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使得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發(fā)生了一些新的變化，西方大國與新興經濟體經濟的權重此消彼長，國際經濟合作與保護主義出現新態(tài)勢。對中國而言，這些新變化、新格局意味著新的挑戰(zhàn)，也蘊含著新的發(fā)展機遇。
　　在“后危機時代”，中國應如何確定自己的國際角色?本刊記者采訪了中國、美國、歐盟、東亞等多位國家和地區(qū)的國際問題專家，共同探討“后危機時代”的中國角色，以供讀者參考。
　　
　　美國被“邀請”回來介入東亞事務
　　
　　中國報道：目前，東亞地區(qū)的經濟整合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但制度化程度卻比較低。在此背景下，東亞共同體的構想最近被廣泛關注。而李光耀卻提出中國的發(fā)展影響了區(qū)域平衡，需要美國在東亞制衡中國。對此您怎么看?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目前，東亞地區(qū)的經濟整合程度實際上并不比北美、歐洲等地區(qū)低，這主要是東亞地區(qū)經濟區(qū)域化的成果，也跟中國改革開放密切相關。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對推動東亞地區(qū)的經濟整合推進扮演了很重要的積極角色。而東亞地區(qū)在政治、制度上的整合程度比較低，這主要是因為在東北亞地區(qū)，特別是中日兩國的政治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比較生冷所致。目前，東亞地區(qū)的艇合，實際上是通過東盟這個平臺進行的
　　不久前，東南亞一些國家提出來希望美國能“制衡”中國，這并不是出于經濟層面的考慮，而是戰(zhàn)略層面的。如今美國提出重返東亞，這樣看來可以解讀成：美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邀請”回來介入東亞事務的，因為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如果在東南亞地區(qū)中發(fā)揮絕對的主導地位，這將使該地區(qū)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最小化；但中美如能同在這個舞臺上平衡互動，這對東南亞國家而言是最有利的。
　　必需注意的是，如今的“制衡”概念與傳統(tǒng)解釋相比，已經有了很大不同。在傳統(tǒng)“制衡”模式下，兩大陣營有各自的平臺，之間沒有任何聯(lián)系。但如今，“制衡”已被賦予了全新的含義。東亞區(qū)域合作，不論是美國、日本還是中國，大家都是在同一個平臺上進行互動。東南亞邀請美國參與地區(qū)事務，實際上是希望美國不要放棄東南亞這個舞臺。而現實中，美國也從來沒有離開過，在這個區(qū)域內美國的影響力要遠遠大于中國。中國對該地區(qū)的影響力目前僅限于經濟層面。
　　“制衡”概念是東南亞國家針對自己國家利益最大化要求而提出來的。但因為時代背景已經不同了，所以不可用冷戰(zhàn)思維來解讀。對中國而言，如何在開放的區(qū)域主義背景下，保證自己的國家安全，梳理好自己的地緣政治，將是未來最大的挑戰(zhàn)。
　　葉自成(北京大學外交系主任、中國戰(zhàn)略研究中心主任)：李光耀曾經提出“中國的發(fā)展是機遇，而不是威脅”�，F在這種“制衡”言論與他過去的說法顯然是相互矛盾的。但現在所說的“制衡”并不能過度地理解為東亞國家要聯(lián)合美國來對抗中國。他們可能主要是出于中國發(fā)展過快，希望美國能夠平衡一下。這符合他們本國利益的邏輯。但這些國家在這條路上不可能走很遠。Michael Casey(道瓊斯通訊社和《華爾街日報》特約撰稿人)：美國參與東亞制度化建構以及政經一體化的深化過程，對整個亞洲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對中國而言，美國的參與事關諸多領域。在一體化進程中，不能將經濟和政治兩個領域區(qū)別對待。由于中國以及其他出口導向型的亞洲經濟體與美國市場復蘇和美元儲備安全有如此密切的利害關系，因此，美國參與其制度化發(fā)展對維護地區(qū)穩(wěn)定是極為重要的。同時，美國在亞洲(日本和朝鮮半島)的軍力部署意味著如果沒有美國的參與，亞洲國家間任何加強地區(qū)安全聯(lián)盟的行動都不能正常進行。
　　所以不能說是為了與中國抗衡而需要美國的出面，而是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中國與其每一個鄰國為了既得利益都需要與美國打交道。以中國為首的東亞國家，在世界舞臺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與同美國的協(xié)作密不可分。世界目前面臨的包括經濟失衡、金融危機、氣候變暖以及恐怖威脅等都是非常復雜的難題，如果沒有與美國更為開放的對話，東亞無法獨自應對。
　　
　　APEC議題擴展。但效能有限
　　
　　中國報道：在本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系列會議上，恢復經濟增長和反對貿易保護等成為焦點議題�！昂笪�機”時期舉行的APEC峰會與之前相比在角色和作用上有哪些變化?
　　王逸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我認為，危機現在還沒有完全過去，各國還在討論再次“探底”的可能性。從中國經濟來看，現在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經濟振興主要還是靠政府投資拉動，內需還沒有完全提振。未來的經濟發(fā)展也未必像目前有些報道中所說的那樣樂觀。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恢復的態(tài)勢，還是各國最關注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本次APEC會議中，強調拒絕貿易保護主義，不能“雪上加霜”，是各國希望國際貿易能夠更加暢通；強調各國間要加大合作的力度，以期增長能夠可持續(xù)，這也說明了各國對前景的態(tài)度還屬于謹慎樂觀。
　　我并不贊成“后危機時代”這個說法。因為我認為目前尚處在危機過程之中，僅僅是最糟糕的階段過去了，現在是從低谷逐步回升的階段，危機還沒有過去。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主要變化就是APEC峰會討論的議題范圍擴展了�！�9?11”之后APEC的議題主要是進行反恐國際合作，后來比較突出的是發(fā)表了關于用“六方會談”來解決朝核問題的文件，到現在，有關金融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社會保護的議題也是比較突出的。APEC很重要的一個職能，就是在全球經濟富有活力同時安全問題又非常復雜的亞太地區(qū)起到一個國際討論和國際協(xié)商的作用。因為它的范圍大，因此效能也比較有限。由于不同的立場和利益很多，所以也不可能期待它完成很多任務。去年，APEC在促進亞太地區(qū)擴展經濟合作和貿易自由化方面還是有一定貢獻的。
　　
　　大國關系出現新模式，世界格局可用“易極”描述
　　
　　中國報道：綜觀歷史上的大國關系不難發(fā)現。大國并不好相處，大國關系并不好處理。冷戰(zhàn)之前是一個霸權取代另一個霸權，取代的過程往往是戰(zhàn)爭不斷：冷戰(zhàn)時則是少數幾個大國瓜分世界。而冷戰(zhàn)結束后，中美間的合作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甚至被觀察人士喊出了G2概念。這是否意味著出現了一種大國關系發(fā)展的新模式?
　　葉自成：后崛起的大國肯定要挑戰(zhàn)當前大國，這是以西方思維定義的大國關系。由于現在西方文化在世界上的強勢地位，再加上一些國內學者也習慣從這個角度來剖析中美關系，所以會出現“中美之間必有一戰(zhàn)”等這類的言論。
　　我認為，這種解讀的缺陷在于把過去西方國家間關系模式照搬來解釋中國，卻沒有意識到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獨特價值觀的國家。此前主要由西方國家演繹的國際關系史，無法用來解釋由中國參與的大國 關系。由于中國自身悠遠的歷史文化特點，也進而影響到中美關系不同于以往美蘇、英德、美日等任何大國間的關系。這是大國關系的一個新模式，是歷史上不曾出現過的。
　　單極、兩極、多極世界這些概念都不能準確地描述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格局，因為現實中這幾種格局是共存的。具體來說，雖然現在美國實力下降了，但美國的影響力依然是最強大的。如將美國稱之為多極化之下一個國家的話，會掩蓋美國那種超強作用的現實。同時，雖然世界上已沒有美蘇模式的兩極，但中美在世界上影響最大，有部分的兩極特征。此外，以問題來劃分，如在反恐和核擴散等問題上，也可能會看到兩種不同勢力的激烈爭奪。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極”的概念把中小國家都排除在外，但現在看來，中小國家越來越多地對世界格局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某些問題上，中小國家比大國的作用還要大。如朝核問題中，實際上是朝鮮在起重要作用。而東亞合作也主要是由東盟10國發(fā)揮主要作用。
　　個人認為，現在的國際格局可以用《易經》的概念來概括，稱之為“易極”，即單極、兩極、多極等概念都同時存在并相互包含其中。王逸舟：我覺得大國關系模式有變化的趨勢。冷戰(zhàn)時期，主要是以“盟友”和“敵手”來區(qū)分國家問的關系，這種非此即彼的關系是舊的大國間關系的寫照。
　　如今的大國關系變得更加復雜。彼此可能在核裁軍問題上有共同利益，但在軍售問題上又有很大的分歧。大國間已不存在定格不變的敵友邏輯。
　　本次奧巴馬訪華，我認為最大的特點是重新定位新時期的中美關系，把原先屬于雙邊范疇的中美關系放到了全球層面，成為了全球格局中的中美關系。在這種新定位中很難再用“對抗”和“敵手”的邏輯來處理中美關系。取而代之，需要用一種復雜的、動態(tài)的思維來考量。
　　這種局面不僅在中美之間，美俄間也是如此。一方面雙方在北約東擴等問題上有很大的摩擦，但同時雙方又在核武庫裁軍等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在朝核問題、伊朗核問題等國際地區(qū)性事務中，美俄也是既有摩擦又有合作。
　　因此，大國之間的關系現在已經很難定義，目前尚在探索之中，但趨勢與過去相比肯定已經有了很大變化。
　　時殷弘：這不是一個大國關系發(fā)展模式，而是世界管理模式。溫總理和奧巴馬會談，兩國媒體最著重報道的就是溫家寶總理不贊成兩國G2概念。兩國G2概念可能會使中國承擔大大超過自身能力的國際任務，有可能影響中國同其他國家的關系。而且美國也有可能是半真半假，“半真”可能是美國希望中國發(fā)揮作用，能夠幫助解決和應對一些問題；“半假”可能會使中國疏離與所有的重要國家之間的關系。歐洲和日本，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對兩國集團的概念非常反感。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奧巴馬政府從來沒有說過兩國集團概念，這都是美國一些智庫學者說的。
　　Michael Casey：我們正進入一個合作的新時代，或者至少可以說我是希望如此。如果中美不能聯(lián)合起來共同應對當前我們面臨的最大難題，整個世界會在將來面臨危機。我認為，中美雙方領導人都認識到了這一點。鑒于此，即使沒有正式承認，G2也已是一個既成事實。為了中美經濟達到更好的平衡，我們除了敦促北京和華盛頓協(xié)商制定經濟政策以外已別無選擇。我們也需要兩國在二氧化碳排放政策方面進行協(xié)作。
　　
　　G2中有合理、實質內涵，但不能過度解讀
　　
　　中國報道：美國的一些老牌戰(zhàn)略學家，如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等從戰(zhàn)略的角度提出了G2的概念，您如何看待G2概念與如今的中美關系?認為是否有合理之處。還需要做哪些方面的修正和補充?
　　鄭永年：國家利益永遠不會相同，G2概念實際是指，在同一個舞臺上，大國間通過合作追求各自的國家利益。從這個角度看，G2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并不贊成G2這個概念，因為這對其他國家不太公平。雖然各國目前都在一個平臺上競爭合作，但如果要追求一個相對公平的國際秩序的話，對G2本質上到底是什么，需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中美兩國目前主要是相互依存的關系，但相互的依存程度是不對稱的�，F在很多人盲目樂觀，認為中美兩國G2，中美平起平坐了。但實際上，這是很大的誤會。我認為，中國當前應該好好去研究美日聯(lián)盟關系。美日早已是G2，但為什么現在日本的鳩山政府要追求“平等的日美關系”呢?這表明美日雖然是G2，但這種關系是非常不平等的。因此，如果中美在某種形式上G2不可避免的話，中國一定要避免陷入日美關系類型的G2模式，這對中國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只有國際責任，卻沒有領導權。國際責任和國際領導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我們不能對G2盲目樂觀，否則就會陷入“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中國付賬單’的不公平關系模式中。這種關系是不可持續(xù)的，電是阻撓中國真正成為大國的一大隱患。
　　葉自成：美國一些學者提出G2，應該不是說要中國與美國結盟，也不是指兩極的概念。所謂G2，是指兩國的合作或是矛盾都會較大地影響到世界格局，從這個意義上講，G2是客觀存在的。
　　我認為，沒有必要完全拒絕中美兩國繼續(xù)加深合作。在金融等領域，中美的合作超過美日、美歐間的合作，影響力是世界上最大的。同時，這類領域的中美合作肯定不會出現聯(lián)盟或集團的局面。從這個角度來看，我部分同意G2概念。G2中有其合理、實質的內涵，但不要去做過度的解讀。王逸舟：我觀察到，我國外交部門現在還未對G2做正面的肯定或否定。在外交實踐當中，我們目前也并沒有肯定去追隨，或是否定去抵制。從美國方面，白宮對G2概念也沒有正面表示主張還是放棄。
　　這主要是由美國的一些重量級戰(zhàn)略智庫人士提出來的，戰(zhàn)略思想層面的一個新概念。從我個人角度看，它有一定的價值，但同時也有局限性。其價值主要體現在，把中美關系放到了一個更大的層面中進行審視。因此，對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動態(tài)性以及全球性影響，有了一個新的定位。G2概念擺脫了審視中美關系的傳統(tǒng)視角，把中美關系定位在全球層面下，包括中美的經貿、環(huán)保、軍事等各領域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G2是有價值的。它可以促進中美采取審慎、全面以及負責任的態(tài)度來處理雙方的關系。
　　但另外一方面，中美關系是不斷成長、磨合中發(fā)展的大國關系；是一個超級大國和一個正在上升的新興大國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充滿了變數，用G2來定位也確實不適當。
　　總之，中美可以在這個概念下為世界的發(fā)展發(fā)揮作用，所以外交部門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
　　Ian TavIor(英國圣安德魯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美國竭盡全力地試圖擴大對中國的影響，他們的精英們認為，通過一個G2概念，即中美一起管理世界，將吸引中國的決策者們與華盛頓一起形成特殊的同盟。但是，我看不到中國有這方面的意愿，甚至 也不能夠承擔這種責任。美國將大量的制造業(yè)外包給了中國，中國也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債券，現在這兩大經濟體已經密不可分。中國在非洲影響力的提高是美國所憂慮的，因為美國認定應該由華盛頓來控制世界的石油、天然氣、礦產等資源，這或許也是為什么美國有些人熱心推動G2概念的原因。現在討論一些關于某種集團或者聯(lián)盟的趨勢，盡管這都是一些戰(zhàn)術，但并不能給其成員國任何真實的承諾(看看G8就知道了)。中美兩國形成一個G2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兩國在政治上的區(qū)別太大了。兩國領導人舉行定期會晤，以經濟議題為重點來討論雙邊利益等問題倒是有可能的。
　　Michael Casev：G2是一個非常現實且極為重要的概念。但是為了加強其作用的發(fā)揮，雙方交流渠道需要變得更加開放，這需要有更多的信息共享。我們都知道美國需要更多的儲蓄和出口，而中國則需要發(fā)展內需，以減少對美國出口的依賴。這就產生了艱難的選擇――中國將需要使其貨幣升值，而美國將會有可能接受更高的利率來滿足其減輕債務的需要。正因為如此，向一個更加平衡的全球經濟轉變必須循序漸進的發(fā)展過程，在高度協(xié)作中進行。
　　我們需要G2變成一個強大、開放、良好管理的雙邊關系來影響這種轉變。雙方需要在明確的規(guī)則和目標方面達成一致，確保整個平衡過程中的協(xié)作得到重視。
　　我們也需要中國和美國在設定明確的目標基礎上，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加強雙邊對話。中國在限定正式排放目標上已經邁進了一大步，這一舉動對其國際領導者的新地位有利。同時，也為美國改革氣候政策框架敞開了大門。
　　
　　中國對非洲“創(chuàng)造性介入”
　　
　　中國報道：請問中國對非洲實行的“不干涉內政”政策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的“良政”有什么不同?
　　鄭永年：美國現在提出的“良政”，實際上就是過去一直推行的民主政治道路。二戰(zhàn)以來，非洲實際上一直在實驗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現在失敗了之后，許多非洲國家開始轉向了“中國模式”。中國幫助非洲的模式與西方的做法完全不同，中國幫助非洲進行大規(guī)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而西方國家就是掠奪資源。雖然也有自身的能源需求，但中國的模式與西方完全不同。中國提出“不干預”主義，不像西方國家那樣總是提出許多附加條件。非洲要發(fā)展民主，社會經濟首先必須得到發(fā)展，而經濟發(fā)展是離不開基礎設施建設的改善。沒有這些，民主肯定要失敗。中國現在首先推進非洲社會經濟的發(fā)展，這其實與西方在非洲尋求建立的民主制度是不矛盾的。
　　現在，西方如何評價中國的非洲政策不重要，好不好要看非洲民眾怎么說。中國現在要考慮的是，中國對非政策是不是可持續(xù)的，這非常重要。
　　王逸舟：這兩個政策確實有很深刻的差別。我們現在對包括非洲在內的其他地區(qū)的態(tài)度是，遵守聯(lián)合國憲章，不干涉內政。從這個角度看，這與西方國家提出的要以人權、民主等標準來約定與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時，這其中還有更深層次的不同點：我們對非洲國家有一種“創(chuàng)造性介入”。這實際上是對傳統(tǒng)不干涉原則的新發(fā)展。例如，我們―方面不干涉內政，但同時也主張當事國內的一些紛爭應當通過內部的協(xié)調、對話等方式進行解決。
　　我們不是“視而不見”，而是采取有別于西方的壓制性制裁的方式。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上，中國鼓勵蘇丹國內的各個派別進行對話，中國甚至為此提供了資金和便利，希望這個過程能夠加快國內的和解，讓矛盾不再根深蒂固地發(fā)展。
　　從外部來看，我們在聯(lián)合國一方面主張對一些問題需要嚴肅對待，但同時主張制裁等手段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例如，在朝核問題上，中國在聯(lián)合國安理會上投了“譴責”的贊成票，但這是以朝鮮向積極方面扭轉為主要目的的，并不是要“置于死地”。
　　我將此類的介入稱之為“創(chuàng)造性介入”。與西方動不動揮舞“大棒”，進行武力干涉不同，中國在非洲等世界其他地區(qū)一般來說比較慎用這種姿態(tài)。但對促成當事國與國際間的對話、當事國內部的對話卻是不遺余力的。
　　這種“創(chuàng)造性介入”同時也包括對當地民生和社會發(fā)展的重視，包括提供必要的援助，這是中國的特色。
　　民主和人權不能靠強加和“移植”來完成，而是需要當事國人民自己的選擇，并通過共同努力實現推進。中國也非�？粗禺斒聡�民生的改善和民主政治的進步。中國自身就是這樣，經濟不斷發(fā)展的同時，政治等方面也在不斷地進步，這也很自然地輻射到外交當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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