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全力干預市場，大型國企2009年跑馬圈地，縱橫馳騁，在強化國有部門行政性壟斷的同時，削弱了市場競爭的基礎，甚至會形成一個權錢結合的權力資本集團的怪胎。當前的國有經濟擴張、民營經濟萎縮，對長期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率的傷害，不能不讓人擔憂。
　　2009年，為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在中國政府大規(guī)模的救市措施中，國企，特別是大型央企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固化和加強。
　　危機之初，在電力、航空、房地產等等領域，大型國企和民企同樣出現(xiàn)大幅利潤下滑，陷入財務困境。然自政府救市之端，二者始涇渭分明。
　　大規(guī)模的財政注資，巨額的銀行信貸，低成本的票據融資，優(yōu)先的股市增發(fā)……手握重金，大型國企紛紛得以逆轉繼而大舉擴張，并購連連，積極介入各地方政府的投資項目。此種景象，是為業(yè)界所驚呼之“國進民退”。全能政府對市場的全面干預，成就了大型國企在新一輪資源分配中的領導者地位，不盛之年，反有盛景。
　　如今，危機仍未完全過去，積極的貨幣政策仍將實施，穩(wěn)增長、調結構、促消費被定調為明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方針。激流之下，塵囂之中，關于國企改革的道路分歧，愈顯擴大。
　　然而不能忽視的是，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國企也在發(fā)生演化，它們現(xiàn)在是腳踏兩只船、橫跨政府與市場兩類資源，并且表現(xiàn)出很強的兩面性，一方面，打著國有的旗號搶資源、搞壟斷，另一方面，打著與國際市場經濟接軌的旗號，呼吁政企分開，哄抬漲價搞內部人利益輸送，因此，許多國企周圍都寄養(yǎng)著一群不同層次的利益者。
　　
　　國進民退爭論背后
　　
　　不同的利益陣營，對于國有企業(yè)在這一輪經濟衰退中的狂飆突進有著幾乎完全相左的解讀。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馬建堂不久前引用2005年和2008年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yè)與私營企業(yè)在企業(yè)單位數(shù)、工業(yè)總產值、資產、利潤總額、稅金總額、從業(yè)人數(shù)幾大指標上的變化來佐證“國進民退”是一種誤讀。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則認為，國企在困難的時候被認為該改革，該私有化，現(xiàn)在國企的規(guī)模與利潤改善了，卻又發(fā)生了“國進民退”的說法，這事實上是對國企的一種偏見。
　　其實，國有企業(yè)從競爭行業(yè)里退出，不是現(xiàn)在才開始退的，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早就開始退了。國企一直在“七大領域”之外甩包袱，7月通鋼事件也正是在不規(guī)范的國企并購大背景下發(fā)生的。
　　而在上游資源領域，現(xiàn)在的問題是國有企業(yè)又回來了，已退的部分卷土重來了。比如說煤炭生產，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現(xiàn)在，民營企業(yè)至少兩進兩出，完全視國家的需要。國家需要民間資本加大投資時、煤炭生產能力不足時。就放民企進入；但形勢一變，民營企業(yè)紛紛又被攆出這個行業(yè)。今年山西大規(guī)模逼退民營企業(yè)，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該關注的是現(xiàn)在出現(xiàn)的變化，而不是歷史。
　　當下包括國資委和其管轄下的眾多央企負責人紛紛認為，國企特別是大型央企因其規(guī)模、資金、人才、技術上的優(yōu)勢，理應在救市和產業(yè)結構調整中占據主導地位。
　　而來自學界和企業(yè)界的普遍看法則認為。在過去的一年中，在一些競爭性領域紛紛出現(xiàn)了“國進民退”的現(xiàn)象，鋼鐵、航空、能源、房地產等領域，大型央企的并購、投資規(guī)模和數(shù)量不勝枚舉。
　　除此之外，央企對地方國企的收編，央企大范圍介入地方政府投資項目的現(xiàn)象亦是無爭的事實。全國除了西藏之外，其他省市都在向央企招商，或設宴款待央企，或進京拜訪央企。據不完全統(tǒng)計，從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11月底，央企在地方的投資約為7.3萬億元，尤其以基礎設施和能源資源產業(yè)為主，當然也不乏一些競爭性行業(yè)。各省出發(fā)點各異。經濟刺激計劃的中央“4萬億”投資，除了中央財政資金外，央企也是另外一個管道，一些省份看重央企的錢財。還有一些省份看重央企在產業(yè)結構調整上的特殊作用。央企不但有資源，也有項目，傍上央企，也就能容易擠進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規(guī)劃，因此一些省份將產業(yè)結構調整寄托在央企身上。在這場地方“傍央企”的大潮中，“國進民退”是最普遍的議論。但被市場忽略的是，央企經過這一輪向地方狂飆突進式的運動，中國國資格局將引起一場重大變局：從此只剩國家隊。壟斷性的國企巨頭們享受了無數(shù)的國家政策支持和資金支持，享有近乎獨占的壟斷經營權，能從銀行拿到極為便宜的資金，長期以來不用繳納資源稅，對國家行業(yè)政策制訂有極強的干預能力。作為特殊利益集團，與政府博弈能力日漸強悍，儼然有半獨立政治勢力之姿態(tài)，毫不夸張地說，中國2001年加入WTO以來，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政府，也不是普通百姓，而是這些巨無霸們。
　　如此爭議，各執(zhí)一端。梳理一下歷史便可發(fā)現(xiàn)，每一次的經濟衰退，都曾引發(fā)“國進民退”的浪潮。但有差別的是，在過去，國有企業(yè)包括大型央企都曾虧損嚴重，上下普遍對于國企改革有著近乎一致的共識，1992年和1998年，大范圍的國企改革得以進行。
　　但在1998年之后推動的國企改革中，由于國企長期所有權虛置所形成的內部人控制、市場交易法規(guī)缺失、信息不透明等原因，使得國企在改制中出現(xiàn)了大范圍的嚴重腐敗現(xiàn)象。在私有化的過程中，國企的職工利益，國有資產的流失問題，成為眾矢之的。
　　對國企類東歐“休克療法”式的急進改革的質疑和指責，是為國企改革過程中的第一次共識破裂。而至2002年國資委成立之后，在決策層看來，國企經過國資委的管理與運營，已經具備了市場競爭力，無論在規(guī)模上，還是在利潤創(chuàng)造上，都取得了良好的增長，國企的強大理所必然。
　　但在諸多經濟學家和企業(yè)界人士看來，國企天然的壟斷地位和其享受的政策紅利，方是國企獲得規(guī)模和利潤增長的根源，國企的存在，本身是對市場競爭法則的一種破壞。國企進一步的退出，進行深化改革，民有化、社會化，是一個大方向。
　　這種共識的破裂，在這一場肇始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金融危機中更顯擴大之勢，各國政府積極救市的舉措似乎從另一個角度上證明了集權式的資源分配方式有著其英明之處。甚而上升至“中國模式”以及“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執(zhí)政根基的強化。進退以權力為中心?
　　事實上，1992年和1998年的兩輪國企改革浪潮，諸多的中小型國企由于市場競爭力弱的原因。或已被淘汰，或已完成改制。在地方，國企改革的任務已告一個段落�？梢哉f，現(xiàn)時國企的改革，更多的是指向大型國企。
　　國資委方面援引數(shù)字解釋，國有資本在各行業(yè)中是有進有退，國務院2002年授權國資委的時候，央企196家，到今天的數(shù)字是130家，減少了66家，資產從13萬億元，變成了88萬億元，資產的總量和增幅都很驚人。
　　大國企的布局，對照1999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yè)改革和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及國資委2006年后的工作進展，重點在軍工、 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yè)，并在另外9個行業(yè)保持較強控制力。
　　從目前的產業(yè)布局來看，大國企在基礎建設、鋼鐵、航空、能源、金融等行業(yè)已經是上下游產業(yè)鏈通吃，無論在銷售收入上，還是在利潤規(guī)模上，壟斷型企業(yè)都牢牢占據了榜單的主要位置。
　　今年以來一直議而不決的產業(yè)振興規(guī)劃中，對國企，特別是央企的重組主導地位跡象亦很明顯。這樣的強化軌跡實際上也在經歷反復，在能源、公用事業(yè)、航空、電力、汽車等諸多領域，一度放開行業(yè)準人和管制，民資開始進入這些行業(yè)，但由于政策和金融支持力度的不對等，在這些行業(yè)。民資紛紛遭遇折挫進而退出。而在另一些國資主控的行業(yè)，如鐵路、金融等諸多行業(yè)，對于民營資本，仍然是可望不可及。
　　從這一歷程來看，國資委部署的國資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在“非競爭性行業(yè)保持控制力”的解釋是令人費解的。何謂“非競爭性行業(yè)”?即使是帶有一定公共產品提供性質的行業(yè)，其競爭性仍然存在。
　　事實是，在這些“非競爭性領域”，大型國企一方面坐享巨額利潤，一方面又效率低下。
　　大型國企對資源型行業(yè)的把控，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改革的滯后。亦導致在過去的幾年中，能源和原材料的大幅漲價成為下游企業(yè)利潤微薄，大規(guī)模倒閉的原因之一。以大規(guī)模投資和貸款支持的，以增強國有部門控制力為標志的此輪經濟復蘇，在給政府和經濟各方帶來歡愉的同時，卻已種下了一系列不容忽視的隱患――資產泡沫風險、通脹風險以及國內經濟結構更加失衡的狀況。這些風險雖不太可能會在未來的一年中爆發(fā)，但卻嚴重威脅著國內經濟未來增長的可持續(xù)性。事實上，這輪復蘇頗有些“飲鴆止渴”的味道，市場參與者在享受經濟快速復蘇帶來的好處之時，應對其中蘊藏的巨大風險有清醒的認知。
　　而不管是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這樣的邏輯是成立的：不論在“競爭性領域”還是在“非競爭性領域”，并不必然存在國資和民資的互不相容。引人民資，同樣是為了加強競爭，提高國企的競爭力。
　　誰進誰退，只要在市場規(guī)則相等的情況之下，或都無可厚非。然而問題恰恰出在，雙方的市場地位并不均等，甚至在并購潮中，雙方的談判地位并不對等。這或許才是問題之所在。
　　而顯然，從政策到金融支持，國企在這方面占據了天時地利。并以此掩蓋了其在管理和運營機制上的缺陷和黑洞。
　　當既得利益者在否認“國進民退”之時，卻將國企享有的種種資源配置特權，當成了國企獲得成長理所當然的基礎。而國企依此基礎進行大規(guī)模并購和投資，何談市場的公平競爭?國企越是活躍，就有可能意味著市場公平越在失去。
　　背離了市場公平競爭法則，所謂是否、該否“國進民退”的爭端，頗似雞同鴨講。如何依據《國資法》、《反壟斷法》進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制化市場經濟體系，也會因此而梗塞。本輪經濟復蘇最大的缺憾在于“重量輕質”，也就是說，在實現(xiàn)經濟增速迅速提高的同時，不僅沒有緩解中國經濟對外部需求和大規(guī)模投資的依賴，國內民眾的消費力量并沒有得到增強，這些結構性改革的延后和倒退，使得目前中國經濟的結構扭曲變得更為嚴重，未來經濟的發(fā)展?jié)摿σ脖淮鬄橄�耗，在未�?-5年內，經濟增長可持續(xù)性成疑。
　　眾多國企是不會理會這些的，跑馬圈地草頭王，做大規(guī)模造成既成事實，而調結構如果擺不平這些巨無霸，則只能是一句空話，在既得利益集團面前，政策繞著走的歷史已經把中國經濟領域的矛盾累積固化到臨界點了。
　　
　　國企演變?yōu)閮炔咳朔址使ぞ?
　　
　　很顯然，壟斷地位的進一步加強，不但扭曲了資源分配的規(guī)則，也反過來加強了壟斷利益獲得者的權力，并濫用壟斷地位，演變?yōu)樘厥饫�益群體，與政策和民眾抗衡。
　　領導者的官員化，高薪酬，高福利，1998年之后的大型國企的改革過程中，過于強調國企激勵機制，約束機制的建立卻很緩慢。而行政力量與國企的結合，長期的政經不分，利益集團化，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改革的難度。
　　2006年，全部國企共實現(xiàn)利潤1.13萬億元，其中央企7700億。2007年，全部國企利潤是1.2萬億，其中央企8000億。與此同時，10年來，中國家庭儲蓄占GDP的比例穩(wěn)定維持在20％的水平。國有企業(yè)的儲蓄則大幅度上升，2007年國企的儲蓄占GDP的比重為23％，較10年前的12％幾乎翻了一番。
　　作為全民所有制企業(yè)，國企在虧損的時候獲得了巨額的財政注資，但在盈利之時，其責任與利益并不對等，稅后利潤在很大程度上被留在這一集團內部。國企的高儲蓄率，導致的結果之一就是不聽國資委使喚，頻頻向房地產、股市進軍。
　　在權力越來越大之時，國企所應負擔的責任并沒有隨之增長。作為所有者，分享國企利潤增長的途徑目前大概有三種：稅收、分紅、國有股劃轉社保基金。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與國企所獲得的財政扶持、政策紅利和金融支持相比，國企在利潤貢獻上并不令人滿意。
　　以分紅為例，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絕大多數(shù)國有企業(yè)就從來沒有向老百姓和國家分過紅，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2007年《國務院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的正式公布，而至目前，經營預算基本上是從企業(yè)中來，又回到企業(yè)中去。目前紅利的征收只有5％－10％的比例，在2008年，大型央企甚至與國資委討價還價，要求降低紅利征收比例。在現(xiàn)實中公民分享改革發(fā)展紅利至今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突破。而在相當程度上，國企特殊利益集團化傾向正在不斷加劇，如果放任這種局面持續(xù)，“國企吃肉。全社會喝粥”的不公平現(xiàn)象就可能會日益嚴重。
　　國有股劃轉社�；�金的工作，直至今年才開展。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社保基金來源上，國企和民企，都負有同樣的責任。相對于龐大的國資而言，國有股的劃轉工作不但開展得慢，且不徹底，對非上市國有企業(yè)、控股上市公司的上級集團公司、已上市非增發(fā)部分的國有股份減持工作，目前并沒有進展。
　　凡此種種問題，回顧過去一年中國企之“盛年”，不知有何可值狂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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