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布峰會 　　 　　應美國總統布什邀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于2006年4月18日至21日訪問美國。這是胡錦濤擔任國家主席后首次訪美。 　　當月，中國國家領導人相繼出訪。胡錦濤訪問美國、沙特、摩洛哥、尼日利亞和肯尼亞；溫家寶訪問澳大利亞、新西蘭、斐濟、柬埔寨并出席“中國――太平洋經濟發(fā)展合作論壇”；賈慶林訪問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
　　胡錦濤主席對美國進行的國事訪問，是中美兩國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定位新時期新條件下中美關系大局的關鍵性訪問。這次訪問必將深刻影響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兩國關系的大局，為中美關系的穩(wěn)定發(fā)展奠定一塊新的里程碑。
　　
　　中美是利益攸關方
　　2006年4月20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白宮同美國總統布什舉行會談。
　　雙方進行了務實、建設性的會談，就中美關系和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qū)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達成重要共識。
　　
　　胡錦濤與布什進行了大約一個小時的小范圍會談后共同會見媒體記者。布什首先表示，美中關系非常重要。他同胡錦濤本著友好合作和坦率的精神討論了雙方的分歧。“我們把心里想的都說出來了”。
　　胡錦濤積極評價中美關系的發(fā)展勢頭。胡錦濤指出，中美關系已超越雙邊關系的范疇，越來越具有全球影響和戰(zhàn)略意義。中美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fā)展方面擁有廣泛而重要的共同戰(zhàn)略利益，肩負著共同責任。中美雙方不僅是利益攸關方，而且更應該是建設性合作者。雙方應共同努力，全面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
　　布什贊同胡錦濤對雙邊關系的評價。他說，中美合作領域日益寬廣。中國是偉大的國家，國際地位顯著上升，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關鍵伙伴，對世界和平發(fā)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
　　胡錦濤表示，中美在反對和遏制“臺獨”、維護臺海和平穩(wěn)定方面有共同戰(zhàn)略利益。他贊賞布什總統和美國政府多次表示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反對“臺獨”。我們將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我們絕不容忍“臺獨”。
　　布什表示，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沒有變化。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理解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關切，不希望看到臺灣當局單方面改變臺海現狀的行動損害中美關系。雙方一致認為，在當前國際形勢下，中美擁有廣泛而重要的共同戰(zhàn)略利益，互利合作前景廣闊，良好的中美關系對維護和促進亞太地區(qū)和世界的和平、穩(wěn)定、繁榮具有戰(zhàn)略意義。
　　中美雙方同意，共同推進互利雙贏的中美經貿關系，并表示應該從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fā)，通過平等協商妥善解決存在的一些分歧和摩擦。雙方同意加強兩國在軍事、教育、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并就反恐、防擴散、禽流感防治、能源等重大問題繼續(xù)開展對話和合作。
　　
　　美國誤診“中國綜合癥”
　　英國《泰晤士報》4月10日刊登題為《經濟觀點：美國誤診“中國綜合癥”》的文章說，美國習慣性地對崛起的大國和民族感到憂慮，但實際情況是：美國對中國欲成為經濟大國感到煩躁，是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的。
　　
　　很多死抓住“中國綜合癥”問題不放的參議員對美國財政部施壓，迫使它將中國定義為在貨幣問題上有“欺騙”行為的國家。所有這些保護主義的病根在于：完全誤診了美國患者身體不適的病因，而建議采取的療法也是致命且痛苦的。
　　參議員們深信人民幣大大被低估而北京不采取措施解決這一問題，殊不知這種認識是錯誤的。首先，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者宣稱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被低估了1/3，但真正的情況遠非如此。15年來，美國貿易逆差在美國國民收入所占比例幾乎沒有變化，這說明美國從中國的進口總量是受美國消費者的需求推動，而非人民幣幣值驅動。其次自去年7月以來，人民幣一直以超過人們料想的速度升值。最后，中國對美出口規(guī)模也被夸大了。很多貼有“中國制造”標簽的產品只是在中國境內工廠組裝的、來自亞洲其他地方的零部件，而這些工廠有相當一部分是美國公司所擁有的。
　　英國財經雜志《經濟學家》則發(fā)表評論指出，如果美國因強壓人民幣升值不成而對中國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最終受害的將是美國。
　　
　　為實質性進展提供機遇
　　在胡錦濤主席訪美之前，吳儀副總理先期訪問了美國。中國經貿代表團與美方達成了包括購買80架波音飛機在內的總額162．1億美元的采購協議。
　　4月11日，第17屆中美商貿聯席會議在華盛頓舉行，雙方同意，在中美商貿聯委會機制下設立中美高科技與戰(zhàn)略性貿易工作小組，對出口管制的合作進行審查，并加快高科技產品貿易。
　　西班牙《先鋒報》4月11日文章說，吳儀女士率領的代表團正以高姿態(tài)采購美國商品，以平息美國對中國的無理取鬧。中國是一個成本低廉的加工廠，在中國向美國出口的產品中，一半是美國企業(yè)生產的。美國人花錢比掙錢多，他們的經常項目赤字已經超過8000億美元。美國應該感謝中國，因為有中國他們才能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
　　法新社援引中國副總理吳儀的話說，將美國貿易問題完全歸咎于中國是“不科學和不公正的”。
　　吳儀說，美國議員對中國的不滿在加深，但是在美國首都之外，她同各州政府和企業(yè)界領袖會談時感到的氣氛截然不同。她說，我認為這種氣氛更能代表美國人同中國合作的意愿，而美國取消對中國出口高技術的安全限制對它自己也有好處。
　　香港《南華早報》說，胡錦濤訪問美國為雙方會談取得實質性進展提供機遇。文章說，許多美國觀察家認為這次訪問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其實不然，雙方可能在一系列重要問題上取得突破，比如知識產權、能源、臺灣問題和伊朗問題等。
　　《南華早報》文章說，北京將迅速地與能源生產國建立密切關系，而且它會被卷入一些多邊外交努力中。在拉美、美洲、中亞和中東地區(qū)，中國將加強經濟合作。新的戰(zhàn)略不可避免地把中國帶入其他地區(qū)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中。但中美兩國應該在處理能源安全問題上緊密合作，畢竟兩國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之一，應加強對話，華盛頓應鼓勵北京在多邊能源機制內發(fā)揮積極作用。
　　
　　綠色GDP
　　
　　早在兩年前的2004年3月10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央人口資源環(huán)境工作會議上，首次在決策者層面明確提出了“綠色GDP”概念，指出“要研究國民經濟綠色核算方法”。之后，環(huán)�？偩帧�國家統計局提出爭取在未來3到5年內建立中國的綠色GDP體系框架的目標。
　　
　　當月，國家環(huán)�？偩帧�國家統計局聯合啟動了《綜合環(huán)境與經濟核算(綠色GDP核算)研究》項目，為這一浩繁的巨大工程正式拉開帷幕。
　　最初的計劃是在東北、華北、西北、華南、東南、中南各選一個省試點。由于一些省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到2005年初，試點省市最終確定為10個，分別為北京、天津、重慶、河北、遼寧、浙江、安徽、廣東、海南、四川。
　　2006年7月初，涵蓋了31個省市區(qū)以及42個行業(yè)的階段性報告，最終通過了國家環(huán)�？偩�、國家統計局在北京聯合組織的專家評審會。
　　
　　循壞經濟與綠色GDP
　　經歷了近10年的磨礪，中國第一份“綠色GDP（國內生產總值）”賬單終于在2006年9月7日正式對外公布。這份報告名為《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更為通俗的說法是“綠色GDP”。
　　所謂“綠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國扣除自然資產損失后新創(chuàng)造的真實國民財富的總量核算指標，可以更好地反映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簡單地講，就是從現行統計的GDP中，扣除由于環(huán)境污染、自然資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數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經濟損失成本，從而得出真實的國民財富總量。
　　循環(huán)的經濟發(fā)展模型為傳統經濟模型的轉化提供了理論基礎，從理論上解決了資源的有限制性和人類經濟持續(xù)發(fā)展的矛盾。但是，現行GDP與中國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戰(zhàn)略是不相稱的，具有歷史滯后性�，F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形成于上世紀50年代。當時經濟處于蕭條時期，人們的有效需求不足，許多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商品價格極低，加之人們對自然資源的認識不充分，對于自然形成的資產(如空氣、海洋、森林、水資源等)都不納入核算范圍�，F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只反映了生態(tài)活動的正面效應，并沒有反映其負面影響，沒有反應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帶來的損失，這使得現行GDP具有相當的局限性。
　　為校正這一錯誤，世界銀行推出了綠色GDP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即EDP。它在現行的GDP中對環(huán)境資源進行核算，從中扣除環(huán)境成本和對環(huán)境資源的保護費用，同時考慮外部影響，包括外部經濟性和外部不經濟性，依此來衡量扣除自然資源損失后的真正的國民財富。綠色GDP的推出具有重大意義。它比較客觀真實地反映了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在內的一系列經濟指標，可避免人們對經濟形勢的盲目樂觀，時刻給人們敲響警鐘。對中國而言，也可以促使政府實施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而不以犧牲環(huán)境為代價片面追求GDP的高增長。
　　
　　艱難“試水”
　　國家環(huán)�？偩汁h(huán)境規(guī)劃院總工程師、綠色GDP核算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王金南稱，報告篇幅長達上千頁，但對公眾而言，也許更感興趣的是這樣一些看似簡單的數據――2004年，中國因環(huán)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虛擬治理成本（指目前排放到環(huán)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現行的治理技術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也高達GDP的1.8％。
　　如其所言，這只是綠色GDP這個宏大構圖中的一角而已。而徹底厘清綠色GDP所要繼續(xù)付出的努力，很可能遠超我們的想象。
　　綠色GDP的準確定義，至今仍有爭論。一些激進者甚至認為，應該把經濟發(fā)展的人文成本納入扣除范圍。比較主流的觀點，是從傳統GDP中扣除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以及環(huán)境污染造成的損害和生態(tài)破壞。
　　僅理論上而言，綠色GDP核算可以促進資源的重復、合理利用，實現產業(yè)組合的最優(yōu)化，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同時，綠色GDP還會鼓勵消費者進行綠色消費，促進工業(yè)的綠色生產。這些都會對中國可持續(xù)發(fā)展產生重大意義。由于綠色GDP核算體系具有更強的綜合性、代表性和真實性，幾乎整個世界都已經接受了綠色GDP概念。但綠色GDP存在著難以克服的技術困難，比如自然資源作為資本以貨幣衡量會是比較困難的，對于環(huán)境污染以及自然資源的損耗與折舊在計算上都是很難的，計算結果難以做到準確。盡管現在提出了一系列虛擬的計算方法，但誤差的大小還沒有統一的定論，會影響世界各個國家的GDP的可比性，也就無法評價經濟發(fā)展的好壞。同時，相關的法律制度還沒有建立。
　　此次公布的2004年的數據，僅扣除了環(huán)境污染造成的損害的一部分。據悉，在共計20多項污染成本中，此次被計算的只是其中的10項，一些類似地下水、土壤污染的成本均未被計入。
　　若以1996年國家統計局設立資產與資源環(huán)境核算處為起點，至今也已有10載。
　　一個重要的牽絆，是由于綠色GDP涉及眾多部門。以中國為例，除了國家統計局和環(huán)保總局，還包括農業(yè)部、水利部、林業(yè)局以及海洋局等眾多部委。
　　
　　掣肘的因素
　　對于環(huán)保部門而言，這個包括門衛(wèi)在內只有220多人的“弱勢機構”，迫切需要借助更多的政策工具，來加強應對環(huán)境問題的能力。在這層意義上，綠色GDP對于環(huán)保部門是一個很自然的“政策需求”。最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激發(fā)公眾的參與熱情，并且以綠色GDP為依據，為進一步的環(huán)境決策提供參考。因此，環(huán)�？偩挚赡軙�階段性發(fā)揮主導作用；但整個綠色GDP體系的徹底進行，統計部門負有無可回避的職責。
　　而對于統計部門而言，在技術上的可行性和數據上的可獲得性方面，顯然有著更為專業(yè)的考量。雖然綠色GDP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聯合國也先后發(fā)布了兩個版本的綜合環(huán)境經濟核算體系（SEEA），從而為綠色GDP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工具，然而，迄今為止，全球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完成了所有的SEEA核算工作。即使一直以綠色聞名的德國，也只完成了其中的大部分而已。
　　之前，一些專家和研究機構，陸續(xù)對日本、中國、印度尼西亞、墨西哥以及北歐等國進行過完整綠色GDP的核算，但大多數研究還都局限在學術探討階段，僅僅是試驗性的版本。
　　因此，像中國這樣官方正式公布的，即使是階段性成果，也幾乎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現在采用的污染損失計算方法，仍然過于簡單，不足以給出可靠的結論。
　　以空氣污染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為例，采取不同的計算方法，結果可能有很大的偏差。環(huán)�？偩汁h(huán)境規(guī)劃院總工程師王金南指出，此次采取的是人力資本法，即按照人均GDP來計算這種損失。比如你少活了10年，乘以人均GDP，作為相應的損失價值量。但在西方國家，目前普遍采取的是支付意愿法（willingness-to-pay），即你愿意花多少錢來購買相應的健康，甚至生命。這顯然要比前者高出不少，畢竟，幾乎沒有人認為自己的健康可以與人均GDP簡單地畫等號。
　　此外，中國在健康方面基礎研究和統計數據的缺乏，也構成了一個巨大障礙，很難估計各種污染造成的死亡率以及患病率。專家指出，簡單地照搬西方國家環(huán)境污染程度與疾病之間的對應關系，是否適用于中國，或許仍需要商榷。
　　
　　國民幸福指數
　　
　　在2006年，“幸福指數”成為一個被頻繁提及的話題。細讀各地政府工作報告和“兩會”的議案、提案，人們發(fā)現，各地在制定新的發(fā)展規(guī)劃、指標時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變化：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問題越來越占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國計”更多地、也更密切地圍繞“民生”展開。
　　
　　納入政績考核
　　“關注幸福感，其實是對中國以前片面追求GDP增長的反思�！敝袊�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認為，過去過分迷信GDP，結果人們發(fā)現，經濟發(fā)展起來了，GDP也上去了，生存環(huán)境反倒變差了，空氣污染、城市噪音、上學難、看病難等問題開始顯現。能掉過頭關注人們幸福不幸福，這是個進步。
　　幸福學說理論認為，幸福是人們對生活滿意程度的一種主觀感受，從本質上說來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為了方便，相關專家、學者，以及政府部門從統計學的角度，推出了“幸福指數”，它是衡量這種感受的主觀指標，簡單說來，就是幸福感。
　　“幸福指數”屬于一種綜合考量指標。不久的將來，在國家統計局的課題研究中，將有若干個指標，比如人們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際關系、成就感、安全感和對工作的滿意度。根據這些問卷進行統計調查，從而綜合計算得出一個人、一個地區(qū)人民的幸福指數。
　　但是，看上去很干巴巴的統計數據，到底怎樣才能反映出人們的幸福感呢？按四川省統計局副局長、總統計師胡品生的說法，于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在評價城市的建設成效時，不管是切實可見的修路造橋，還是不可見只可感的教育醫(yī)療、城市治安等，最終都要歸結到一個問題上：居民生活是不是變得更加幸福？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相比于其他各種統計數據，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能更鮮活地反映一個地區(qū)、一個城市發(fā)展的成就與不足。因此，幸福指數統計，可以看作是對社會和諧程度的綜合考量。
　　
　　幸�？剂柯抖四�
　　自2003年中國掀起告別GDP崇拜的風潮以來，中國政府與學者，在對官員政績的考量上開始了多元化的探討。而“幸福感”作為衡量地方社會和諧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也就擺上了很多地方政府官員的議事日程。
　　2005年初，深圳市提出了建設“和諧深圳”、“效益深圳”的目標，并制定出該市的“和諧深圳評價體系”，囊括社會發(fā)展、社會公平、社會保障、社會關愛、社會安全、生態(tài)文明等6大指標。
　　2005年 4月，由上海市政治文明辦牽頭，聯合徐匯區(qū)政府，組織有關專家和實際工作者，著手研制上�！昂椭C社區(qū)指數”。2006年2月，上海市政治文明建設委員會辦公室牽頭制定研制的“和諧社區(qū)指數”，并在徐匯區(qū)康健、湖南、田林、徐家匯等社區(qū)測試，據稱，已成功。
　　2006年7月，北京市社情民意調查中心開展了一次題為“北京市國民幸福感”的調查。調查問卷包括以下內容：收入水平及其滿意度；健康狀況及其滿意度；社會秩序、社會公平；對家庭的認同、和睦程度以及人際關系及滿意度；工作狀況及職業(yè)滿意度；期望和信心；歸屬感和幸福的綜合評價。
　　2006年9月20日，中國城市論壇2006年北京峰會召開。由北京國際城市發(fā)展研究院發(fā)布的國內首部《中國城市生活質量報告No.1》中，也出現了一個新的指標，即“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該報告顛覆了傳統的城市發(fā)展理念，展現了以生活質量為核心的和諧城市新格局，引起了城市學界極大的關注和反響。
　　“幸福指數”、“和諧指數”、“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等的新的社會和諧程度考量方式的不斷涌現，是地方政府以及公眾對中國中央政府執(zhí)政口號的一種回應。盡管，這些統計方式可能還存在諸多不盡人意之處，但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已漸能讓人看到“幸福”考量的端倪與趨向。
　　
　　幸福指數與社保
　　小康社會，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一個時代目標和民族理想。小康意味著什么？是高收入、大房子、豪華車？還是更純凈的空氣、更好的教育、更健全的醫(yī)療保障？抑或是穩(wěn)定的生活狀態(tài)和踏實的幸福感覺？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早已告別吃“大鍋飯”的時代，在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下的經營與打拼中，有人上升為富人群體，有人從農村進入城市，變身為城市居民，同時，也有人長期處于貧困狀態(tài)。市場經濟本身并不反對階層分化，它遵循多勞多得的收入分配原則，收入多與少跟個體的知識與智慧匹配。
　　
　　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決策本身并不存在問題，因為，只有多勞多得的收入分配形式，才能真正激發(fā)一個國家的人們創(chuàng)造力，也才能讓人民積極上進、安居樂業(yè)。相關研究也表明，人們的幸福感并不是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強，人們需要的是公平，需要的是社會收入分配的正常調節(jié)。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意義也在于此。
　　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公報全面闡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與目標后，新華社對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的一個解讀是，中國將加大力度關注低收入人群和貧困者未來。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此前曾說，應該把解決當前的突出問題，與建立長效機制結合起來。
　　社會保障，是人民群眾尤其是貧困階層的生活最后底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日前發(fā)布的公告稱，接下來，中國將在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范圍，加強基金的征繳和管理，以及推進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等方面做出深化改革部署。
　　參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fā)布的多項公告發(fā)現，在統籌城鄉(xiāng)社會保障制度方面，農民工的工傷保險、農民工的大病醫(yī)療保險，以及農民工的養(yǎng)老保險等方面，將成為政府的關注焦點。在被征地農民就業(yè)培訓和社會保障工作方面，將在有條件的地方逐步探索建立農村的社會養(yǎng)老保險制度。
　　據稱，針對城鎮(zhèn)居民缺乏基本醫(yī)療保障的突出問題，在繼續(xù)鞏固城鎮(zhèn)職工基本醫(yī)療保險制度的同時，將逐步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城鎮(zhèn)居民醫(yī)療保障制度。在完善養(yǎng)老保險制度方面，重點是進一步擴大做實養(yǎng)老保險個人賬戶的試點范圍，為應對人口老齡化高峰，建立正常的養(yǎng)老金調整機制，推進機關和事業(yè)單位的養(yǎng)老保險制度改革。
　　此外，《社會保險法》、《基本養(yǎng)老保險條例》和《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guī)，也將成為相關部門的接下來的案頭的重要研究對象。
　　
　　青藏鐵路
　　
　　在中國共產黨歡度85歲生日的同一天，2006年7月1日，中國人民終于圓了一個跨越半個多世紀的鐵路夢――被譽為“雪域天路”的青藏鐵路正式開通。
　　長期以來，地域偏遠、交通不便一直是制約青海、西藏兩省、區(qū)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進入21世紀，我國的省級行政區(qū)中只有西藏自治區(qū)不通鐵路。因為沒有鐵路，85%以上的進藏物資都要通過青藏公路運輸，而公路運輸遠遠滿足不了青藏兩省、區(qū)，特別是西藏自治區(qū)社會經濟的快速發(fā)展。
　　2001年2月8日，黨中央、國務院做出批準建設青藏鐵路二期工程格爾木至拉薩段的重大戰(zhàn)略決策。格拉段北起格爾木市，翻越唐古拉山，南至拉薩。全長1118公里，青海省境內564公里，西藏自治區(qū)境內554公里，鋪設在海拔超過4000米以上的路段達956公里。
　　2002年6月29日，青藏鐵路格拉段全線正式開工。
　　5年來，藏鐵路建設者們以科技創(chuàng)新、挑戰(zhàn)世界極限的超常意志，攻克了“高寒缺氧、多年凍土、生態(tài)脆弱”三大世界性難題。
　　青藏鐵路的成功修建，創(chuàng)造了多項世界紀錄：
　　風火山隧道――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凍土隧道；唐古拉車站，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車站；羊八井1號隧道――世界上最長的高原鐵路隧道……青藏鐵路被世人稱為“可與長城媲美”的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工程，將與三峽工程、載人航天等工程并駕齊驅，載入中華民族“敢為”的史冊。
　　承載著藏族人民的希望與夢想，青藏鐵路的開通為西藏地區(qū)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鐵路沿線各車站附近，林立的商鋪和餐館，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進藏的游客成群結隊、紛至沓來……青藏鐵路打破了高原的沉寂，將“世界屋脊”與中國內地緊密相連。
　　青藏鐵路的開通成為推動青藏兩省經濟建設發(fā)展的動力，也成為世界了解鐵路沿線神秘的自然生態(tài)、藏族文化的橋梁。青藏鐵路使西藏人“走下來”，使世界“走上去”�！吧衿妗睂⒃谶@一新的雙向運動中誕生、升華。
　　
　　和諧中國
　　
　　2006年10月8日，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并于10月11日下午順利落下帷幕。會議討論并通過六中全會公報和《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到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9大目標和任務。同時，會議決定中共十七大于200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
　　
　　和諧理念的背景
　　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經濟改革已讓中國開始崛起，GDP在這20年間飛速增長，但弊端也逐步凸顯。在此情況下，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2004年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施政理念。
　　盡管在外界看來，“和諧社會”這一理論頗為模糊，很難看出其具體施政方案，不過古人有云，家和萬事興，和諧一詞，融大家、小家為一體。在社會矛盾集中爆發(fā)的情況下，和諧社會倡導“和才能興”的仁義思想，是內有深意。
　　圍繞和諧這一理論，胡錦濤開始逐步打造以民為本的政府形象，改變中央工作作風，取消北戴河會議傳統，關愛弱勢群體，春節(jié)時探訪農民，并再次加強統戰(zhàn)工作。與此同時，在黨內重申以民為本的“新三民主義”，要求政府職能轉變?yōu)橐浴胺�務型”為主。更為引人注意的是，胡錦濤在2006年的“7.1講話”中，高調提出從嚴治黨，嚴查腐敗案件。抓貪官反腐敗，這無疑是促進社會和諧、順應民心之舉。
　　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專門研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問題，目的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更好地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具體講，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考慮：
　　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四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及時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行研究并作出全面部署，有利于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
　　二，社會和諧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切實做好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各項工作，有利于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抓住和用好我國發(fā)展的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切實維護和促進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大局，確保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三，社會和諧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各項任務落到實處，有利于進一步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實現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社會和諧是應對外部挑戰(zhàn)的重要條件。保持國內安定和諧的社會政治局面，有利于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抗風險能力，更好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fā)展利益。
　　
　　推廣“和諧”思想
　　和諧社會的9大目標和任務，涵蓋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城鄉(xiāng)、區(qū)域發(fā)展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會就業(yè)比較充分，覆蓋城鄉(xiāng)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明顯提高，良好道德風尚、和諧人際關系進一步形成；全社會創(chuàng)造活力顯著增強，創(chuàng)新型國家基本建成；社會管理體系更加完善，社會秩序良好；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生態(tài)環(huán)境明顯好轉；實現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目標，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
　　以目前黨內動向來看，政治改革的基本框架應是擴大黨內民主，同時加強中央控制、減少行政成本和提高政府效率，讓地方做到“科學執(zhí)政”，先緩解改革引起的一些矛盾，達到社會“和諧”，然后逐步做到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
　　從中共中央黨校2006年6月提交的《從經濟發(fā)展角度思考和設計政治體制改革》來看，政治改革的具體措施可能包括：加大新聞管制；削減縣級以下政府行政權力，以服務職能為主；嚴格限制公務員人數；改革國企領導方式；收回地方批地權；加強立法；發(fā)展民間組織。
　　在2006年的四級黨委換屆中，已可以看出中共高層擴大黨內民主的意愿。目前，中組部已開始在地方換屆中試行縣級黨政官員差額選舉，并總結黨內民主的經驗。
　　內政上，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目標；外交上，逐漸超越意識形態(tài)分歧，向全世界推廣中國的“和諧”思想。
　　2005年9月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胡錦濤正式提出建立和諧世界的思想。在國際外交舞臺上，中國領導人開始力圖將中國的經濟能量與和諧世界理念發(fā)射出去，并強調“雙贏”的理念，著重消除歐美疑慮。
　　此外，中國開始在美、歐、日等富國之外開辟新的市場，以歐亞大陸作為戰(zhàn)略基地，保持與俄羅斯和中亞穩(wěn)定的合作關系，加深與南亞、東南亞鄰國深化合作與交流。主導上海合作組織、中印邊境乃堆拉山口重開、中日堅冰破解，都是中國外交新戰(zhàn)略的體現。
　　
　　共享式改革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全民共享改革成果”。這一口號被一些學者和媒體表述為“共享式改革”。這說明，這重要一理念已經進入了政府的決策。
　　
　　全民共享改革成果
　　“共享式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全民參與，并以“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分享改革的成果。這勢必將為改革贏得新的動力，更準確地說，是恢復改革的原動力，只不過這種原動力將以更成熟、更深刻甚至更為激動人心的形式表現出來。
　　
　　但是，如何將全民都納入改革的共享對象之中，卻不是件容易的事。要使得全民共享改革成果，至少必須要有以下幾個根本的保證：一是看改革決策的制定者掌握在誰之手，二是看改革的價值路徑偏向于誰，三是看改革的實際執(zhí)行機構掌握在誰之手，四是看是否有一套系統的社會保障機制及完善的法律機制。
　　從中國20多年來的改革實踐來看，中國式改革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全民主導改革，而是由權力部門主導改革，社會精英影響改革�！皺嗔Σ块T化，部門利益化”已經成為中國式改革的典型表征，在這樣一種運作機制中，要想使改革不被扭曲，是很難做到的。
　　比如，一個藥品價格政策的出臺，往往就會牽涉到多個利益部門、多個利益群體的利益：藥品制造商、藥品全國代理商、總經銷商、省市代理商、各醫(yī)療機構（醫(yī)院）、醫(yī)生、工商局、物價局、質檢局、稅務局，等等，最后才是普通患者。
　　在這一系列的利益鏈中，國家物價局、國家發(fā)改委、藥監(jiān)局是決策部門，只有他們才能有改革決策權，但是，事實上，中國式醫(yī)療改革并不這么簡單，藥品制造商、代理商、醫(yī)療機構（大醫(yī)院）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這場改革，因為如果國家發(fā)改委、國家物價局所制定的改革方案不符合這些群體利益的話，整個改革就會遇到相當大的阻力，甚至被扭曲直至徹底失敗。
　　醫(yī)療改革及藥價改革，說得實在一點，無非就是利益的調整。在整個改革中，無疑形成了兩大博弈方，一方是普通患者，一方是得利者，而政府部門則是中間協調者。那么，改革成敗與否的關鍵就在于，改革者站在哪一方，以及改革被誰主導。
　　很顯然，在強勢利益群體結盟下，改革者在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屈服于龐大的利益集團。我們知道，藥品的流動，至少要經過這么幾個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制造商――總代理商――分代理商――廣告商――藥店――醫(yī)院――工商部門――藥品質量監(jiān)督部門，而藥品每流動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有巨大的回扣。
　　因此，在這種情勢下，要想從根本上扭轉醫(yī)改局勢，不剎住回扣風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的，而要剎住回扣風，就必須要改變利益集團主導醫(yī)療改革的局面。
　　
　　市場主導改革
　　再以出租車改革為例，出租車司機是現代都市的一大群體，這一群體基本處于城市的中下層。中國的出租車行業(yè)弊病叢生，改革呼聲越來越高。但是如何改卻又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
　　有專家曾經算過一筆賬：如果按勞動法規(guī)定，出租車司機每天工作8小時，假設每小時營業(yè)收入是20元，那么8小時的營業(yè)收入是160元，按勞動法規(guī)定每個月工作23.5天計算，一個月的營業(yè)收入是3760元，連交份錢都不夠，這還不算每天的油錢，一天油錢少說也要60元，60元×23.5天/月，每個月的油錢至少要1410元，養(yǎng)家糊口至少要1000元，再加上其他的費用，這又是一個3000多的數字。這個數字說明，出租車司機必須再干8小時。
　　這是殘酷無情的勞動。嚴格來說，出租車司機每月本可以掙到相當一筆可觀的收入，但是大部分錢都上交公司了。如果出租車改革的主導權仍然掌握在政府部門與出租車公司手里的話，那么，吃虧的只能是出租車司機群體和廣大消費者，改革的成果也不能得到共享。所以，出租車改革只能由出租車司機和消費者主導，而不能由政府部門和出租車公司主導。
　　任何社會語境下，利益集團的產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之，沒必要用有色眼鏡來看待利益集團。只要有社會分工，就可能產生利益群體；只要有利益群體，就可能產生利益集團。關鍵的問題并不在于如何消滅利益集團，而在于如何避免強勢利益集團主導改革決策。
　　在中國這個轉型社會中，一方面，由于沒有完全走出權治社會的陰影，另一方面，商業(yè)與市場又正在發(fā)育，所以就完全可能形成“權力市場化”和“市場權力化”的格局，這種格局的具體表征就是，權力部門與強勢利益集團及精英群體的結盟，這種結盟所主導的改革，必然是畸型的改革，也必然與“共享式改革”南轅北轍。
　　所以，我們應該從根子上找到問題的癥結，即誰來主導這場改革？可以說，與其由權力部門主導改革，不如由民間主導改革，由市場主導改革。
　　
　　與“和諧社會”一脈相承
　　市場經濟社會，當某一現象不符合市場發(fā)展規(guī)律時，市場必然會自動地產生一種調節(jié)機制。這種調節(jié)機制，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無形的，可能是由商業(yè)群體所主導的，也可能是由普通社會群體自發(fā)產生的。但是這種改革至少避免了權力部門與強勢利益集團的共謀與結盟的可能。
　　當然，有人會問：權力部門是不是就沒有什么作用了？當然不是，權力部門的作用仍然存在，那就是對由市場化改革所產生的利益沖突進行協調，對改革所產生的不合法行為進行監(jiān)督與規(guī)范，對市場化改革中所產生的不公平現象進行財政和稅收調節(jié)。
　　讓權力退出市場，讓權利回歸民間，讓市場進入改革，這樣就至少在環(huán)節(jié)和程序上保證了改革的不受扭曲，這也是著名學者孫立平所說的確立“反扭曲機制”。“反扭曲機制”的建立，就從制度上保證了改革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保證了改革不被利益集團扭曲。
　　“共享式改革”理念的提出，與“和諧社會”的提出一脈相承。“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公民社會，應該是公民自決自治的社會，要通過法律、通過包括個人在內的社會組織的協同來實現和諧。和諧不是政府恩賜給公民的和諧，而是公民自己的和諧。多種利益的調節(jié)，多種意向的表達，是和諧社會所必備的，在多元化狀態(tài)中達到的和諧才是最高的和諧境界，這要靠我們經濟的發(fā)展，社會的進步來逐步形成，而不是一天就可以到位的。
　　整體看來，“共享式改革”無疑給中國改革發(fā)出了一個新的信號，至此，我們認為，20多年來的中國改革即將步入轉型期，“改革轉型”和“改革新政”將成為一個劃時代的改革主題。改革不能再成為少數權勢集團與強勢集團攫取權力與利益的工具了，而是要讓全國人民共同分享。
　　同時，“共享式改革”也給我們提出了一個至為重要的課題：即中國改革必須由權力部門和利益集團主導轉型為民間主導。不但改革的價值旨歸要傾向于社會公眾，而且改革的決策權也應由社會公眾主導。只有這樣，才可能使得改革機制不至于被扭曲。
　　
　　《監(jiān)督法》出臺
　　
　　 “155票贊成，1票反對，5票棄權�！�2006年8月27日15時，隨著吳邦國委員長一聲宣布，醞釀20年、易稿十幾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jiān)督法(草案)》，經十屆全國人大第23次常委會161位到會委員投票，終獲通過，并將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
　　
　　解讀《監(jiān)督法》
　　《監(jiān)督法》共9章48條，分為：總則；聽取和審議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專項工作報告；審查和批準預算，聽取和審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計劃、預算的執(zhí)行情況報告，聽取和審議審計工作報告；法律法規(guī)實施情況的檢查；規(guī)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詢問和質詢；特定問題調查；撤職案的審議和決定；附則。
　　《監(jiān)督法》規(guī)定，為保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法行使監(jiān)督職權，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推進依法治國，依據憲法，制定本法。
　　《監(jiān)督法》規(guī)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監(jiān)督職權，應當圍繞國家工作大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
　　這部法律還規(guī)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集體行使監(jiān)督權。
　　法律同時明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實施監(jiān)督，促進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里程碑”意義
　　《監(jiān)督法》在規(guī)范各級人大常委會與“一府兩院”的監(jiān)督與被監(jiān)督關系方面，作了許多制度性的創(chuàng)新，對進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開拓性的里程碑意義。
　　首先，《監(jiān)督法》創(chuàng)設了各級人大常委會聽取和審議“一府兩院”的專項工作報告制度。此次《監(jiān)督法》從保證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法律地位出發(fā)，規(guī)定了各級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本行政區(qū)域內的重大問題。
　　為了保證各級人大常委會能夠及時了解重大問題，并對“一府兩院”在重大問題上作出的決定進行有針對性的具體監(jiān)督，《監(jiān)督法》創(chuàng)設了在人大閉會期間由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的專項工作報告進行審議的制度，這一制度增加了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實施憲法和法律活動監(jiān)督的主動性和經常性，保證了各級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在重大問題和重大事項上的決定權。
　　其次，《監(jiān)督法》建立了委托執(zhí)法檢查制度�，F行憲法以及有關的組織法都對各級人大開展執(zhí)法檢查活動作了相應的規(guī)定，但是，并沒有形成比較系統和規(guī)范的執(zhí)法檢查制度。此次《監(jiān)督法》從目前中國各級人大的工作體制現狀出發(fā)，為了保證人大執(zhí)法檢查工作的實效，不僅明確了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實施憲法和法律的情況的執(zhí)法檢查制度，而且還根據目前中國的具體國情，建立了委托執(zhí)法檢查制度。
　　第三，《監(jiān)督法》確立了各級人大常委會審查和撤銷下級人大常委會及同級政府的決議、決定和命令的立法監(jiān)督制度。此次《監(jiān)督法》彌補了在人大對“一府兩院”監(jiān)督中的立法缺陷，第29條規(guī)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查、撤銷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做出的不適當的決議、決定和本級人民政府發(fā)布的不適當的決定、命令的程序，由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參照立法，做出具體規(guī)定。
　　
　　邁向民主政治重要一步
　　再者，《監(jiān)督法》建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解釋的違法審查機制。人大對“一府兩院”的監(jiān)督，特別是人大對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實施憲法和法律情況的監(jiān)督，不僅表現在對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具體適用法律、進行審判活動的監(jiān)督，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所作出的司法解釋的監(jiān)督。
　　《監(jiān)督法》第32條明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所做出的司法解釋的監(jiān)督職權，同時還規(guī)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具體審查司法解釋的合法性的法律程序。該條規(guī)定：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和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做出的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同法律規(guī)定相抵觸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之間認為對方做出的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同法律規(guī)定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送有關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
　　前款規(guī)定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企業(yè)事業(yè)組織以及公民認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同法律規(guī)定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研究，必要時，送有關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
　　最后，《監(jiān)督法》建立了各級人大常委會行使監(jiān)督職權的公開制度。根據中國現行憲法的規(guī)定，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本質上是要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因此，強調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一府兩院”的監(jiān)督，也是為了更好地保證人民對國家政權機關實施憲法和法律活動的監(jiān)督。
　　所以，各級人大，特別各級人大常委會能否對“一府兩院”進行有效監(jiān)督，不僅涉及到各級人大的監(jiān)督權威問題，更重要的是還涉及到人民對國家政權機關行使憲法和法律所規(guī)定的職權行為的監(jiān)督能否實現，所以，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是如何行使監(jiān)督職權的，監(jiān)督效果如何等等，必須要向人民公開，讓人民了解，便于人民監(jiān)督。此次《監(jiān)督法》突出強調了各級人大常委會行使監(jiān)督職權的公開制度，目的就是為了提高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監(jiān)督的公開性、公正性和合法性，從而保證人民通過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實行當家作主的權利。
　　《監(jiān)督法》從兩個方面強調了各級人大常委會行使監(jiān)督職權的公開原則。其中第6條規(guī)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監(jiān)督職權的情況，應當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報告，接受監(jiān)督；第7條又規(guī)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監(jiān)督職權的情況，向社會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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