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記者都紛紛退卻，那么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誰去發(fā)揮弘揚社會正氣的作用，誰去報道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傷及社會成本的事情? 　　 　　2008年12月25日，《南方周末》與國內(nèi)傳媒同行聯(lián)袂推出“2008年度十大評論”。其中位列第九名的，為《東方早報》2008年10月13日刊登的《為什么婁煩的真相還在被刪除》一文，作者署名“長平”。
　　針對2008年8月1日，山西省太原市婁煩縣尖山鐵礦排土場發(fā)生重大垮塌事故，此評論質問“每一次瞞報和刪稿事件曝光以后，‘瞞報’行為本身為何沒有被徹底調(diào)查和處理”，并對身處其中的記者遭遇發(fā)出聲援：“記者的痛苦，很多時候并不在事實本身難以調(diào)查，而是調(diào)查之后不讓報道，報道之后遭到刪除�！�
　　然而，“不讓報道以及報道文章被刪除”的痛苦，對于2008年的新聞媒體工作者，早已變作“小事”。2008年，在眾多可以想象或者不可想象的大事件發(fā)生之際，媒體從業(yè)人員必然第一時間出現(xiàn)在現(xiàn)場，基于工作職責、基于誠意、基于公共目的，去對新聞信息和事件進行采集報道。在社會發(fā)展轉型的大背景下，媒體從業(yè)人員已然成為承擔著工作高強度和心理高壓力的“體力工作者”。而從2008年初西豐縣公安人員進京拘傳記者事件開始，因媒體記者報道觸犯部分官員個人利益而動用公權力干預正常的新聞輿論監(jiān)督，進而對新聞記者進行人身威脅和傷害的事件，時有發(fā)生，并被廣泛關注。
　　早在2006年明，富士康起訴《第一財經(jīng)日報》記者和編委侵犯名譽權并索賠3000萬人民幣時，《第一財經(jīng)日報》總編輯秦朔就曾在網(wǎng)絡直播中憤而指出：聯(lián)想到近幾年發(fā)生的很多事情，包括毆打記者，剝奪記者基本的采訪權禮似乎很多單位都有可以逃離社會監(jiān)督的地方。我們需要思考，目前，一個新聞媒體面對的報道對象和監(jiān)督對象，已經(jīng)強勢到了什么樣的地步。如果記者都紛紛退卻，那么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誰去發(fā)揮弘揚社會正氣的作用，誰去報道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傷及社會成本的事情?
　　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曾說，“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藝術”。時隔兩年，新聞媒體面對的報道對象和監(jiān)督對象依舊強勢，“善良和公正的藝術”數(shù)次被用以抵制或者報復新聞媒體輿論監(jiān)督，新聞工作者的權益保護現(xiàn)狀堪憂。
　　周澤，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媒介法研究者、律師。長期關注媒介權益，多次參與維護公民權利和公共利益行動。代理過內(nèi)蒙古新聞出版局(對《財經(jīng)時報》停業(yè)整頓)侵權案；在2008年初的“西豐事件”中代理記者維權；2008年底曾無償為央視記者提供法律幫助；目前仍擔任因報道吉林民航機場建設問題而被起訴的《第一財經(jīng)日報》記者的辯護人。
　　在周澤看來，“這些個案，實際上是事關公共安全的事件。這些事件的發(fā)生。不光讓作為當事人的新聞工作者及律師，也讓每一個社會個體感到不安：是否還能夠安全地行使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jiān)督、批評、申訴、控告、檢舉等公民權利?遭遇不公平與非正義時，是否會出現(xiàn)投訴無門、維權無路”?
　　中國報道：近期，幾起有關新聞記者被追訴的案件中，您都擔任記者的律師，為記者提供法律幫助和辯護服務。很多人質疑您高度關注媒介權益的動機。您的初衷是什么?
　　周澤：每一次記者權益受到侵害都讓我感到憂慮。我做過記者，曾經(jīng)為很多合法權利遭受損害的人奔走呼吁；現(xiàn)在作為律師，在幫助當事人維權的過程中，也常常感受到輿論監(jiān)督的重要性，遇到一些棘手的案件時，希望通過輿論監(jiān)督促進司法公正；而作為一個公民，我也像很多普通百姓那樣，在遇到不公平與非正義時，會想到向媒體求助伸張正義。實際上，媒體以及通過媒體反映社情民意的記者，在某種意義上已經(jīng)成了老百姓的耳目喉舌。我一直主張要像愛護耳目喉舌一樣去愛護記者。因為任何針對記者的人身傷害和威脅，都不止是指向記者，更是指向每一位公民。去年以來發(fā)生的一系列拘傳或者抓捕記者的事件，不僅記者被抓，向記者報料、反映問題的群眾也被抓捕，而這些群眾反映、記者進行采訪報道的根源性的問題，卻無人重視，至今未得到解決。
　　中國報道：在以”報道失實”為由起訴媒體侵害名譽權的案件中，應該如何判定新聞報道“真實與否”?
　　周澤：我早在1998年就提出過，在以報道失實為由對媒體提起訴訟的法律糾紛中，如何判定新聞真實與否，要區(qū)分新聞真實、法律真實、客觀真實以及新聞的階段真實和過程真實。這些理論，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了，大家的共識，目前，很多接手名譽權案件的律師都在用這個理論去抗辯。
　　過去講新聞真實，就是說新聞要“客觀真實”，但實際上，新聞報道根本不可能做到客觀真實，因為新聞作品是新聞工作者的認識活動的反映，而人的認識活動具有絕對的主觀性。作為認識活動的結果，新聞真實只能要求新聞報道確有依據(jù)，一般人確信真實。記者的報道只要有依據(jù)可循，并從一個理性人角度確信為真實就足夠了，因為被采訪者是一個具備正常理性的正常人，不能要求記者對其報道來源無限追溯。如果被采訪者對自己的言論不負責任，那么可以追究被采訪者的責任，而不應追究記者的責任。否則就會導致記者不能進行任何采訪，不敢相信，不敢引用，實質上限制了媒體行業(yè)本身職責的行使和發(fā)揮。
　　中國報道：去年發(fā)生的幾起記者被抓事件中，您參與了代理或辯護。您認為，您的參與客觀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周澤：對“西豐事件”，我曾在博客上寫過《一起公共事件的臺前幕后》的文章。在這起事件中，我起的作用，用“力挽狂瀾”來形容，也許不算過分。事發(fā)當天凌晨2點多，我從外地趕回北京，為記者提供法律幫助。當時，記者所屬雜志社有關負責人不想把事情公開化，準備認“錯”以取得對方“諒解”。我則認為，“受害者”如果確認記者報道失實，可以提起民事訴訟，甚至提起刑事徘謗自訴，告記者誹謗，但動用警力抓捕記者，根本問題已不在于記者報道是否失實，而在于公權力的濫用，是赤裸裸地用暴力干涉新聞輿論監(jiān)督。而這樣事關重大的公共事件不應由報社關門私了。最終，我將情況通報給有關媒體，通過輿論監(jiān)督使西豐縣公安局撤銷了對記者的刑事立案。
　　而央視記者因受賄罪被拘傳的事件中，記者收受好處是否構成犯罪，本身就值得商榷。賄賂犯罪立法保護的是權力的廉潔性，而權力是與職責相應的。記者有何種法定或者制度化的職責?對于記者來說，是否報道某一選題，具有選擇的自由，并無法定的“應該報道什么”的義務和責任。這與對權力擁有者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樣的。記者身負特定的職業(yè)道德，其報道本身會對公眾產(chǎn)生影響，而要避免對別人產(chǎn)生不良影響，就要盡量做到報道真實、客觀、公正，避免受到利益因素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講，這是一種道德要求。
　　在世界范圍內(nèi)，也沒有一個國家對記者收好處是以犯罪來追究的，而都是通過行業(yè)自律來解決問題。如果因為收受好處而造成報道偏頗或者失實，記者的職業(yè)生涯可能會就此了結，沒有媒體會再雇用你。而公權力的不當介入，用來解決媒體行業(yè)需要自律解決的問題，是對一個行業(yè)的強制干預，是對新聞媒體正常輿論監(jiān)督工作的侵害。
　　中國報道：您一直關注媒介輿論監(jiān)督權益受侵害的案件。相比之下，2008年發(fā)生的數(shù)起事件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周澤：據(jù)我觀察，以前，新聞媒體的輿論監(jiān)督，遭遇名譽侵權訴訟，是一大景象。起訴者包括普通民眾、官員，政府、企業(yè)甚至地方法院，這些案件勝敗不一。但最近兩年，出現(xiàn)了新的現(xiàn)象，就是直接針對記者治罪，以記者收受好處費，誹謗或者受賄等罪名進行追究。直接針對記者治罪，就是把記者和媒體切割開來，使記者處于孤立狀態(tài)，讓弱勢的記者個體無法抵御有組織的打擊。
　　特別值得警惕的是以受賄犯罪處置記者。利用公眾對腐敗的高度反感，以“受賄”這樣極易引起公憤的罪名，把記者個體置于道義的不利位置，讓記者面對千夫所指，使公眾只關心記者是否收錢，而再沒有人關注新聞報道本身反映的問題，不再關心輿論監(jiān)督本身是否正確，這可能正成為一些受輿論監(jiān)督的違法、濫權者圍魏救趙的妙方。
　　當“受賄罪”成為追究記者責任的不二法寶，并形成了西豐警方抓捕提供新聞線索的群眾時所質問的那種慣性思維：“如果記者沒有收受好處，為何要跑這么遠來報道這個事情”，那意味著我們的新聞輿論監(jiān)督將陷入極大困境，記者將會岌岌可危。
　　我想通過參與這樣的案件，把其中的法理辨析清楚，把記者從受賄指控的潛在威脅中徹底打撈出來。在我國目前的法律框架下，記者收好處為報道或不報道，并不構成受賄犯罪。同時，我也不主張通過立法，把記者這種行為規(guī)定為受賄犯罪。職業(yè)道德問題應該通過媒體自身、輿論和行業(yè)協(xié)會來解決。如果被采訪報道主體因為對報道內(nèi)容的質疑，隨意懷疑記者是否收受好處，進而動用公權力抓捕記者，這樣的“罪名”就可能成為少數(shù)人試圖報復記者，抵制輿論監(jiān)督的“有效”途徑。
　　公權力的不當介入，用來解決媒體行業(yè)需要自律解決的問題，是對一個行業(yè)的強制干預，是對新聞媒體正常輿論監(jiān)督工作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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