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陳瑞獻，實在是件困難的事。他的創(chuàng)作門類如此廣泛：小說、散文、詩歌、戲劇、評論、翻譯、作歌，油畫、水墨、雕塑、篆刻、版畫、書法，還精于飲食文化、園林藝術和服裝設計；他獲得的獎項和榮譽亦難以歷數：1987年入選世界最古老的權威藝術學術機構――法蘭西藝術研究院，時年44歲，成為該研究院300年來最年輕的駐外院士；2003年獲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水晶獎，同年獲新加坡總統(tǒng)卓越功績服務勛章，這是新加坡文化界最為崇高的榮耀……
　　陳瑞獻的各類著作55部，在世界各地舉行了22次個展。雖然他獲得的獎項和榮譽來自各國，特別是來自西方，他的創(chuàng)作根基和源泉卻始終是東方哲學和佛學。
　　陳瑞獻1943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亞，祖籍中國福建南安，成長于新加坡，從小接受華文教育，大學主修英文與英國文學，至49歲退休一直供職于法國駐新加坡大使館。他一生游走于中西文化間，精通華文、英文、法文、馬來文，卻始終堅持以華文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他認為，根是一切存在的第一個理由，而中華文化是他的根。作為炎黃子孫，不僅要尋根存根，更要努力讓它成長為大樹，讓枝葉向四面八方生長。
　　由收藏家陳典琦于1993年建立的陳瑞獻藝術館，是新加坡第一家私立藝術館，也是唯一以藝術家命名的藝術館；不過在新加坡的市井之間，一個地鐵站，一所醫(yī)院，一間學校，甚至一家酒樓，一間藥鋪，都可見到這位大師的作品。他作一幅畫，有時只需要5分鐘，有時需要幾年，而且前者比后者還可能賣更多的錢，他是亞洲區(qū)筆潤最高的藝術家之一，但陳瑞獻在乎的只是創(chuàng)作。他已把自己畢生最珍貴的收藏捐給了國家，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設有“陳瑞獻藏室”，向市民免費開放。新加坡郵政也發(fā)行了11枚陳瑞獻多元作品的郵票。
　　陳瑞獻在中國的創(chuàng)作也不少：江陵碑苑有他一塊碑，長江三峽世界華人摩巖刻石藝術館有他的作品和序碑，中國現代文學館有他設計的一對青花大瓷瓶，黃帝陵神道口有他的一塊書法勒石，青島小珠山有“一切智園?陳瑞獻大地藝術館”。
　　這一切成就和行為，陳瑞獻說，都來自一顆自由心。從高中時代開始禪修，到1973年，陳瑞獻開始以身心實證佛經的義理，“閉關”4年，探索自己的內在。他多次強調，他的藝術是快樂的藝術。在他眼中，無不可入畫，無不可作畫，一切都是自由且變化多端，充滿色彩。
　　雖禪意十足，但他從不避世。在現代化帶來社會急速變化、人們心理受到外在沖擊的時代背景下，陳瑞獻實踐著對現實的深入關切、理性解構，并試圖給出一種合理解釋和積極指引。他主張一種心靈革命，勸導人們返求于己，探索內在世界，通過理解和修持獲得自由的心靈，并認為這是一種最根本的革命。
　　陳瑞獻說，東西方文化是兩條并行的河流，過去西方的河流看來似乎更大一些，但“我們已經跨入亞太世紀，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區(qū)域的巨大潛能上，正是亞洲對全球性的文藝復興盡綿力的時候了”。
　　
　　 ●上篇：善意的力量是無窮的
　　 愿一切美好全在我的一生中出現
　　《南風窗》：看您的作品，感覺帶有一種透視人物心靈的特別能力，您能談談創(chuàng)作的感受和經驗嗎？
　　陳瑞獻：一件好的作品在本質上是一張自畫像，是自傳性的，你要如實地描繪他人，“他人”就得是你自己。
　　里爾克曾經是羅丹的秘書，一個天資修麗的詩人，像很多寫作人那樣，有一天他覺得自己走到了瓶頸，整日苦惱寫不出東西來。羅丹告訴他，走出去觀察世間吧。去窮究一個對象，直到你明白真相，感到非動筆不可的那時刻。他到巴黎動物園去，格物地認真專注地觀察一只豹，后來就有了那首名詩《豹》。當你的心感和對象的心感合而為一時，天地就會向你敞開。當你的專注成為一束激光的時候，火花會一下子醒過來。
　　這也是王陽明格物修行的方法。根據《傳習錄卷下》的記載，王陽明與朋友游南鎮(zhèn)，朋友說：這些漂亮的鮮花在深山中自開自落，跟我們的心又有什么關系呢？王陽明說，你還沒來看花的時候，花與你心是同歸于靜的，處于沒有念頭的狀態(tài)，可是你來看這些花時，花的顏色一下明白過來，不只是明白自己的美麗，也明白看到它的人。這個時候你就知道了，萬物都沒有跟我的心不同，萬物與你的心是合一的。
　　一個在定境中的禪修者，他就是萬物，連毒蛇都不會咬他，因為咬他等于咬它自己。如果能達到這樣的心感狀態(tài)，你創(chuàng)作時自然具有洞悉心靈的能力。
　　《南風窗》：您強調藝術對人的心靈的描述，這種感知別人的能力更多來自天賦還是訓練呢？
　　陳瑞獻：兩樣都有。如果你生生世世都在格物，你自然帶來這種基因，這就是天賦。有人看到一只螞蟻，一下就把它掐死了，但我會想，它為什么靠近我？難道它有事找我嗎？為何不試試去注意它？這是天賦使然，同時也是通過訓練繼續(xù)深化天賦的方法。
　　我寫短篇小說，通過不斷地格物來鍛煉自己，這是一個艱辛的過程。大致就是你把自己或別人觀想成一個專注的對象，然后往內里走去，越走越深，自然會通到一個匯合一切的生命或一切存在的一點。
　　《南風窗》：可舉例說明嗎？
　　陳瑞獻：我寫過一個短篇《蠟翅》， 用了希臘神話中伊加勒斯（Icarus）裝上臘翅從海島逃亡，因為飛得太近太陽，臘翅為日光所熔，墜海而死的故事,來暗喻新加坡的現代社會轉型必然帶有的悲劇性。
　　1960年代的新加坡，很多人原來常年與土地為伴，整天嗅的是泥土、豬矢和草野的味道，突然去到組屋高樓，從環(huán)境到習慣，都要進行大幅度的調適，調適不好，悲劇就發(fā)生了。《蠟翅》的主角，便是一個從農村來到城市的女孩子。原來還在雞鴨成群的鄉(xiāng)村上學，來到城市，一下子上到20層的高樓，就像進入了陰間。她無法調適，甚至不敢站在窗戶邊，害怕大風會把她吸出窗外。她產生了各種幻覺，看見男朋友從對面的窗戶跳下去，看到對面腳手架上的工友全部掉下去。她害怕別人笑話，只能不斷地壓抑自己，日夜在恐懼之中過活。我描寫社會轉型怎么影響和改變一個人的精神、身體、學業(yè)、情感、人際關系。我描述她的時候，她就是我自己，我一上組屋20樓，我的腳踝便開始慢慢收縮隱痛，肛門縮緊心慌，現實中的我上100層樓也沒有恐高癥，但變成她的時候，我也活在恐懼中。王陽明是有實證經驗的，人和花和萬物一條心。
　　《南風窗》：您將1973年開始的4年靜修視為人生的分水嶺。您最后是如何從靜修的世界重新回歸社會的？人的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是什么關系？
　　陳瑞獻：1973年我完全放下文筆畫筆，潛入靜修4年。最后是在我的法國同事朋友戴文治的堅持下，我重新提起畫筆。
　　人通過眼耳鼻舌身的感覺器官，以及意識的指揮，來覺知外在的世界。意識以比較、推論、測量、幻想，甚至誤認的各種方式，來認知實質的境物，或非實質存在的境物；這覺知也讓意識生起正面、負面或非正非負的反應。換句話說，意識能不斷通過行動、語言以及意念的活動，在宇宙間作出或善或惡，或非善非惡的反應，使生命的輪子不停轉動著。但意識并不是內心世界的全部，因為它的本體是第七識末那識，也即是一個能思考而讓一個“我”出現，來應對外在世界的意識。而含盍這全部七識，最大的心識的根本是第八識阿賴耶識，這就是“心”了。生命生生死死的全部經驗，都藏在它里面，善惡中性的種子都藏在里面，待時機成熟，每一粒都會結成報果。阿賴耶識是一個永久的資料中心，一個基因庫，包含著無上的智慧，能創(chuàng)造萬物。人通過修持，感知阿賴耶識的深深細致的存在與功用，便會覺知內心與外在是一體的兩面。
　　
　　 人間的是非就像三角形
　　《南風窗》：對同一件作品，常常有人說很好，有人說不好。您認為，怎樣才算是一件好的藝術作品呢？
　　陳瑞獻：月色，鳥鳴，黃山松，里爾克穆座古堡的玟瑰花香，有誰會說不好呢？概念藝術家卡爾（S.Calle）的人像攝影《盲人》，盲人也看得見，他說：“海是我所看過的最美的東西，海一直伸展開去，那么遠，一直到你再也看不見�！� 畢加索那個有名的難題：“你了解月色的美，鳥兒的歌唱嗎？”當今美國電腦公司IBM創(chuàng)造的超聰明機器人“華生”（Watson），憑它肚里10億頁學問的能耐,應該可以試著回答了。
　　好作品，在眼明有修養(yǎng)的觀眾，一定具有美學家貝爾（Bell）說的“一個有韻味的造型”，像伊麗莎白?泰勒的臉，紫羅蘭色的雙眸，鴉黑之發(fā)，五官的比例，色調與線條配搭的停妥，都達到平衡和諧的高標，這造型于是打動人心。夏戈每完成一張畫，一定拿它跟一樣天生的東西相比，如一只手掌一朵花。如果畫還能立足，那一定是一張好畫，它一定具有“有韻味的造型”。還有，好作品也一定散發(fā)出一種內蘊的光輝，讓它與不同經驗與知識背景的觀眾，起著不同層次的交流作用，從而產生層層疊疊的意蘊的呈現，進一步深化審美的感動。
　　《南風窗》：您剛才說看到一只螞蟻，沒有把它掐死。那是不是說，要成為一個好的藝術家，你的心地要很好？
　　陳瑞獻：巴斯特納克說： “壞人寫不出好詩�！币�夫土欣可說：“世上只有兩種民族：好民族與壞民族。一個好的美國人，比一個壞的俄國人更令我敬愛�！辈还馐撬囆g家，所有人類都應該朝著這個方向走。有種就去掐死老虎，一只螞蟻，連哀求你不要掐死它的能耐都沒有，生命已經夠小了，為什么還要它死呢？
　　我們要成為什么樣的人？一個利他的素質越來越高的人。當然，這很難做到，但只要一直朝著這個方向走，生生世世，一天不放棄，就會有到達的一天�！端恼�勤》中的四句話：“已生惡令滅，未生惡令不生，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長�！币粋�人讀了，如果眼淚掉下來，那他己經走上一條每一個行為與決定，都出自好習性好意念的道路。
　　《南風窗》：談到藝術家，我想起一個選擇游戲：世界末日到來，諾亞方舟只能承載5個人，你會選擇哪些人，讓他們活下去？在我的記憶中，人們總選擇醫(yī)生、建筑師、科學家等，從來沒有人選擇藝術家。
　　陳瑞獻：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對朋友去登山，不小心失足滑下山崖，兩個人同時抓住了一根繩子，繩子下方是萬丈深淵，但繩子只能承載一個人。在下方的那個人，自己動手割斷了繩子，讓在上方的那個人活下去。
　　 《南風窗》：您認為善意的力量是無窮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有些自私的人不擇手段，反而得到更多的東西，您怎么看呢？
　　陳瑞獻：我們看到星光的時候，它已經有極為漫長的路程，我們更看不到存在紅外線以內，紫外線以外的事物，我們能感知的能力與范圍十分有限，包括善意無窮的運作。但人間確實是有是非黑白。所以，僧人練武，教徒上法庭，希望真相水落石出，才能顯露法治之美，公正的伸張�？词欠呛诎祝�就像看一個三角形那樣，一眼就得看出來。
　　《南風窗》：您的這一系列思想，與成長環(huán)境、家庭、學校，有什么關系嗎？
　　陳瑞獻：我從小就離開父母，在新加坡長大、上學、上班，吃了很多苦頭。我長年住在新加坡惡名昭彰的紅燈區(qū)，一個以拳頭為最后仲裁標準的地區(qū)，因此年少的我就開始發(fā)出“人為什么不被捅一刀最后也會死”的疑問。30歲入道，第一次去巴黎，那時整個人處于身心交戰(zhàn)中，有時覺得很痛苦，有時很快樂。后來讀到《心經》和《道德經》，心情慢慢平復下來。這兩部經書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它告訴我，一個得道的人是怎么回到人間，去告訴眾人，“你心中有一顆鉆石。”成長的過程就是流浪，怎么走下去得看你自己。假如我沒有離家，在父母身邊，一直上學然后管父親的商業(yè)王國，最后變成富豪也說不定。
　　
　　 如何面對最后的白光
　　《南風窗》：您涉及的藝術門類很多，大家都覺得您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以后還會有您這樣的人嗎？現在社會講究分工，每個領域都分得非常細。
　　陳瑞獻：19世紀工業(yè)革命以后，社會分工慢慢成為社會常態(tài)，提高勞動率是分工的最初目的。但回到人類本然的創(chuàng)作本質，一個真正的創(chuàng)作者，必然擁有自由的心靈，創(chuàng)作的媒體也一定多元。一些優(yōu)秀的藝術家最終以單一的媒介創(chuàng)作，只是后天的選擇而已，我們總受到社會環(huán)境和各種規(guī)范的約束，比如你選擇在藝術學院教學，就必須遵從它的規(guī)范。
　　陳瑞獻藝術館的招牌是吳冠中先生的手筆。他起初要依他的習慣用鋼筆寫，經我要求，他才接受用毛筆寫。吳先生少見的毛筆字，粗細變化，比例和結構都安排得很停妥，有奇趣，可見他用鋼筆不外是一種選擇。他到晚年也用毛筆寫字。在巴黎，我曾問趙無極先生有沒寫文章，他回說畫都畫不好，還寫文章吶。但后來我在《新觀察家》雜志看到他的一篇評馬蒂斯的文章，確是一流。他要當作家，立刻就是作家。
　　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一些全面的、多才多藝的全才，文藝復興因為是人們常引的經典，人們就以為只有這一批人才是全才，其實不然。中國的王維，不僅寫詩、彈琴，還會畫畫、書法、寫文章、禪修；蘇東坡更是了不得，精于詩文、畫畫、彈琴、烹調、禪修；西班牙的詩人洛迦（Lorca），詩文以外，也兼作曲、彈琴、寫劇本、拍電影。俄裔美國作家納博科夫（Nabokov）同時是杰出科學家，又精于數學、字謎、棋藝、拳擊、網球。多元才是創(chuàng)作的常態(tài)。
　　《南風窗》：您涉獵了這么多藝術文學的表現形式，要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嗎？
　　陳瑞獻：這分兩個層面，在整體的表現上，我想表達的是，一個創(chuàng)作者的心靈本來是自由的。藝術分工看起來很好，其實不然，專業(yè)才是不自由的，是人們屈于客觀環(huán)境而必須做出的選擇。藝術創(chuàng)作終會回到多元和自由的常態(tài)。
　　在另一個層面，我在布散經驗，也就是入世的分享。分享有幾種內容，一個是知識，一個是獲得智慧的方法，一個是擺脫心靈的恐懼之道。這三種內容都建基于一個條件，那就是生命必有的好心腸。
　　我剛做了個木雕，一個木桶。它要說個故事：在東太平洋厄瓜多爾，有一個小島叫弗羅里安那島（Floreana），在島上的海邊有個木桶。從18世紀以來，凡是在這里停留的漁夫，旅者，商人，一定會看看桶里，里面如果放著一封信件，郵址又恰巧是自己的方向，那他一定把它帶走，送到它的目的地。200年來，這個沒有郵票，工作人員，沒有崇高的規(guī)則制度，一直沿襲著，依靠的只是人的好心腸。開始這項服務的，也許是個海盜，平時干的都是非法的勾當，但那一刻動了善念，種下了一顆好的種子，并結出了善果。
　　《南風窗》：您很多創(chuàng)作的題材來源于佛教，西方也有很多基督教的題材，您認為宗教和藝術創(chuàng)作是什么關系？
　　陳瑞獻：人在死后，神識離開身軀之后，經過一條風聲很大的暗道，然后在它的盡頭看到強烈的白光。白光就是人生的最后現實。人在入靜后一樣能看到白光。
　　宗教是教導你如何面對這團白光的學問，當白光出現時，不要害怕，勇敢地面對它，去與光明融合在一起。人在生時就得學習如何面對死亡，這就是禪修的要義。白光太強烈，一般無法直視，在毫無準備情況下，看到它會感到恐懼，所以需要一種指引，一種準備，一種注解，這就是藝術有時可以擔當的一種功用。
　　我寫過一則寓言《虹法》：“在曠野，旅者對一大團白光說：‘我無法正視�！�白光立即化為八道彩虹�！边@彩虹就是畫家的色彩，舞者的身段，歌人的聲音。
　　 《南風窗》：從具體的角度來看，宗教對您最直接的影響是什么？
　　陳瑞獻：變成一個自由的人。
　　
　　 ●下篇：中華文化是我的根
　　不張網打網球
　　《南風窗》：您在印度尼西亞出生，在新加坡長大，還在法國大使館工作了20多年，可說浸潤著中西文化，為什么始終把華語和中華文化當作創(chuàng)作的根基呢？
　　陳瑞獻：根是一切存在的第一個理由。我長得大眼，卷發(fā)，黑皮膚，馬來朋友很喜歡我，覺得我看起來像馬來同胞，我又說馬來話。但我的華語華文證明我是華人。
　　去年有一件事讓人很感傷。全世界最后一名會說“波”（Bo）語的85歲老太太波雅?絲爾（Boa Sr）逝世。波族群據說已在印度的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lands）生存了6.5萬年,波人是世上最古老文化之一的后代。死了，這種語言就消失了,人類社會一個特異的部分消失了，她最后的幾句波語錄音，聽來就像問天的哀鳴。一個人的死亡，把一個族群的歷史文化帶進了墳墓，這種悲慘的命運在世界任何種族、任何語言上都會發(fā)生，不要以為中華民族有13億人口5000年文化，就可以無憂。所以作為一個華人，愛自己的母語是一種天職。華人要守住祖先的根，還要讓這棵樹長得好，讓它的枝葉向四面八方伸展。
　　《南風窗》：有沒有一些對您影響比較深的人和作品？
　　陳瑞獻：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我像一個苦行僧，一點一點地匍匐前進。
　　老子和莊子對我影響很大，他們都是開悟的大心靈，是心靈空間無限大的人。讀《道德經》與《莊子》的時候，感覺他們就坐在我的頭頂，讓我發(fā)問。
　　王維也是自由心靈，他把四季的花畫在一幅畫中，把芭蕉樹畫在雪地里。在現實中是找不到這個場景的，這是心像的組合。藝術并不是現實直接的反應，是對自然的超越，這也是中國山水畫的境界。讓我引清代書畫家方士庶在《天慵庵隨筆》中一段十分精辟的話：“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實境也。因心造境，以手運心，此虛境也。虛而為實，是在筆墨有無間―― 故古人筆墨具此山蒼樹秀，水活石潤，于天地之外，別構一種靈寄，或率意揮灑，亦皆練金成液，棄滓存精，曲盡蹈虛揖影之妙�！蹦X筋那么清楚，實在驚人。
　　《南風窗》：這些人物可說是中國文化寶庫中的重要部分，但對很多藝術家來說，他們只是客觀存在，對自己沒什么特別影響，對于您來說，他們的影響為什么達到這種程度？
　　陳瑞獻：學佛讓我明了磨亮心智提高明覺的重要，這樣就能看清方向，只要有高人的地方就往那里走，高人的一句話，好書的一條附注可以引去無量的智慧海洋。1973年，我在巴黎拜訪一位很崇敬的大詩人米梭（H.Michaux），他是隱士，巴黎給他的榮耀，他全部不要。我當時年輕，花了一年半的時間翻譯了他的一篇散文《大卡拉班耶紀行》，他被感動了，通過趙無極提出要見我。我見到他，問他喜讀什么書？我當時是搞現代派，他也是新潮派。他說，“我讀中世紀的書�！蔽液艹泽@，想起我枕邊的《古文觀止》和《秋水軒尺牘》。我繼續(xù)問他，“那你對中國文學感興趣嗎？”他說，“我讀《西游記》，讀了幾遍。”他說，讀的書越老越好。當時我聽到這些話，很不理解他不說波特萊爾瑪拉美，后來慢慢追尋、用功，完全領略到這些話了。從屈原翻到唐宋八大家，個個都是永遠的典范。
　　《南風窗》：您剛才說，現代不必反傳統(tǒng)，讓我特別有感觸。
　　陳瑞獻：一張紙能夠留了600年，那股宋代的芬芳與顏色，肯定有道理，有什么理由反它呢？我在青島創(chuàng)作“一切智園――陳瑞獻大地藝術館”時，我們的司機在山上抓到一條紅黑相間的毒蛇，擠進方形的礦泉水瓶，拿來向我炫耀。我對他說，我們來到一塊處女地，天地有天大的懷抱才接納了我們，不然一塊石頭掉下來，我們都沒命了，所以請你尊重這個地方。這條蛇或許可以當你爺爺了，它比我們先來，不要干擾它，把它放回去，還要給它念念咒吧。誰先到誰就是傳統(tǒng)嘛。他一聽就笑起來，認為這是迷信。我沒辦法，只好說不放回去就扣你薪水，他馬上放了。
　　《南風窗》：中國反傳統(tǒng)與過去100多年的經歷有關，人們覺得中國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為傳統(tǒng)文化，所以要告別它，迎接西方現代文化。
　　陳瑞獻：喊著反傳統(tǒng)的人，不一定知道傳統(tǒng)長成什么樣子。弗羅斯特說：“寫自由詩是不張網打網球�！� 這張網就是傳統(tǒng)。寫自由詩覺得這張網是障礙就告別它，大不了就把它扔一邊，沒必要把這張網燒掉。相信有人會覺得這張網不礙事。我寫自由詩，也寫舊體詩。我們可以留著更多的東西，讓人自由選用，不適合的或認為不好的自然不會被選用。
　　“五四”運動時，人們認為儒家這一套與封建政權結合后，變成一種壓制人性、人權的機制，要“打倒孔家店”，為著讓中國富強起來，引進西方科學與民主理念，這是一種想法一件值得實踐的事，但沒有必要徹底破壞文物�！拔逅摹备�多是在理論層面對傳統(tǒng)進行批判，或者進行示威行動。
　　
　　英文是新殖民主義的代名詞
　　《南風窗》：中國發(fā)展到這個階段，經濟在上升，物質也在上升，但人們心理層面出現很多問題，理想價值的缺失、充滿不安全感，您認為，這更多要靠制度的改善還是心靈的改變？
　　陳瑞獻：兩方面都應該有所進展，人類要往這兩方面不停地努力，這是必然的。在制度層面，我們要不停地試驗完善，但最根本的還是心靈層面的改變。制度可以一時管住人們的手腳，卻沒辦法永遠管住人的欲望，是治標不治本的。一個人的智慧得到開發(fā)成長，慢慢能超越欲望，他的手腳的擺動就會有自身的韻律，這才是根本。
　　13世紀波蘭的穆斯林蘇菲詩人如米（Rumi）寫了一首詩《納豎》，寫一個年輕貌美的青年納豎，在澡堂當洗發(fā)師。觸摸眾多美女，讓他永遠處于亢奮之中。一天，公主丟了一顆珍珠，在搜盡每人之后，眾女要納豎脫光搜身。納豎驚嚇過度，一心求神救他。就在這千鈞一發(fā)的一刻，納豎與神合一，而珍珠也找到了。不久后，公主派人去找納豎回去替她洗發(fā)，納豎回說他不干這行了。詩的最后兩行這樣寫：“一種快樂只可由一種更大的快樂替換／納豎找到了一位比公主更可愛的‘朋友’�！边@“朋友”就是心靈的解脫。
　　如果每個人都變成納豎，我們就不需要制度了。無政府主義是一個人人都是圣人的政治理想，很美，就像波蘭女詩人津玻斯嘉筆下的《烏托邦》；但烏托邦島雖然有一切的美好，卻無人煙，而散在沙灘上的腳印，毫無例外的都轉向海�！昂盟圃谶@兒你所能做的只有離開／并且投入深深處，永不回頭／投入深不可測的生活�！� 澡堂多么迷人，世界上有很多古怪的人，還有瘋子、騙子，不可能每個人都是老子、莊子、孔子。但我們得把手指指向月亮，朝著這個方向走，也不必奢望它會在我短短的一生中出現，這是我要強調的。
　　《南風窗》：您說過，我們已經跨入亞太世紀，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區(qū)域的巨大潛能上，這正是亞洲對全球性的文藝復興盡綿力的時候了。為何作出這樣的判斷？
　　陳瑞獻：亞太區(qū)與亞太經濟組織不一樣。除了經濟上的貢獻以外，亞洲國家怎么對全球文藝復興作出貢獻呢？我舉一個例子。
　　2006年印度總統(tǒng)卡南在新加坡宣布，印度要復興那爛陀大學，重現亞洲在創(chuàng)造與知識傳播方面的輝煌。重建那爛陀，是亞洲一個影響深遠的計劃。2006年新加坡主辦了“那爛陀研討會”，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教授，北京大學的學者，組成那爛陀顧問團。中國，日本，韓國，澳洲與新西蘭也一致支持，承諾為這個非國家非營利的國際性自主機構出錢出力。在國際社會和組織的支持下，計劃已經啟動。
　　那爛陀建于5世紀，到12世紀被回教軍隊毀滅為止，是世界最早的大學，課程除了佛學，還包括哲學、天文學、邏輯學、數學、公眾衛(wèi)生等。師資都是大菩薩如蓮花生，龍樹，馬嗚，智月，戒賢等1000人，來自全世界的學生、僧徒達1萬人，包括中國的法顯，玄奘，義凈等大德。僧院每日開辦100余次講座，日以繼夜地進行議論研究，是一座無以倫比的知識中心。那爛陀將以在當代西方的教育課程中，罕見的東方哲學、經驗與實踐，來促進推廣東方思想與知識系統(tǒng)中的，具有建設性與創(chuàng)造性的層面，它將成為未來人類心靈導向的新指南。
　　 《南風窗》：您認為一所大學的重建，能夠承擔這樣的使命嗎？
　　陳瑞獻：目前當然是期待多于現實，問題是你不能放棄希望。包豪斯美術設計學院，成于1919年，1933年在納粹的壓迫下停辦，只存在14年，但它在建筑，室內設計，實用美術，工業(yè)設計，排字印刷等方面的創(chuàng)作理念，影響遍及全球，至今不衰。
　　《南風窗》：期待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在哪里呢？
　　陳瑞獻：從這里到可期望的那天，絕對超過一個人短短的一生。關鍵是那爛陀計劃已經啟動了。人類最大的悲哀，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短短七八十年，看到天地間全部最大的美好都出現，并且出現在自己的庭院。
　　《南風窗》：我們常常會遇到這種事情，就是一個人本身有很好的想法，但是慢慢被社會化了。
　　陳瑞獻：對，主觀理念，沒有客觀條件助成，這肯定會造成很大的阻撓。像追求心靈解脫的人，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但都是孤獨，各自隱遁地追尋，東方文化似乎變成了次文化。但它潛在，沒有組織，卻不斷匯集力量，一直向前潛行，我們看不到它，不過有一天它冒出地面，就是一條大河了�，F在西方文化占據主流，有一天我們的大河變寬了，他們的大河自然縮成應有的比例了。
　　《南風窗》：那為什么在現代社會，東方文化默默無聞，而西方文化隨著全球化征戰(zhàn)世界？
　　陳瑞獻：經濟全球化有變成英美化的危機，首先是英文的強勢影響。再加上互聯網，有一個說法：歐洲曾以武力征占了西半球，今日美國以互聯網來達到一樣的目標。
　　國家越大，越能感覺到這種文化的包圍。東方文化當然不致于默默無聞，《道德經》是繼《圣經》之后，在全球發(fā)行量第二高的經典，如米是當今美國最風行的詩人。60年代在西方的心靈革命，其主導思想完全是東方哲學和藝術，特別是禪學，是風靡西方的有識之士的一朵奇葩。當然，《道德經》，如米，都是高眉文化，禪學必竟需要實修，坐在幽林里彈琴，跟沉在沙發(fā)中看電視，要年輕一代去選擇，結果顯而易見。
　　 一邊是槍彈一邊是鮮花
　　 《南風窗》：西方文化占據主流，與西方政治制度的崛起有關系。作為一個藝術家，您如何看待政治對藝術的影響呢？
　　 陳瑞獻：政治影響一切，自然影響藝術。在政治赤裸裸干預藝術的時空，一邊是槍彈，一邊是鮮花，藝術的命運只有二途：一個是淪為沒有五官面貌的政治宣傳工具，一個就是摧折或者是逃亡。
　　另一方面，在藝術可以干預政治的時空，藝術有兩種選擇：選擇干預，則選擇以哪種藝術媒體干預非常關鍵，如果是選擇以純美術為媒體，那它的力量有限，藝術家搞半天，轉彎抹角，裝神弄鬼，最后恐怕只有藝術家得益，對政治當路者與情勢毫無作用。畢加索的名作《格尼卡》除了為畢加索建立國際聲望，對西班牙內戰(zhàn)毫無影響。如果選用漫畫筆，那它比其他媒體犀利，好像犀利的政論文筆，它能爆發(fā)極大的煽動，殺傷及破壞的力量。另一條路就是選擇互不相干，各干各的，在酸雨中百鳥歌唱，在熔巖里百花綻放。此外，藝術家如果覺得有個信仰一片土地必須捍衛(wèi)，那就效法小說家馬洛婁與詩人阿波里奈爾，扛起槍桿，走向沙場。
　　《南風窗》：每一個藝術家都會受到時代的影響，您上面也提到60年代的創(chuàng)作，您怎么理解這個時代？
　　陳瑞獻：20世紀開元到中葉，世界經歷了兩次慘絕人寰的戰(zhàn)爭。我出生于1943年，兩歲的時候二戰(zhàn)結束。那段悲慘的年月，到處一片荒涼，人感覺絕望，人間完全沒有了春天。一戰(zhàn)后的西方，在1922年，艾略特寫了《荒地》，寫盡了人間地獄的滿目瘡痍，喬伊斯寫了《尤里西斯》，開啟了人類內心世界的大門，里爾克寫了《杜英諾悲歌》，他對天使說話，對花朵說話，對自己說話，不斷叮嚀著人類要有終極的關懷。文藝思潮起了驚天動地的變化。啟蒙主義的知性批判，結合浪漫主義的探索感性，形成席卷全球的現代主義。在亞洲，中國“五四”運動風起云涌，引進了西方的科學與民主理念，也見證了魯迅老舍的現實主義，李金發(fā)與穆時英的現代主義，郭沫若郁達夫的浪漫主義。
　　然后60年代就來了，西方這場心靈革命對我影響至深。80年代地球村出現，世界變成了一個小村莊，每個人都可以像詩人紀伯倫描寫的，坐在云端，看不到疆界籬笆，看到人間。90年代互聯網的發(fā)明，徹底改變了人們的溝通方式，人們可以自由交換意見信息，可以從互聯網獲得無窮無盡的資源，去做從前難以想象的事。我有幸生長在這個反抗、破壞、革命，也是反思、建設、升華的時代。藝術與時代的關系，就像一個人與他母親的關系，不論遠近，都在她的懷抱里，作品的紋理氣息就是時代的紋理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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