而高考科目改革，我們設想采用多軌制，按照不同類型高校甚至學科，設置不同組合的多套考卷，例如報考研究型大學的與讀高職、技校的是不同的考卷，這樣后者就不必“陪綁”。
　　
　　應試教育的底子在50年代就打下了
　　
　　人物周刊：高考恢復后，當時的教育部長蔣南翔基本傾向于“回到50年代”，是不是真有過一個教育的黃金年代？
　　楊東平：50年代初，一方面學習、移植的是蘇聯(lián)模式，將教育納入計劃經(jīng)濟的軌道，取消了私立學校、教會學校，實行國家包辦教育，民間辦學的空間基本上沒有了。另一方面，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政治至上的年代，運動一個接一個，對知識和傳統(tǒng)文化的尊重、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也都不存在了。
　　而傳統(tǒng)教育中那些最壞的東西，比如理論脫離實際、死記硬背、考試至上、僵硬刻板，在建國后的學校教育中悄悄保留下來，并跟當時蘇聯(lián)教學模式中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東西暗合，建立了微妙的聯(lián)系。所以，50年代的那套教育制度和價值體系也完全是應試教育式的，學生課業(yè)負擔過重等等現(xiàn)象在50年代就已經(jīng)存在，這個底子，實際上在50年代就打下了。
　　人物周刊：這套應試教育的模式在當時就已經(jīng)很嚴重了么？
　　楊東平：當時它還沒有惡化到今天的程度，這主要是因為毛澤東這個強有力的反對者。他反對私塾式教育，也反對前蘇聯(lián)那套正規(guī)化教育，他主張?zhí)岣呷说闹饔^能動性，提出學校、社會、生活要相結合，提倡學農的要下農村，學工的要進工廠，等等。在1964年的春節(jié)談話中，毛澤東說“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是方法不對，”“課程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學制、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都要改�！薄艾F(xiàn)在的考試辦法是用對付敵人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題目出得很古怪，使學生難以捉摸，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這種做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要完全改變�！�
　　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歸納起來有兩方面，一個是強烈的政治訴求，就是要培養(yǎng)無產(chǎn)階級接班人；二就是反對科舉教育的傳統(tǒng)、反對應試教育，這一點現(xiàn)在看來跟現(xiàn)代教育的理念是合拍的。
　　為生活的教育
　　人物周刊：高考說到底是選拔人才，實現(xiàn)社會階層流動的一種方式。有人說，一百多年前的科舉制度比今天的高考制度要公平，它對作弊者的處罰也比今天厲害得多。楊東平：在眼下傳統(tǒng)文化正熱的背景下，對科舉制的評價比較復雜，不像過去完全是批判的、否定的。我個人認為，從文化的意義上可以給它很高的評價，這種“學而優(yōu)則仕”的精英選拔機制，開辟了一個平等競爭、向上流動的社會通道，從而保持了封建社會的長期穩(wěn)定。
　　但是，科舉制度下的求學跟功名利祿直接掛鉤，導致了人們讀書為“升官發(fā)財”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態(tài)度，造成求知、求真的科學精神的匱乏。以儒家經(jīng)典為內容的八股考試，助長了教育與社會發(fā)展脫節(jié)、讀書人手腦分離等等嚴重的弊端。
　　面對今天全社會愈演愈烈的應試教育弊端，我覺得對“為科舉正名”、“建立科舉學”之類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人物周刊：說到科舉，讓人想到書院。今天有一些先富起來的人都想恢復當年的書院。
　　楊東平：書院制度在今天值得特別地去認識它。中國傳統(tǒng)教育中，除了占主導地位的官學，還有源遠流長的私學�！皩W在民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國家教育的缺失。
　　書院制度，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克服讀書為獵取功名的弊端，講學術以正人心，發(fā)展起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缺少的、近似于西方為學術而學術的純粹理性的求知精神。
　　書院采用的討論式、啟發(fā)式、重視自學的方法，自由講學和寬松的學術空氣等等，對當今學校教育的改革，我覺得還是很有價值和意義的。
　　人物周刊：未來應該淡化高考這個概念嗎？素質教育怎樣實現(xiàn)呢？
　　楊東平：赫爾巴特認為教育的本質就是以各種觀念來豐富兒童的心靈，把他們培養(yǎng)成具有完美的道德品格的人。杜威說教育是“為生活作準備”。我們現(xiàn)在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中國自己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現(xiàn)代的教育哲學和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沒有一個清晰的價值目標，現(xiàn)實中就很可能迷失方向，淪為沒有靈魂、見物不見人的“教育工廠”。
　　晏陽初二三十年代的時候倡導過鄉(xiāng)村建設運動，梁漱溟、黃炎培搞過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將現(xiàn)代教育鄉(xiāng)土化、民族化的嘗試，雖然終告無效，但都是有益的探索。我認為，五四以后新教育運動中產(chǎn)生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是將西方現(xiàn)代教育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成功典范，是一個可以指導現(xiàn)實、面向未來的新的教育哲學。
　　在50年代和80年代，教育界討論過“全面發(fā)展”這樣一個極其美好的理想，但它走偏為“平均發(fā)展”的普遍現(xiàn)實，恐怕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現(xiàn)象。
　　中國教育的現(xiàn)代化進程被隔斷過，這一課始終沒有補上，所以我說它（包括高考在內）還需要一次新的啟蒙，一次深刻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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